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雨天里的跋涉者

               ——法国诗人沙尔•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再读再思

杰出的作品深入人心的过程，从来都是曲曲弯弯的。法国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的先驱沙尔•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也不例外。《巴黎的忧郁》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戏剧性的：一方面，它被贴上了“禁书”的标签，与此同时，波德莱尔也被指控，并卷入了诉讼的漩涡；一方面，独具只眼的维克多•雨果却说它犹如光辉夺目的星斗，给法国文坛带来了新的颤栗。于是，鄙视它的，激赏它的，也便在时间的广场上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拔河赛。

最终，当然是激赏它的人赢了，赢在了它的与生俱来的独树一帜和不可磨灭的品质上。是的，它的品质，从一开始就是摆在了那里的，有目共睹的。

《巴黎的忧郁》自然是一本无比地正常的书，只不过是，习惯了大惊小怪的人们过于小题大做就是了。只不过是对巴黎的外部环境和作者的内部环境进行了摹写，值得众人蜀犬一样对着太阳去叫个不停吗？当然，书里有审视，有拷问，有讽喻，有明与暗、方与圆、美与丑的碰撞……对于作为人类的天线的诗人和作家来说，这不是再也正常不过的吗？正常的却被视为非正常的，自然就是人类的神经质和并发症了。

《异乡人》《艺术家的“悔罪经”》《双重屋子》《凌晨一点钟》《头发中的世界》《死得英勇》《已经过去了》《月亮的善举》《哪一位是真的》《除了世界，哪儿都可以》《把穷人打昏吧》……其实，仅是透过这些意味深长的标题，就可以大体上洞悉《巴黎的忧郁》的艺术品位了。

“对于一颗在生活的斗争中已经疲倦了的心灵，小海港便是迷人的逗留之地。宽广无际的天空，变幻奇特的云层，色彩斑斓的大海，还有这些闪烁的迷人的标灯……这一切组成了一个奇特的棱镜，令人大饱眼福，永不疲倦。航船向前俯冲的身躯上，交织着无数的帆索，长浪使它们轻柔地飘荡着，在人的心灵里引起了节奏感和美感。尤其是，对于一个既没有好奇心又没有野心的人来说，躺在平台上或俯在防波堤上观望那些人东奔西走，也会有一种神秘而高贵的乐趣。他们有的走了，有的回来了，他们还有力量去渴望”；“那是一个独特的地方，隐没在北方的浓雾之中。在那里，人的热情可以汹涌奔放，人的想象可以纵情驰骋。在那里，青翠的木叶顽强地为它们提供寓所，精美的花草细心地为它们撒抹芳香。这地方是如此引人入胜，可以说，它是西方中的东方，欧洲内的中国”；“今天，在梦境里，我有了三个住处，都感受到了同样的乐趣。既然我有了三个住处，都感受到了同样的乐趣。既然我的灵魂能这样快捷地旅行，为什么还要强迫我的肉体变换地方呢”；“他们每个人的背上都背着一个巨大的怪物，其重量就犹如一袋面粉、一袋煤或是罗马步兵的行装”……其实，仅是透过这些饱含了汁液的描写，就可以大体上通晓《巴黎的忧郁》的艺术魅力了。

是的，是它的饶有兴味的描写，辅佐着娓娓不倦的叙述，以及适可而止的议论，把巴黎的众生相描绘得呼之欲出的。可谓笔墨灵隽，得其神似。

是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彻底地弄清楚《巴黎的忧郁》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三十年前，我就已经确认了：《巴黎的忧郁》既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更是诗学的，甚至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我询问其中的一个人，他们这样匆忙究竟是要去往哪里。那个人回答我说，他一无所知。不只是他，其他的人也都说不知道。但显而易见，他们肯定是要去某个什么地方的，因为，他们一直都在被一种不可控制的行走欲驱使着，推动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对伏在他们背上和吊在他们脖子上的凶恶怪兽表示愤怒，就好像凶恶怪兽本来就是他们的身体上的一部分一样”；“人生就是一个医院，这里的每个病人都被调换床位的欲望缠绕着。这一个愿意到火炉旁去呻吟，那一个总觉得在窗户边病才能治好。我觉得，我还是到我所不在的地方去才好。对于这个总想调换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和我自己的心灵讨论着”……类似《每个人的怪兽》和《除了世界，哪儿都可以》中的这样的形象的描写，已经足以证明了。

三十年后，再读它，它向我进一步阐明了：《巴黎的忧郁》，既是巴黎的忧郁，也是法国的忧郁，更是波德莱尔一个人的忧郁。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忧郁，全人类的忧郁。那样的全人类所共有的忧郁，就犹如雨天里的跋涉者，身后，眼前，全是挥之不去的雨雾。

是的，除了忧郁，还有苦闷。据说，是美国作家爱伦•坡使波德莱尔摆脱了当时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个人情感与忧郁苦闷的泥潭的。可是，爱伦•坡却没法使波德莱尔及波德莱尔们摆脱更深的泥潭。只因，象征意义上的泥潭，实在是无处不在。因此，波德莱尔的灵魂以及人类的灵魂，也就依然在挣扎。挣扎，也便成了人类的一种共相。

是的，波德莱尔的那些飘忽的意识和纤细的思绪，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去忽略的。在《巴黎的忧郁》里，波德莱尔直接写穷人的就有三篇：《穷人的玩具》《穷人的眼睛》《把穷人打昏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在波德莱尔式的深厚的人文关怀里，我们所看到的，并非那种廉价的怜悯和同情，而是高贵的“愤激”。因为，在波德莱尔看来，光有怜悯和同情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尽最大可能地去激起穷人的反抗。于是，“行动的精灵”和“斗争的精灵”，也便在波德莱尔的文本里开始了飞舞。大概，这便是波德莱尔的“斗争哲学”的具体的来历了。在我看来，《巴黎的忧郁》的最大的贡献便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斗争哲学”，并补充了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的某些缺失。

多数人都认为，《巴黎的忧郁》是散文诗。就算是吧，毕竟，它是诗意的。但，无论怎么说，它和纯粹意义、严格意义的散文诗也是有距离的。从我个人的独特的发现和认知来看，我更乐意称它为“叙事小品”或“现代寓言”。只因，它的叙事的成分自始至终都是在小品的世界里穿行的，它的寓言的性质自始至终都是在现代的意识里发酵的。

      《巴黎的忧郁》之所以最终成了世界经典，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的审视的目光和批判的意识。若是拿走了其中的审视目光和批判意识，毫无疑问，《巴黎的忧郁》也便马上显得有气无力了。正如英国作家、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所说：“想象力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模仿，批判精神才是真正的创造。若是没有批判精神，也就没有任何名实相符的艺术创造。不具备批判能力的人，根本无法进行艺术创造。”由此，我们也便豁然开朗了：《巴黎的忧郁》所参与的，是伟大的艺术创造。打上了“创造”的深刻印迹之后，它自然也便非同寻常了。

              注：此为本人在广西电视台都市频道“读书时分”的演播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