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日志

商宇宏

山居密岔彝族村其实是由三个自然村组成，分别是大村、下村和杨家村，下村的族属是彝族中的葛颇支系。乾隆《农部琐录·卷十二》中提及武定府有一部分“葛罗罗”，道光《云南通志》引《元谋县志》说元谋亦有一部分“个倮”。尤中先生在《在中国西南民族史》一书中说到：“‘葛倮罗’”是‘罗罗’中的一部分，主要居住在广西府，散及武定府和临安府的纳楼土司境内。《元史·地理志》广西路说：‘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后师宗、弥勒二部浸盛，蒙氏（南诏）、段氏(大理）莫能制。’则元代的广西路，明清时期的广西府、州之地，在唐、宋时期为弥鹿（在今泸西县）、师宗（在今师宗县）、弥勒（在今弥勒县）等部所居。弥勒部人以徙莫祇即白罗罗撒摩都（撒尼）为主，则葛倮罗不是弥鹿部人便是师宗部人。元朝以后，部界线）逐渐被打破，而原来小集体的文化特征却仍然保持着，这就成为了葛倮罗。明、清时期，‘葛倮罗’的大部分仍居住原地（广西府、州），部分则外流迁徙至武定府等地。

但是由于长期和大村、杨家村通婚加上三个自然村都是连在一起，故而下村大多已经同化为密岔支系语言，只有少部分年长者才会说葛语，村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亦未曾见过葛颇服饰。除了口述史还有问卷加上对密岔支系的田野调查，我多次深入山居的这三个自然村。

一、初访山居

2017年7月18日。夏日的湿热笼罩着整个武定坝子，从环州回来的第四天，我继续开展中国农村研究院农民口述史调研项目，我个人资质平平，生性亦比较慵懒，但每有田野调查计划总有莫名的冲动，天才微亮就起来就从县城前往山居彝村。由于村内主体民族都是彝族密岔人和我的母族是一支，我又长期致力于该彝族群体的调查研究，故而就把其列为口述史项目的调研村庄，也是我做滇中北“密岔十村”（武定县插甸镇依纳格、扯衣乍，高桥镇窝堵，狮山镇山居、干河、恕德、白沙，禄劝县西村，富民县者北和禄丰县马鞍桥）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村落之一。

在步行进村的途中，遇到了两位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她俩都是红河人，远赴武定是做假期工，为一个中专学校来招生，我们一路上聊了很多当地的风俗，当然她们估计是想着冒然入村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某些禁忌，因此就和我询问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不知不觉三人就来到了村中，她们开始了招生工作，而我则深入问询村中老人的一些基本情况。

话说山居也算半个山居人，因为我外祖父的老家就在这里，但他在年少时便外出工作了，所以在记忆里上一次到山居彝村已经是很早时候了，当时尚为年幼，记得是曾祖和母亲带着我步行而来参加村中一个舅舅的婚礼，漫天的大雪盖住了羊肠小道，我们步行翻越了几座高山才到村内。现已时隔多年和村中人都不太熟络，因此刚开始入村时村中的人对我还有些防备。我想遇到陌生人突然来访，他们难免会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一些怀疑，这在以前做田野调查时候也经常遇到，已经习以为常。后来我就用密岔语与其沟通，村中的人马上就对我产生了信任，纷纷邀约我至家中作客，还在我的包里塞满了各种水果，此番热情在很多地方都是少见的，也使我的口述史调研工作更加便利。

刚到村口便在路上遇一位正要外出的村民，他把我带到了村里面年龄最大的SCX老人家，我到老人家的时候，她家里刚吃过午饭，老人正在堂屋里面休息。堂屋里挂着一幅家堂，正位供奉“天地国亲师”，传统的为“天地君亲师”，后来随着封建君主制度崩溃和民主制度的不断推进，家堂中的“君”也演化成了“国”。左位供奉东厨司命“灶王”，右为则是先祖之位。这种集释、道、儒和祖先信仰的牌位是少数民族融合汉族信仰文化的一种表征。我和老人说明来意，做了自我介绍，便开始了对老人专题采访，在采访中我得知老人出生于1922年，今年有95岁了，精神依然很好，不过耳朵有点背。老人经历比较坎坷，14岁就从外村嫁了过来，土改时候娘家被评为了地主，婆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当时村里面穷人多，一个村必须评一家富农出来，所以老人家里就被评为了富农。由于家庭成分比较高，老人一家历经坎坷，但每当提起这些往事，她都是非常乐观，很庆幸自己过完了苦日子最后安享晚年。由于老人耳背，我采访时候需要大声贴耳，所以采访了三个多小时。本次对孙朝香老人的访谈非常顺利，特别是老人在解放前就已经出嫁，对于娘家（高桥镇窝堵彝村）和婆家（山居彝村）两个地方解放前的情况都非常熟悉，也很有利于我对两个地区1949年以前村庄的具体情况进一步了解并对两地解放前的各类粮食产量作对比研究。在该村的首次调研旗开得胜，有很大的收获。特别是临别时老人用调子唱出了当年的生活境况让我颇有感触。“山间么山旮旯，山上么挖疙瘩。白天么背下山，晚上么烧火向”“种一满坡收一多（多：彝族密岔人的一种计量单位，一多为四分之一升，以米计约为一公斤），包谷只有辣子粗，洋芋没有核桃大”短短数语便将1949年以前山间村落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这种直抒胸臆的叙述和滚烫的言辞几乎超越任何诗歌，就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需赘饰更没有过多隐喻。

二、人神之间

2017年7月23日。这是我时隔多天第二次去山居彝村调研，由于临时有事给耽搁了，所以出发得比较晚，从县城乘车到古柏，然后步行至村庄。一路上空气非常清新，路边河谷两岸的水稻顺着山势向上伸展，田埂上的野草已被镰刀征服，显得异常整洁。在稻田中间还有许多低矮的土房，对于这些盖在田里面的房子我觉得比较惊奇，我走过的很多地方都未曾见过此类房子。心中不免泛起了几个问题，这些房子为什么盖在稻田里面？这些房子有什么特殊的作用？我带着疑惑来到了村里面。由于我到村里面的时候还比较早，村中很少看到有人出来劳作，我只得入户问询，后来打听到村内还有一个密岔人毕摩，姓孙。我非常高兴，让村中的一个小学生带我去到毕摩家里。毕摩作为彝族社会知识的传播者，在村内是很受别人敬重的，我来到了他家后，听其女儿说他去山上捡野生菌去了，我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回来了。

我和孙毕摩请教了密岔支系指路经的问题和具体彝族地名的翻译，一直到了午饭时间，他们盛情邀请我在家里吃午饭，那种气势绝对不容拒绝。饭后孙毕摩问我有没有吃过狗肉、水牛肉和蛇肉，我肯定是没有吃过的，也很坚决的回答了他。彝族密岔人认为稻种是在上古洪水爆发时由狗带来的，而水牛帮助农人勤恳耕作，蛇则被奉为祖先，因此严忌食此三种动物的肉，认为食此三灵肉之人靠近神坛便会受到历代先祖的惩罚，轻者浑身发痒，重者直接暴毙，因为得知我没有吃过，他才放心带我去楼上看了历代毕摩先师的神坛。神坛正墙上供奉着一株三叉松枝作为历代先师的化身，神坛前的木桌上则置有香炉还有三只盛有酒肉的祭碗，在较早时毕摩作祭是不收钱财的，主家一般都是给其一截羊脖子、两个羊腰子和一升米、一公斤酒、一刀肉以及一只雄鸡，而羊脖子与羊腰子便是用来供奉历代毕摩先师的。看过神坛后，孙毕摩拿出了近两百年前的祖传毕摩法帽和法铃为我讲述其中的传承故事和作法经历。此法帽已经非常破旧，缝缝补补，顶上绷有一层用黑羊绒擀制的毛毡，两侧各系一根红色帽带，帽沿边角处挂两只风干的鹰爪。帽箍内沿由二十四个相扣的竹环构成，孙毕摩告诉我代表二十四孝。这与彝族其他支系毕摩法帽是有很大区别的。关于二十四孝，学者杨伯峻在《经书浅谈》中说到：“元代郭守正将24位古人孝道的事迹录成书，由王克孝绘成《二十四孝图》流传世间......”这说明此种法帽制式出现时间最早也在元代以后，而且融合了汉族孝文化的核心内涵，所以具体形成时间应该为明代至清代，因为明代中央王朝对云南边屯政策推行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过程亦是云南彝汉文化交流的顶峰之一，因此毕摩法帽的制式才会从寓意的角度发生改变。

记录好了各类宗教仪式的过程和《指路经》之后，孙毕摩叫他的孙女把我带去现已80高龄的LF老人家，他是我这次做口述史的主要对象。我到了老人家里的时候，他正背着一个蓝子准备去割草，看到我的来访，便回来和我聊天。LF老人家里情况比较困难，其子在年轻时就去世了，儿媳妇也抛下了未满一岁的孙女离家而去，其孙女是由两位老人一手拉扯长大。孙女结婚之后夫妻俩都去外地打工，现在只有老两口和两个重孙女一起生活。老人享受到国家的建房补贴，房子基本盖起来了，不过家里面没钱装修，一家老少都还居住在毛坯房里面。问及关于1949年前后村庄变化的问题，老人很积极的配合，给我讲述了村里面1949年前的一些情况，也把自己家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不知不觉都快到下午四点钟了，老人留我在家吃晚饭，但是我得马上出去赶最后一趟车回县城，只得谢绝了老人的好意。LF老人小时候念过书，所以对以前的情况比较了解，此次调研结束后我还特意两次专门去拜访了他。在和老人的不断交谈中，也解决了我入村时稻田中盖有土房的疑问：这是由于稻田离村庄较远，村民们运粪肥到田间地头不易，故将牛圈建在田边，但这也存在耕牛被盗的隐患，所以晚上还得由专人住在圈旁守着耕牛，这种圈舍被称之为桩房。

三、牧者烟云

2017年7月30日。我依然和往常一样很早就来到了山居彝村，因为前一次对LF老人的访谈有几个问题还没有细化，所以一进到村里面就直奔老人家中。到了老人家里以后，他还没有起床，大概等了半小时才终于出来，我又把以前忽略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向老人询问。我和LF老人还在聊着，这时有一位看着也上了年纪的老人牵着三只羊走出来，看见我和老人在聊天，老人就把羊拴在旁边的拖拉机上，过来和我们一起聊。在和老人聊天的时候，我得知这位老人叫杨汝先，今年有78岁了，说起土改他比LF老人似乎要记得的更多，我心里马上把他作为本次主要访谈对象。和LF老人聊了大概一个小时，把前几天疏忽的问题和一些解放前的土地制度、租种田地的细节问清楚以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对杨汝先老人的访谈。杨汝先老人虽然也上了年纪，不过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老人说自己去邻镇插甸买了三只羊，每天都会出去放羊，身体也非常好，儿女出去打工后，家里面的水田都是他一个人看管，只有收种儿女才回来帮忙，虽然儿女都认为他年纪大了，不要再下地劳作了，可是老人依然坚持，他说自己苦惯了，要是停下来不做活计会生病的，做农活还可以锻炼身体。在接受我的访谈时，可以看出他满脸洋溢的幸福，也许这就是一个传统农民最满足的生活方式，穿衣吃饭和劳作缺一不可。老人非常健谈，为我解答了很多疑问。我和杨汝先老人一直聊到了下午，除了一些口述史需要的问题，还谈了很多相关的山居地方的土地问题、养老问题、民族传统礼俗和宗教信仰等。最后老人带我去看他家里面的土地证，他从自己的卧室拿出来了一段竹筒，外面用玉米核塞着，里面有一张土改结束以后县政府于1953年颁发的土地证。这张土地证虽然历经数十年，不过还是崭新的，可以看出老人保管得很认真。土地证是最能直接反映土改后家庭土地情况的资料，于是便拍了照片。看完土地证以后，老人的孙子来叫他去亲戚家吃饭，我也想着要尽快出去赶车，所以就和老人匆匆告别。

四、尘封故事

2017年8月5日。这是本阶段最后一次调研，心里也有很多感想。口述史在访谈时候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倾听者，并且不时被受访者的经历感染。但是，到了后期整理成文字就比较考验自己的定力和毅力，由于参加过多次口述史的收集和整理，对许多问题都能有所拓展，并不断的发现新的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进行补充。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次就能把口述史核心整理清楚，所以往往需要多次回访。

这天是我调研期间最后一天来到该村，大村已经没有合适的受访者了，我只能去到对面的杨家村。虽然以前多次对杨家村进行走访，但是仅仅只是对村庄的构成形态进行观察，并没有触摸到村庄的心脏。走在雨后的泥土路上，我不断思考要如何寻找合适的受访者。做口述史遇到过很多次的失败，都是因为受访者不合适，导致做了一半就无法再进行下去的尴尬局面。穿过稻田，走了大概十多分钟就来到了杨家村，刚刚到村口就看见一位抽旱烟的老者，我便席地而坐与之聊了起来，在聊天的时候得知老人今年78岁，是从邻县禄劝麻拉村嫁过来的，是彝族中的明朗支系。虽然都是同属于彝族体系，但是语言差异很大，老人刚嫁到村里面的时候还不会密岔语言，和村里面交流时候都是用汉语，一直到了后期才学会密岔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黄建明和石林县民宗局局长黄甫友曾到禄劝县作过田野调查，发现明朗和撒尼虽有同称，但不属一个支系。石林的撒尼属于他称，自称为尼，禄劝的撒尼属于自称，他称为明朗。禄劝的撒尼是清末从昆明团结乡迁去的，两者的语言、服饰等都有明显的差异。）

我和老人聊了一些关于土改的问题，后来发现老人是合作化时期才嫁到这里的，所以关于1949年前的村庄情况老人只记得娘家那边的，虽然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访谈的，但是我觉得采访妇女时候娘家和婆家都要涉及，才能实现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对比，或者实现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对比，故而对我的预期还有差距。做完老人的口述史以后，老人带我去村里面的一户人家吃饭，这户人家没有子女，不管什么人到了他家都热情地备饭菜招待，老人因丈夫去世、儿子也去世，女儿又远嫁楚雄，自己还有严重的心脏病，食宿都很难自理，所以，都是去和这一户人家去吃。

吃完午饭，老人带我到村中的老核桃树下，她说每天都会有一位84岁的老人来这里聊天，她身体还非常好，对以前的事情记得最清楚。我们在树下等了一会，老人果真就来到了这里，她手里拿着一只烟锅，手里裹着旱烟，这里的老人都喜欢抽旱烟，不论男女只要上了年纪都会抽。我和老人说明来意之后，她就和我聊起了很多关于解放前的事情，当时在身边的老人还有三位，都纷纷加入进来，为本次口述史的访谈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在访谈时候天突然下起来小雨，我们都去到杨汝先老人家避雨，在避雨的时候我又不断的向老人请教一些新的问题。一直到下午五点，我的访谈也结束了，我又走上了返城的小路。

五、沧桑巨变

2019年4月21日，时隔近两年我再次走进山居，而这次去不是单纯的做田野调查，是带几个朋友去村中摘樱桃，因为身寓昆明故未能赶上村里的首届樱桃节，只能逾期而至。再次到山居时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口立起了颇具民族特色的牌坊，上书“山居”两个大字。过了牌坊便是村内的文化活动中心，建有村史馆、运动场等一些设施。由于几次到山居走访，因此也在村中结识了很多好友，在大村一朋友的引路下，我们一行人直奔他们家的樱桃园，车顺着山顶斗折盘旋，一路上可见漫山的樱桃树和桃树，但由于现在已经是四月末了，再加上之前下了雨，因此树上的樱桃有一部分落果了。

在这几年里可以看到山居的樱桃（水果）种植业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规模，据统计已达2500-3000亩。朋友告诉我今年的樱桃卖价很好，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水果商直接就到果园里批发，还有不少游客前来入园采摘，每人收10到20元，小孩不收费，可随便摘食，带走时称斤计算，每公斤15元左右，不仅比新鲜还比市场上的便宜，有很多城里人一到周末都来此体验农家生活，现在村中正在建蔬菜水果批发市场，以后会便于这些物产的销售。由于村中水资源丰富，山居的水果和蔬菜种植业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很多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都慢慢地陆续回乡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现象也不再突出。我认为这些变化也是非常好的社会学、农村学研究素材，同时也是造血脱贫模式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因此对山居彝村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和农村社会观察我又调整了计划，打算前后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记录研究。

六、再到山居

2019年7月27日，此时我已从昆明到楚雄工作，得益于火把节放假因此刚过完节便再次深入山居，而本次山居之行主要调查目的是村中的土主信仰文化，其一这是我密岔人研究项目中的重要章节，但以前调研时做的不够深入，其二是在几天前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阳师姐在做一个滇中土主崇拜的课题，向我了解了一些密岔人的土主信仰文化，此去也可将成语与之共享。此行非常特殊，我是从古柏走到村后采访了一些老人，再到下村背后的土主庙内实地观察，此土主庙很小，里面也只有一尊土主，身着唐式官服，村中人奉其为迁徙到此村的初祖，每逢节日各户均会以酒肉饭食祭祀。这和与之较近的恕德彝村中所建的座土主庙不同，恕德彝村的庙宇规模比较大，左殿依次供奉观音菩萨、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和浮佑帝君（即道教主流全真派祖师吕洞宾，全称为：玉清内相金阙选仙纯阳演正景化孚佑帝君三曹主宰兴行妙道天尊）；右殿则供奉土主大黑天神、龙王、虫王及文财神赵公明。此庙中观音菩萨代表了佛教；而文昌帝君则属于儒道结合的神祗；孚佑帝君、龙王、财神等均为道教诸神；大黑天神虽源于佛教但其被奉为土主后已成“本地主神”，因此，庙内佛、道、儒三教和原始崇拜信仰兼具。做了一些初步的调研后已是下午，我沿着山路步行走到了插甸时已是深夜。

田野虽小，蕴藏着大世界，从书斋到田野，又从田野回到书斋，做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已近5年有余“密岔十村”历史文化研究也做了数载，虽然山居只是这些村落里的十分之一，但是，要读懂一段看似极其微小的历史和一座藏在高山缝隙里的村庄却往往需要数十年。抛却学术之外，常有感叹再强悍的生命终拗不过时光，曾访谈的老人已逝半数以上，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已被泥土带走，所幸的是，这些尘封的往事和记忆遗产能永远流淌在了我笔尖的纸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