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朋友圈,无意中翻到季羡林先生的《站在胡适先生墓前》,旋即收藏。这些天一腾出手来,便读了再读。
不久前,满屏都在议论“屎尿体”——“屎尿体”确乎让我这没见过世面的素人,大开眼界。纳闷一直敬奉如神的文学,什么时候落架到了“脐下三寸”?想必是自己愚钝木讷跟不上形势?百爪挠心的时候,读到先生这篇散文,真乃“三九天沐春风”——那叫个舒坦。
先生此文写于1999年。是年,先生一行十人,应台湾圣严法师邀请,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他专门抽出时间,到恩师胡适先生墓前凭吊。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读到这一小段,忍不住眼窝发烫。要知道,那一年,季羡林先生已88岁高龄——得是什么样的情感,才能让一位耄耋老人老泪纵横?此情此景,令人动容。相信,其时的先生心里,不光有对恩师的思念、知遇之恩的感激,他自己一辈子所经历的风雨、无奈甚至委屈,也一股脑涌上心头,千言万语,不知该从何说起。
6000多字的篇幅,回忆了与胡适先生的交往,重点撷取了他对恩师的三个最深切的感受: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最使我感动的是他毕生奖掖后进。用笔之深情,苍天可鉴啊!先生同时追忆了一生遇到的另5位恩师。于是乎,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师们,便在我的眼前翩然而过——
陈寅恪——他应算季羡林冥冥之中的启蒙老师吧?这样说,是因为季羡林并未被这位老师耳提面命过,只是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若干年后,也仅仅是因了这重身份,他就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鼎力引荐。那时,已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毕业的季羡林,却因二战被羁绊在德国达十年之久。一听说陈寅恪来德国治病,他“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应该说,写信时他的心情是忐忑的,因为陈寅恪的名气太大了——“一言九鼎”,“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而他自己却“无藉藉名”。我猜想他应后悔不该这么冒失,但阔别祖国太久了,实在太想回去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个“有病乱投医”——完全可以理解。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还把他推荐给当时的北大掌门人——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就此在北大扎下根,一待就是六十又三年,直到2009年驾鹤西去。
陈寅恪、胡适、傅斯年、汤用彤,这些名字当年就已醍醐灌顶、高山仰止,他们都是他的伯乐。没有他们的不拘一格,他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入驻中国等级最高的学府,他的人生或可另写。在德国,他也幸遇了两位恩师:一位是教授他基础梵文的瓦尔德施密特先生,一位是接替从军的瓦尔德施密特先生的西克教授。作为两位大师学习梵文的唯一的学生,他得到了他们的真传。已年逾八旬的西克教授,更是倾其所有,把平生的绝招全部传授给了他,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其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
那一幕情景,想一想都让人感动:数九寒天,积雪皑皑拥满十里长街。天近黄昏,远处走来了一老一少。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少的搀着老的,老的倚着少的,一脚深,一脚浅,一步高,一步低,是祖孙吗?显然不是,因为肤色不同,但那相依相偎亲密无间,明明就是祖孙——
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季羡林头上有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当然,他老人家生前曾专门撰文辞别桂冠,这是另话。这缘于他"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辉煌的成就,固然与他的才学、勤奋分不开,也与予他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们的谆谆教诲、提供的机遇分不开。他与胡适先生半个多世纪亦师亦友的情缘,更被传为世纪佳话。
当年,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不仅接受了陈寅恪的引荐,让季羡林做北大教授,还委其以重任,组建东方语言文学系,担任系主任,这个职务他一直干到1983年("文革"期间除外)。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的倡导者,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这是现在两岸对他的公论。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大师一度被禁谈。是季羡林首次打破了这个禁锢——
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遗憾的是,此时,胡适先生早已作古。但我相信,这位谦谦君子若地下有知,一定也是得幸此生遇到季羡林。
胡适祖籍安徽绩溪,安徽教育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了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主编正是季羡林——不仅担任主编,他还亲自撰写了长达17000字、副标题为《还胡适以本来面目》的总序;之后,又应《学林往事》邀约,抱病撰文《毕竟一书生》,一方面中和上一篇文章“太满”之嫌疑,一方面更实事求是地抒发对胡适的看法。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在季羡林眼中,胡适先生一生都在奖掖后进。晚年,他还跟身边的年轻人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在湾那边,季羡林听恩师过去的同事如是说。他们二位就是这样,似乎有一根看不见的心线牵着,惺惺相惜,互为欣赏。
老爷子自己当了一辈子老师,集50年的感悟,他对“师”这个字,这么看:
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这就明白了,为什么读此文会如饮甘泉:师有师品,徒有徒格;不功利,不世俗,不庸俗,不机会;真才实学,互相尊重;干净,纯粹,高尚……这样的师生关系,这样的学术生态,这样的人文氛围,可不就如春风化雨、久旱甘霖,要多美好有多美好嘛!
中国的“浅浅们”,望屈尊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