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连,是我当兵时的四八九团二营五连;“二杆子”,是连队的军械员兼文书。
在我们老家,“二杆子”是做事不过脑子、不计后果的愣头青,我“张冠李戴”,不是因为我不讲文明,也不是因为我对五连文书有偏见,是我当新兵时有爱观察和瞎琢磨的毛病。那天晚上自由活动,我和四连同年兵郑家圣散步,谈到连队文书,我说:腰上别着钥匙掌管着枪杆子、口袋内插着钢笔是个笔杆子----连队文书,就是个“二杆子”。下完这个结论,我接着说,文书这份工作,一般人干不了,干得了就不是一般人。郑家圣听我说完,认真地点了点头说:“我觉得,咱俩就不是一般人。”郑家圣说完这话不到半年,我俩一前一后都当上了连队文书。
我的字自成一体,瘦且长,同学们都说像“蚂蚱”。可能是我们那里的人没见过什么好字吧,从小学到高中,夸我字写得好的不在少数,沾沾自喜好多年。到高中时,我觉得我的字已经出神入化,到了“腾飞”的地步,因为每当我拿出钢笔做作业,都特兴奋,“刷刷”的,一个又一个,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天写作文,我突发奇想,没按“套路”出牌,努力把字写得小之又小,一篇内容积极向上的好文章,字却让我写得像一粒粒老鼠屎卧在作文本的方格内。语文老师姓任,高度近视,那天他当着全班四十几个同学的面,把我的作文本“啪”的一声扔在了地上,不光扔在了地上,还说了一句至今我没忘记的话。任老师透过鞋底厚的玻璃镜片瞪着我说:“我戴着眼镜,再拿个放大镜,才拜读完你的大作,俩眼现在还在疼,你赔我的眼!”
我当上了连队文书,是不是与我那“蚂蚱体”字有关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老兵退伍前的一天下午,连长彭炎湘参加了我们的班务会,他特意坐在我的旁边,还一页一页翻看了我的笔记本。当天晚上,排长对我说:“你小子,好事来了。”
我那时当兵不满一年,排长说的好事是什么事我不敢问,一个晚上没睡踏实。第二天上午,通信员叫我到连部,文书蒋运权也在那里。连长对我说:“蒋运权同志要退伍了,党支部研究决定让你接他,上午你俩交接班。”连长宣布完,扎上腰带出去训练了。消息太好、太突然,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通信员用手捅捅我,我才回过神来跟着蒋运权去接班。
文书那里有两个房间,里面一间是军械室,存放着枪支弹药;外面一间是办公室,门口放一张办公桌,对门和右边靠墙放置两排草绿色的木架,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锹、铲、镐等战备物资和瞄准镜、教练手榴弹、地雷等训练器材。左侧墙上挂着一排文件夹,夹着连队训练周表、出入库登记本等。蒋运权按照《内务条令》明确我的工作职责,详细介绍物资器材保管使用的注意事项,对枪支弹药、军事实力和士兵档案管理重点提醒,然后,一项一项列入移交表,认真核对无误后,一式两份签了名。签完名,蒋运权看着我写的字笑了笑,笑完了说没说话,说的什么话,我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蒋运权当时的笑是善意和温暖的。
在我们步兵连,除了管钱和后勤物资的司务长外,只有文书有单独的房间。那天晚上熄灯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进行“观察”,我查阅了所有士兵档案、连队官兵花名册、军事实力统计等文字资料,这一查,可把我吓得不轻。
是蒋运权和蒋运权上一任文书张仲坚的字把我给吓着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钢笔字,两任文书的字结体大方,书写流畅,布局合理,各有特色,是实实在在的好字,把我看得两眼发直,热血沸腾,还看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
这时,桌上的闹钟己“嗒嗒”走向十一点了。我冷静下来,“琢磨”当天发生的事,一琢磨,问题来了:全连四十多个新兵,高中生虽说不多,但有城镇的、有当老师的,正经八百的农民应该只有我一个,连队文书这么重要的差事,连长凭什么让我干?最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连长打过仗,胆子大,他才是真正的“二杆子”。
实在不好意思,我刚得出这个结论,连长查铺查哨就查到了这我里,他看我的灯还亮着,便敲门进来了。连长进屋扫了一眼桌子上的《花名册》说:“看傻了吧。”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连长接着说:“咱们五连文书,往上数个个都是人才,不光字写得好,哪哪都好。”连长又说:“你是有潜力的,我相信我的眼光。现在,你要做的事,赶紧回连部休息。”如果我没琢磨错,连长那“三说”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说以前的文书都很优秀,二是说我以后也会优秀,三是体贴关心我。这三层意思,哪一层都是好意思,我却给他下个“二杆子”结论,想想,觉得特别对不起连长。
我可以对不起自己,不能对不起连长,更不能对不起连长的眼光。
连长是湖南双峰人,1974年的兵,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荣立二等战功,战后被提升为五连连长。连长高大英俊,听排长们说,连长提干那年回乡探亲找对象,说媒拉线的有一个连。当时,供销社有一个漂亮的女售货员相中了连长,连长只要去买东西,她都会找错钱。一排长开玩笑说:“连长,不会是个马大哈吧?”连长说:“精着呢她!”
“那怎么不拿下她?”
“我相信我的眼光,她不适合我。”
为了连长的眼光,我决定练字。老师是现成的,我拿出老文书留下的连队官兵花名册、立功审批报告表、申领弹药报告,甚至处分决定书等资料当字帖,一笔一画地练起字来。
我读书时能把字写成老鼠屎那样小,说明我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我把这种耐心用在了练习“张体字”和“蒋体字”上,一天一个小时,天天如此。练有三个来月吧,连长看到我制定的训练周表,呵呵一笑说:“不错,比我的字写得好了。”受到连长的夸奖,我练字的劲头更大了,又练了一年,彻底告别了“蚂蚱体”,我的钢笔字真正实现了“腾飞”。
一天,我在连部门前出墙报,还剩两行字时,团政委张庆桐“微服私访”来到五连。我着蹶着屁股在那写字儿,政委背着手在我身后观看。我写完了,政委也看完了,我转身发现政委,吓了一跳,赶紧立正站好向政委敬礼报告。政委还了个礼,点了点头说:“五连文书的字,写得不错嘛。”
政委表扬我不久,一个战友向我推荐了庞中华老师的《谈谈学写钢笔字》。那是庞中华老师的第一本钢笔字帖,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教练字方法的字帖。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拿到那本字帖的当晚,我竟然一个字没练,“观察和琢磨”了几个小时。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5年春天的一个周未,从那个周末开始,我一天不拉练了整整十年庞体字,并有幸成为庞中华老师上百万弟子中的好学生。1992年,在庞中华老师的支持下,我在部队办起了“汕头中华硬笔书法学校”,培养军队和地方钢笔书写人才四万多名。
连长是1985年大裁军那年转业的。他转业后,我从连队调往营部当文书,不久又被团政治处调去当文书。再后来,我转了志愿兵、上了军校,提了干……
2002年11月,我到娄底市出差,办完公事,我到几十公里外的双峰县去看连长,算算,我们有17年没见了。尽管事先通了电话,我的出现,连长还是感到意外,但更多的是惊喜和欣慰。连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嫂子看我来了,张罗着买菜做饭,忙这忙那。那天,我和连长喝了很多酒,把17年没说的话说了一遍,一直说到深夜一两点。
第二天上午,我要回部队了,连长拿出三份礼物送给我:我当年抄写的五连《军事实力花名册》、一个精致的砚台、一套双峰籍历史名人《曾国藩》长篇小说。这沉甸甸的厚礼,像一针强心剂,再次焕发我的热情,激励我在部队建功立业。
可以这么说,在部队那些年,我没给连长丢脸,也没给五连丢脸。但遗憾的是,我这个昔日钢笔书法学校的校长,竟多年没练过字,特别是2009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学会打字后,我基本上就没用钢笔写过字。
前不久,连长给我开玩笑说:“你脱了军装没了枪杆子,笔杆子可不能丢了啊。”
我知道连长说的,是我的钢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