烤烟

一棒棒绿中泛黄的烟叶挤挤挨挨地装进烤房里，火堂点燃柴火，青烟如束如柱地从烟囱里源源冒出……像酿酒一样，四天五夜后打开烤房门，嫩玉米粑般的香气瞬间涌出，随风弥漫。挂在桁木上的一棒棒烟叶变得黄灿灿、亮堂堂，好像一片片薄薄的金叶子一样，谁见了不眼馋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半坡寨还没有盛行外出打工，种植水稻和包谷勉强可以果腹。可盘儿养女、养老送终、求学看病都需要花钱，光靠变卖粮食，定会青黄不接。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人们陆陆续续地开始种植烤烟。

春天还没到，人们就一铲一铲地把土翻松，将杂草埋在地下。经过一场场冰雪消杀，杂草干枯，害虫冻死，大块大块的土坷垃像筛过一样变得细细碎碎、松松软软。

春天来时，真正的忙碌便开始了。

天刚蒙蒙亮，人们已背上绳索、扛着锄头、肥料和薄膜来到田地里，争分夺秒挖沟、起垄、盖膜。要忙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才披星戴月下山回家。

吃过晚饭也不闲着，搬把椅子坐在偏房或院坝里，架着一架自制的木头卷草机，在微弱泛黄的灯光下，和着稻草和泥巴卷成手镯般大小的泥草圈，我们把它叫做“营养圈”。吱嘎吱嘎地摇着，一个个营养圈做成了，整整齐齐地摆成一排排、一路路。

摇着摇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后半夜，眼皮沉重得像柜子盖一样睁不开；头不听使唤地耷拉着，一惊一乍地摇晃着。起得太早，又睡得太晚，困到了极点，还想再多卷一些，恨不得一宿工夫就把所有的活儿都干完。

等到大多数人家起好垄，烟草站就开始发放烟苗。这时，营养圈就派上用场。人们把烟苗放在营养圈中，然后壅上肥料、草木灰、农家肥和泥土，再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田边的“帐篷”里，祈盼它快快长大。

小烟苗像婴儿喝奶般吮吸着养分，一天比一天长大。当它的两片叶子长到半拃长时，人们趁着好天气把它从“帐篷”移裁到垄上。

适应新环境的小苗扎稳了根，进入关键的生长期，需要大量的养分。肥力充足，烟苗就长得快，不用多长时间就齐肩了；肥力不足，烟苗就长得“不慌不忙”，还像个病人似的“面黄肌瘦”。

“舍得钱换钱，舍得银子换大官。”婶娘把这句半苗半文的话挂在嘴边，只要逢场天就支使大伯到场上买回磷肥或尿素，和着“羊粪汤”浇到烟垄上。由于肥料充足，烟茎粗如手腕，叶片绿得发黑、长过臂展，一根根叶脉比人的手指还要粗壮。

巴牛叔顶着烈日，用一对大粪桶把粪池的大粪全部挑到地里，一株一瓢地浇着。烟叶长得又长又亮，有人丈量烟叶长度居然达到七拃又一巴掌长。巴牛叔因此名传十里八乡，他们家的烟叶却招人惦记。一天早晨，他挑着一副大竹筐准备把长熟的烟叶采回家。到了地里，他差点就晕厥——成熟的烟叶头天晚上被人偷走了，只留下满地脚印。他顺着鞋印追踪，追到后山的古牛寨就断了线索，气得只能在心里骂几句“朝天娘”。

烟叶在最酷热的时节成熟。这时，谁勤谁懒，谁舍得投入谁舍不得投入，叶片上见分晓。

俗话说，一家种烟全家苦。天还没有大亮，大人们已用大竹筐把烟叶挑回家，平放在木屋里、房檐下，摆得哪里都是；小孩子们负责把采回的烟叶一对对地绑在竹棒上，直到估摸着可以装满烤房，才一棒棒装进烤房烘烤。

林银表叔最讲究科学烘烤，时不时地拿着一把手电筒从玻璃窗照进烤烟房里，勾着腰歪着头仔细观察烟叶的细微变化，根据不同情形把控温度和湿度的匹配。出烤时，整烤烟叶都是橘黄色的，几乎没有一点杂质，只有长短的区别。每当他家新烟出烤，全寨人仿佛闻到烟香，不约而同来围观，眼里满满都是羡慕。

大伯家的烟叶由于营养过剩，很难长熟，总是绿得发黑。叶脉粗得难以烤干。有一次，不知是谁给大伯出了个馊主意——装烤前用刀子一片一片地将叶脉剖开。装烤后，剖过的筋脉浸出水分，满烤又大又长的烟叶慢慢地变黑、糜烂。婶娘气得责骂大伯傻，净听别人瞎说，心疼得两天吃不下饭。

巴牛叔家的烟叶最好烘烤，大家说，他用的主要是农家肥，随便烤随便成。

在第一批烟叶装烤之后和第二批烟叶采收之前，还得打烟杈、抠烟心，防止从烟叶基部发出的嫩芽消耗养分，影响叶片生长。弯腰躬背地在田地忙碌着，烈日火辣辣地在脊背上暴晒，身上的衣服似乎要燃烧起来，两鬓留下两道长长的“白盐”，两手沾满了黏糊糊的烟泥灰。

这样的忙碌要持续到所有的烟叶都烘烤完毕。烟叶最好赶在立秋之前采收完。否则，一场秋雨一场凉，烟叶好像被烙一样，说变就变，满是铜钱般大小的枯印，就算是神仙也烤不好。

立秋过后，烟草站开秤收购。人们把烤好的烟叶精选出来放在匣子里压成坨，然后一层薄膜一层床单地像保护刚出生的婴儿那样包裹着，肩挑背驮到烟站去卖。

烟师傅打开包裹，这里扔一夹，那儿丢几把，把看似一模一样的黄烟叶分成三六九等。按部位分为上、中、下部，下部为“X”,中部为“C”，上部为“B”；按颜色分成若干级别，柠檬黄“L”，橘黄“F”，红棕“R”，杂色“K”，青黄色“GY”，微带青“V”；又按程度分为1、2、3、4四个档次。

“C1F”价格最高，但全乡最好的烟叶好像都达不到这个级别，顶多只能定到“C2F”。相反，“GY2”是最差的级别，要是连这个级别都达不到，只能一把火烧了。谁家的中部上等烟占了大头，那么一切辛苦都值得；相反，如果下部或上部的下等烟占了多数，那么大半年的辛苦算是白费了。

定级难以做到客观公正。除了烟叶自身的品质外，还要看验级员的心境。他心情好时，可能定级准确；心情不好，很可能会把烟叶级别定低。但你又无法说他定错，因为你也拿不出他定错的依据。

有时，还要看你和谁同一天卖烟。你要是和林银表叔家一起去卖，你家的烟比下去了，他们家的反倒被抬高了。巴牛家的烟坨一打开，所有的人都惊呼：拐场了，拐场了，和巴牛比，今天肯定卖不到好价钱了。

谁家卖得贵，谁家卖得贱，一下子就传开了。大伯家的烟叶品相略低，但在斤数上有绝对优势，虽然单价不高，但总价却是全寨第一。

“苦是苦了点，钱在河东河北，不苦不得。”每次卖烟回来，即使已经天黑了，空着一天肚子的婶娘顾不上吃饭，忘却了一天的辛劳，也要先到我们家分享种烟赚钱的喜悦，动员阿妈来年也种烟。

阿妈何尝不想种烟呢？只是我们兄妹都读书，钱要得急要得多，阿爸不得不外出打临工，阿妈一个人只能侍弄水稻和包谷。

2001年暑假，我中专毕业，迟迟没有盼来分配的音讯。于是，我决定种烤烟。一方面和父母一起还清之前欠下的账，另一方面随时可以掌握分配的消息。

要种烟得建个烤烟房。阿爸帮我准备一个打土砖的模子、一个方木锤和一块青山板。我在门前的自留地上用薅锄拨开黑土，再用挖锄挖出黄泥，然后用铲子把黄泥倒进模子，打成土砖。

“叭、叭、叭”的声音在寨里回荡，汗水湿透了背心，我干脆把它脱掉，赤裸着上半身。打成一块砖，好像看到一片金黄的烟叶；土砖码成一路时，就像看到一棒烟叶，一沓面值十元的“天安门”。

打砖的时候没察觉，休憩时额头、脊背火烤一般，痛得像揉过辣椒水，两只臂膀又胀又疼。晚上，翻转到哪边都无法安睡。

因为迫切想要打足一个烤烟房的砖，我忘却前一天的疲惫和疼痛。第二天天刚亮又接着打，中午也舍不得休息。

长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站到眼前，对我说：“你打砖干什么？”我说，我要烤烟。他不屑地说：“那你读书有x用？连个工作都没捞着。”我说，就是当农民我也要当个最好的烟农。

没说几句，长明摇摇头走了。连续好些天都是这样。有点生气，但每次我都忍着。他走后，我把闷气出到木锤上，用力地打着。一天比一天打得多。当五路土砖码到和我一样高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一个高大的烤烟房，浑身都是劲。

七月中旬要去函授学习，我只能把打砖的事放一放。上课的时候，感觉身体痒痒的，晒黑的死皮一块块蜕下。晚上睡觉，做梦都想着打砖，梦见我家屋后的菜园里建成了一栋高大的烤烟房。

学习期满，我恨不得飞回寨里，把土砖打够。散学时已是下午，同学们劝我留宿一夜，我却急匆匆地跑到吉首火车桥搭上最后一辆回吉卫的车，又从吉卫一路连走带跑地赶回半坡寨。

走到门前的自留地上，只见横七竖八的砖头躺在地上，烂成一堆。前几天的一场暴雨把两路没有理好沟的土砖冲垮了。看着眼前的砖头，我心口一阵剧疼，眼眶热热的、鼻子酸酸的。

我没有哭，而是脱掉上衣，把这些砖头清理掉，重新打起来，直到把土砖打够。

秋收后，我被分配到高务小学从教。阿爸用我打的土砖建成寨子里最大的烤烟房。第二年，我们家就开始种烟，阿爸再也没有外出揽工。从起垄到卖烟的那大半年时间里，他总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烤烟季节恰逢暑假，我常跟着他采收烟叶。他总是让我挑着一副小竹筐，他自己却弓着身子挑着两个大竹筐。下山时，我几乎看不到他那瘦小的身影，只见满筐的烟叶一晃一晃地移动。想到他天天熬夜，我想替他守夜添柴，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阿爸总是说，老人没瞌睡，年轻要睡饱才有精神。

靠种植烟叶，阿爸把供我读书欠下的债还清，又修葺房子，帮我操办了婚事。其间，因为烤烟的事，我后悔了一辈子。

我结婚第二年秋，阿爸去烟站卖烟。全年三千多斤烟叶没有二十斤被评定为中部烟，他却不知道。我看着烟站给他的票据，生气极了，责怪阿爸：“我的阿爸呀，您怎么那么傻，我们全家辛苦一年就只有二十斤中部烟吗？您是怎么让烟站坑的。”

阿爸眨巴着一双红红的布满血丝的眼睛，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还在喋喋不休，他已不知所踪。

我们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天已经黑实了。阿爸还没有回来，悔恨慢慢涌上我的心头。我站在门前向寨中呼叫着：阿爸——阿爸——，回来吃晚饭。没有听到阿爸的应答。我又跑到屋后的田坎上，朝着黑影绰绰的后山呼唤：阿爸，阿爸，回来——

阿爸回来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他说：他去找烟站验级员评理了。验级员说：“全乡的烟叶都堆在一起，你说哪些是你家的？说不出就是讹人。”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想象阿爸佝偻着身子乞求验级员时无助的情景，回想着他用那瘦小的身子咬牙挑着装满烟叶的大竹筐踽踽前行的背影，回忆他揽工盘我读书，直到忙前忙后帮我操办婚事的一路艰辛……天高不压太阳，儿大不吼爹娘，我怎能责怪阿爸呢？

想着想着，泪水夺眶而出，浸湿了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