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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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理发，但我讨厌进理发店。自从我离开家乡求学以来这是第一次对理发店感到异常的愤懑，有时内心会本能地排斥它，甚至于害怕地逃避。我自己感到很奇怪，心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是它本身吗？好像不是。那就是不喜欢理发的师傅？其实也谈不上。我出钱，他出力。只要将他们自己手中的细活精干，让顾客觉得满意，这就足够了。那是为什么呢？且听我娓娓道来。
记得那天是周末，第一次去大学区周边的现代化城市闲逛，顺便去把我那几个月没有打理的头发去修理一番，商店鳞次栉比地矗立在街道旁，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应接不暇，远处醒目的美发转灯吸引着我，只因它作用如此，于是就这样进入了一家理发店。理发店的师傅很年轻，最大也不过四十来岁。我想，年轻人对年轻人的需求肯定是更加了解。平日里我是个不喜欢麻烦的人，所以也就不做过多要求，就麻烦师傅简单修理一下就行了。这些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理发店的基本要求，真正令我费解的是最后缴纳的费用，对没有在大城市生活过的我而言，价格是昂贵的。店员的手在收纳柜前的电脑键盘上忙活着，一边对我说：
“你需要办理会员卡吗，如果有的话，会更便宜，下次再光临本店时也有优惠。”
“这就不用麻烦了，我暂时还不需要。”我用这样一句话回复他。心想，这一家的价钱有点贵，那就去其他的地方，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周围的理发店最后都是相同的套路——办理了会员卡下次就会便宜一些。我对这些理发店感到厌恶，简直糟糕透了。他们用着这种所谓的会员卡的商业手段对人们打着心理战术。这似乎成了他们这个行业的必需，成了留住顾客的手段。起初都制定较高的价格，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会员卡，并且使用后价格变低，这就导致人们办理了之后如果去另一家，这时与你之前已经办理了的那一家相比较而言，冤枉钱是花出去了，下一次及其以后不得不去你办理的那一家才会划算些。难道不这样做就留不住客人？我百思不得其解。
城市与乡村真就差别这么大吗？随着经济的节节攀升，社会的结构带给人们生活的变动愈发明显。表面上看城市与农村伴随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差距已经缩小，可是那只是将最贫困的群体拉向了平均水平，还有许多的差距如一条大河隔开城市与农村。假若只是想求得一份可观的工作，在自己的家乡发展又有何不可，然而现在的大部分青年仍然是久不归乡，如果农村乡镇的发展与城市真的相差无几，又怎会出现这种情况。
沉思良久，在记忆的加持下顿时思绪如潮，想起家乡那里的人们与往事。时光倥偬而过，燕子去了又来，蝉鸣停了又响，稻谷绿了又黄，人世间历经沧海桑田，给我留下的只有往昔的珍贵记忆。
以前交通不便，生活很慢，很少有机会去镇上赶集。家里的油盐酱醋全靠祖母上下打理，赶集大都是趁着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而我，还沉浸在美梦中呢。对孩子来说，尤其是乡下的孩童，最大的欢喜莫过于跟着大人去集市，买吃的是一回事，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能够见到新奇的人或事，来满足自己的那一颗好奇的童心罢了。
孩子的头发生长得快，要不了一个月就要去理发，那一天也正是他们翘首以盼的一天。当然，祖母单单陪着我去理发店是不可能的，打车不划算嘛。她大抵趁此机会干其他的琐事。记得做得最多的就是带上自家种的菜籽去油坊榨油。我一边理发，她一边去榨油。
祖母认识的镇上人很多，到处都遇见熟人，见面时做过简单地问候又继续前往。这其中也就包含给我理发的师傅。他常年在街巷的角落里为人理发，那是一间他认识的熟人的出货库房。如果是赶集这一天，去这里的大都是有时间且有耐心的人们。老年人会将自己的背篓放在一旁坐下来与师傅谈笑，唠家长里短，评说某人某事的是非对错。孩童嘛，那自然是坐不住的，他们天生就活泼喜动，不管在哪里都扮演着活跃气氛的角色。
师傅工作时常常系着围腰，他修剪的头发也许在人们的眼中是称不上什么伟大杰作，让人看上去不再是蓬头垢面就行了，也不做过多要求。不过令我大开眼界，感到惊奇的是他家的洗发露，我环顾洗漱池一周后也没有找到它，真是见怪。祖母正从煤炉顶锅里舀出热水放在半桶冷水里勾兑，我疑惑地问到：
“他这里怎么没有洗发露啊？这样子怎么洗呀？”
“怎么会没有呢，我来找找，”祖母走来时嘴中边念叨着，“喏，这不就是嘛。”祖母一眼就看见了，指着示台上放着神似豌豆的豆角。但又与之大不相同，它身体通黑，弯曲得宛如一柄乌黑发亮的刀鞘，触摸起来如同胶革，这的确新奇，完全是我没见过的新物种。后来我无意之中从百度·百科才得知，它也叫皂荚。不禁忆起鲁迅先生也曾写到“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说来也真是令人捧腹大笑，大概是出于川东地区的本土方言的影响，以前也一直认为老人们口中的“黄葛树”是贵州的“黄果树”。
“这个东西原本我们家也应该有一株的，只不过你太奶奶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因为家里穷，孩子急需吃饭，也就没想那么多，就急忙叫人来把那几十年的皂角树当木材给卖了，当时只卖了五十块。”祖母感叹着说。“真的是低价贱卖了，如果放到现在那么大棵树且不说它的果实就不止这点钱。”说起来，这也怪不得谁，倘若用现在的眼光来评判前人的做法，这是不厚道的，必须要站在特定的时代进而客观的审视。
皂荚始载于《神农本草经》，猪牙皂之名则始载于梁于陶弘景《名医别录》：“生雍州山谷及鲁邹县，如猪牙者良，九月、十月采荚阴干”。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云：“皂树高大，叶如槐叶，瘦长而尖……结实有三种：一种小如猪牙；一种长而肥厚，多脂而劲；一种长而瘦薄，枯燥不劲。”
皂荚树上结的荚果是我国人民用了两千多年的纯天然肥皂。用法大概起于汉代，通行于六朝。李延寿撰《南史》卷十，《陈本纪·论曰》中记载：“始梁末童谣云：可怜巴马子，一日行千里。不见马上郎，但见黄尘起。黄尘污人衣，皁荚相料理”。在那些贫困的岁月里，皂荚的荚果是人们用来洗头、洗衣服的“奢侈品”。那时候的人穿的是大布衣，连火柴都买不起，更谈不上买“洋皂”了。就是这皂荚树，成了广大农村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念头一转，都什么年代了，他为什么不用洗发露啊？也许是皂荚比市面上的洗发露便宜，也许是他家就有这些稀奇玩意儿。究竟说来谁又知道呢？可是，不管是什么原因，人们最终敲响审判之锤的结果一定是谁的效果好、谁更安全。
科学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可是我们的生活变好了吗？毫不保留的说，生活越来越好了，毋庸置疑。
但是，我要说但是，它真的是令我们放心了吗？不曾见得。
那只不过是人们在沉醉于社会发展带来的便利所产生的情感掩盖了内心的担忧罢了，而当人们反应过来时，又会陷入未知的恐惧与无尽的担忧。
家乡的油坊是农村人常去的地方，他们把自家辛勤劳作的油菜籽搬运到这儿，自己操作着机器等着榨出菜油与油渣，每一样工序都是亲力亲为，吃油吃的安心。反观而今，各种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新闻爆料层出不穷，如运输的石油的油罐车用来运食用油，使当今社会的人们感到担忧。相比以前的食用油农村大都是自给自足，企业生产的油所需的原料是安全的，可是从原料到成品，中间环节是很大的漏洞，稍不注意就会出问题，这时就离不开政府的监督管理。这是社会所赋予的责任，宏观来看，与以前的个体监管模式相同，此时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变成了现在的部门监管。从前个体对局部，而今国家对集体。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理念也有所改变，主要体现在城市与乡镇，青年人与老一辈人。有时，你很难在大城市里找到一家裁缝铺或补鞋匠，这二者，你只有去乡镇才有可能找到。少小之季，祖母常常带我去这两个手艺人的地方，不是为别的什么，就只是缝缝补补。衣服不合身破了小口，找裁缝；鞋子书包烂了断了，找补鞋匠。以前觉得勤俭节约，能用则用是良好品德，现在也是，仍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理念。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快速增长，接触社会的机会愈加多，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上大学后，我的行李箱由于装了很重的东西来来往往，回家的路也多崎岖不平，不免对四个塑料轮子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坏。我当时的想法是从网上再定一个全新行李箱，想到可以用新的心中怪高兴的。可是，家里的老人却让我去镇上找补鞋匠，说她那儿可以补轮子。这无疑是对我对获得新事物的激动泼一盆冷水。他们的想法是你读书也还在用钱，能省则省，挣几个钱也不容易。而我的心中也有不满，我用父母给我的固定生活费来买，这有什么不行的呢。我也尝试理解他们，带入他们的视角思考。
老一辈的人是最容易同年轻人产生冲突的，尤其是消费理念和对事物的认知。他们的视野是从以前他们生活的时代而受到限制，以前的条件是何其艰苦，对于金钱的概念比较局限，本着节省钱的“得过且过”理念进行生活，思维呈现线性模式——我节省些，钱就越多。这是有极大的弊端的思想，尤其是对健康而言。他们自己以为得了小病，用各种偏方随便根据常识医治，殊不知与所得的疾病完全是背道而驰，结果真到了一病不起的时候早已来不及了。他们的本能意识就是节省钱，他们没有考虑如果恶化后的疾病要花更多的金钱。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无形的赌博。而年轻人的理念与眼界就稍微长远一点，恰恰与他们的做法相反，及时制止防止后患，因为他们清楚后患所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是他们不可承受的。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不约而同的都是节约钱，一“念”之差大不相同。纵观历史，社会的变革所带来的变动给人们的思想冲击是不间断的，但总能保持一种不可言喻的动态平衡，在某方面达成一致的目的。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二十多个冷暖交替，旧的事物终会消失在时间的余烬里，你永远也不会想到会多久来一场世纪风暴将它悄无声息地卷走。不必为老旧的事物停留哀叹，悲天悯人，世界依然有我们所喜欢和所憎恨的事物，仍能带给我们惊奇。于我而言，旧事物的记忆是我写作的原材料、工具，也是一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我遭遇困境时的避风港湾，我将跟随笔下的文字一同踏上未来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