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枝繁叶茂的诗歌

我一直以来的诗歌观点就是，枝繁叶茂才是美，因为枝繁叶茂才是生命力旺盛和蓬勃的象征，艺术是应该具有生机勃勃的热带雨林一样的生命力的。做到了枝繁叶茂，自然也就血肉饱满，飒飒作响。骨骼即使再坚硬，如果血肉不饱满，也是一个大问题，要么形象受损，要么病灶丛生，人是这样，诗也是这样。反正我是从来都不喜欢那些骨瘦如柴或骨肉离散的诗歌的，这样的诗歌既没有美好的形象也没有超强的力度，更不用说是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魅力无限了。摇摇欲坠、不堪一击的诗歌，说的就是它们。

有人提倡诗歌用减法，而我则提倡诗歌用加法，就看是如何个来做诗歌这道非凡的奇妙的加法算式了。最初，连一个文字都没有，你如何个减法？难道减成负数不成？只能用加法，加字，也加意，更加蕴，才会形成一首诗。诗歌近禅，但毕竟不是禅，如果把诗学当成了禅学，便是彻头彻尾的误区和失败。小盆景、小摆设、小点缀似的诗歌越少就越好，如果都成了小盆景、小摆设和小点缀，诗歌的世界就没有多少丰富性和魅力性可言了，惊异感和震撼感就更是谈不到了。但我们需要惊异和震撼，不需要那些不痛不痒、半死不活的东西。无论是意象的叠加，还是意境的累加，还是意蕴的添加，还是意味的增加，只要是做到了不臃肿不累赘不笨重不呆滞就行。如今流行减肥，又是减肥药，又是减肥茶……其实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病态，而且是严重的病态，如果把这种病态强加给诗歌，最终就会导致诗歌苍白无力，软弱无能。这样的诗歌，不要也罢，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葳蕤一片的阔朗气质和大乘气象。

诗人不是不可以做“剪枝工人”，但面对诗歌的这棵参天大树，要会剪，懂得怎样去剪才行，绝对不能剪草除根，把诗歌的气韵和气息也给剪没了，让自己的诗歌变成了奄奄一息的诗歌或行尸走肉的诗歌。只剪枯枝败叶也就够了，如果存在着枯枝败叶的话。再说了，一棵诗歌的大树，即使夹杂着些许枯枝败叶，也影响不了大局。因为对于一首诗歌来说，最最重要的是精神，也即诗歌精神或艺术精神，别的都是次要。这样的例子非常地多，比如莎士比亚、歌德、席勒、拜伦、雪莱、济慈、海涅、普希金、叶赛宁、斯宾塞、勃洛克、朗费罗等等的诗歌，论技巧，如今的很多诗人都已经超越了，可是精神，他们的宽广深邃的诗歌精神，你若不下苦功是没法儿超越的，只能终生望其项背而已。尽管有很多人都在说他们老旧，但精神是不可能会老旧的。一度，我也曾经觉得他们的诗歌很老旧，但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他们的诗歌老旧而是翻译得老旧，中国缺乏伟大的诗歌翻译家，这是一个事实，大多“诗歌翻译家”其实都是一些“诗歌破坏者”和“艺术糟蹋者”，诗歌的身体和心灵的维护他们从来就不会懂。

简单即美，简洁即美，我当然也承认，但必须还要再补充的是，复杂也是一种美，因为宇宙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而诗歌又是整个宇宙的折射或投影。没有比天地人更复杂的了，而诗歌又恰恰离不开天地人，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所有的诗歌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来写天地人，涉及到天地人的关系，便是复杂的关系，甚至是复杂而又复杂的关系。

有很多人都知道写诗的时候尽量少用形容词或修饰语以及数量词、连词、虚词等等这个道理，但这并不是说就绝对不能用，而是要看如何去用，如果用得好同样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就比如“巨大数额的海浪声”、“陈年的悲伤”、“芬芳的童年”、“绸缎一样的目光”、“水晶般的钟声”、“天鹅绒般的梦境”、“昂贵的春天”、“陡峭的时辰”、“深不见底的孤独”、“如花似玉的夏日”、“裸露的骨头一般苍白的走廊”“心情翻了一万个跟头”、“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手的表情有一万种”等等，如果砍削之后只剩下了“海浪声”、“悲伤”、“童年”、“目光”、“钟声”、“梦境”、“春天”、“时辰”、“孤独”“夏日”、“走廊”等等会是什么结果？至少，语言的色彩大大地削弱了、文本的意味大大地减少了吧？

我所欣赏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美国诗人布罗茨基的《悼罗翰•邓恩》、法国诗人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美国诗人庞德的《比萨诗章》、英国诗人托•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太阳石》、英国诗人特德•休斯的《生日信札》……无不是一些枝繁叶茂的不朽的诗篇。这样的诗篇，才值得一读再读，绝对不是那种快餐式的诗歌或一次性消费式的诗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汉语诗歌就陷入了严重的巧言令句和小打小闹，越来越丧失了将大材料铸造成型的综合能力，这是一种不小的遗憾，甚至是一种可悲。拯救这种可悲的局面，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还原诗歌的自然的原始的扑不灭的生命风姿和生命气息，从而让诗歌这棵大树呈现出枝繁叶茂的大局面和大气象。

写诗犹如悟道，如果永远都缺乏悟道的心，就终生都不会有超越，充其量也只不过是量的累加而已，不断地在原地打转儿而已。做一个这样的诗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诗人终生都像小炉匠，尽管每天都在叮当作响，却毫无大动作和大动静，大作为这种事儿是不可能会发生在他们的身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