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过年了,堂弟会元从河南老家寄给我几斤粉条,说是镇上最好的粉条,吃了,口感果然不错,但细细品味,还是品不出当年的味道。会元说,哥,卖粉条的我认识,正经八百的红薯原料、纯手工啊。我说我信,可现在的红薯品种、生长过程、生长环境,以及制作工具及程序,是当年的吗,会元这时笑了笑说,那不是。
我说的“当年”,具体说是1982年。
时光荏苒,流年似水,大浪淘沙,为什么我对1982年的粉条印象深刻,因为那一年,我参与了粉条生产的全过程。还有,过了那一年,我应征入伍,直到现在,我还在广东工作和生活。
故乡中原,澧河大地,许慎故里,赋予我丰富的想象,留下我许多梦想。一些美好的东西根植在我的记忆里,魂牵梦萦,挥之不去。
很小的时候,听长辈们讲过一个故事,说是解放前有一个地主的儿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天,地主家长工问地主的儿子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地主儿子答是从口袋里倒出来的。地主骂儿子说,笨蛋,你给我记住了,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这个故事,父辈们是当笑话讲的,我们也是当笑话听的,可地主父子“两个笨蛋”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这一代对土地的虔诚和敬畏。
春天来了,培育红薯苗的季节到了,每年这个季节,育苗能手三叔都要忙上一阵子。虽说分田到户了,由于技术、场地及需求等原因,“合作育苗”,在我们村还是普遍的。那天上午,天气晴好,我们把从各自红薯窖里精心挑选的红薯送到三叔的育苗场。育苗场是一个约五十平方的长方形土坑,有三四十公分深,土坑下面已铺上厚厚一层肥料,三叔在大家的帮助下,把我们送来的红薯根部朝下,在坑内摆了一层。摆好的红薯一排排、一列列的,像秦始皇的兵马俑。这时,三叔提起一只铁桶往坑内洒了些水,然后放下铁桶说,填肥吧。于是,我们挥动铁锹,把备好的肥料一锹锹地往坑内填埋,直到把“兵马俑”完全覆盖。
活干完了,我问三叔,为什么用肥料而不用土填埋?三叔说,肥料能起到发酵增温的作用,红薯有了适合的温度,才能发出芽来。我哦了一声,比三叔还淡定地说,原来这么简单。话音刚落,便遭到在场长辈们的一致批评,纷纷质问我说,你一个刚下学的娃知道什么,坑挖在哪里、挖多深,用什么肥料、上下两层各下多少,红薯的挑选、摆放的角度、朝向。还有,下红薯的日子、时辰,以及洒什么水、洒多少等,这些,简单吗?
几场春雨,阳光照耀,地窖里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肥料发酵、温度升高、种肥融合,红薯的生命被重新点燃和延续,积蓄力量往上冲,顷刻之间,嫩黄的幼苗争先恐后钻出地面,先是尖芽,后是枝叶,它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贪懒地呼吸着春天的气息。微风吹来,嫩苗欢唱,提醒过往的人们给它加油。在春的滋润下,幼苗慢慢成长,由黄变绿、由小到大,到麦收季节,我们的育苗场已是满地碧绿。
麦收进场,尚未脱粒入仓,就种红薯了。父亲套上牲口,把预留的几分“生地”(上年秋收后未种庄稼的地)犁耙起垄,在“哒哒喔喔”的指挥声中,一垄垄“熟地”很快被整理出来。接着,我们抓住时节,头顶烈日,把红薯苗按照“一脚长”的距离,一颗颗“扎”在垄上、用脚踩实,然后,挑上水桶,再一颗颗地浇水压根。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手磨了泡、压痛了肩、累弯了腰,真正体会了一把“汗滴禾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