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空中飞翔

艺术家代达罗斯为了逃脱自己亲手建造的迷宫和麦诺斯国王的百般禁锢，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这样一个神术妙计：把千辛万苦地搜集来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羽毛拼成了许许多多、且长且实的羽毛，然后，就用麻线把中间捆住；再然后，就用腊把末端封住……按照他的脑子里的那张可靠的图纸，做成了一副大体上还算满意的翅膀。翅膀做成之后，他自然是反复地试用了，果然，如他想象的那样，十分凑效。接下来，他便给自己的儿子伊卡洛斯也做了同样的一副，并把做好的翅膀仔细地缚在了伊卡洛斯的双肩上——这时候，代达罗斯的双手，明显地有些发抖——准备，一起飞走，逃脱始终都在笼罩着他们的噩梦。

起飞之前，他一再地嘱咐自己的儿子：千万要当心！必须在半空中飞翔！如果飞得太低了，翅膀就会碰到海浪，打湿了翅膀，变得非常滞重，最终栽到大海里去；如果飞得太高了，翅膀上的封腊就会因为靠近太阳而被熔化，甚至引燃……千万要当心！千万要当心！必须在半空中飞翔！必须在半空中飞翔！说完之后，代达罗斯便热烈地拥抱了一下雏鸟一样信心有些不足的儿子，并给了儿子一个深沉的鼓励的吻。然后，就毅然决然地，一起飞上了万里苍穹。

刚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当他们终于飞到了萨玛岛上空的时候，伊卡洛斯便不由得骄傲起来，并且，被云空里的数不胜数的美景所惑，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慢慢地失去了控制，以致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就在这个时候，命运之神帕尔卡飞来了，可是，好心的帕尔卡，迟到了一步，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不祥之神的一步一步的挨近，伊卡洛斯的翅膀便已经完全地熔化、松动了。眨眼之间，便一下子栽进了大海里，掀起了一朵比最大的叹息还要大的浪花。漂在海面上的羽毛，零零散散，像极了挽歌。

这个从古罗马神话中迁徙来的故事，在我的脑子里安居乐业，已经是由来已久了。陵谷变迁，这个故事在我的脑子里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变。

当，一声，再次敲在了我的心上。是的，它，确实是使我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中国的“中庸之道”和德国的“中派主义”的。

《论语·雍也篇》里曾经这样说过：“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孔子的嫡孙即孔子的儿子孔鲤的儿子孔伋在其《子思子》中，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其《中庸章句》中，也都把孔子的这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道德观做了大肆的渲染和宣扬。于是，“中庸”思想也便世世代代香火不断了。人们的脸上写着“中庸”，心里想着“中庸”，嘴上念着“中庸”，耳朵里灌满了“中庸”，就连骨头里和血液里也都刻着“中庸”流着“中庸”。

至于出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的“中派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庸”，是“中庸”的翻版。它以德国理论家、活动家、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卡尔·考茨基为代表，主张要立于马克思主义左派和修正主义右派之间的“中派”立场上，要求左派放弃革命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利益服从于资产阶级利益，保持一种“大和平”和“大统一”……这样的“中立意识”和“中性反应”，自然是还有很多。其根本点或集中点，也都无不在于做一个隐蔽的机会主义者，从而始终保持着“在半空中飞翔”的姿态。这，倒是颇有意思的。

细思……

哦，按照他们的逻辑，也只有在半空中飞翔，才是最最安全的。如果不是像伊卡洛斯那样突然失去了控制，偏离了方向的话，也的确算得上是“最最安全”的。这，也便在无形中给了世人这样的一种警示：忽上或忽下，过前或过后，偏左或偏右，太冷或太热……都是最最危险的。因此，在半空中飞翔，也便代表了一种时代性，甚至，代表了一种人类性。也就是说，时代本身就是“中速”、“中间”、“中和”、“中规中矩”的。如果，你比时代走得快了，过于激进了，超前了，就会遭到众人的嫌弃，或冷落，或排挤，或诽谤，或打击，或追杀，最终落个悲惨的下场；如果你比时代走得慢了，就会遭到众人的鄙弃，或蔑弃，或唾弃，或遗弃，走着走着，就会走到万分窝囊的地步里去。因此，渐渐地，世人也便越活越聪明了，越活越精明了，习惯了不古不今、不衫不履、不荤不素、不三不四、不伦不类、不瞅不睬、不痴不聋、不哼不哈、不管不顾、不闻不问、不疾不徐、不紧不慢、不瘟不火、不冷不热、不丰不杀、不间不界、不夷不惠、不好不坏、不稂不莠、不上不下、不雌不雄、不明不白、不尴不尬、不得不尔、不痛不痒、不僧不俗、不死不活、不日不月、不仁不义的生活了。时代走到哪里，他们也就跟到哪里，既不超前半步，也不落后半步，始终都与时代保持着绝对并行的姿态。往往的，这样的人，既热不着，也冻不着，既好不了，也差不了，一生都是保持着他们的“中游水平”的。而那些生来就敢于探险的人，深具大无畏精神的文化战士和思想将士等，可就惨了。保守、迂腐、落后的人被时代冷落，甚至甩得远远的，自然是有其道理的，谁让他们胆小怕事来呢；可是，吃亏的，如果总是那些冲锋陷阵的人，浴血奋战的人，比如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之类的，就不能不让人沉思甚至费解了。如果，没人去探险，没人甘愿去做人类的“人文路标”、“精神路标”和“思想路标”的话，不知人类的精神肌体如今还在哪个泥潭里打转转、苦苦地挣扎呢。探险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得不到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任何的好处的，比如文森特·梵高、艾米莉·狄金森、弗兰兹·卡夫卡、费尔南多·佩索阿……寻找精神的黄金，总是要付出血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的。精神的黄金终于找到的那一天，往往的，他们也便倒下了，倒在了世界的迷雾之中。

你看，那些漫天的迷雾啊。迷雾，连着迷雾。迷雾，套着迷雾。迷雾，还是迷雾。世人的目光，是那样地有气无力。

写到了这里，兀地，我便又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篇言近而旨远的《最先和最后》——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倘若一开始便拼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针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于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鲁迅先生的文字，总是让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楚。他，确确实实，是太了解我们国人的内在的顽渍了。我们的国人早就已经习惯了一块儿往前赶的“热闹”，鲜有冲在前面的大无畏者，大长厚者，大孤独者，大落寞者，大清醒者，大思想者，大径启者，大出息者，也便，在意料之中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是非皆因多出口，烦恼皆因多出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等等，我们的国人，都背得熟而又熟了啊。虽然，真正成熟了的生命，并不多见。这熟与不熟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既是生命问题，更是心灵问题，当然也是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和人类问题。

话又说回来……是的，我必须说回来：如果大家都绞成一团，在半空中飞翔，既不会被太阳灼伤或者烤焦，也不会被海浪咬伤或者咬死，难道，真的就安全了吗？你挤我我挤你、你咬我我咬你的生活，难道，真的就会挤出力量来，咬出幸福来？所谓的“中间道路”，难道，真的就是通向安魂定魄、安身立命、安堵乐业、安常处顺、安闲自得、安枕而卧、安富尊荣、安邦定国、安然无事的最佳途径？就算是安全的，可那样的安全，又有什么意思呢？就算是能挤出力量来，咬出幸福来，可那样的力量和幸福，又有什么益处呢？就算是最佳途径，可那样的“最佳途径”，又有什么价值呢？怕是早早地便有了“结丝千绪不胜愁，莫怪安仁鬢早秋”的慨叹吧？怕是早早地便会有“惟是世人无才无术，或有才术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趋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毙”来做结论了吧？安宅正路，怎么会是那样的呢？

只听，《庄子·则阳》云：“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解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执迷不悟甚至至死不悟呢？

听话要会听，会听，才会听出话中话儿，味中味儿——“千万要当心！必须在半空中飞翔！”我终于听出了代达罗斯的这句话里的别样味儿和反讽味儿了。代达罗斯，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雕刻艺术家和建筑艺术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生命艺术家和生活艺术家。只可惜，这位西西里岛的土著文化的奠基人，虽然成了科卡罗斯国王的座上客，受到了西西里岛的居民的敬重和礼遇，其晚年，同样孤苦伶仃，同样忧患成疾，同样死得很惨。不禁唏嘘。

我曾经读过宋代文学家李公明的《大安人至》《过修诚馆》《宿郑山铺》《晚行青村》《题曹坑铺》《木芙蓉》《遇故人》《灯夕》《晓烟》《漫作》《芙蓉》《偶作》《早梅》等，然而，李公明的所有作品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一首题为《中庸》的短诗——

要识中庸义，中庸乃是庸。

不须求胜解，只此是奇功。

卓卓孤峰上，明明百草中。

若将声色舍，声色却盲聋。

哦。

“要识中庸义，中庸乃是庸……”我，默诵着，默思着，默叹着。

                             （刊于《广西文学》2003年第1期，曾获首届广西青年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