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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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的盎然合着夏的浪漫，春夏交融万物清新可人，在这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父亲节，这是华夏大地做儿女的为父亲们送上节日问候的日子，这是父亲们接受儿女们祝福的日子。而我，已经不能为父亲送上节日的祝福，因为他再也听不到我的祝福了，我们相隔得很遥远，我的父亲已经在天堂之上。
父亲是一个乐天派，同时也是一个受尽了磨难的人，苦难和灾难伴随了他的大半生。父亲年轻时长得很帅气，身体很健壮，他也算是一名游泳健将，在海上风浪不是很大的时候，他经常从我们家的海边下水，从海里游到远远的红岛，因为他的一个表姐家住在海的那一边。
青岛刚解放的时候，年仅十七岁的父亲在一家棉纺织厂参加了工作。父亲天资聪慧，又有一些文化底子，所以他受到了重用，从车间团支部书记开始做起，又当上了厂党委秘书，并兼任着宣传科长，年轻有为的父亲那个时候一心扑在工作上，成为他们单位惹人注目的年轻干部。
父亲才华出众，文笔犀利，颇有名气，那时的父亲春风得意，他的面前是一条平坦的大路。年轻的父亲很单纯，他觉得自己从一个苦孩子能够成长为一名年轻的基层干部，这一切全是党给的，是毛主席给的，所以他发誓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他要为党为毛主席拼命地工作，他把自己看成是党的儿子。
可是父亲太单纯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社调报告的时候写了一些“不该写的话”， 尤其是他的一位最信任朋友的“揭发”，在反右运动收尾时父亲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党籍，那时父亲还不到26岁！那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从那以后我父亲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厄运一直伴随着他的大半生，厄运不但断送了父亲的政治生涯，也摧毁了他那健壮的身体。
对党一直忠心耿耿，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父亲痛苦万分，他不知道自己错在那里，但是有一点父亲还是坚信的，那就是党是正确的，错的一定是在自己身上，这种思想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因为他不相信我们的党也有犯错误，甚至是犯大错误的时候。
戴上右派帽子的父亲被送去劳动改造了，当时青岛正在修建月子口水库，也就是现在的崂山水库，父亲被送到了那里接受劳动改造。为了早早改造好思想，摘掉那顶压在头上的右派帽子，父亲是在用生命去改造自己，脏活累活抢着干，这一切对于像我父亲这样的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更何况是一心要想早点儿把自己改造好的父亲呢！父亲在月子口水库工地上经常被表扬，而且还当上了组长，尽管这是一个很让人不屑一顾的职务。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厄运依然没有放过我的父亲，那年的春节刚过去不久，冰雪消融了，崂山上的积雪变成了溪流，许多溪流到了一起就汇成了河，而河水从山上蜂拥而下，全部灌进了还没有竣工的月子口水库。施工现场被淹了，国家的财产受到了威胁，许多电机被淹没在水底下，要知道在那个年月一台电机对于一项工程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啊！
一声号令，一场抢救国家财产的战斗打响了，作为水性一流的父亲自然也不会躲在人群后面，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担负起了抢救淹没在水下的电机的任务。随着父亲一次次下潜到刺骨的水中，所有的几台电机都被捞了上来，而此时父亲的全身也已经冻得发紫，因为青岛初春的倒春寒很冷很冷，崂山脚下的气温更是要低好几度。
人们把几乎冻僵了的父亲簇拥着送进了一间暖屋子，不懂医学常识的人们把我的父亲放到了热炕上，并盖上了温暖的被子，谁知工友们的这番好心，竟造成了父亲一生的痛苦，他的关节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从那以后父亲落下了一身的疾病，他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在慢慢地变形，到了后来，父亲的腰弯了，父亲的背驼下去了，到了晚年的时候，父亲已经疾病缠身了，他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风湿病、肺心症、肺气肿、心脏病。
因为病痛的折磨，父亲的晚年活得很遭罪，但是即使是这样，父亲依然很乐观，在父亲的嘴里永远也听不到一句对党对毛主席的抱怨话，而且也绝对不让我们随便说牢骚话，这可能是父亲的一种坚强的信念，这要是轮到我的话，我绝对做不到！其实，我父亲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父亲没有忘记自己的苦出身。
我的老家是青岛市内的一个很有名的自然村，叫板桥坊，父亲小时候家里很贫苦，父亲一共兄妹八人，而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就是我爷爷，他是一个渔民，一个穷得买不起船的渔民，他和别人合伙租借了一艘破渔船，凭他一个人在海上的打拼，维持着这个十口之家的生计。
我的奶奶是青岛郊区的一个渔村的渔家姑娘，也是一个渔民世家，她的四个哥哥弟弟对她这个家中唯一的女孩很疼爱，所以在娘家的时候奶奶生活得很快乐。奶奶是一个性情开朗的人，尽管嫁给我爷爷之后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为了一家人能够填饱肚子，她也是吃尽了苦受够了罪，但是她在培养子女方面却很值得称道，在那样贫困的年月里，她把自己的八个孩子都送进私塾或学堂读过书，所以父亲的兄妹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文化。
因为父亲兄妹众多，他们一个个长大之后也就成为了家里的劳动力，他们有了工作之后就一起来帮助年小的弟弟妹妹上学识字。我的小姑和小叔命最好，他们是在青岛解放之后长大的，所以他们接受的教育也最好，两人先后考上了大学，小姑考进了青岛医学院，小叔考进了一所军校。
但是比较起来我的父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上学一直不连贯，那是因为家里有钱的时候就让他去上学，没钱的时候就送他到工厂里去干临时工。尽管是这样，我父亲的学习成绩依然很优异，尤其是文科方面特棒，他曾经在小学毕业统考中获得了四沧区（当时四方和沧口是一个区）的第一名。
父亲当时是家里男孩子中的老二，在家里是一个整劳力，那时家里的生活很苦，父亲自然也要比其他的兄妹辛苦一些，他所遭受的苦难也就多一些。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有一年除夕夜奶奶给我讲过父亲年少时的一件事：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除夕夜，家里穷得快要揭不开锅了，年夜饭也没得吃，于是奶奶托人在一家耐火厂为父亲找到一份临时工作，那就是与成年人一样用大大的筐子把煤渣子抬上一个很高的煤渣垛上。
因为家里穷，买不起鞋子，奶奶就把一双早就见了底的破鞋子给父亲穿上，缠上布，再用绳子扎好。父亲就穿着这双鞋子，和那些比他大许多的成年人一起抬煤渣。奶奶说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接近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下，西北风呼啸，满天的雪花吹的眼睛都睁不开，父亲瘦弱的身体与大人一样，抬起了大大的煤筐，一步步地挪上那个高高的煤渣垛，一直到了深夜，才拿到几个小小的铜板。
父亲顾不得擦去满头的大汗，顾不得因为磨破了鞋底而正在流血的双脚，他拼命跑回家去，满头大汗地把钱交给了我的奶奶，奶奶赶紧去置办了一点儿过年吃的东西，全家人终于吃上了一段年夜饭，过了一个没有饿肚皮的年。
因为父亲劳动改造表现突出，他很快就被摘掉了那顶压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父亲回家了，但是同时他也患上了与他纠缠了一生的病，那就是严重的关节炎。父亲又成了一名普通职员，他很感激伟大的党没有忘记他，还让他回到自己的单位工作，尽管他从此以后辉煌不再，但是他很知足，因为他成了一名“好人”。
那顶右派帽子从父亲的头上摘掉了，但是打那以后的历届政治运动中，父亲一次也没有幸免躲过蹂躏，他成了一名伤残累累的老“运动员”。而且也正是因为父亲的历次劫难，我的母亲受尽了惊吓，她也落下了一身的病，在她年纪不算老的时候就去世了，而在母亲去世后九个月，我的父亲也随她而去。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在一家合资企业担任要职，因为在他生命的后期，父亲基本上是在医院里度过的。那年春天，父亲想家了，医生知道我父亲的病已经不是整天躺在病床上就能够治愈的，所以他们也希望父亲能够回到家中好好休养。出院的日期定在周六，我和父亲说好了，周六我就去接他出院，因为我和父亲住在一起。
要回家了，父亲很高兴，他在等待着周六早晨，等待着我这个小儿子去接他回家。周四凌晨的三点多钟，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吵醒，我抄起电话，里面一个不熟悉的声音通知我，让我们赶紧到医院一趟，说是我的父亲不太好。我知道肯定是父亲出事了，因为这么早的时间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人家医院是不会往病人的家里打电话的。
我赶紧打电话通知我的哥哥姐姐们去医院，放下电话我出了门，外面已是漆黑的一片，我在马路上跑了很远，才见到一辆出租车，我打车赶到了医院。我飞步跑进了病房，我看到父亲躺在自己的床上，一床白色的床单盖住了他的全身，蒙住了他的脸。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在他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到那个他已经离开了几个月的家的前两天，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的病友告诉我，那天半夜，他们同病房的一位病友的氧气瓶用光了，而那位老人是一位哮喘病号，住院期间一直离不了氧气瓶，父亲是一位很热心的人，他急忙叫醒了值班护士，帮着护士来来回回地运送氧气瓶，又帮着人家搬上搬下的。其实父亲由于长年受疾病折磨，他的心脏已经衰竭了，已经不堪一击了，在帮人家护士忙活完后，他感觉心脏很不好受，就在床上躺下了。
到了下半夜的时候，父亲感觉呼吸很困难，同病室的病友们急忙喊来了值班医生，医生和护士们对我父亲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是已经回天乏术了，他们没有挽留住我父亲的生命。我的父亲就这样默默地走了，离开了这个他依然留恋着的世界。
其实我一直就想写写自己的父亲，可是无从下笔，因为我知道父亲的文学水平很高，他读的书也很多，他的文章写得特棒，笔锋也很犀利，我怕我写不好父亲会“骂”我。再说父亲的历史也确实很难写好，因为这其中毕竟掺合了许多的政治因素，而我又最不喜欢写涉及政治方面的东西。
母亲节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悼念母亲的文章。父亲节到了，我也应该写一写我的父亲，如果我不写的话，父亲会很失落。于是，我就提笔写了这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也算是送给父亲的节日问候与祝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