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目光

母亲走了，我却感觉她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我们。

那日，我跑到病房，她的眼睛已经永远闭上了，像是睡熟了。这双眼睛曾给我很多鼓励、期许。从此，不论我取得怎样的进步，世上再没人会对我投以如此关注的眼神了。

母亲的身体仍是温乎的，手背上还缠着抽完血后裹上的创口贴。清晨，我为母亲止血按紧的甲痕还留在那肿胀的手腕上。创口贴咧开了，我下意识地去粘紧它，胶布却又张开了，好似告诉这一世的人：“主人心底藏了太多话语，迟迟无法讲出来……”

母亲生前的好友哭着说：“我好内疚，怎么没在你病重的时候去和你好好聊聊天，听你讲讲心里话。”

事实上，母亲自从一个多月前发作心梗，表达功能已经严重受损。最后的日子，她不得不忍受病痛的煎熬，几乎总是沉默地躺在床上。我常想，她曾为了理想、信念而过得十分平凡，舍弃了很多，她是否还有其他期待？她对和父亲厮守的未来有什么打算；她对我们姐妹有什么愿望；她是不是还有些话要讲给好友听？这些都因为“死亡”而隔开了。

母亲去世后，我上班途中，看到路两旁新盖的商厦楼宇，想起，刚调到这里时，曾带父母亲来看自己的工作环境。那时，这里还是低矮的砖楼和荒地，宽阔的马路旁栽了一排排齐整的法国梧桐。当时，母亲说，这里像她曾经和父亲外派时呆过的城市波恩。母亲还说，波恩的街道有多么安静，人们连大声说话都会觉得冒犯了别人。我的脚步不觉放缓，有些黯然，回头，想再望一眼曾经和母亲一同看过的梧桐树，不禁眼泪涌了出来。这时，因为挡了身后一个中年男子的路，被他嫌弃地大声辱骂。我无言以对。

本来，个体的伤别离，对相熟的人而言，都如陶渊明《拟挽歌辞》所言：“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更何况对陌生人而言，个体只能“节哀”。

和我处事被动、软弱、无助相反，我的母亲总是优雅、强大而果敢的。即便到了八十岁，在意大利旅途中犯风湿病时，母亲依旧用流利的英语指挥粗鲁的工人将自己推到想去的景点。让我难过的是，母亲走了，我依旧是软弱无力的。

伊比鸠鲁说：“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我想，这指的是与死者相关的“局内人”的不幸。而“局内人”除“节哀”外，还能做什么来疗愈“不幸”呢？

我曾在一本英文畅销书“The Fault in Our Stars”（《生命中的美好缺憾》——有关癌症患儿的故事），记住了"oblivion"（遗忘）这个词。书里提到，作为普通人，离世时，最担心的是"oblivion"（遗忘），被人遗忘。当我记住这个词时，我还年轻，母亲也还健康而充满活力，我和她分享这个伤怀的故事，讲得自己泪涕横流，母亲则摆摆手，说这类故事伤身体。作为英文教师的母亲并不鼓励我看这类原版书，更不愿和我探讨"oblivion"这个词。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本来，世间生离死别就是很平常的事，每分钟都会发生。母亲去世火化后，看到未燃尽的膑骨、胫骨，回想前几日还帮她按摩过的腿骨的长度，感觉仍能辨识出母亲的个体特征。待工人用月牙形巨型木勾将其"咔嚓"一声压碎变为粉末后，母亲的一切都消失了。

对于曾经存在的生命，生者还是想努力记住亲人那独特的气息，这也许是生者唯一能做的事。

外婆离世时，我未满十八岁，几十年过去，我早已将外婆纳入“故去的人们”的记忆。外婆弹琴的模样、她干瘦的手指与那发黄的象牙制成白键的老式琴，一同嵌进了我记忆深处的相框，经久不散。不久，相框里还会出现母亲的倩影。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我的散文因在《中国金融文学》发表，收到了杂志社寄来的赠书两册。多年来，每当我的文字变成铅字，收到两份样刊，我总是将一份塞在书橱的角落里，另一份郑重地交给母亲。每次，母亲都会眼含笑意，微微点头，听我讲写作时的思路，并欣喜地将文章放在专门的夹子里收藏好。如果是报纸上发表的，母亲还会剪贴下来粘成剪报。如今，母亲不在了，这另一册杂志成了多余的。

我习惯了母亲对我的关注，却一直不懂得她那关切的眼神背后包含的爱。

童年，当我和亲戚的孩子玩骑马打仗时，母亲训斥了那个拿我当马的男孩子，而我却一个劲儿地为男孩辩护，怕没人跟我玩，反怪母亲多事。现在想来，当时母亲肯定很心疼，哪个做母亲的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欺负不心疼呢？更何况孩子还不理解妈妈的苦心。

我曾羡慕过同学的母亲，觉得她们更亲和，会利利索索地整出一桌菜。小学时，我曾在作文中表达过对母亲的不满。我的作文“给妈妈的信”被当作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理由是观点独特。因为，除我之外的同学都在文字中赞美自己的妈妈，而我却对母亲说：“您虽然拥有两个大学文凭，能讲流利的英语、俄语，您却总是对我不够耐心，我需要被你理解……”

那些年，父亲派驻海外，我们还小，家里还有年迈的外婆。母亲为了挤出更多时间为学生义务辅导，让他们考取理想大学，不得不让我们吃罐头等简单的食物。母亲去世后，回想起当年她看到那封带着指责意味的“给妈妈的信”的情景，仿佛近在眼前：她用手抵着胃，眼角噙着泪，眉头紧蹙、神态焦虑。她的心情有多复杂，只有当我做了母亲后才懂得。

曾经，当我有段时间对心理学着迷，和母亲探讨过

“罗森塔尔效应”，即你期待什么，就会发生什么。我套用学过的理论，将自己的“退缩”、“自卑”等弱点归咎于母亲对自己的成长缺乏鼓励。还问母亲，当年在华师大文学院时，怎么没有吸纳心理分析小说开创者施蛰存的理念，为何没有灵活应用心理学在我身上？

当我和自己的青春期的儿子吵嘴后，儿子躲着我，独自坐着，母亲缓缓踱到儿子房间，拉着气呼呼的孩子的手，说；“不要生你妈妈的气，好吗？”这一句，母亲说得温柔而诚恳，不仅儿子不好意思，我也心头一热。也许，母亲当时也对我们母女成长中的冲突略有亏欠。我很想告诉她，自己做了母亲后，已经理解了她太多，理应是我该请求她原谅我的。

可惜，我不再有机会跟她冰释心中的芥蒂了。

母亲很喜欢照相，她的照片曾悬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及福州那些富有历史感的街区照相馆的橱窗里。老照片里的母亲轮廓皎美、眼眸明澈，波浪卷发束起，露出颀长的脖颈，佩戴着水晶项链。母亲的嘴角微微上扬，她的笑容里，带着股天生的傲气，那是一种由于看轻了生来就有的那一切，敢爱敢恨、单纯而率真的傲气。

父亲最喜欢的母亲的相片，是他们在大学相识、相恋时，周末专门倒三趟公交车去照相馆拍的。这时的母亲，相片里流露出的是知识女性的清爽、坚定。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与父亲忘我学习、工作，不是为了出人头地，而真正是为了一个在心目中富强的中国，为了一个从书本里展现出来的理想信念。

母亲16岁即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她讲一口教会学校的洋教师训练出的伦敦音，到八十岁都不会忘记。她也是我的英文老师。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我约莫四岁左右，跟妈妈学会了讲英文，去礼堂参加英文演讲比赛，作为年龄最小的嘉宾，我是最后一个登台的。在舞台上，我知道母亲坐在第一排，还能感觉到她那焦灼、期待的眼神。正是在这目光的鼓励下，我还朗诵了一首英文儿歌“小星星Twinkle, twinkle,little star”。

母亲病重住院，每见到父亲时，她都会睁大眼睛，那眼睛里闪烁的，不似一般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目光那般黯淡、无奈，而是有着理想主义的光芒。我想，那是二十岁的妈妈被命运召唤时，以心相许、对自己个体生活融入新中国的建设时，充满向往的激情和奉献的眼神，里面还带点水样的抒情、沉醉……

母亲去世的那日清晨，我如往常去看她，她躺在床上，呼吸微弱，见到我，她的眼睛一亮，目光追随着我，费力地吐出几个字：“这里很好，这里的人们都很友爱。”没想到，这是母亲对我最后的凝视。

母亲爱着家里每个人和这个世界。她离开了，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亲人，而是那不再拥有的、独特的、爱的凝视。

送走母亲的那个夜晚很黑，感觉所有的星星都隐灭了，只剩一颗星如温柔的使者，静静地挂在天边。这时，耳畔回响起童年母亲教我的那首英文诗，我在心中默念：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

一闪一闪的小星星，

 我多想知道你是谁……”

 我幻想，母亲化身为天上那颗星，她的目光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