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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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说：“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
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说：“最著名的是法显和玄奘，他们从你们（巴基斯坦）这里学习了许多东西，丰富了当时的中国文化，我们落到法显和玄奘后面了。”
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说：“公元五世纪时，中国求法高僧法显来到印度，……，法显在波咜厘子佛教寺院学习。”
《海上丝路史话》说：“法显是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的探险者。”
法显研究创始人东夷说：“法显，世界著名探险家、一带一路开拓者和中国留学生之祖。”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西行去天竺国（印度）取经求法，起点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终点是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青岛。远在唐宋时期，青岛就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线起航地，今天的青岛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唯一的海陆“双定位”城市，也就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丝绸之路支点城市。
《辞海》说：“《佛国记》是中国现存史料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最详细的记录。”当年，法显的足迹贯穿了中亚、南亚、东南亚，并且逆时针划了一个“C”字形的圈，他所走过的路线恰好是当今“一带一路”的规划路线。法显海外取经求法归来登陆青岛之后，在青岛待了一年并写成了《佛国记》，使得当今的“一带一路”有了路线指南、也使得青岛有了真正意义的历史地位、更使得青岛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终点站的现实意义。
说起法显在青岛登陆这件事，时间要穿越回到1600多年前那一个酷热的夏日，具体说就是公元413年8月26日（东晋义熙九年七月十四）的那天，当时有一艘在大海里漂泊了近3个月的商船在牢山（青岛崂山）的南岸靠上了岸，从船上走下来200多个各种肤色且面色憔悴的人，他们是一群来中国做生意的商人。
这艘商船在海上遇到了台风，已经被台风肆虐了好几天，船刚一登陆靠岸，船上的人们就蜂拥而下。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位年纪老迈的中国僧人，他是15年前从西安出发去西天（天竺国）取经求法，得到了“真经”刚回来的东晋高僧法显。
也正是因为那场看似寻常的台风把那艘商船刮到了青岛，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海外取经求法归来的高僧法显走进了青岛，走进了青岛历史，走进了青岛城市档案，青岛历史的文字记载从那以后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法显之所以去西天取经，是因为他所处的年代正处于东晋时期，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尽管当时号称是东晋王朝，但却是16国鼎立，战火弥漫天下大乱，华夏河山满目疮痍、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国家分裂。正像青岛著名作家马立宪所说：“历史上的魏晋时期统治腐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是战乱最多、皇帝最多、杀戮最多、血腥最多的一个时代。”
法显在3岁的那年就遁入佛门，此时已经是出家60余年的高僧了。东晋王朝存在了104年，共建寺1768座，佛教传进中国也已经300多年了，现如今国家乱成这样了，法显觉得这一切还是经律残缺、百姓缺乏信仰的缘故。想到此，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天竺国求法之路，也就是去西天取经。
法显从长安出发的时候是公元400年，那年，他已经65岁了。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说过这么一段话：“法显，发迹长安时当时65岁，旅行西域66岁，突破葱岭67岁，航行印度洋77岁，还归建康（南京）79岁。”
贺老的这番话尽管与法显《佛国记》的西行年岁记载稍微有出入，但足以说明年事已高的法显为了民族的兴旺，穿越西域大漠、翻越终年积雪的葱岭、一路上风雨不断沙砾满天，历经了艰辛与磨难，最终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使命。
随法显西行去往天竺国印度的团队人数最多的时候是11个人，途经30多个大小国家，没有任何的资助，也没有任何代步工具，一路走下来，法显的随行人员有的退却了、有的倒下了，抵达天竺国印度的时候，只剩下法显和道整两个人了。
法显去西天取经的时候，正值印度史上的黄金时代。天竺国是佛教的天府之国，实际上却很少看得到街面上有什么佛经书籍，因为那些经文基本上都是口耳相传。法显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外语，好在他三岁就出家当小沙弥，每天都要诵读经文，所以他精通梵文，通过这门独特的佛门语言走进了那30多个大小不一的国度。
法显首先是深入民间，他不懂民间语言，必须要学习并掌握当地的语言，结果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当地的语言，然后法显才真正开始接触到那些经典经书，并开始收集抄录，最终取得真经，如《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摩诃阿毗昙》等梵本经书，他在天竺国前后一共生活了6年。
法显当属中国留学生第一人，因为他开创了中国人海外求知的先例，走了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单凭徒步丈量了半个地球，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正如著名作家柏杨所说：“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最有成绩和最为成功。”
法显在印度结束了取经求法的重任，要返回中国了，但是与法显一起走进印度的道整却不想回祖国了，因为当时的印度正是历史上的黄金年代，而中国则是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他决意留在印度，法显只能由他去了。
法显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如果像来时那样翻越茫茫雪岭、穿越漫漫沙漠，一定是凶多吉少。他并不是担心自己生命的安危，他是担心那些历尽千辛万苦寻求到的佛典经律在路上会有闪失，所以他决定从海路回国。
法显离开已经生活了6年的天竺国印度，他先是搭了一艘商船去狮子国 (今斯里兰卡)，在那里停留了两年，得到了《弥沙塞律》、《长阿含》和《杂藏》等梵本经书。最后，法显带着西天取经得到的全部11部经书又搭上一艘商船去往中国的广州。
一路上，法显乘坐的商船经历了许多磨难与艰险，最糟糕的是狂风巨浪将那艘商船给撞漏了。经过一番抢修后，商船在海上又漂泊了13天的时间，在一个小岛上靠了岸。靠岸后，水手们抓紧时间把破船修理好了，然后又继续出发。在海上又行了10天的时间，这艘商船终于抵达了耶婆提国。耶婆提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古国，在现如今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一带。
法显在耶婆提国休整了5个月，又搭乘商船继续朝着广州的方向驶去，因为当年的广州已经是重要的国际通商口岸了。但这艘商船还没有进入广州的海域，又遇到了强台风，强大的风暴使得这艘商船偏离了方向，法显他们与广州擦肩而过，商船在狂风暴雨中随波逐流一直往北漂去。
当船上的粮食和淡水几乎用尽时，恰好见到了大陆的影子，此时台风已经过去了，海上风平浪静了。这艘商船一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在海上漂泊了差不过3个月的时间，终于在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凉海岸边停下来了。
商船靠岸了，那些经验丰富的水手们却不知道他们这艘船究竟是到了哪里，有的说是到了广州，有的说这根本就不是广州。上岸后，他们搞来了淡水和野菜，赶紧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然后，几位水手又划着小船沿着一条河流往内陆驶去，他们遇到了两位猎人，通过法显与他们的沟通，才断定这是到了中国的北方，不是他们的目的地广州。猎人们告诉他们说这地方是牢山，也就是现在的青岛崂山，属于青州长广郡治辖。
作为一名高僧，法显当然知道他们已经进入到南燕国的地界，因为当时的东晋时期是16国鼎立的年代，而南燕国和东晋又是敌对国，但法显不知道此时的南燕国已经被东晋征服了，作为长广郡所辖的牢山也已经变成了东晋的地盘。
法显在登陆青岛之后，在这里写了那部非常著名的西行传记《佛国记》，根据书中记载，法显在青岛滞留了一年才到达建康。我一直有个疑问，法显是在65岁的时候动身去天竺国（印度）取经，15年之后他才回来，并且带回来了包括《摩诃僧祗律》和《大般泥洹经》在内的11部重要经典经书。从青岛崂山登陆的时候，法显都年近80岁了，他干嘛不赶紧翻译那些得来不易的经典经书，却留在青岛一年的时间去写自己的传记《佛国记》呢？等翻译完了那些经书之后再写不行吗？况且写一篇万余字的传记也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啊！
法显在青岛写完《佛国记》之后，就赶到了京城建康（南京）。朝廷为他安排了一个200人的译经班子，配合法显在道场寺翻译那11部经典经书，那都是梵文的大乘佛经。在法显西行取经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小乘佛经，小乘佛经讲的是人类修行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了罗汉。
法显从印度取经带回来的是大乘佛经，经上讲的是，无论任何人、也无论其罪孽有多深，只要是皈依了佛祖释迦牟尼佛，大家都可以得道升天，就是从生死此岸世界到达涅磐解脱的彼岸世界，也就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因为释迦牟尼大乘佛经的主导思想是普度众生。
法显一直紧张又艰苦地翻译那些从国外带回来的经典经书，他一共译出了六部六十三卷，但没想到他所带回来的大乘佛经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的争议，因为小乘佛经思想已经在华夏大地根深蒂固。法显再三解释说大乘佛经是释迦牟尼涅槃之前传授给弟子们的，已经达到了另一个高度。但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小乘佛经的权贵们对法显进行了强烈攻击，他们根本就不认大乘佛经，继续坚持小乘佛经。势单力薄的法显被赶出了建康的道场寺，去了湖北荆州江陵的辛寺。
因为一直受到排挤，再加上多年的海外颠簸流离，公元423年法显在荆州江陵的辛寺里悄然逝世，享年86岁。一代高僧默默离世，沉寂了一千多年，从那以后就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法显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探险家、翻译家，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恰逢战乱不止的东晋时期，没有人为他著书立传。
《中华百杰》说：“法显是中华百杰之一，是勇敢走出国门向着外国寻求新知识的第一位中国人。”法显是西行求法、广游五印的第一人，他做了那么大的功德，却始终把自己民间化。自从法显去世之后，1000多年历史的华夏大地上，人们已经忘记了法显、忘记了他的专著《佛国记》。
但在世界其他国家，法显却被奉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与宗教家，他的《佛国记》被认为是“亚洲之光”、“最古老的宝典”，被翻译为英、法、日，印度文等多国版本流传于世界各地，法显的事迹选入印度中小学课本已有多年，法显的《佛国记》是为当今的中外文化交流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历史就是历史，在国内沉寂了1600年的法显终于进入中国人的视线，因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正好与1600年前的法显西行之路不谋而合，习近平主席曾经多次提到法显和玄奘，而且每一次都是将法显放在玄奘的前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法显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先行者，从而奠定了高僧法显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东方学大师季羡林说：“法显之所以高出众人之上者，因为，他是有确凿可靠证据的真正抵达天竺的第一人。”唐玄奘也确实一直把法显当作偶像，他说：“法显、智严犹能孤游天竺，而我安能坐致耶？”在法显西行取经230年之后，玄奘毅然踏上西行之路，踏着法显的脚印去了印度。余秋雨说：“法显的壮举，一直是玄奘万里西行的动力。法显精神即以柔弱的躯体把生命群落之间的万水千山一一打通。”
玄奘西天取经回来后，正值盛唐时期国富民安，朝廷安排了一个400人的译经班子帮助玄奘翻译经书，玄奘的西天取经经历后来被艺人们编成故事在街头巷尾演唱并演绎着。尤其是到了明朝的时候，吴承恩老先生根据流传下来的已经被神化了的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给玄奘安插上了三个神通广大的徒弟，从而形成了唐僧、孙悟空、沙僧、猪八戒西天取经四人组合，成就了历史名著《西游记》，尽管此书中所描述的西游之行基本上都属于虚构，但却被世人所接受。
法显登陆青岛之后又过去了1577年，也就是公元1990年的早春二月，一位青岛的年轻人骑着一辆红色的海德曼自行车离开了青岛，这位年轻人名字叫张梁，也就是著名的法显研究创始人东夷。东夷是青钢集团的一名翻译，那年还不满30岁，为了让自己即将来临的30岁生日过得有意义，向青春的尾巴告别，他决定骑自行车从中国最东边的城市青岛直达最西边的城市喀什。
东夷博学多才，他不但是青钢集团一名出色的英语翻译，同时还是一名博览群书的文学青年，他熟读史书，通今博古，对中国的历史很有研究。东夷之所以选择从中国最东部的城市青岛去往最西部的城市喀什，正是因为他熟知中国古代的张骞、班超、傅介子，文成公主，所以他对西域文化充满了好奇，于是他决定一路向西，去追寻张骞他们的历史脚印。
我是通过青岛市国学学会企业家国学院执行院长李学峰认识东夷的，李学峰是青岛知名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央视主持人李梓萌曾经专访过他。李院长对东夷的法显文化研究很支持，他也多次向我推荐东夷，希望我能支持他的法显文化研究。说起来我和东夷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俩都是翻译出身，也都爱好文学，喜欢写作，所以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但我对东夷的法显研究一直热情不起来，因为我不信佛教，从不愿与东夷就法显的话题发表自己的任何见解。但随着与东夷的频繁接触，渐渐被他的执着精神打动了，尽管我多次重申不要把我拽进法显研究中，但东夷的一番解释对我的触动很大，他说：我也不是佛教信仰者，我研究法显是为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彰显法显精神，卢嘉锡（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佛国记》其内容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所以我们应该本着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来研究法显文化，而不是研究什么佛教道教。
东夷的一番话对我的震撼很大，尤其他又说：研究法显，是为了褒赞这位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是为了咱们家乡青岛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从这种意义上讲，法显就是一张青岛的名片，也是一张面向世界的中国名片。习近平主席对法显精神一直是倍加赞扬，并多次发表有关学习和彰显法显精神的讲话。
今年春节前的腊月28那天傍晚，我们家正在忙年，东夷给我打来了电话，说他刚完成了一本书，想请我帮他审审稿，因为正月初八这本书就要反馈给出版社，时间挺紧迫的。我心想：眼看就要过年了，10天的时间审稿，这年我咋过？可是朋友都求到门上了，我能推辞吗？
我下楼，从东夷的手中接过那本书的校样，我一看书名：震旦开明一焉是赖。翻开一看，原来是一本法显研究文集。尽管不怎么情愿，我还是答应下来了，因为东夷是一位非常坦率非常善良的人，我不能不帮他。我答应东夷，初八之前一定审完稿。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电视基本不看，走亲访友也免了，就待在家里审稿。初八之前我如期交了卷，东夷的这本书如期出版了。李学峰院长操持着为东夷举办了一次《法显研究文集》研讨会，许多专家和学者参加了那次研讨会，著名诗人纪宇先生、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许晨先生亲临研讨会，他们对东夷的法显研究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那天，青岛市的诸多法显研究专家们出席了研讨会，大家对东夷30年如一日研究法显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敬佩有加。
东夷送给我一本《震旦开明一焉是赖》做纪念，我在审稿时已经熟悉了这本书的内容，拿到这本书后我又仔细研究了一番，同时也读了几遍法显的《佛国记》，从那就对东夷的法显文化研究开始感兴趣了。
那一天，我和东夷先生相约在李学峰院长的工作室“鸽子窝”碰面，想就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与东夷进行交流，因为我有很多的疑问想问问东夷，比如：法显为什么在青岛待了一年才走？法显归国时期的年号名义上是东晋义熙年间，但实际上已经是16国鼎立的乱世，青岛与南京之间的距离很遥远，两地之间肯定要隔着好几个国家，战乱时期，他是怎样才能从青岛赶去南京？我把自己的一些疑问向他提了出来。
东夷给了我答案，他说：法显其实是被长广郡太守李嶷软禁在不其城，也就在现在的青岛市城阳区一带，因为当时的南燕国刚被东晋战败，法显和尚是被当做来历不明的嫌犯被长广郡太守李嶷软禁起来了。那些随法显一起在青岛上岸的外国商人们都被释放，他们去扬州做生意去了，从商船上下来的唯一一位中国人法显，则被软禁在了青岛。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是西行取经的僧人，法显必须写一份申诉书，他把自己这15年来的一切遭遇和取经过程以旅行报告的形式写出来，递交给太守李嶷，所以才有了《佛国记》这部流传于国内外的伟大著作。当然，《佛国记》这名字是后来人们给起的，法显的这本书还有其他好几个名字，如：《法显传》、《历游天竺记传》、《佛游天竺记》等，那都是不同时期的人们给起的不同的名字。
当法显把旅行报告上交给长广郡太守李嶷之后，就在不其城里等候发落。李嶷看完法显写的旅行报告，就把这些材料呈给远在京城建康的东晋王朝统治君王，等到解除了对法显的怀疑之后，法显才被急召进京。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等到法显赶到建康的时候，从登陆青岛到抵达京城，一年的时间也就过去了。
至于路上的安全问题，东夷介绍说，当时的东晋王朝基本上已经掌控了全国的局势，从青岛去往南京的道路是行得通的。尽管两地之间的路途比较遥远，但毕竟不是西域那里的恶劣环境，况且也有了车马做代步工具，因为法显带回来的经书经像不少。
到了东晋京城建康，法显的西行取经之旅也就算结束了，前前后后一共经历了16年的颠簸流离，在这漫长的16年中法显经历了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正如他在《佛国记》中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我和东夷在“鸽子窝”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我又问起他是怎样走上法显文化研究这条路的。东夷告诉我说，那年春节刚过，他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消息：日本秋田大学的一些大学生要骑单车重走“丝绸之路”。
看到这一消息的东夷坐不住了，因为他本身是一名英语翻译，同时也很爱好日语，于是他决定骑单车从青岛出发去追赶那些日本大学生，因为他本身就非常喜欢中国古代文学，对祖国的西部非常神往，那里不但有张骞、班超、傅介子的足迹，也有著名的丝绸之路，他一直想去西域看看。
如果能与那些日本大学生们同行，不但能圆了自己的西域梦，也能与那些日本学生们交流一下日语，何乐而不为呢？东夷打点好了行囊，将自己的600块钱托一位父亲在西安的朋友汇到其父处，待他赶到西安之后就去取钱。当时他多了个心眼，一个人骑车跑那么远的路，万一遇到打劫的歹徒把钱给抢去了，那么远的路途就很难往前走了，青岛去往喀什的路程是6000多公里，他的旅行计划期限是3个月呢。
1990年的2月20日，东夷从青岛出发了，他的行装很简单：一辆海德曼自行车、一个鸭绒睡袋、一点儿零花钱、一个小行囊。东夷直奔西安而去，一路上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忍饥挨渴、夙兴夜寐，日夜兼程、他一心要去追赶那些日本大学生，怕误了行程。
尽管一路上骑自行车很累很累，路上也经常有车子停下，想捎东夷一程，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两个星期后，东夷终于赶到了西安，尽管已经疲惫不堪，但他顾不上休息片刻，直接就去当地的国旅和青旅打听那些日本大学生的情况，因为当时的旅游业还处于初期阶段，全国就这两家旅行社。令东夷意料不到的是，这两家旅行社根本就不知道日本大学生要来重走丝绸之路这码子事，人家既没有接到上头的通知，也没有接到日本方面的信函。
难道说，那些日本大学生已经改变了日程？或者是改变了路线？反正与他们无法联系上，东夷陷入了窘境。大老远地已经跑到西安了，也算是走进了自己多年来就向往的西域门口，能走回头路吗？东夷决定独闯西域，去寻觅曾经的楼兰古国、去探寻那消失了的西域36国。
东夷赶紧到自己朋友的父亲那里去取那600块钱，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位朋友没把东夷的那笔钱汇往父亲处。东夷原本是计划用那600元钱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自己的“西游记”，可没想到到了西安就身无分文了，他陷入了绝境。骑着单车回青岛？这不是东夷的性格！既然已经走到了西域的大门口，他就绝对不回头。
东夷决定骑着自行车继续自己的西部旅行，虽然已经身无分文，就算是沿途乞讨也绝不放弃！当那600元钱汇到西安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西安了。东夷决定按原计划先去天下第一陵黄帝陵，去拜谒老祖宗黄帝。说走就走，东夷一路直奔黄帝陵。饿了，就到饭店里拣剩饭吃；渴了，就到路边人家讨碗水喝。尽管他是一位大国企的翻译，也算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是人到了这份上了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东夷心想：反正这儿也没人认识自己，反正也不能饿死自己。
东夷骑着自行车赶到了黄陵县的桥山镇，黄帝陵就在不远处的山上。他先走进一家饭店，去饭桌上捡了一些剩饭吃，然后又骑着自行车上了桥山，赶到了黄帝陵。此时，天色已经黄昏，山上的工作人员要下班了，山门要关闭了，人家催他下山。东夷连连求告人家，说自己好不容易赶到桥山来到黄帝陵，不仔细看看黄帝陵岂能轻易下山。
工作人员见他那样虔诚那样实在，就担心地问他一个人晚上敢在山上过夜吗？谁料想东夷笑了笑说，我自有办法，今晚就在你们山上住一宿了。人家无奈地一边摇头一边关上山门下班了，把东夷一个人留在了山上，确切地说，是留在了黄帝陵的香案前。
东夷把自行车一扔，先是走近黄帝的雕像前拜了拜，然后就在山上溜达起来了，不大一会儿天就黑下来了。当时正是二月份，昼短夜长，春天的夜来得快，山上的夜幕降临得更快，站在黄帝陵前的东夷感觉一眨眼的功夫就伸手不见五指了，心里开始慌了。尽管东夷并不是胆小鬼，但现在他毕竟是在荒山野外，而且是站在庄严肃穆的黄帝陵前，那份深沉那份压抑，让他透不过气来。
下山的山门已经关闭了，即便是能打开那扇门，下山的路也是曲曲折折，黑灯瞎火的根本就不可能平安下山。既来之，则安之吧。东夷赶紧拿出睡袋，爬上黄帝陵陵冢的香案，在黄帝老人家的面前钻进了鸭绒睡袋。
传说，黄帝乘龙升天时，臣民们挽留不住他，以致把黄帝的衣襟、靴子和宝剑都拽下来了。为了纪念黄帝，臣民们便把这些遗物都埋在桥山之巅，这才有了现在的黄帝衣冠冢。多少朝代一来，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祭奠，东夷先生却安寝在黄帝衣冠冢的香案上，蒙上了脑袋，度过了一个最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一大早，工作人员上山了，他们看到了刚从香案上睡醒起身的东夷，莫名惊诧，非常佩服这位来自于青岛的年轻人竟然真的在这如此静寂黑暗的山野过了一宿。
离开黄帝陵之后，东夷骑着自行车一路继续往西，因为他没有取到自己的钱，离开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是身无分文，所以他一路乞讨一路前行，身上没有了盘缠也不在乎，因为沿途的名胜古迹很多，也是让他大饱了眼福。以前那些在文学书籍中才能读到的名胜古迹，现在他都零距离接触了。
离开西安，继续一路乞讨，东夷进入了甘肃、走进了河西走廊。他对我说，他一直心怀感激，永远也忘不了那些给他饭吃给他衣穿的非亲非故西域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施舍，他肯定无法继续走下去。
身无分文、破衣烂衫、不刮胡子、不洗脸、不洗澡，东夷犹如“野人”一般骑着自行车进入了法显当年的西行路线河西走廊，沿着祁连山、沿着戈壁沙滩一直向西、向西、再向西。河西走廊是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是一条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
祁连山山脉蜿蜒1000公里，山与沙漠之间夹着的就是河西走廊，这条走廊自古就是沟通西域的要道，著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但现在的河西走廊已经是一条人烟稀少的“死亡之路”。右侧就是祁连山、左侧就是戈壁滩，东夷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行驶在那条死亡之路上，忍受饥饿劳累、伴随死亡险情，但他坚信自己离着祖国的最西边陲喀什越来越近了。
尽管沿途有车路过时，善良的人们喊他上车捎他一程，但东夷依然婉言拒绝，他沿着河西走廊到了敦煌。敦煌市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丝绸之路”西出玉门关和阳关的主要门户，东夷一直对敦煌很向往，他走进了千佛洞莫高窟，仿佛走进了时光的隧道。
也正是那次的敦煌之旅，改变了东夷的一生。在敦煌，他偶得一本《古西行记》，那本书上介绍了丝绸之路上的历代名人，其中有张骞、班超、王玄策等杰出的使者；有为国远嫁的细君、文成公主；有法显、唐玄奘等西天取经的高僧；还有艺术家、诗人和探险家以及外国人马可波罗等许多历史名人。特别是其中介绍的那位1577年前的老和尚法显，着实震撼了年轻的东夷，原本他只是出于对中国古文化的兴趣爱好，没想到法显的事迹让他难以释怀。
那本《古西行记》中介绍说：法显在海外学习十多年，最后在青岛的崂山登陆靠岸，并且在青岛写下了著名的《佛国记》。东夷心想：法显65岁的高龄徒步去西天取经，没有任何代步工具，徒步从西安出发到天竺国，归来时已经过去了16年，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归国的远途陆海旅行的惊人壮举，他留下的杰作《佛国记》，不仅在佛教界受到称誉，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我才30岁不到，为什么不沿着法显在中国境内的西行之路走一遭呢？
年轻气盛说干就干，尽管已经是身无分文像乞丐，破衣烂衫似叫花，东夷拍一拍身上的尘土，紧一紧脚上的破鞋带，勒一勒腰上的烂腰带，骑上他的海德曼自行车沿着河西走廊又继续西进，沿着法显走过的路直接去往新疆。东夷调整了自己以前计划好了的西行路线，沿着法显当年在西域走过的路线去往边界喀什。
有了信念，天也助。东夷终于进入新疆的地界了，骑着他的那辆海德曼自行车向新疆的纵深进发，艰难险阻、颠簸流离。肚子饿了，他就走进饭店找残留在饭桌上的剩饭吃。衣服烂了，他就走进住户人家讨件旧衣服穿。曾经蛮体面的国企翻译东夷，现在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叫花子了。
心若在梦就在，东夷的内心是乐观的。一路骑行，一切坎坷，终于在5月1日那天赶到了新疆的哈密市。但是令东夷没想到的是，当他到了哈密市伊吾县的时候，却被边防检查站给抓起来了。边防检查站问他要边防通行证，他哪儿有啊？再三解释，谁听他的？单凭他那不洗脸不刮胡子不洗澡的邋遢样子，活脱脱一个“犀利哥”，能不引起警惕性很高的边防警察怀疑吗？新疆警方把他当外逃者给逮起来了。后来，由青岛警方派人去将东夷押解回青岛。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证明东夷不是坏人，警方就释放了他。东夷他人还没出来，就已经出名了，刚被释放出来，青岛自行车公司的领导就去找他了，因为他们得知东夷骑着他们生产的“海德曼”自行车独闯西域，这也算是创造了奇迹，于是就赶紧来拜访东夷。他们“顺便”还带来一辆崭新的蓝色“海德曼”自行车，把那辆跟随东夷跑了大半个中国几个月的红色“海德曼”换去了，说是做个纪念，其实是为了“炫耀”一下他们生产的自行车质量与品质很过得硬。
误会解除了，风平浪静了，东夷又蠢蠢欲动了。他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要继续自己的西游计划。家里人不愿意了，坚决不同意他走。但倔强的东夷是三头驴也拉不住的主儿。最终，他怀揣着800来块钱，带上睡袋和行囊，从青岛又出发了。
这次，东夷是直接坐火车去新疆的，也就是去往他被逮住的哈密市伊吾县那个地方，去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当然，他先是把自行车托运到哈密，然后乘火车转汽车赶到了新疆。到了哈密市的伊吾县，东夷取出自己的自行车，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西行“长征”单车行。
我问东夷：你难道不怕再被逮住吗？因为你照样还是没有边防通行证啊？东夷笑着说道：我已经研究好了路线，肯定会躲过边防检查，绝对不会被他们逮住，上次我是大意了。这话，听起来好像要去“叛国投敌”似的。我笑喷。
其实，东夷之所以没去公安边防机关办理去新疆的边防通行证，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办下来。既然通行证件办不下来，干脆就不办，还是硬闯吧。东夷从哈密出发，开始了他的第二季西行，骑着他那辆崭新的蓝色哈德曼自行车朝着喀什直奔而去。
东夷这一路基本上走的都是当年法显所走过的路，他穿越无人区、闯过火熖山，烈日将他的后背晒暴了一层皮，他也从来不去搭便车，有些过路车看到他这位独行者都很为他担心，甚至有的警车都要捎他一段路，他都一一谢绝了人家。有着超强意志力的东夷是一心一意骑他的单车往喀什奔，包括他第一次来的路上也是如此。
在人烟稀少水土流失的西域大地，一路上不是沙漠就是旷野，不是风暴就是雨雪，在那样的环境下东夷遇到过许多次险情，甚至遇到过生命危险。他永远忘不了自己的一次历险记，当时他在一户人家借宿过了一夜，那是一家子好人。要知道，在那种无人区域居住的零星人家都是非常好客的人，因为他们与外界隔绝，见到路过的人都非常亲切，他们让东夷住进了他们家，管吃又管住。
第二天早晨，东夷吃过了早饭，就向男女主人告辞，准备启程上路了。男主人力劝东夷先待两天再走，因为根据他的经验，一场暴风即将来临，而且还会降温，如果东夷出发上路，肯定遇到危险。
东夷抬头看了看天，晴空万里霞光万道，是一个美好的天气。他心想，这样的好天气怎么可能有风暴来临呢？西行心切的东夷说什么也要走。男主人见实在留不住东夷，就告诉他说，如果路上遇到风暴和降温的时候，就到前方路上的某个地方的一户人家去躲躲，那户人家是他的朋友，可以在那里避过了风寒再走。
在那户人家的叹息声中，东夷骑上他的海德曼自行车出发了。骑出了几十里的路程之后，开始起风了、变天了，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的好天，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乌云密布。大风一阵猛过一阵，刮得东夷摇摇晃晃，自行车车把左右乱晃，有些把持不住了。气温骤然下降了，凛冽的寒风穿透了东夷的衣服，刺骨般的难受，他感觉身上跟没穿衣服似的。
东夷四处张望想找个避风寒的地方，可是在那空旷的山野里哪能找到避风的地方呢？他想起临行时那户家告诉自己的话，在这条路上有一户人家，到时候可以进去避避风寒。于是，他加大了速度向前狂奔，同时还要眯着眼睛仔细观察路两旁有没有住的人家。
也不知道跑了有多远的路，东夷身上的力气快要用光了，人也快要冻僵了，天也黑下来了。就在他感觉没有了希望的时候，恍惚看到前方隐隐约约有亮光，他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向那亮光奔去。没有路，自行车没法骑了，他就扛起自行车往前跑，当他到了那间屋子前，甚至连敲门的力气都没有了，人几乎要冻僵了。东夷被救进了那间屋子，男主人和女主人赶紧对他进行救治，用雪给他擦身，又给他按摩，折腾了半天终于把他给救回来了。
东夷回忆说：在那户人家稍作休整之后，天气也转晴了，他又继续进发，终于抵达了他向往的祖国最西端城市喀什。这一路走来，他历经了千难万险，遭遇了重重磨难，身心和体力经常达到极限，但他终于抵达喀什，他成功了！
抵达喀什，也标志着东夷的西域之旅已经走到了终点，再往前走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法显那时候出国不用护照也不用签证，现在出国必须有护照，还要签证。东夷只能留步了，他没有护照也没签证，他不能像法显那样跨界出国，他停止了自己的脚步。既来之则安之，他决定先在西域这片土地上拿着相机拍拍照采采风，参观一下名胜古迹，因为这里有他许多的梦，他对西域向往了许多年。
在喀什，东夷游览了诸多的名胜古迹，他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偶像班超的历史印记。班超是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家和外交家，他的专著《请兵平定西域疏》一直流传至今，他用了31年的时间平定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为西域回归、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起，班超驻守在喀什的疏勒长达17年，使封闭65年之久的丝路南道再度开放，班超的名字与西域已经连为了一体。
西域很辽阔，喀什不一般。东夷想在西域的最西端多转转、多看看，但是身上已经没有了盘缠，于是他就卖掉了那辆海德曼自行车，口袋里又有了400块钱。东夷想，既然已经到了西域，目的也达到了，回去的路程要改变，不能走回头路，因为还有很多地方他没有去。他决定先走进西藏，然后去拉萨，这一路下来有很多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
主意已定，东夷跑到大街上去打听有没有去西藏的货车，问了半天，直达拉萨的没有，但去往西藏方向的车倒可以找到。东夷搭车离开了喀什，去往拉萨，因为身上有钱了，他就付给人家车钱。就这样，东夷一程又一程的换车，直奔西藏的首府拉萨。路途中，东夷接近了中印边界地区，经过了法显当年去往印度的路段。法显当年是向北印度的方向去的，他与随行人员越过了葱岭，那条路的地势惊险，经常风雪弥漫，当地人将葱岭称为雪山。
已经走到中印边界的东夷无法越界进入印度去追寻法显的历史脚印，他只能在中印边界不断换乘着车辆，沿着边界公路朝着拉萨的方向驶去。我想，如果中印边境不设防的话，东夷肯定会翻越葱岭走进印度，去追寻自己的偶像法显的历史脚印去了。
东夷又搭车进入喀喇昆仑山区，沿着中印边界一路上经过了许多绝壁山涧和戈壁无人区。东夷告诉我说：当他乘坐的大卡车行驶在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的路段时，他根本就不敢往外面瞅一眼。
青岛著名作家马立宪先生曾经在喀喇昆仑山的解放军某部当过汽车运输兵，当他认识了东夷并得知他曾经走过那段路后，就告诉东夷说，当年他就经常开车路过那儿，他们一般都是整个营的车队人马一起进山，但每次回来之后都要为战友开追悼会，因为每一次的进山都有连车带人坠崖身亡的事故发生。
东夷告诉我说：喀喇昆仑山阿克赛钦地是高原缺氧的危险地带，他经常因为缺氧而迷糊过去，也不知道下一刻能不能再醒过来。我问他：当时害怕不？他回答说：没想那么多，但总想，人家法显年纪都那么大了，还能徒步去印度取经，我这好歹还能坐汽车呢！
进入了阿克赛钦地区，东夷接近了中印边境线上的班公错湖，走进了被医学专家称为“生命禁区”的塞图拉哨所。东夷告诉我说：塞图拉哨所以前是一个古哨所，那是通往印度拉达克首府列城的古丝绸之路上的最后一个哨所，现在那里是解放军的一个边防中转站。
东夷告诉我说：塞图拉哨所是不折不扣的“高原上的高原”，那一带除了边防哨所的战士们外，无人居住，也无法居住，所谓的塞图拉哨所实际上只是一个地区的代名词了，因为那里是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无人区”。
离开了海拔4000米高山上的塞图拉哨所，东夷继续他去往拉萨的路程，历经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抵达了拉萨，走近了他的“偶像”文成公主曾经嫁到的吐蕃王朝的首府、走近了文成公主和他的夫婿松赞干布的家。
结束了拉萨之旅之后，东夷就要回青岛了，但他已经身无分文了，于是他就搭了货车扒火车、一路上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忍饥挨渴、夜宿雪地，该吃的苦他吃了，该遭得罪他遭了。万水千山万里路，在祖国的大西部转了个圈之后，东夷终于回到了青岛。
回到青岛后，东夷已经失去了工作，于是他就潜心研究法显文化，法显精神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一股强大的动力，激励着他到全国各地图书馆和博物馆去查询收集有关法显的资料与文献，他一心扑在了法显文化的研究与探索上。
同时，东夷逢人就宣传法显文化和法显精神，他还写了一本专著《法显西行一千六百年祭》，那是他在无业的状态下钻研法显文化20多年执着奋斗的结果，他倡导并创建了法显论坛，并且已经主持召开了五届全国性的法显论坛大会，他的学术研究带动了全国各地研究法显的学者们投入到法显研究当中来。
东夷是我国当代从事法显研究的学者中的开创者，是当之无愧的研究法显第一人，他曾经多次去法显的家乡临汾，向那里的人们宣传法显。在他的感召下，法显的家乡临汾人开始对法显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法显研究会应运而生，带动着临汾市的人弘扬和光大法显精神，并影响着全国的法显研究者们一起来研究法显。
临汾人也没有忘记东夷为此所做出的各种努力，临汾市法显研究会终身会长刘翠菊说过这样一段话，她说：“张老师（张梁，即东夷）自1990年从敦煌发现法显文化这个品牌第一步开始研究，2000年曾经到过临汾传经送宝，但是临汾人当时不知不觉，有眼不识泰山，慢待了张老师，……。他对法显文化的挖掘与研究，近三十年的奋斗，迄今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和辛勤的付出，我是深刻地理解，并深有同感的。所以我说，张老师是传承法显精神的楷模。”
近30年来，东夷耐得寂寞，笔耕不辍，不为物动，守其志满，性静情逸，甘于清贫，专心研究法显文化。东夷的专著已经被法显研究界广泛使用、广泛传播。身为青岛市国学学会企业家国学院法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东夷，已经先后举办了五届法显论坛，并正在积极筹办第六届法显论坛。东夷所倡导的法显文化研究已经在全国开花结果，法显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国家领导人也经常用法显精神来鼓励中国的对外交流和对外开放。
现在的东夷，每天除了陪伴年过九旬的老母亲，就是撰写有关法显的文章和文献。30年过去了，曾经单骑独闯西域去追寻法显历史脚印的帅哥张梁，已经不再年轻了，但他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在法显文化的研究当中。30年的潜心研究，30年的执着追求，这正是法显精神的彰显，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东夷西行之前在崂山的华严寺
东夷夜宿黄帝陵
东夷在河西走廊的破城子留念
东夷在新疆甘肃的交界处星星峡
东夷抵达新疆的喀什
雕塑家刘春弟赠送给东夷的法显雕像
东夷与青岛湛山寺的明哲方丈
东夷在第一届法显论坛
东夷在第五届法显论坛
东夷在就任法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仪式上
李学峰院长与青岛理工大学法显文化研究所朱艳所长
纪宇等人参加《法显研究文集》研讨会
许晨等人参加《法显研究文集》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