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向感很差,常常不能原路返回,就是用手机导航,也不一定顺利到达目的地。这毛病,在我生活这座小城,甚至在国内其他大中城市,还能治,你可以问路、可以花钱打车等,一般不会出大问题。如在国外呢?在不会外语、一个字不认识、一个熟人没有、无法与老外交流的情况下,你一旦迷了路,这毛病就严重了。2008年1月的一个晚上,在澳大利亚凯恩斯,我就这样迷路了,走了4个小时,天快亮了,还找不到入住的酒店。
我虽说是个路痴,但也有优点,比如说,我刚过40岁,就当上了农场场长,还被上级评为先进工作者。有了这份荣誉,我才有一次出国学习的机会。
当然了,上级不是安排我一个人去的,是一个团,有20几人。我们那个组3人,全是农场场长,除了我,还有老李和老彭。什么叫无巧不成书?我们3个场长分在一个组,就叫无巧不成书。因为,我们3个全是第一次出国、全不会英语、全爱晚饭后瞎溜达——这还不算重点,重点是:老李老彭和我一样也是路痴,甚至,他俩迷路的水平比我还高。
我们那次出国学习,上课辅导和现场教学相结合。在悉尼大学,那个教授50岁开外,他上课前通过翻译强调,可随时打断他的授课进行提问。老李是个大高个子,话比较多,他主动配合教授的教学方式,第一个提问:“澳大利亚森林覆盖率是多少?”翻译把老李的问题“翻”给教授,然后看着老李,用中国话说:“抱歉,教授的学术方向不涉及先生所提问题。”我和老彭笑了,笑老李瞎积极,提问题的水平没他个子高。可我俩笑早了,教授PPT课件最后一张图片,就有老李提的问题,我和老彭晕了,老李笑到了最后。现场教学,我们在墨尔本、布里斯班、堪培拉、黄金海岸等地参观了私人农场、果园酒厂、水产养殖、森林公园等,澳大利亚生态农业、机械化程度、管理方式,以及普通员工的敬业精神、文化素养等,值得感叹点赞和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收获也很大。
学习圆满结束,最后一天是自由活动。说是自由活动,还得团里统一安排。那天下午,我们来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凯恩斯,计划在这里休息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乘船到大堡礁活动,然后再飞回墨尔本,通过墨尔本回国。我们入住的酒店是一家普通酒店,酒店名不记得了,只记得周边自然风光极美,门口有一颗高大茂盛的黛恩树,这树生命力强大,像我生活这座城市的榕树。带队领导说,还是老规矩,晚饭后要出门的,一定结伴而行,早点回来,并提醒我们一些注意事项。
晚饭后,老李说,出来一趟不容易,就剩一晚了,我们3个出去转转吧。到澳大利亚半个多月了,我们先后去过5个沿海城市,晚上自由活动,都是集体外出,仨人一起逛街,还是头一回。所以,老李一提出来,我和老彭积极响应,吃罢晚饭,结伴出了酒店。出门前,我没忘记一件事,就是按照带队领导的提醒,带一张酒店名片,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领导反复强调的,都是重点,你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如果我当时没有顺手把这张名片装进兜里,那晚的麻烦就会更大。
我们仨出现在凯恩斯大街上的时候,大约是当地时间18点多。这里正值夏天,海边小城,热带雨林,空气清新,风光无限。夕阳西下,微风阵阵,好不惬意。这时,我想起出国培训时一个领导的讲话。那个领导说,我国有两千万单身汉,光这个数字就相当于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所以说,澳大利亚自然风光好,是因为人少。我笑了,也是,我们逛街的时候,宽阔的马路上少见行人,只有汽车偶尔呼啸通过,要是在国内,不说大城市,也不说汽车,就我们生活那个小城,指定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我们仨就这样走着、说着、看着,当然也感叹着,溜达了差不多3个小时,我们就去逛超市。从那家超市出来,23点多了,我们也都累了,就准备返回。走了5个多小时,我已晕头转向,超市门口就有的士,就主动提出要打个车回去。老李一听,批评我说,打什么车?我们住的酒店就在前面,拐个弯就到了,不用20分钟。老彭赞同说,就是,这么长的路就走了,还差这两步?我相信他俩不是为了省几块钱,更相信他俩是明白人,绝对可以带我回酒店,随大溜说,好吧,只是我已经转向了,识不得返回的路,得跟着你俩走。老李笑了,说,看你这个场长年纪不大,在单位应该是个官老爷,怎么连个路都不识得?
老李笑早了,牛皮吹早了。当我俩跟着老李拐了3个弯、又拐了3个弯,加起来共6个弯,既没看到他说的“前面”,也没有看到我们入住的酒店和酒店门口那棵大树。这时候,我没有生气,更没有急躁,因为毕竟在国外,虽说这座城市不大,才十几万人口,但建设风格、道路模样、灯光设置和亮度,包括天上的月亮星星、空气味道等,都是人家凯恩斯地盘上的嘛。但我明显感到老李慌了,我安慰并提醒老李说,老李不急,慢慢想想,我好像觉得咱们来时路过一段铁路。老彭受到启发,事后诸葛亮地说,对了对了,是有铁路,我们走偏了,应该在右前方,说着用手指了指。老李不吭,沉默就表示没意见,不,是没高见。于是,我们仨又跟着老彭走。谢天谢地,大概半个小时的功夫,终于找到了那段铁路。这时候,已经凌晨一点了。
如果你们以为我们找到了铁路标志,就找到“家”了,那你们就错了。那是个十字路口,我们仨,站在那个路口休息了一会。人休息脑子没有闲着,边休息边回忆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仨人一回忆,问题来了:除了刚才从后面过来那个方向,3个大场长3条意见。我说继续前进、老彭说往右,老李一改积极的态度,最后发言,他想了想,说,我觉得应该往左走。
我们3个,成天与土地打交道,风吹日晒,看着像个苦大仇深的老农民,可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路走偏了,我们就采取科学的方法找到正路。经过简短而认真的讨论,很快就形成了三条意见,简言之“三千万”:千万不能打电话求助,如果深更半夜打电话把领导吵醒,派人出来寻我们,第二天整个团都知道了,我仨丢不起那个人。千万要团结,不能意见不同就各走各的路,不是怕走丢了,而是怕出安全问题。千万不能再这样瞎胡找了,我们有酒店名片,必须见车拦车、见人问人。
头两条容易做到,第三条要做到,只能看运气了。凯恩斯本来就是个人口小城,这个点,在大街上,你想打车和遇到行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小时内,我们在十字路口附近,只看到一对国外情侣,我们上前掏出名片,连比划带“问”,人家看看名片,看看我们,然后摇摇头,表示听不懂或者不知道,就匆匆离开了。先后通过5辆的士,全给我们拦了,但没一辆停车。这时,我们才猛然想起带队领导的提醒,路上跑的车,相当于现在国内的网约车,不是接人、就是送人,不可能“招手即停”。再者,三个“老外”站路边拦车,一个比一个手伸的都长,高度不像好人,就是能停,他们也不敢停。
凌晨两点多,是一天气温最低的时候,海边风大,我们穿衣服少,有点冷。在经过一番折腾后,我们3个像泄气的皮球,老实了,大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狼狈至极。都没招了,轮到我骂人了。我冲着老李和老彭,理直气壮地说:我说要打个车回酒店,你俩偏不肯,一个比一个有能耐,还说我这说我那。可到头来,你俩也是路痴,20分钟的路,走3小时了,还不知道搁哪呢。我越说越生气,一气,吓唬他俩说,我不跟着你俩了,说着就转身离开。老李一看,赶紧拦住,说,兄弟,都是我的错,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咱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突然,老彭打断老李,兴奋地说,唉——你俩看,前面有两个人!
走近一看,那俩人和我们长得差不多,应该是日本人。做此判断,是因为这些天我们发现,来澳大利亚旅游的日本人比中国人多。老彭兴奋加着急,上来就整天一句“日本话”:这么晚了,你俩什么的干活?先是吓人家一跳,然后,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原来是3个日本鬼子。”我们一听,不好意思地笑了,原来他俩也是中国人。于是就用汉语给他俩沟通,他俩说在海边喝酒看景,爽够了,要回酒店睡觉,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住的酒店在哪里。
希望转眼之间又变成了失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两个酒鬼,摇摇晃晃地消失在凯恩斯街头。此时,已是凌晨3点多了......就在我们黔驴技穷、走投无路,准备不要脸了,要给带队领导打电话求助的时候,远处驶过一辆白色的士。这时,老李做出了一个大胆且冒险、并出乎我和老彭意料的伟大举动——他迅速走到路中间,挥动双手,用他那高大的身躯,强行把那辆白车给拦了下来!
是的,最终,是那个的士司机把我们送到了酒店。
那是一个沉稳和好心的司机。凌晨4点,在工作途中,面对3个不明身份、不守规矩、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他没有惊慌及反感,更没有拒载。他紧急刹车,待我仨迫不及待、争先恐后“钻”上他的车,我“第一时间”把酒店名片给他,他马上明白了。他冲我们友好地笑笑,只用10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我们三个,号称大学毕业的文化人,那年那月那晚,在异国他乡迷了路,围着入住酒店,20分钟的路,七拐八拐,竟“找”了4个小时。
故事还没有结束。白色的士开走了,我们却进不了酒店的门——大门及旁边的小门全关了!这里和国内不同,前台没人值班,到点就熄灯锁门。小门在院墙那,是个铁门,我说这院墙也不算高,咱们翻过去吧。老李说翻就翻,不翻咋进去?这时,老彭看着我俩笑了笑说:“看我的!”说着,老彭走近铁门,伸出右手在密码处“嘀嘀”摁了几下,果然,铁门“吱”的一声,开了。
唉,咋说呢,迷路的责任就不追究了,能在天亮之前安全返回,作个小结吧:我带了酒店名片、老李强行拦了车,老彭是个有心人,他出门前记住了铁门密码,都有功。从这一点来说,领导把我仨分在一个组,分得相当科学、非常有水平。
接下来的事件就比较明朗了,我仨不要说睡觉了,澡都没洗,躺下不久,就被喊“醒”了。
坐在开往大堡礁的客舱上,我们3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他,看着看着,都忍不住笑了。带队领导问,你仨笑啥呢?有什么好笑的事分享一下,让大家伙解解闷儿。老李说,不能说,这事得保密。老李的话提醒了我们,一致认为:昨晚,不,应该是今早的事儿,相当丢人,都丢到国外了。这事儿,10年内,谁都不能往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