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东方红”小学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间的那个红色的年代，盛行以“东方红”取名，学校也不例外。我们莲花县城最有名气的小学也冠名为“东方红小学”即现在的县城厢小学。虽改名多年，但我们那代人对她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怀，在我们的心里，她依然是“东方红”小学。

一

东方红小学是当年县唯一一所县直属小学，位于文峰路。校内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素有“花园”学校之美誉。学校创办于1932年，原名琴水小学原来的琴水高等小学堂演变而来，校址初设于山碧岭，后几易其址，1958年迁至现址，1967年学校易名为“东方红小学”，1985年才更名为城厢小学，但凡在那里读过书，教过书的人仍习惯称之为“东方红”小学。

我在莲中读书时，随父吃住的琴水公社与东方红小学仅一墙之隔。每天都要路过东方红小学，那时的东方红小学三面都是农田，进入学校的不到3米宽的马路左边也是一片农田。学校的教室全是一层的平房，最高的只有两层带回廊的木板教学办公楼，满校园是被高大的梧桐树所覆盖。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东方红小学的鼓号队，每天早晚传来训练的声音，整个小县城都能听到，让人倍感振奋，催人奋进！

师范毕业后，1989年9月，我有幸从长埠小学调整到县城东方红小学教书，而且一呆就是六年。

我在东方红小学教书时，校长是郭四喜（任职期限1984至1995年共11年）、副校长是郭水娥、刘杰（1995至2003年接任郭四喜当了八年校长）、刘志钦、政工主任颜囯元、教导主任王昔华、总务主任贺小兰。全校有近30个教学班，近2000名学生，85名教师，除李铁香、肖祖宾、肖迅、李西光、李四树、贺化平、李金明、尹新华、李慧、金老师等11个男教师外，其余均为青一色女老师。而且年轻漂亮俊俏者居多，尤管萍、王艳玲、王艳兰、谭晶华、李初晴、郭小芬、李娟等十几个美女老师最为突出，一个个妆扮得花枝招展，香气怡人，均为窈窕淑女、楚楚动人，常常引来县直机关未婚青年的好逑，时常在学校转悠。问他们做什么？都说是我校貌美的淑女惹的祸。她们大多数是我们上下几届的师妹或师姐，也有吉安体校、文艺学校毕业的特长生，但不知什么原因？那么多郎才女貌老师仅2人配对成功，也许是受“臭老九”名号的影响，这些个貌美如花的女老师宁愿找个开车的师傅也不愿找同行，对此我也是久思不得其解。当然在乡下教书的朱春平和朱细华成功走进结婚的殿堂，共同享受职业的假期游走四方，也是我们的梦想。

杨志娟、焦美珍是上海知青留下教书的，刘杰是天津人，随军来莲教书的。她们来莲花多年，仍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城里人特有的气质在她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听她们讲话、交流简直是种享受。他们三人教过的学生语文成绩，写作、口才等比赛哪是任何一个班级无法比拟的，可见当年毛泽东推行“知青上山下乡”之正确，让老区贫困县小山城也拥有大城市一样的师资。后因在莲花成家了，回不了大上海。她们把自己的一身都献给莲花的教育事业，直到退休。

东方红小学比起我在乡下的长埠小学，那条件的确好多了，毕竟是城里的县办学校。有二栋三层的教学大楼全是新建的，宽敞明亮，窗户均为钢窗，玻璃窗户；二栋一层四个教室的平房教学楼仅供学前班和乒乓球训练场所使用（1958年建校时兴建的）。其中大操场的那栋“庆同楼”是香港老板沈炳麟先生捐资兴建的，沈先生还在路口湖塘小学捐资兴建了“思美楼”教学大楼。200米环形跑道，学校每学年会举办一次田径运动会；在教学楼右侧还有一座近二亩的鱼塘，鱼塘与同人墙之间约摸有一亩多的菜地。在学校后栋教学楼的后面也有一片空闲地，那时我刚刚成家，我和青毛也吃得苦，也开荒了两块菜地，种上了时令蔬菜，尤其是是辣椒和西红柿长势十分茂盛，经常是满铁桶的蔬菜提回家，小家庭基本实现了蔬菜自给自足；一栋两层、二栋一层平房十多套教师家属房，主要是解决外来老师的住房问题。像刘杰、杨志娟、焦美珍、史新明等先来的，外地的，老教师都住进了家属楼，像邓金华、彭红梅、刘祖娥、陈芳后来的教师就住在单身宿舍，在走廊里搞吃。像李铁香、肖祖宾、李西光、肖讯等男老师就安排住在教学楼每一层边上的宿舍里。因为大多数是刚从师范毕业的，大伙儿都在忙自考、函授学习。学校那种积极向上，奋发学习氛围比较浓，很羡慕那种集体生活的味道。我和青毛刚刚结婚也想住校，只因房子紧张，只能上下班来回跑。

二

刚调到东方红小学头两年，我和刘生莲老师做搭档，从四年级带班到小学毕业，她教数学，我教语文兼班主任。

在东方红小学教书比乡下小学要严多了，城里的老师，女同志较多，女人好面子，教书挺认真，生怕排名靠后，竞争压力特别大。每次期中，期未（终）考试，从监考到阅卷和中考、高考没啥区别：单人单桌，前后一名监考，还有流动监考的，阅卷时，班级、姓名全密封了，一人负责几道题，另有专人负责统分，阅卷根本就无法考生是谁？最后分数是多少？而且每次考试结束后学校语文和数学都要排名，学校的奖金虽然不多，但每次考试的结果均与考试成绩、排名直接挂钩，郭校长就是凭这严格的教学考核来管理。女人多的地方，是非也多。有时也常有女教师来为排名、班上差上多、有些老师监考、阅读不严等一些事告状，郭校长常用《增广贤文》中那句“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来回应，弄得这些人好尴尬。他这种处理是非的做法，一直影响着我。

为了让班上的学生考出好成绩，这些个老师总是千方百计把杂科老师的课程也挤占了，早读和课外作业也不放过。经常会看到刘生莲、杨志娟、焦美珍、史新明、朱金玉、王昔华等老师在教室里辅导；下午放学或周末也自行为学习差的学生补课，尤其吃住在学校的杨志娟、焦美珍、史新明、刘杰老师，每天下午放学，每当周未，都在看到她们家门口有五、六个学生在补习或辅导，杨志娟老师的丈夫郭佳明是著名书画家。也有学生自小跟他拜师学艺，但均是兔费、义务辅导。那时老师真把教书育人当作一份事业在做。待学生胜过于自已的儿女！似乎都使不定的劲，在她们身上的确感受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那种境界。我也被她们的精神感染着，但毕竟是男老师，没有她们的韧劲，那是我也正在自学呢。但每天早读课，每一个学生的日记，每一篇作文，我会逐句逐段的批改，并写出评语，常常拿出写的好同学的日记，作文作范文，在早读时交流。

对班上的后进生，我是一个也不放弃！对他（她）们的日记、作文更是细心的辅导！对他（她）给予更多的帮助和鼓励，激发他（她）们的学习兴趣！后进生进步了，整个班的学习成绩就自然上去了。每次的考试，我班的成绩总能在中游以上。

课间闲瑕之余，我的最爱就是喜欢下象棋。说起下象棋，那是争分夺秒。下课铃一响，李金明、贺化平和我就会不约而同跑到教学楼梯间小便处改装办公室里，那是赖志明老师的办公室。不到二个平方米，四个大男人挤在一起也其乐融融，把棋盘往桌上一放，便摆开阵势、大开杀戒。因水平不相上下，兴致来了，常常杀得个天昏地暗、难解难分的，有时上课铃响了好几遍都舍不得抽身离开。我有时也杀得他们几个无回天之力，无招架之功。贺化平对此很不服气，老是喜欢说我是“蒙古仔当乡长，运气好！”当然，我也有“大意失荆州”之时，有时也输得个一败涂地。

三

郭四喜（1984年任东方红小学校长至1995年退线）是莲花出了名的好校长，他以“治学严谨、特色创新、以校为家”而著称。他在在红源小学当校长时，因创办乒乓球特色学校而出名，当时红源小学乒乓球队经常代表莲花参加全省乃至全国的比赛，为省、市体工队、体校、师范输送刘艮莲、刘曼莲、李珍妹、李干梓、周玉蓉、刘小艳（后改名刘婧）、李建平等一大批体育人才。其中省体工队刘艮莲和省体校刘曼莲是姐妹，这在当时江西体育界视为传奇。

后来，郭的弟子李干梓、周玉蓉作为莲花乒乓球事业的传承者，分别在原文化官和新的文体中心创办了赣杵乒乓球俱乐部，为莲花培养了不少的乒乓球爱好者。

在“东方红”小学，乒乓球队建设也是他的一块始终坚守特色阵地，始终紧抓不放。县体校李干梓，刘曼才两位体校老教练常年在学校指导，陪练。我自幼喜欢打乒乓球，但球艺一直不怎么好，在缺体育老师的情况下，我便成了学校乒乓球队的教练，为了陪队员练球，我的右手大拇指与食指之间因疲劳过度患上腱鞘炎，连握笔写字都挺困难，后来不得用左手写字。不过，我带出的乒乓球队在全县乒乓球比赛荣获集体，男女双打，单打冠军！

郭四喜校长是我同学郭小玲的父亲，年纪也不轻了，五十出头，但劲头十足，囯字脸，满头的头发虽有点白，常常穿着标准壮青色的中山装，左上口袋里插着一支黑色钢笔，常年吃住在学校那栋1958年建校时的二层木板二楼，下面是教务处、政工处、财务处三个办公室。郭校长以校为家，平时在会堂吃饭，周未就自已在旧楼下的板梯间做饭吃。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老师福利待遇，他可是想了很多办法：一是创办学前班；二是在校门口增设小卖部；三是在广东佛山办校办工厂。四是开荒种菜，池塘放鱼。

我在东方红小学（1989年9月一一1995年6月）这段时间，正是全国改革开放最好的发展时期，那个“黑猫白猫”时代，整个“珠三角”像待开发的处女地。全国各省市县在广东均设了办事机构，我县选派了县台办主任杨保保在深圳龙岗设立办事处负责莲花务工人员联络工作。全国各地到处办厂，到处招人，而且都是政府的名义招人去，一批批、一车车人往广东走，全民经商办企业，乡镇、公安、学校、机关单位鼓励经商办企业或投资入股，莲花县兴起了乡乡办小煤矿、小高炉炼铁、小石灰精粉厂，可以说是村村冒烟，处处办厂，一派热火朝天的全民创业的场景。

我老婆工作的下坊乡政府，在西谭坳（现在下坊水泥厂这个位置）的荒坡上由副乡长肖祖德负责炼起了小高炉，那时鼓励全民创业，干部下海经商，不下海也可投钱入股，据说入了股的人都挣钱分了红。就连我所在学校的莲花县城厢小学也不甘落后，那时是郭四喜任校长，郭校长年纪虽然比较大，是个快退休的老校长，但思想挺解放，他率先在学校办起了小商店，每年为学校创收近3万元收入，在外面，学校出资20万（其中勤工俭学办10万，老师集资入股10万）与一个叫罗少云的路口老板在广东佛山办起了陶瓷热处理厂，也真佩服郭校长的眼光.胆色和魄力！学校先后派尹新华、刘志钦、李金明等几位有经商经验的老师去协助办厂（尹新华是学校的会计，利用假期运煤到泰和和井冈山等地），凡是投资入股老师都按15%的利润分了红，去佛山校办企业上班都挣了钱。尹新华从此也不想上班了，干脆辞职下海，尹新华常年调运煤炭，现在在一家企业做财务总监；肖迅请微在南岭办活性碳厂，他老婆在学校开店，后来他和老婆又一起去广东创业。学校多次催他回来，否则予以除名，除名就除名，肖迅还是依然坚守在广东，可见广东挣钱的吸引力有多大。如今已是老板的肖迅，在莲花的10个永师的同学里，肖迅可是人财两旺，仔女双全，开着豪车，在县工业园买了20亩土地办起了江西上品金刚钻有限公司，目前正与中南大学冶金学院合作，企业越做越红火，是莲花工业园区重点骨干企业。

记得1991年春季开学，学校决定派我去广东佛山管理校办企业。我高兴极了，佛山这个城市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看《霍元甲》这部电视连续剧时就知道，对佛山这个城市是仰慕已久，很想去看个究竟？这次难得有机会去，一来可以去看看外面的开放，多彩的世界，二来又可以发挥我的经商的特长，最关键是可以挣钱把房建得更好。一放学，我就急匆匆回家把这喜讯向青毛报告，谁知当即就被青毛“一票否决”，我那高兴劲仿佛间像沷了一身的凉水，青毛是坚决反对！这事没得商量！好说歪说就是不同意！她说：“我跟结婚不是为了钱，为了钱我也不会讨一个小学老师做老公的。去年你跑客运还不挣钱，就是怕你不安全出事，一个人命都没了，挣钱还有什么意义？你去佛山，你的身体这么瘦弱，叫人怎么能放心得下？”我终熬不过她，只好叫郭校长另请高人吧，我只有安心教书的命！这是青毛第二次让我失去了挣钱发财的好机会。对此，我对青毛很有意见，我说：“以后不准在我面前提钱的事！”这一点，青毛真的做到了。后来我改行从政先后任乡长、党委书记、局长、主任等职务。哪些我曾帮过忙的老板送礼物和钱给她，她连看都不看，直接将他们一一拒之门外，这一点的确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更何况那时没有“八项规定”。2006年，我在康达东路建房，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一个叫“老五”老板送一万元现金给青毛，被青毛骂得狗血淋头。我也为她了这种行为点赞！青毛是一个有智慧的好女人，为人十分低调，穿着十分简单，朴素。我在计生委、卫计委、卫健委工作期间和她同事六年，作为主任夫人，她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感觉，相反比一般干部干事更卖力，更有责任心。说真的，我打心底里佩服她！敬重她！她也影响着我，鞭策着我，做人，做事，做官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无私无畏！坦坦荡荡！

四

俗话说：“男人好色，女人爱财”，可我的老婆一点儿也不爱财。三番五次的反对我出去挣钱。我利用假期去炍煤，她反对；春运期间包车去广东，她反对；这一次，学校安排我去广东佛山的陶瓷热处理厂上班，她又反对。没办法，谁叫我娶了一个不爱财的老婆，当然也是我的福份！那我只有静下心来好好的呆在学校教书的命。

后来，因学校的年轻老师陆陆续续的被调走改行从政；没调走贺化平、肖迅、尹新华也去广东，浙江打工创业。学校只剩下我一个年轻的男老师“光杆司令”。学校里许多工作女教师不能胜任的全由我一个承包。我还真的充当了“万精油”的角色：有时还充当了电工、广播员；有着教务、政工、教练、大队辅导员不同的身份；有时还充当了学校的采购员，和金春树会计一起走南闯北的购买学校的必需用品等。

不会吹小号，却做起了少队队鼓号队的教练；乒乓球打得不怎的，却做起了学校乒乓球队教练；也常常被县教育局<抽调去下乡检查或驻村帮扶，我又和龙天雄主任在坊楼罗市蹲点驻村，一驻就是半年。总之，当小学老师这个“万精油”的称号在我的身上表现淋漓尽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论是在哪个岗位上，我都是兢兢业业，把每一件事都做成，做好，做出特色。

在担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时，学校的鼓号队是“东方红”小学的招牌，县里凡是有重大活动，团县委、教育局均会要求学校的鼓号队参加。学校鼓号队由我和陈芳老师负责训练管理。鼓号队阵势比较大，其中腰鼓队32名，小号队16名，打鼓8名，大镲4名，中镲4名，小镲16名旗手3名，指挥2名。所有队员必须配戴红领巾，统一校服。小鼓队，小镲全是女生，打鼓、大镲、中镲全是男生训练只要求统一节奏，统一手势，统一击鼓，在行进过程注意步伐即可，由陈芳老师负责；我负责小号队员的训练管理，整个鼓号队最难训练的也是小号队。小号队全是男生，吹号肺活量、气息不够，吹气，吸气不当，是吹不出声音来的。由于我不会吹小号，但小号的节奏、乐感还是挺强，能指出队员的毛病，但也有一一二个队员经常调皮捣蛋，为培养和训练这支小号手队伍，我只好聘请高手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刘国元作为校外辅导员利用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来专门对小号队员的专业训练。不管是否有重大活动，这样的训练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是雷打不动。

记得当年良坊的万亩果园开业庆典，升坊昌盛水泥厂奠基仪式以及县里大型活动，我和陈芳老师均带着学校腰鼓队参加，为县里的各项重大活动、庆典、奠基仪式增添了喜庆的氛围。让学生走出校门，服务社会有新的体验。

学校的广播放在新建的“庆同楼”屋顶，每天课间操，课间休息，红领巾广播都要用上广播，使用频率特别高，由于在屋顶，日晒雨淋，广播线路断了是经常的事。学校的广播一天不叫，那学校瞬间似乎没了生气。所以一旦嗽叭不叫，郭校长自然又想到了我，又叫我这个业余电工上。可是，庆同楼沒有设计楼梯至屋顶，要上屋顶上接线可不件容易的事。管事务的老金年事已高，体育老师李金明也年龄较大，攀沿上楼成了我的“专利”。为此，我也特别小心，叫上老金扶稳木梯，然后一步一步爬至三楼楼梯间顶棚，顶棚与楼顶有近一米五的空隙，顶棚有6O度斜坡，稍有不慎有从斜坡上滚下去的可能，说句心里话，每次爬楼，我都胆颤心惊的，格外的小心，双脚趾使劲的踩住斜坡上变黑的水泥沙子，一手抓住梯子，一手反手抓住楼顶的墙沿，然后再双手撑上去，左脚跨上去，再整个人上至屋顶，踩着并结实的防晒板，把线路接好后再下来，有时查不出什么原因，上下来回折腾好几次，直到广播叫上为止。一个学期下来，差不多要冒几次险，每每想起这些，我至今心有余悸。

五

东方红小学毕竟是县城唯一的一所重点小学，大至学校的教学，少先队活动、体育、小至学校的课间操、升旗仪式、红领巾广播等等都是全县的标杆和旗帜，这当然与郭四喜严谨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

郭四喜校长事无巨细，大至学校发展规划，小至学校绿化，课间操队伍的整齐，教室的门窗玻璃，广播电线，莱园的辣椒，鱼塘的水等等。如今学校的广玉兰已走过了近二十五的春秋，已是技繁叶茂，撑天大树，想当年，我们可是用桩护，用竹织成围栏，后用改成铁丝围住，才足以让树苗茁壮成长；为了做课间操时全校三千名师生能够整齐划一，我们在操场上画线，打了近3000个小竹桩，那时的操场虽未硬化，踩了几十年的田泥地面也着实坚实，我和李金明，金春树几个打得两手起疱才算完成。做操时，郭校长打起背手在四周看来着去，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常夸我们几个吃了苦。

学校女老师多，调到县城教书的是县局主要领导的亲属，都有多多少少的“后门”。要管理好这么一支教师队伍必须靠“哑巴子”数字说话，才能治得住那般“七大姨八大姑”。所以学校检查多，评比多，考核多。到了年底教学评此时，有时为了一分，几块钱的事都会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女老师甚至因此还有不说话的，心里烙下疙瘩。

基于这种特殊情况，在每学期的排课时可是伤透了脑筋，在考勤、学习、教案、出操、开会、考试评比等方面得十分细致，出不得任何差错。这些分管政工处颜国元副校长和分管教务的刘杰主任是特别交待过我。

有几个不求上进的老女老师，在1989年下学期那年，由于一下进了六七个年轻男老师（因学校好几个男老师爱打牌赌钱被教育局交流到乡下教书去了），她们可高兴啦！“终于有人垫底啦！”可那些年轻的男老师，个个要求上进，教学方法又灵活，又爱和学生打成一片，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年底期终考试时，那些年轻男老师教的科目成绩居然摇摇领先，气得她们半死。她们沒想到一批男老师竟然也这么优秀。

六

在东方红小学教书期间，我和青毛是1991年元旦结的婚。青毛在高洲卫生院上了一年班，后来，乡政府成立计生办需要招护士，青毛被改行到下坊乡政府上班，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1991年国庆节，县里组织的文艺汇演，教育局推选东方红小学参赛。那时由文艺学校毕业的管萍，幼师毕业陈芳两位老师做辅导老师，我们排练的《烛光里的妈妈》《十五的月亮》从内容、服装，音形、节奏、歌舞、动作、表现等综合得分荣获一等奖，尤其是表演《十五的月亮》穿上军装（全是县武装部借的）的我们，以精湛的演艺再现了十五月亮下军人与军嫂相思的场景栩栩如生，感动着现场的观众。当时可是轰动了小县城。“东方红小学的老师，真行！”无不为我们精彩的表演点赞叫绝！

1992年“三八”妇女节，全县组织交谊舞比赛。东方红小学也组队报了名。那时我们学的是《把根留住》慢三的交谊舞，管萍、陈芳老师做教练，学校的年轻男女老师都得报名。李铁香跟李娟配对、贺化平跟王艳玲配对、肖祖宾跟陈芳配对、我跟谭晶华配对……要求每天晚上排练，力争获得优秀行列，不愧为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

青毛下班回来在家不好玩，每天晚上也挺着个大肚子陪着我练舞到十点。后来在工人俱乐部比赛，她也踊跃参加观看。看到东方红小学代表队荣获一等奖，也特别高兴。

那次县妇联组织全县青年职工交谊舞比赛活动，的确丰富了小山城的职工生活，促成了一对对未婚的青年男女终成眷属。像我校的李铁香与李娟的结合，就是从交谊舞开始的，贺化平和李小兰也跳出感情，不过有王艳兰盯着，也没办法发展下去，只是相互间仰慕而已，陈芳的男子陈小黄，彭红梅的老公郭建明也是每天陪伴着……

七

在东方红小学期间，我曾被县教育局抽调过二次。

一次是1991年的冬季，被教育局抽调去参加全县的教学督导检查。我和教育局人事股长贺治中一组。贺股长是东方红小学前任校长。他的威望挺高，在教育界是德高望重。跟他下乡督导检查，简直是一种享受，从来没有过的。

记得那年冬天的周日下午，贺股长和我一起去县短途汽车站等班车去寒山中心小学，本是周一去，因寒山乡两天才一趟班车，所以提前一天前往。

班车经荷塘，绕九曲山钢铁厂，全是泥沙路，下益和九曲山路段可是好险，峰回路转，悬崖峭壁的，危险的很。上了水打鼓那个土坡就到了寒山小学。只见朱瑞庭教办主任和一位副校长在门口等候。

一下车已是傍晚时分，他们就笑脸上前迎接，他们说在门口足足等了半天。冬天的寒山特别的寒冷，寒风刺骨，水打鼓的瀑布声扑扑作响，但山里人热情好客，一踏进朱主任的房间，倾刻间被暖和起来，学校早早的就准备一大盒木炭火，再喝上两口热茶，水果、瓜子什么的……

坐了会儿，就准备吃饭。走进小食堂的餐厅，虽不这么奢华，但被寒山大盆的狗肉、大盆的土鸡……堆台满桌的，香喷喷的柴火饭，再加上烧开了新酒，桌下也放一盆木炭火，还有朱主任和学校老师的热情劲，简直让我感动！想不到跟着局股室领导下乡竞有如此待遇？贺股长对我说：“带你出来，就是让你见见世面！和我的老朋友叙叙旧！喝酒暖暖身子骨！”我也是从那时起认识朱瑞庭主任（现在县关工委，朱主任自1989 至2000年，在寒山一干就是十二年）的。包括他的儿子朱小明（南岭中学校长）。后来我转转多个部门，只要朱老要办的事，我都会尽力做好，不让他老人家跑腿。

那一夜，我喝醉了。至于第二天督导什么？检查什么？我忘得一干二净。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是不敢再贪杯了。

第二次是1992年下学期，教育局又抽调我和龙天雄校长去坊楼镇罗市村扶贫挂点。

那时扶贫是要吃住在村里的，由于交通不方便，常常一去就十天半个月吃住罗市墟场陈云开会计家里，村书记是陈新圣（太路边，如今巳是86岁高龄），村长陈彬恩（塘下，湖上卫生院长陈春艳父亲）。龙天雄有50多岁，但他身体好，每天坚持早晚用冷水洗澡，真令人佩服。那时，我对农村工作是一片空白，喜欢问。村里的陈新圣书记跟我讲了这样的故事，他说不知道做就说“我是上级派来的，专门做妇女工作的，每人发一支枪，那是不可能的……”故事还未讲完，就让我们笑得前翻后仰的。陈书记还说，从解放到现在，他一直当书记。做农村工作冒巧，就是要“脑勤、脚勤、嘴勤”，要吃得苦，耐得烦！对全村的情况要熟，对所有人，山场、林地、河道都要了如直掌，包括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其次要熟悉了解上级政策，要懂点法律知识；三是办事要公平，公正，合法，不要“两杯酒不吃，喝杯酒，吃力不讨好！当农村干部不要作文，要了百家情，吃百家饭！这可是一辈子的农村工作的总结！”。

在那驻村半年，感觉还真是这样。罗市村里的老百姓还真知道有我和龙天雄这样驻队干部，有事没事时爱找上门来，请求我们为他们排忧解难，逢墟买了鸭子娌也会叫我俩喝上两口。我一个教书匠有时还真有点不好意思。陈新圣老书记便劝导我说：“要去！农村干部串百家门，吃百家饭！才能解决百姓事。你不去就是瞧不起人家！”

农村的夜晚寂静的很，除了偶尔能听到狗叫外，忙累了一天的农民吃完晚饭便上床睡觉。我闷得慌，时时会跑到罗市小学去玩。那里有我的师范校友陈铁新。那时学校的活动很单一，要么围住赣新牌黑白电视机，要么聚在一起打扑克“钻桌子”。更刺激的是“钻凳子”。不论男女，输了就得钻，而且得一本正经，两个老师在两头用双手按住凳子，输了的要从匍匐着地面爬，要么双手扶着凳子翻身过去，在旁双手鼓掌喊“加油”，尤其是轮到女生钻时，气氛更是热烈……想想当年那场景，真是苦中作乐，但十分开心、快乐！

驻队任务完成后，我就在学校一直从事政务、教务、事务等行政工作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八

2004年，我在上海挂职。我从闸北区政府开会出来，在区政府门口走着，背后有人突然叫了我一声“刘老师！"。我不敢相信，在上海，有谁会认识我？再说我也离开教育战线已差不多10年，又一句大声“刘老师！我是李龙华！”。我的一身都感到吃惊而感动！我猛然回头一望，真的是我的学生李龙华。我又惊又喜的抱着他，握着他的手，“你怎么在这？你怎么还记得我？”。 “我毕业后在上海的一家公司上班。刘老师，我是永远记得你！永远不会忘记的好老师！”

2016年，我送院长们赴宝安学习。在宝安又有缘遇见了李龙华。李龙华和他的好兄弟江西波阳朱元芳博士、宝安保健中心主任幸思忠在宝安硬是要热情的接待我们。我盛情难却，师徒几人喝个酩酊大醉。而今，李龙华在南昌做金融工作。

2017年5月，我在南京人口囯际学校学习。期间，南京莲花老乡邀请我吃饭。在饭桌上，竞碰到了相隔27年未见的学生刘庆祜。他叫我声“老师！”。我一看，竟也能叫出他的名字“刘庆祜”，这让他感到吃惊。他说“27年，你一直未变，只不过比学校时稍胖了点”。

在我离开南京后不到一个礼拜，竟收到了来自南京的快递。是刘庆祜精心调选的紫砂壶，我打电话骂他，他说是学生的一片心意敬请老师收下。

陈丹是我在东方红小学教书时调皮的学生，经常被我叫到办公室训导，他的日记，作业也让化了不少心思。大学毕业后分配南昌市公安局工作。由于去南昌较多，他在南昌特警大队象我儿一样帮我。我非常感激！

金蓉是我九O年带的毕业班的学生，如今也成莲花城厢中学的语文老师。每天上下班，早晚散步会经常碰到，她总是像学生时代那样亲切的叫声“老师！”……

我从政这么多年，虽然当过多个乡镇、部门的一把手，变换不同的称谓，但只有听到学生叫我一声“老师”是最亲切！最暖心！最具有幸福感！我教过的学生虽不是囯家顶尖的人才，但在社会的不问阶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无一人走向犯罪之途，这也是我教书育人感到欣慰之处。

肖茂林、陈小锋、肖伟梁、陈炜、李华、李薇、张倩、史策、史瑛、李良明、李付民、李小明、胡小明、贺小丽………一个个学生的名字，相隔这么多年，我都依然记得，这些个学生每每看到我时，也远远的叫声“老师”！

这就是当老师的味道。

九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知是否受“臭老九”思想的影响？后来，学校许多年轻的老师改行从政或弃教从商了：李四树在关工委（现就业局长）、李铁香在县委办做秘书（现财政局长）、李西光在县团委（现工业园区副主任）、肖祖宾在组织部（现科协主席）、王艳玲在县体委（现商务局长）、管萍（现吉安市医保局长）、贺化平（现欧派斯润滑油老总）、肖迅（现江西金刚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新华（现华莲欣财务总监）下海创业当了老板，只剩下我一个年轻的男老师。其实我是喜欢老师这个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1986年7月，在我师范二年级时，老爸的一位同事问我是否有改行做行政工作？我当时很幼稚地说：“叫我干行政，那我读师不就白读了？让我教几年书再说吧！”

1995年7月，我也调离了教了八年书的课堂，工作了六年的东方红小学。我是我们这一批年轻人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不得已改行去了县招商局，开始了我的弃教从政历程。从县委大院到乡镇，再从乡镇到县直机关，现又重回县委大院，绕一圈就是25年，人生有时候也真会开玩笑，我从起跑的出发，跑了25年又回到原点。虽职务和级别有点变化，但回过头来想想走过的路，还是在“东方红小学”做老师时有点回味！觉得教师这个塑造灵魂的职业最有价值感，成就感！一个好老师，可以影响一个学生一辈子！假如人生有第二次选择，我将义无反顾的拿起教鞭，重返“东方红小学”那教书育人的阵地！

2020年6月20日，我路过“东方红小学”，刚好校门也开着。我便不由自主的在校园里转了转，如果不是因为在这工作过，还真认不出这是曾经的“东方红小学”，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原来的莱地、鱼塘没了，“展翅楼”、“向上楼”、“起航楼”、”腾飞楼”等四栋新教学大楼巳代替昔日的一层或二层红砖瓦房，连仅存的“庆同楼”也改为了“扬帆楼”。笔者以为应保留“庆同楼”，让爱国华侨沈炳麟先生捐资助学的事迹在校园里传承，可把它作为教育学生立志报国，感恩社会的活生生的教科书，让远在他乡的游才能找到乡愁。后听现任陈华鹏校长介绍，由于庆同楼已历经三十多年，地质的原因部分地面塌陷，学校已申报拆除，学校会建校史馆，将建校以来的历史图片资料予以向学子展示；二十五年前裁的广玉兰、雪松、桂花、樟树倒已是撑天大树，绿树成荫；坐北朝南的老校门考虑上下学安全角度也改在文峰路北侧，以前的泥沙子道路变成沥青路面，泥沙跑道全变成了塑胶跑道；学校规模已发展成104个班级，6000余名师生，目前已一分为三，一部在原校址40个班，2200学生；二部在原城厢中学40个班，2000名学生；三部在新教育园24个班，1600名学生，为甘祖昌红军小学。

2020年6月30日晚，陈华鹏校长邀请李铁香、肖祖宾、李四树、李西光、肖迅等曾在学校工作的老师聚餐。陈芳、谭晶华、赵小夏、王灵、金素容等几个“东方红”群的老师作陪。大家在“庆同楼”前合影留念，在学校食堂举杯畅饮，共同追忆那往日的逝水流年，幢景那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展望东方红小学发展愿景……

“东方红小学”虽改名多年了，也不管怎样改，她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宗旨以及教书育人的精神传统将永远传承下去。东方红小学一一将永远躺在我们那个时代人的心里，也将托起新一代城厢小学新的希望，新的未来！期待着有一天能恢复“东方红小学”校名，这样与刘仁堪小学、甘祖昌红军小学、列宁小学共同构建红色莲花元素，厚植莲花红色基因，也顺应习近平新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