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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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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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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堪舆学(四题)

文本堪舆学

往往的,降维之后,更便于说破或说穿:写作,便是关于内在地址、地形、地突、地物、地貌、地质、地气、地理等等情况的描述。既是如此,那么,写作的坐落,也便决定了一个文本的位置或定位;写作的朝向,也便决定了一个文本究竟是向光还是背光;写作的布局,也便决定了一个文本的大体相貌和整体气象……如是说来,我们也便有了这样的一种认知:也正是写作的坐落、朝向与布局等,最终决定了一个文本的整体风水的。这,不容置疑。

风,即元气和场能;水,即流动和变化。好的文本,都是既有风也有水,即不仅有元气和场能也有流动和变化。文本所呈现的隐秘空间,以及空间里所呈现的物体或物象,自然是代表着不同的文本风水,或堪舆内涵。因此,就说,文本是人本的一部分,人本也是文本的一部分,其呼应,或照应,或响应,既构成了“人文科学”的最为宽广的内涵,也达成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其中,自然是渗透了幽深的玄学的。谁又能说,写作,不是宇宙玄学、自然玄学、生命玄学、心灵玄学和未知玄学的一部分?如是,也便马上就推导出了这样的一个硬理:文本,万万肤浅不得,俚俗不得,狗苟不得,蝇营不得!也就是说,一个文本,如果总是视环境科学为衬补,甚至为多余,那么,其形态,就必是远离了形态学的全部内涵的;其内里,就必是背离了艺术哲学的根本意旨的。

言,至此,也便突然就闪现出了这样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山坐落何处?唤甚地名?有几多里数?”读书人,都知道,它是《红楼梦》第五十九回里的一句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的话。在我此刻的“堪舆语境”中,它的涵义,自然是被拓宽了,并且也具备了无限的张力:衮衮文本,坐落何处?如何称呼?有几多斤数、度数和里数?

没错,大凡有底蕴有抱负有理念有讲究的诗人和作家,都无不注重文本的风水,进而在风水中再添别样风水。正是这别样的风水,悄悄,默默,或在不知不觉中,带来了文本的虫二隐喻和大乘气象的。

文本商数

写作,不能没有情绪,不能不看情绪商数,因为情绪可以引发写作的动机,引燃写作的储备,引爆写作的思想,引领文本的进行;情绪商数,则会直接影响、左右或约束文本的商数,因此而使文本商数不断地向高处攀升。没有情绪,一般来说,都很难在状态。不在状态,硬写,盲写,习惯性地进行文字拈动或文字操作,自然也便很难写得顺畅,实现㜊奵。

这便不得不要谈到“情绪化写作”这样一个艺术美学上的根本性问题——写作的情绪,必须要看,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情绪。如果,其情绪,确确实实是饱满的,高涨的,有爆发力和冲击力的,而且绝对是连带着认知评估、思维指数、文本倾向和文本表情等等诸多写作的美学要素的,并且也确确实实是裹挟着显而易见的意味和意义、能指和所指的,那么,仅凭情绪,自然也是可以舞动或推动一个文本,致使文本成为文本中的翘楚的。

就怕没有情绪,什么情绪也没有。没有情绪,才是一件最最狼藉、最最不堪、最最窘迫、最最糟糕的事情。特别是在一个普遍地情绪低落、情绪不对的背景之下,情绪问题,也便尤为突出,就像突出的肋骨或突出的岩石。

理念性写作,如果把握得不是很好,自然就会很容易沦为一些哲学论稿。绝大多数思想家和哲学家之所以不是作家,也没人敢说他们是作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让理念化开,进而漾开,没有促使理念呈现活水的鲜活形态和喷泉的奔放姿态。同样,情绪化写作,也是必须要有一个把握的尺度的:在促使自己的情绪流淌、涌动、荡漾、澎湃、跌宕、轰响的同时,如何去制造思想的涡流,进而形成思想的汪洋……这个“制造”,只能是“艺术制造”。抛却“艺术制造”,文本必然有气无力,半死不活,形同僵尸。读之,也便毫无感觉,自始至终,都让人处于一种麻木状态。麻木着,也便意味着:接受客体根本就不想去买你的烂帐或哤帐。

所有体裁,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去进行文本商数的观照,如何去实现文本商数的调和……跨文体写作,自然也是。《国语·齐语一》有云:“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胸无定识,哤聒纷竞,哤杂浮嚣,则文本不和;文本不和,必然挫败。挫败,再热情,也是坚决地不能去接受它的。

把攥“回来”和“梳理”

回来了,就须慢慢梳理……

此番语境下的君词或关键词或烁亮词,是“回来”和“梳理”,至少是擦拭了三遍或蒸馏了三次之后的。

释义:回来,回到沉静的现场,抵达沉静的中心,且沉着应对;梳理,把那些被风拂乱或被时间之手弄乱的思绪一一捋顺,使之具有捆绑的涵义,所捆绑的自然是一个文本所必须具备的意向、意味、意蕴、意旨和意境等。莫说它们都是一些老词了,所谓的老词最是老马嘶风,英心未退;所谓的新词比如“哇塞”、“摆烂”、“比烂”、“游戏到底”、“娱乐至死”等最是肮脏。

身,未必会回来,但心必须要回来,也只有实现了“回来”或完成了“回来”,才会落实各种各样的梳理工作,特别是符号美学、艺术美学中的梳理与整饬。这个时候的“我发芽了”、“我发生了”、“我发动了”、“我发觉了”、“我发现了”、“我发掘了”、“我发扬了”、“我发挥了”、“我发声了”、“我发布了”、“我发光了”等等饱含了建构之特质和建构之养分的意旨,自是必然在场,且打场。该在场的都在场了,文本之场自是必然茂盛,必然氤氲,必然具有强大的“笼罩”之力。这时候,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家葛洪在其《抱朴子·备阙》中所说的“鸿鹍不能振翅于笼罩之中”,也便猝然解构,“吉当当,枪和斧笼罩着身躯;扢挣挣,斧迎枪几番烟焰举”、“其高则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挺五行之秀,禀天地之灵,聪明特达,笼罩今古”等等涵义,也便瞬间被强力拽回。以切切“文心”笼罩群言,以铮铮“诗品”深从六艺,也便水到而渠成,顺理而成章。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四海,实不难也。

把攥:回来,梳理,或是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或是左心室一个右心室一个。

比触目惊心还要触目惊心的现实是:很多人都迷失了,总也没有回来,是可惜的;很多人都集体无意识地进入了迷乱,总是拒绝去梳理,自然也是可惜的。

创作美学之散点透视

一二三四……接下来,我将要吆来诸多点,当然也会涉及诸多点,且以点代面。点,都是平日里灌进了我的耳朵,此刻我不得不又像掏鸟窝一样一点一点地掏出来的点;面,自是能够搁得下“创作美学”这样一件奇妙的东西的面。

婆娑世界,惯于婆娑,婆娑复婆娑。看入纵深者,说得深透者,几何?写之巨事,又怎能不连带或裹挟着看与说?如何去看,如何去说,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又怎能说疏离就疏离,说隔绝就隔绝?

有意义且意义非凡的寻思,自是不能至此就结束,毕竟,寻思之事,永永远远,都是写作之事的首席顾问。好,我们继续——婆娑之中,总有信者,也总有非信者。写作,自是径直地走向信者。非信者,以及非信者中的心怀鬼胎者和包藏祸心者,只有鬼祟和作祟,撇开也罢。如此说来,“为大众写作”,便是可疑的了。水来水淹、土来土埋的大众,稀罕你的写作?是真心稀罕?你的写作在他们的眼中算老几?恐怕是轻如鸿毛甚至鸿毛不若吧?他们连你的平安和死活都懒得去关心,还会真心地去关心你的写作?是你的梦做得太深太长了吧?故《东观汉记·铫期传》尝曰:“期瞋目道左右,大呼曰:跸!大众披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回亦戏云:“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呀。”惯于闭目塞听、盲人瞎马的大众,会听吗?无论怎么说,“为大众写作”之理念,也是带着或多或少的媚态甚至媚俗的成分的。“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就要看,也必须要看,且看个究竟,究竟是些怎样的大众了,此一方水土的大众和彼一方水土的大众从来都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啊。

方向,定了,并且不断地在矫正,扶正,写作才会长驱直入,且义无反顾。写作可以不确定,或者说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方向不能不确定。被《圣经》所彰显了又彰显的,其实只有仨字:信,望,爱,信字打头,信字统领,信字一锤子定乾坤。这一锤子的买卖,是必须要仰仗于信的。是,信。

该信的,却坚决地就是不信,这是现代人的顽疾和绝症之一。既然不信,就有必要将其打出山门或隔离在外,有多少,就蔑视多少,清除多少。总之,是不能任其跋扈的。如是,写作,自然也便步入了宽广的清净。如是,“手挹祖师清浄水”、“身口清浄”、“清浄贞正以虞”、“清浄为风,文雅流誉”等等,也便不在话下。

该信的,又怎么可以不信?盲信,总归不是正道与正事。文句之建立,文本之建构,管你不信?汝之不信,算丁算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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