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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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梦中醒来，迎接我的却不是温暖的阳光。我睁开眼，发现四周被黑暗笼罩着，出于恐惧，我手臂一撑，想要坐起，却撞到了额头。剧烈的疼痛让我意识到：这个地方十分狭小——我用手脚摸索了一下——大约有两米长，一米宽，高度不到四十厘米。我大口地呼吸着空气，想要以此缓解额头的疼痛，却在空气之中嗅到了木板和泥土的气味。我感到一阵不安，用手摸着各处的口袋，想找个能照亮的工具。所幸我有不脱衣服就上床睡觉的习惯，我在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个打火机，一把折叠小刀，从裤子口袋里找到了我的手机。我看到了获救的希望，急忙打开手机，打算给我的妻子玛丽打电话。但随着手机上显示出“无信号”的字样，我的心又一次跌落谷底。所幸手机还有不到一半的电，我打开了手电筒，向四周照去。
我随后看到的一切让我感到一阵绝望——这个空间的六个面都是木板，顶上的木板还有一个缝隙，露出了一块黑棕色的泥土。这是一具棺材，而我被装在棺材里，活活埋在了地底。我惊异于我可怕的处境，想着我究竟是得罪了何方神圣，才招致了如此报应。平日里我自认品行高尚，善待他人，从未有过任何仇家，就连我的下属，都觉得我是个千年难遇的好领导。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逐渐变得暴躁，用手捶着顶上的木板，搞得木板移动了几许。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便不断击打着那木板，希望能让它移开。但没过多久，我就放弃了，因为这木板本就十分沉重，加之覆于其上的泥土，不仅让我的几百次锤击毫无作用，还伤害到了我的拳头，我用手机一照，双手上的肉早已溃烂。但令人奇怪的是：我的拳头上没有一滴血，这使我想起我的额头，我打开相机和闪光灯，给自己的额头拍了张照，拿来一看，刚才撞到的地方擦破了皮，但和拳头一样毫无血迹。
我的妻子常常说我身上有一股血腥味，问我是不是哪里受了伤，流了血。干我们这行的，都是从血和尸体里爬过来的，往往是一场仗下来，衣服和鞋子里吸满了血液，需要两个人抓住衣服的头尾、把血液使劲拧出来，然后再放到水里漂洗，若是清洗不及时，那血液还会凝固在衣服上，只能拿沸水泡开。当然，这样的清洗工序只能在没有作战任务时进行，有时我们连续作战长达一周，那血液和凝固的血块就要在身上停留一周，时间长了，血腥味自然会渗透进皮肤的每一个褶皱，就算二十年以后，人们也能从我们身上闻到它。
二
我关上了手机，闭着眼，回忆着那场战争。那是2002年1月，我正在肯塔基坎贝尔堡，和我的两位战友兼好友——汤姆森和拉姆齐一起外出游玩。当时我们在肯德基吃午饭，汤姆森和拉姆齐两个光棍紧挨着，一起悄声讨论哪个服务员长得更标致，臀部更性感，我则一边看着妻子的照片——我们当时已经结婚一年了——一边喝着一杯加了冰块的可乐。忽然传呼机响了起来，我们低头一看，是上司让我们立刻回营，我们便丢下刚吃了一半的午餐，用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军营。随后我们按照命令收拾装备，坐上了运输机，到了不知道哪个机场，休息了一天就被叫去开战前会议。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要被送到阿富汗境内，接替第26海军远征军。
我和汤姆森、拉姆齐还有另外两个人——少尉卡尔和医疗兵约翰（他们都是我们班的战友）刚到阿富汗，就看到了让我们终生难忘的一幕——本就光秃的戈壁上仅有的几座小镇，都被空袭和炮弹轰炸得满目疮痍，只剩四面墙而没有房顶的房屋、外墙破了个大洞，露出内部的三层小楼以及整个倒塌、只剩砖块的房屋废墟……
“真不敢想象这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约翰摇了摇头，抱怨道。“约翰，别乱说话！”卡尔少尉（他是我们的指挥官）斥责道。“嘿，我可没乱说话，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要是没有这场该死的战争，这里肯定不会变成这样——一团乱麻——而我们也可以窝在军营里斗牌……”约翰的声音越来越大，拉姆齐扯住他的胳膊，示意他把嘴闭上，“嘿！拉姆齐，别扯我！你让我把话说完，在咱们这个国家里很有一些人，整天叫着要吞并这里、吞并那里，全然不顾当地人民的死活。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本土从没被轰炸过，他们从来没尝过战争的滋味，不知道躲在桌子下面，祈祷炸弹别砸在头上是什么感觉！”“这么说，你饱尝这种滋味咯？”汤姆森打趣道。“你们知道，我是犹太人，我的父亲是从法国逃难来的。小时候，我常听他讲那些事，每次听到德国人对我们施加的恶劣行径，我都恨得牙根发痒……但我也真心替他们感到惋惜。”“替敌人感到惋惜，真有意思。”卡尔冷笑了几声。“他们并不是真心想上战场杀人的，而是出于无奈。你们也知道，我是个反战主义者……”约翰说着，却被卡尔厉声打断，“如果你真的是个反战主义者，你现在就可以向上级申请，滚回肯塔基！”约翰先是一愣，随后摇了摇头，拍了拍肩膀，露出那带有尖叫鹰图案的臂章，“我不走，我也是个Airborne，和你们一样。再说了，我是个医疗兵，没有武器，不会伤人性命。”卡尔想继续斥责约翰，但远处突然跑来一个士兵，他来传话，让所有少尉军官到上尉那里报道，卡尔才作罢，跟着那士兵走了。
三
后来，我们班被分配去扫荡村子，搜查塔利班的漏网之鱼。阿富汗的人民大多对我们十分恐惧，总是躲在屋子里，直到我们用简单的当地语言告诉他们会保障他们的安全，才看到村民慢慢走出来。在村子里休整的时候，约翰会主动和村民们交流（他精通阿富汗的两种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卡尔始终没有把他开除），给生病的村民提供药物，有一次他抢过汤姆森的电台，给总部发报要求空降一大批药物，遭到了严正拒绝，气得他靠在墙边咬牙切齿地骂街。
不过扫荡任务并不是简单的，有时我们会碰到一两队塔利班，和他们展开激烈战斗。那些塔利班没经过什么战斗，在我们面前就像花瓶一样脆弱，有时我们会受一些轻伤，但在约翰的治疗下也没有太大问题。
最让我们难过的，莫过于有些被塔利班蛊惑的村民，当塔利班的人被我们打倒时，他们会从屋里冲出来，捡起武器，和我们继续搏斗。男人死光了，女人就顶上，女人死光了，老人和小孩也都跑过来了。我们端着枪，大喊着警告那些村民，约翰甚至跪在地上求那些可怜的村民放下武器，每当一个拿起武器的村民被我们打倒，他就会痛苦地尖叫一声。一直到整座村庄变成了寂静的无人村，我们才放下悬在喉咙的心。
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我们才被派去进攻城市。飞机的空袭十分猛烈，我们几乎没有直接进攻的机会，最后仍然负责打扫战场。一直到2005年10月份。当时，上级以“卫生处理”的借口，在各地大规模焚烧敌军和居民的尸体。我们当时亲眼见证了这一幕——一大堆的人或是趴着、或是仰着、或是侧着身，都堆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些还有完整的面孔，看上去刚死没多久，另一些则已经招来苍蝇，腐烂发臭了。一大堆士兵给他们身上浇上汽油，随后点火，我们就看着那些可怜的人，他们不仅要在战火中狼狈地死去，还要用他们眼中最耻辱的方式离开。约翰看到那漫天的大火，抱着头、蹲在地上痛哭，嘴里大喊着：“我们都会受到惩罚的……我们亵渎了神灵……我们回不去了……”
约翰说的没错，仅仅两周后，我们就参加了我们的最后一场战斗。
四
当时我们奉命清剿城里的一座四层小楼，因为不知道楼里的人员布局，我和拉姆齐、汤姆森、卡尔分别负责清理不同的楼层。我负责的是三楼，约翰由于没有武器，只能跟着我们当中的其中一人，由于其他三人对他都有或多或少的偏见，他一般都是跟着我。
我们从楼梯间开始分头行动，约翰跟在我身后，我手里拿着一把手枪（因为我是班里的狙击手），一点点向前移动。三楼有四间房间，分布在走廊两侧，左侧近处的房间开着门，里面没有人，我便转向与其相对的房门，将后背轻轻地靠在门边，随后卯足力气，向后一脚蹬开房门，接着往房里扔了一颗闪光弹，听到闪光弹爆炸发出的尖锐声音，我冲了进去，举枪打死里面的三名敌人。正当我补枪的时候，约翰突然发出一声喊叫，“敌人出来了！”我便立刻装好子弹，站在门的旁边，待敌人不备，侧身向其开枪，所幸我的枪法还不错，打死了冲出来的两个敌人，我示意约翰帮我看好后面，来到了靠里的两间房间门口，其中左侧的房间明显没有了敌人，我便集中精力进攻右侧房间。我打开那房门，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就在我诧异的时候，后面突然出现一个人，狠狠勒住我的脖子，我的手枪掉在了地上，朝走廊外侧滑去。我本想掏出裤腿上插着的匕首，不料那匕首从我的手中滑落，掉在了地上。那敌人仍死死勒着我，把我往身后的房间里拖去。我一边用手扳着他的胳膊，保证我还能够呼吸，一边用腿踹着地面。约翰听到了我发出的动静，立即跑了过来，见我处于危险之中，他犹豫了一下，随后颤抖着捡起了我的手枪。“把他放开！”约翰用当地的语言重复了三次，那敌人仍然没有松手，反而往我的头上啐了口唾沫，我由于呼吸不畅，脸色开始发白。约翰见此情景，调整了一下呼吸，用颤抖的手瞄准了那敌人，“放开！”他又重复了一次，那敌人仍不为所动。
约翰开枪了，敌人的鲜血溅到了我的脸上，那刚刚还紧紧勒住我的胳膊也变得无力。我一下挣脱开来，一边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一边站起身，从约翰的手里接过手枪，“谢了，哥们……”我给手枪换了个弹夹，另外三人也赶了过来。“刚才可危险了，是约翰救了我。”我向他们说道。三人听了都走到约翰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后卡尔宣布收队，我们一步步往楼梯间走着，却发现约翰还在原处愣着神，嘴里不停嘟囔着：“我杀人了……”我们走了过去，正打算开口提醒他该离开了，只见一发子弹打破窗户，击中了约翰的头部。约翰的身体立即无力地倒下，血液和脑浆不住的往外流淌。
“搞什么鬼？”卡尔见到了这个不幸的场景，高声叫道，“有狙击手！远离窗户！”我站到墙壁后面，立即解下后背上的那把狙击枪，架在门框上，向窗外搜寻着。与此同时，拉姆齐跑到一楼查看房屋外面的情况，发现不知道哪来的一大堆塔利班包围了这栋楼，卡尔听见了这个消息，提着步枪就下了楼。我和汤姆森仍在楼上，汤姆森用电台向总部求援，随后向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我吸引他注意，你找到他。
随着我的示意，汤姆森从房门跑过，那狙击手十分老练，精准命中了他的胸口。但同时他也暴露了位置，被我一枪击毙。我确认附近没有其他狙击手后，便立刻查看汤姆森的伤势——右胸贯穿伤，子弹打穿了肺，如果手术及时完全可以活下去，我背着他下到了一楼，向卡尔报告了情况。卡尔听了，沉默了半晌，随后对我们说道：“与你们共事是我的荣幸，我会为你们吸引火力，你们想办法突围。”说着，卡尔端着步枪，冲了出去，不幸的是，他几乎在暴露目标的那一刻就被乱枪打死。我本想背着汤姆森到一楼去，和拉姆齐一起坚守阵地，但拉姆齐的一声叫嚷让我停下了脚步。他喊的是：“火箭筒，卧倒！”随后一枚火箭弹轰到了一楼，我和汤姆森被冲击波震飞，几乎晕过去，而拉姆齐则不见了踪影——我几乎可以断定他是被炸死了，因为就在对方发射火箭弹的一分钟后，我们的支援就赶到了，当他们抬着我和汤姆森离开房屋的时候，我看到了拉姆齐的一只手静静地贴在地上。
可怜的汤姆森还没回到营地就断了气，而我除了一点擦伤和挫伤外，竟然毫发无损。在经过了治疗和调查后，我接受了荣誉退役。
五
我又想起在我因伤治疗期间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另一个连队的几个伤兵找到了我，对我失去战友的事情表示遗憾，同时说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我便半信半疑地和他们去了。没想到他们带我到了一间帐篷那，我问他们这帐篷是做什么的，他们笑着跟我说：“解乏用的。”我本想离开，他们却强行要我排队等着，我前面有三个人，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才轮到了我。我打开帐篷，吓了一跳——里面的床上躺着一个阿富汗女人，我急忙回头问那几个人。他们告诉我，这是一名塔利班军官的妻子，让我好好享受，随后把我推了进去。我看着那可怜的女子——她的身上满是伤痕，身上的衣服几乎全部被撕碎，露出她赤裸的小麦色皮肤。她的脸色有两条白色的痕迹，那是泪水干燥后留下的盐。我用简单的当地语言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却只能发出呜呜的怪声——她是个哑巴，根本就不是什么塔利班军官的妻子。那帮可恶的家伙几乎把占领区的一切都当成了他们的战利品，肆意玩弄。我没有碰那个女人——因为我答应过妻子绝不在外面搞女人——只是用手语与她交流。
“对不起，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都是这些家伙不好。”
“不，不要伤害我。”那女人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摇头。
“不，我不会伤害你，你休息一下吧。我在旁边睡一觉，在这期间你可以好好休息。”我打着手势，躺了下来，闭上眼睛。那可怜的女人就一直在旁边躺着，大约过了四十分钟，我站了起来，那女的拽住我的衣服，打手势对我说：“别走。”我回了几个手势，告诉她我必须要离开了，随后我往门口走去。就在我掀开门的那一刻，那女人把脑袋重重撞在地上，死了。
可能是我突如其来的尊重让那个女的感受到了侮辱，她才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可惜我的确没有办法像那些人一样，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十分恩爱，我们当时已经有了一个五岁的孩子，他是2001年年底出生的，名字叫比尔，现在已经十岁了。
六
我在那棺材里待了不知多久，突然感到一阵饥饿，便停止了回忆，只是用手机的手电筒照着戴在我手上的结婚戒指，戒指上面的钻石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十分明亮，还散发着彩色的光芒。我攥住拳头，下定决心寻找脱困的方法——我的妻子和儿子还在外面等着我，说不定已经发现我失踪了，正在满世界找我呢——可是我实在是太饿了，完全使不上力气。我便拿出那把折叠小刀，看了又看，但最终还是放下了，割自己的肉只会让我死的更快。就在我饥肠辘辘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时，突然看见了顶上木板缝隙那里的泥土中有一些暗红色的东西，我便用手把他们拔了出来——那是几只蚯蚓，这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食物啊。我本想用打火机把他们烤熟，但火焰产生的烟雾差点使我窒息，我便只能生吃。我把几只蚯蚓团成一团，深吸一口气，一股脑地塞进嘴里。那蚯蚓没有什么怪味，但也奇腥无比，口感像鼻涕一样软，但又带着一点嚼劲，有的蚯蚓在咀嚼中没有死透，还在我的嘴里蠕动身体，甩动尾巴。我一边忍着恶心，一边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以此欺骗自己，让自己以为这东西是什么珍馐美味。大概嚼了七八分钟，我才把那几只蚯蚓咽了下去。
随后我便开始自救，我先把腿蜷缩起来，把头略微抬起，用左手的拳头顶着上面的木板，再用右手里的小刀刨着木板上方和四周的泥土，随着木板抬起的角度越来越大，我的头抬得也越来越高，那上面的泥土也开始不断地往下掉落，我看准时机，钻到了泥土掉落产生的洞里，随后一点点地刨土，把土渣往下面丢，不知道刨了多久，我终于从土地里钻了出来，重新见到了那温暖无比的太阳，我贪婪地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边呼吸还一边笑着。过了一会，我站起身，打算回家，却发现我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脚下是一大片草地，草地上还有大大小小的墓碑——这是一座墓园。我急忙回头看去，发现我挖出的洞附近也立着一座墓碑，我走过去，看到了让我惊讶的一幕——那墓碑上写着我的名字：罗伯特·杰克逊（1981-2011）。
我死了？我是怎么死的？我很疑惑，但还是强行克制自己的情绪，往墓园外走去，我本想找墓园的门卫问问，却发现他们好像看不见我。我只能找了一张城市地图，慢慢向家走去。
七
我回来了！老婆，儿子，我回来了！我终于走到了家，走进了家门。看到了我熟悉的一切，我和妻子一起修建的花圃、一家三口一起吃饭的小餐桌、小比尔摆着一大堆书的书桌。还有那张床，那张床是我和玛丽的婚床，是我们在上面做过无数次爱的床。可惜我的玛丽并不在家，不过那倒也无所谓，等她回到家，会发现他亲爱的，满身是她最爱的血腥味的丈夫躺在床上等着她。“即使我真的已经死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看着玛丽的照片，“在死之前，我只想做一件事——爱你，用尽全力地爱你，用我的嘴唇在你的身上留下一万个痕迹，然后把你按在床上，和你共享鱼水之欢。”我跑去浴室，用热水洗了个痛快的澡，把身上的泥土全部洗净。洗完澡，我跑到客厅，拿起桌上的饼干就吃起来——这东西可比蚯蚓好吃太多了。
突然，我听见门锁的响动，便立马藏了起来，想给玛丽一个惊喜。外面的人进了屋，我瞟了一眼：果然是玛丽。我见她慢慢走了过来，便一下蹦到她面前，没想到她却和别人一样，只是从我面前经过，却仿佛看不见我。我尝试去弄她的头发，在她身后扮鬼脸，却都无济于事。她拿了一杯冰水，坐在沙发上喝着，我便也坐在沙发上，看着玛丽的脸。玛丽虽然没有年轻时那么美丽，但她金黄色的长发和冷若冰川的眼睛还是那么美丽。就在我欣赏着我妻子的美貌时，门铃响了，玛丽连忙起身开门。来人是我的岳母，玛丽的母亲，她把几盒糕点放在了桌上，就和玛丽一起出门了。我还没来得及看那糕点是什么，便急忙跟了上去，她们二人向着公园走去，路上沉默不语。一直到路过了公园的小溪，玛丽的母亲才开了口。
“我听说，罗伯特去世了？”
“是……”看来我果然死了。
“怎么就死了呢？他才三十岁啊……”
“是我……是我把他毒死的。”我惊诧了一下，随后愤恨地看着她，向她质问道：“你为什么要毒死我？”但还是无济于事，她听不见死人说话。
“啊！为什么？”这倒是替我问了。
“妈妈，你可能不知道。自打他从阿富汗回来，就像变了个人，喜怒无常，阴晴不定。有时和蔼无比，就像以前那样疼爱我和比尔；有的时候会突然大吼大叫，乱砸东西，对我和比尔大打出手；但更多的时候，他就坐在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
这怎么可能是说我呢？我向来是一个模范丈夫，温柔好父亲，我怎么会做出这么卑鄙，龌龊的行为呢？这怎么可能呢？
“看来，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吧……好像还伴有精神分裂的症状。”
“是这样。那天，我和比尔本来在客厅看电视，他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就拽住我的脖子，扇我巴掌，然后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撞。我疼得简直要晕了过去，当我恢复意识，我立马冲到厨房里去拿菜刀，却听见了比尔撕心裂肺的喊叫。我跑过去一看，发现罗伯特正按着比尔，用水果刀在他的胳膊上刻字。我忍无可忍了，拿起椅子把他一下拍晕，然后拿来我们给菜圃用的杀虫剂，灌在了他的嘴里……”
我蹲在地上，抱着头，不敢相信那一切竟然是我做的，玛丽从不说谎的，难道那真的是我做的吗？不是我，不是我！我全想起来了——是……是另一个我！他就在我的内心深处，自从约翰被狙击手一枪打死的那天就一直住在我的内心里，是他！就是他一直虐待我的妻子和儿子，是他连累了我这个好丈夫，好人！啊……他真正是我的仇敌，我要杀了他，要杀了他……
可是我的这个仇敌就是我自己，我撕心裂肺地吼着，可惜没有人能听见我的怒吼，没有人能听见我的忏悔，我躺在原地，看着玛丽和她母亲越走越远，绝望充满了我的整个精神。
随着眼前的一道白光，我再一次回到了那棺材里。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了手电筒，借助手电筒的光，我看向手上那枚戒指，那钻石不再像之前一样透明澄澈、焕发光芒，而是出现了一道长长的裂纹。我关上了手电筒，放弃了逃生。
此时，我只希望我的灵魂能在这里得到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