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北杂记

商宇宏

滇川古道横卧在崇山峻岭之中，断断续续，宽窄无定，时而坦荡如砥，时而蜿蜒盘旋，在数百年的风花雪月里，疯狂地向北生长。由昆而来的马帮经由富民县穿过麻地铺、尖山铺、杨柳河、太平桥、惠民桥、镇武桥和石将军，至小甸关后分道，往左过龙街关、石门关到望城关后入川，往右则直插慕连土司辖境。

故乡恰在这两条古道的分叉口，但我对它知之甚少，只记得其中有段乡民们放羊时常走的小道，被老辈人称之为“赶羊山路”。村里成群的牛羊每天都会从这里赶出去又赶回来，牧人们的高喝与叮当作响的铜铃仿佛成了往日马帮经过时的回声，悠远不熄。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这个小小的村落深受马帮文化的影响，甚至村中有很多男青年以马帮运输为生，由此《赶马调》也就应运而生。早些年，在牧归的赶羊小道上还会时不时的传来几句：“赶马哥哥赶马郎，赶马哥哥你莫忙，不知赶马何处去，等等小妹问我郎......”在落日映衬下尽显山村乡野的凄美。

第一次对古道及其周边文化有比较清晰认识是在三年前。当时有幸与年逾八十的历史民族学家何耀华、云南民族大学环境人类学专业教授何大勇和作家米切若张以及武定本土文化行学者凤春学、段锦志等诸君同行，实地探访了滇北古罗婺部武定、禄劝二县境内的部分古道主线、支线遗址和周边重要的历史文化集群。一路走来才知自己实际上对这方曾经自以为非常熟悉的土地是如此的陌生，它的恢宏、厚重、广博都足以让我这个所谓的本地人自惭形秽。

我们一行人驱车从武定出发，快到中午时到插甸镇古普彝村歇脚。领我们进村的是村委会副书记武顺渚，她曾在云南民族大学读民族学专业，毕业后只身来到古普村做村官，虽然还非常年轻，但在村中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走到村里，除了道路两边的彝族风情壁画外，更吸引人眼球的是几棵苍天的杉树，异常粗壮，估计树龄已经过百，三人展臂恐怕还难以将其围合，顶端的枝干已腐朽脱落，但从腰部葱翠泛红的叶片来看，它依旧在奋力的生长。在滇中北很多村落中都会有这种杉树，而且这些树的年龄恐怕都要比村庄长，村民们也往往会将其奉为神灵，不容任何形式的侵犯，并且每逢岁时节日必组织祭祀。

彝族也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生态观和生态制度，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往往建立在原始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之上，二者相辅相成。例如禁止砍伐比自己年长的树木，否则会短寿，这就是典型的依靠原始宗教权力进行约束。此外，据选点调查分析发现，1949年以前彝族聚居村落内山产（林产）多分为公山和私山两种。一般公山距村较远，为集体共有，私山则距村较近，隶属私人，多作为祖坟山，可以买卖，但在武定县发窝大永西等地还有水源山（林）亦归公山，由村民共担看护之责。不过这些村落在旧时几乎都有相似之处，即入冬后会由村中的伙头寨长统一组织伐木屯薪，并实行每年轮伐制，即对村内的公山进行轮流伐木，以确保木材的有序供给，真正做到了“斤斧以时入山林”，而且对私自采伐者一般还会责令其杀猪请全村人吃饭，这就属于世俗权力治理的范畴。

在古树下遇到了一位老者，便托他引路到四处走走，在得知我们想要了解村中一些传统民族文化和习俗后，他领我们去看了祖宅内供奉的先祖灵木。走进宅院，石板铺成的地面缝隙间已是蒿草丛生，方才得知他们全家人都已经迁至新居，唯有先祖灵木还留守于此。打开缀满尘灰的堂屋门，里面散乱的放着一些旧家具，先祖灵木则钉于正墙左侧，用绵羊绒紧紧地包裹着，从老人口中得知此灵木是用红马缨花枝干制成，以前还要进行大祭和小祭，不过现在家里一般只有到了岁时年节才会到此行祭，平时极少进出祖宅。

彝族是一个极其崇拜祖先民族，大部分支系都有供奉先祖灵木的习俗，但不同的支系在灵木的选用上差别较大，如在古普村所见的纳苏支系选用的是红马缨花枝干，而与古普村相距不远的依纳格、扯衣乍和乐美村等密岔支系选用的灵木则是白马缨花枝干，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支系选用青冈栎或竹子。

离开古普村继续往北走，不时就到了发窝山品，我们一行便在此休整。山品也曾是滇北古道中重要的交通咽喉，左线可通往田心、东坡至环州等地，而右线连接发窝、万德和己衣。我曾数次到此地做田野调查，以期了解慕连土司以万德为中心再向南至插甸的治理权力辐射趋势，并在此一线选了万德万宗铺、团碑；发窝左梁子、山品和插甸康照、老木坝、依纳格等几个点。通过多次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收集大概解了山品的人员结构：张姓家族是从昆明奢披村迁来，并先后在今富民县和武定火把村居住过，其余的罗、杨、李三姓是从四川会理和会东两地迁来。在1949年以前以这里以十三个村作为一个乡的建制，设有乡政府，最后一任乡长叫杨兴。乡之下设有保长和甲长，保长实行选任，甲长则是轮任，同时各户编有门牌，每月或每年按户收取门户钱。公产和私产区分也比较明确，但特殊的是此地不以保、甲（村）置公产，而是以姓氏为界，不同的姓氏都有属于自己的公产，这与内地及一些沿海的宗族村庄比较相似。1949年以前，山品张姓有3亩公田，罗姓亦为3亩，李家大概1.5亩，杨家只有几分。这些公田均租给各自姓氏家族中的困难户耕种，不用交租，但租户每年都要将本姓的粮税杂派背到插甸上缴，实行以工代租制。若没有本姓农户租种公田时，便会外租给利米的佃民，但是公田外租要收取租粮，按每年的收成来计，每100斤交15到25斤，所得之粮80%分给各户，剩余的20%交入本姓公仓内用于祭祀或接济。由于位于要道，当时田心、利米、发窝、花园、自窝、万德等地方的人都会到此赶集，会理和会东一带做买卖的从金沙江渡江以后也会路过这里再前往插甸、武定和昆明。

辞别山品沿路前行，到达武定县最北端的乡镇己衣时已至傍晚，当夜便住在了镇上。己衣是个很有特点的乡镇，虽然离县城很远，但其北临会理，东达禄劝，南通武定北部各镇，拥有较好的地理位置条件，加之地势落差大，武定县内最低点和最高点都在此地，故而有丰富的物产资源。近些年己衣大裂谷、金沙江风光和热水塘温泉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极具旅游开发的潜力。2018年云南省考古研究所和楚雄州博物馆在对己衣新民新村遗址和以进干村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百余座墓葬，其中以石棺葬居多，还有少数瓮棺葬，根据出土文物判断，当时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阶段。说明此地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人类活动，不可谓历史悠久。

次日，前往五股水。车子不断的顺着山路向下蜿蜒，翻越了数座红土绵延的山梁终于到达五股水外沿。朝车窗往外看去植被稀疏、热浪翻腾，除非是对此地非常熟知的人，否则根本无法想象在这荒坡乱石堆砌的山谷间竟然古木参天，而且还藏匿着这么大一眼清澈透凉的泉水。

五股水因清代慕连土司按照用水各村的田地面积和上缴粮税的多少将泉水分作大小五股而得名，即田地面积广、缴粮多者所分给的水量要大，反之田地少、缴粮少者分给的水量就少。其现在作为己衣除大裂谷、金沙江外和热水塘外的又一张重要旅游名片，早已名声大噪，但始终还是以“景”的姿态示人。在学界也没有学者以土司水权治理的高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但是，在五股水的分配中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水权治理的影子，土司对水资源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和占有权，而附近农户的水资源使用权是依附于土司权力之上，也就是说土司利用对水资源的管控而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这与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洛姆（Elinor Claire Awan 1933－2012）所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比较契合，即通过权力的多元配置来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在慕连土司对属地的治理过程中除了己衣五股水外，对万德万宗铺村中几个池塘的管理上也都体现了非常典型的水权关系。

从五股水走过，驱车绕往己衣镇东北，沿着悬挂在崖壁半腰的土路直行，穿过武定县界便到了昆明市禄劝县汤郎乡境内。汤郎在旧时为土巡检金氏所辖，金氏土司最早始于金有仪，其于清康熙年间授世袭土职，到了咸丰年金本粹一代已升至五品，虽然在滇中北一带名望不及同时期的慕连那氏土司和环州李氏土司，但在金沙江南隅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辖境东至半果马七十里，壤接金沙江界，南至汤乍拉梁子四十里，接拈桂典文界，西至金沙江三十里，接慕连界，北至金沙江三十里，接四川界。

年逾古稀的红色土司金洪照（又名金宇晖）之子领我们造访了金氏旧府，但遗憾的是这位土司之子的名字我始终没有记起，回翻了日志也没有记录，应该是当时疏漏了，实属可惜。不过从汤郎回来后我倒找了很多关于金洪照的史料，还做了一些整理。金洪照生于民国六年（1918年），是七代土巡检金璋之子，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袭土司职，为第八代世袭汤郎马巡检司土巡检。其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第十八期，后在滇军19师、18师担任排长。1945年随军赴越南受降，驻扎河内。后来滇军被调往东北后，金洪照带领旧部亲信回到汤郎，组建了一支私人武装。到1949年5月，正式参加革命，经滇桂黔边纵二十五团党委研究决定将其部命名为“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二十五团游击大队”，以金洪照为大队长，当地民众称之为“金大队”。1950年初，金大队编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独立第二团，金洪照调武定军分区工作，至1951年，被选派到西南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故而得“红色土司”之名。

通过一道窄小的院门走进金氏土司府，一匹棕灰色的毛驴正在院内吃草，房屋底部的一些木质结构已经坍塌，斑驳零落的瓦片上也长满了野草，在昏沉的余晖映衬下，显得破败苍凉，但从总体上看其所遗存的建筑要比慕连和环州两地土司府更为完整，所遭受的破坏也较小。从结构布局可以看出，整座金氏土司府衙分为三进院，呈阶梯状分布，前院为屯兵之所，中院为府堂用于办公，后院则是生活区。如今后院已经被分离出去，成为单独一个院落，府内仅仅剩下前院和中院。据金洪照之子介绍，此金氏旧府在土地改革时期划成了公房，村内各类集会均在这举行，到了后期又还给了金家，所以现在他们全家都还居住在中院，前院则用来蓄养牲畜。虽然也有不少人劝说老人翻修或重建，但他觉得只有守着这旧宅院才能留住金家根。

离开汤郎时已是傍晚，我们迎着夜幕赶到撒营盘吃饭，本想

再对撒营盘土司做些了解，怎奈天色已晚，只能取道禄劝折回武定。次日，又从武定出发，探访位于县城东面文笔山顶的白塔。车子只能开到山腰，我们徒步前行，不一会的功夫只见一座泛着白光的古塔凛然屹立于山巅。走到塔前，可以看出整座白塔主体为砖石结构，底部用石条砌成，三层以上则用砖砌，塔尖四面均刻有文字：东面为“文运天开”，南面为“雁塔题名”，西面“玉笋凌霄”，北面“鼎新革故”，皆有很深的寓意，由此也足以看出当时汉文化在武定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土壤。

根据民国时期的资料记载，此塔由宋代罗婺部长建，但塔底一侧武定县人民政府所立的《武定白塔》碑记显示该塔由明代凤氏土司建于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因此，其准确的建造时间还是疑云，有可能始建于宋，而重建于明。在云南，这种制式的塔出现较早，如南诏时弄栋节度使王嵯巅（亦称王苴颠）就建了昆明东寺文笔白塔，说明当时云南地区已经有了非常高超的建塔技术。此外，武定位于滇川古道的重要交汇地带，此塔亦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实证。

悠悠古道，茫茫滇北，这方厚实的土地衍生了多少源远流长的文化，又见证了多少沧海桑田的变迁？似乎只有石板路上那些斑驳的蹄印间回荡的阵阵马铃声才能够有力的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