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公买饼

那年，离中秋还有一个多月时，远方的姨公来会外公，临走时特意来了我们家歇了一晚。

夏末秋初的天气很酷热，我们一家人在季节里一直忙于烤烟的采摘和烘烤，其余时候，一家人就坐在堂屋里择分烟叶。姨公是离县城不远有一个镇公粮库的干部，爸妈择分烟叶的事务，姨公也做不来。索性，晚上我就缠着他，让他给我讲《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和《后羿射日》，白天就带着他去观看爷爷的山烟和驾担。

次日，姨公启程回家，我们也要背烟去邻乡的烟叶站去卖，刚好与姨公回家的方向同路，于是挽留姨公吃了早饭再走。早饭过后，爸爸、姐姐和哥哥每人用背篓背上两捆烤烟，我年纪小我只背了一小捆，就与姨公一起出发了。

经过上一天一晚和姨公的讲解，我对神话故事充满了幻想与好奇，与姨公的距离也愈加靠近，一路同行中，我时不时的被大人们落下一小截，每每时刻，我总是要小路一段才追上他们的脚步，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断的向姨公讨论精卫具体是什么鸟、海有多深、为什么天神会怕愚公把山挖空及远古时期的人们没有水那吃什么食物等非常浅薄的话题，姨公每当我发出疑问时，他总是很耐心又意味深长的给我解答着，总是下意识的不要走太快怕我跟不上他的脚步，父亲也在不快不慢的并排着姨公，时不时的也应上几声，不让姨公一个人的表述显露得枯燥，姐姐与哥哥则快步前走，拉长了很多距离。

90年代的农村，交通几乎靠目光步行，家境好一些的人家，会有一两架马车，而乡村路虽然可以通马车，但路窄又坑坑洼洼，运费是在当时是一笔“昂贵”的费用，所以去乡里赶集或外地走亲戚，全部都要靠走路。去卖烟的路，足足有十二三里。我们一路上经过吊丝岩、猫儿岩、两岔河、一傍沟再到火烧寨，然后才到邻乡的柿花乡烟叶站。姨公是离县城不远的一个乡镇粮管所的干部，平日下乡或去上班，也差不多是靠步行，对于我们卖烟这条路，他并不是走第一次，所以大家对道路的崎岖都没有半句怨言。我没有出过远门，我对外界一无所知，自然也不会去计较路况是否好坏。但一路同行中，姨公与我们有说有笑，脸上泛着慈祥又和蔼的光泽，我对这段路程的距离感到非常的短暂，所以把背上的烟叶重量和路的难行程度都忽略了。

我对姨公的印象，是位知识渊博的长者，可能是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原因吧，他的谈吐和关心，象是一位老人，又象是一位老师，那时对于中秋节，长居农村的我们一家人，压根没有什么印象或不知道有这个节日和存在。愉快的行程结束后，姨公从我们卖烟的烟叶站还要走路三十多里才到家，所以，姨公到了烟叶站后还要独自行走很长一段路程。

到站后大家放下背篓，姨公转身去了烟叶站旁边的小商店，买了四个酥饼，分给我们一人一个。然后和爸爸交流一下下次走动的时间，不舍中我向姨公问了好，托说等妈妈空了就让她带我去看姨婆和他，姨公边应允着，边继续向县城的方向踏上回程。

卖完烟已经是日落西山，我和哥哥姐姐的酥饼早已吃得精光，爸爸的只吃了一半，回程的路上，爸爸从破旧的中山装口袋里掏出来给我吃着，一边口算着今天的收入，一边和哥哥评论着柿花田坝里的稻谷，姐姐不太插上话，就一埋头走路。下了一傍沟，过了两岔河、猫儿岩是沙地和陡坡，我走吃完爸爸那半边酥饼后，上坡就象泄了气的皮球，全身发软，不多时就大汗淋漓，吃喘吁吁，实在走不动了，爸爸才把背篓卸给哥哥，他把我背在背上走一段，约摸走上一两里，我自己担心他也很累，就要求还是自己走。等到满天星空，我们才回到家，妈妈和二姐早已经喂好猪，鸡也撵进圈里。我迫不及待的把背篓放在檐下，然后坐在小凳子上脱掉鞋，光着脚板舒展在夜里凉爽的空气中，回忆一天的行程和回味姨公买给我们那圆圆酥饼的味道。

用姨公的话说，中秋节快到了，提前给我们吃个月饼，提前感受团圆嘛。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月饼、酥饼、烤饼的区别，只知道是饼，当时也叫干壳饼。长大以后，外出的时间多了，见解更广阔了，才将这种饼定义为酥饼。在小时候，我吃过的这种姨公买的饼，约有盘子口那样大小，却仅有一指厚，上面撒着芝麻与花生，大面积被烤成金黄色，厚厚的饼面光亮如玉，有的还印有花纹或图案。一咬下去时，需要撕一下才咬开一口，咀嚼起来，一股清香与甘甜味直哗入胃，张口时回味着浓浓的麦香，非常可口和诱人。卖这种饼的店铺老板通常将饼放在一个大玻璃瓶中，既能保持不受潮，又能锁住饼香。这种饼在当时的乡下虽然有卖，但不容易买到，属于“稀缺物资”，若然，在我们乡的公社黄家商店或公社合作社，就有这种饼卖，但价格不菲。我从乡里的小学和邻村的小学上完六年级，这种饼也及诱人的香味，在黄家商店或公社合作社我都只能看看，或是有机会待其他人买时，趁机嗅其香罢了。

时隔二十多年，这种饼的香味和形状，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虽然如今市场上不乏很多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月饼或其他香饼，我也吃过不少有名的饼类，但相比起来，无论是心情还是味觉，与小时卖烟姨公买的酥饼，其色香味与感情，都遥不可比，遥不可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