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姐

二姐在我们五姊妹兄弟中排行老三，属羊，今年67岁。

二姐个高，面秀，性直，口讷，心善。

二姐16岁时，就窜到了一米七四。这个海拔，在那个年代太突兀。母亲急了:“别再长了，再长就找不到婆家了。”不知道是不是母亲的祈祷管用了，反正二姐就长到了一米七四。二姐做衣服比人家多用2尺布，脚比人家大好几码，那时布票又紧俏，母亲经常为二姐长得太高而发愁。

让母亲没想到的是，恰恰是二姐的身高，给二姐带来了机遇。

我的父母像北方所有的父母，重男轻女，两个哥哥都高中毕业，两个姐姐早早辍学，与父母共同承担养家的责任。二姐上到了初中。

那是她刚退学不多久。公社要成立女子篮球队，挨个村子遴选身高一米七以上的女孩子，我二姐首当其冲入选。这个球队，平时在公社的修造厂上班当工人，有比赛任务时再集中训练。母亲做梦也没想到，她最惦记的二姐的个子高的问题，却这么被派上了用场，而且还能挣工资。

二姐成了我们半个村子都羡慕的“工人”。原本在生产队扛锄头的她，改拿蓝球后，觉得终于脱离了苦海，很珍惜，很刻苦，很听话，很卖力。教练怎么说，二姐就怎么做。她不怕吃苦，胳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是常事。她很快脱颖而出，被任命为球队的队长。只要一上球场，平时害羞、寡言少语、低眉顺眼的二姐，就完全换了一副模样。二哥说他亲眼看到二姐在球场上发脾气，二哥拿腔捏调地学二姐吼：“大萍，你没吃饭？上呀！”他一边说，一边把眼睛瞪得老大，说二姐发脾气时就是这个样子。那个被唤大萍的，比二姐大两岁，平时是个话痨，被二姐训时一点脾气没有，乖乖地听着。一家人没有一个信二哥说得话，都说是二哥编的，因为二姐不要说发脾气，就是大声说话，也没见过。

那是二姐最风光的时候。她们球队渐渐打出了名气，不仅在县内打，还经常代表县里参加与邻近县的比赛。那时的二姐，脚步轻盈，满面春风，皮肤白里透红，身材矫健挺拔，她在哪一站，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二姐懂事，勤力，能干，早晨早早起来做一大家子的早饭，中午下班回来忙不迭地做午饭，家里的脏衣服她也全包了，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二姐打球打到第三年时，一个小道消息，令我们一家子沉浸在喜悦中：说二姐被县体委看中了，要选拔她到县里的篮球队！这是什么概念呢？被选中了，就会脱离农村户口，吃商品粮，这可是那个年代农民梦寐以求的大好事！二姐更是喜上眉梢，走路、干活情不自禁地哼着小调，俨然已成了“公家人”似的。然而，这一次，幸运女神没有垂青二姐。县体委确实从她们球队选拔了一个人，不过不是她，是她的一个打得般般的队友，因为那个人的父亲在县里某部门任要职。也就是说，二姐的名额被队友顶替了。

这个消息，不啻为一记闷棍，一下子把二姐砸闷了，本就话不多的她，更少言了，一家人眼见着她露出了尖下巴，焦急万分。有一天，吃罢晚饭，她向全家宣布了一个决定：她要上东北，投奔云表姐去。云表姐是我表姨的大女儿，彼时在黑龙江某边境农场工作。

那时我还小，感受不到那件事让二姐面临的压力。就这样，我漂亮的二姐，因咽不下这口气，孤身一人负气闯关东，那年，她22岁。

这是我对年轻时的二姐的全部记忆。很长一段时间，我与二姐之间的联系是空白的。一方面我在忙自己的事，上了中学读大学，读了大学又工作；一方面她在东北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结婚，生女，直到1996年从东北又回来，落户二姐夫的老家河北保定的一个县城后，与二姐的联系，才渐渐频繁起来。

这期间，只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件事惊动了我们一大家子包括我的大舅，那就是二姐的婚事。

她去东北的第三年吧？她写信告诉家人，经人介绍处对象了，她自己比较满意。她喜欢，父母自然也高兴。但大姐打听到的消息却是，二姐处的朋友“个子不高成分高”。这件事不知怎么又被我大舅知道了。不得了！我大舅大清早风风火火地赶过来，告诉她妹子即我的母亲，这门亲事得慎重：“其它的（条件）都好说，成分不好，孩子将来参军、入党都成问题……”大舅是村干部，看得自然比我们家远。本就对二姐夫身高有芥蒂的我父母，终于忌惮起来。我记得给二姐不是写信是拍得加急电报，电报上就三个字“不同意。”但是 ，全家的反对，没有扭转二姐的态度。她就认为二姐夫人好，待她好，嫁得义无反顾。事实证明，二姐的选择是对的。这是另话。

世纪之交的那几年，我们家平静的日子不再平静，从未想过、从未经历过的生离死别，一次一次靠近我们。在1999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我相继痛失了父亲、大姐、母亲三位至亲，要不是有二姐，我很难想象能不能平复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2016年10月，我体检查出了症状，需要做一个手术。这个手术，不大不小，该病症的医疗技术非常成熟。我没打算告诉二姐，毕竟她也60岁了，怕她担心，后来，是我大外甥女（大姐的女儿）跟她说漏了嘴。她坐不住了，彼时，她正在唐山她女儿家，给闺女带孩子。她立即买动车票，风尘仆仆地直奔医院。许是上天的安排？她到医院时，我手术恰好完毕刚回到病房。真开心一睁眼就能看见二姐！她不满我不告诉她，害她没有送我到手术室……听着姐的絮叨，我的心里溢满幸福。我知道，二姐来了，我什么也不用担心了。

出院后，二姐精心伺候。她每天一大早就去买菜，专捡我爱吃的买，看我多夹哪一道菜一筷子，下一顿保证还有这个菜。她不知听谁说，养病的人吃蒸苹果，既能保证所需维生素，又不会因为水果凉而损害身体。她就每天下午三点准时蒸，天天如此。休养期间，我的新陈代谢很正常，一定与此有关系。知道我想吃家乡的烙饼，她不怕麻烦，坚持现吃现做，我三十年的思乡饼，一个月都找补了回来。看我胃口不好了，她就想着点子捯饬稀罕的。

一天中午，她端上来一碗有面条有菜又很“干”的面，见我吃得津津有味，她非常高兴：“我猜你就喜欢吃，这是东北的‘焖面’”。我确实喜欢吃。我这个人口“贱”，不喜欢大鱼大肉，喜欢清淡，尤其喜欢小吃。我怀念母亲包得茴香馅的水饺，她二话不说就去市场买茴香。但这个城市不太认茴香，菜市场上没有这个菜，她就到附近的大超市去找。我知道二姐打小就转向，我怕她找不回家，叫她不要去，她说没事。时间不太长，她就带来一捆新鲜的茴香，摘、洗、剁，干活麻利的二姐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白白胖胖的茴香馅饺子端了上来，看我吃得很欢，她开心极了。

在姐姐的悉心照料下，我恢复得很快。一个月过去了，尽管我很不想姐姐离开，但我不能太自私，因为姐还有一大家子人。二姐要回了。我尽量显现出轻松的神态，不让她有心思。车票是晚上九点的。她从早晨起来就忙活，先是包了够我吃十次的茴香馅水饺，又烙了十张家乡饼，还到菜市场拎来一小袋面粉、两瓶香油、一兜鸡蛋；刚坐下，又想起什么，下楼到小超市买回几包酵母粉，她自顾自地做着这一切。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出来进去，一次一次往回拎东西。我很想阻止她，因为现在东西很方便，不需要囤积。但一想这是她惦记的方式，就把话咽下去了。

吃完午饭，总算安生了。她又抄起拖把，一遍一遍拖地，厨房又喷一次清洁剂，擦、抹，直到哪哪儿都亮堂得发光了，她才坐下来，郑重其事地给我讲：“我不惦记你工作，就怕你懒不做饭瞎凑合。再有，别怕胖，年龄也不小了，胖点好看”。我一一答应着。晚上，我执意送她，她没反对。我把她送到火车上，找好铺位，把东西放好，她催促，赶紧回吧。我快走到车门时，她在背后叫着我的小名大声嚷嚷“有事千万跟姐说啊！”我没有回头，因为眼泪在眼眶里直转悠。

回到家，整理她的床铺，在枕头底下，我看到了她留给我的一沓子钱。这回我再也没绷住，泪如雨下。二姐就这么实诚，一辈子都这样，对谁都这样。大姐、父亲病榻前，都是二姐伺候。父亲患病住院期间，我只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她就叫我回来。就因为有二姐在，我对未给生病的父亲端茶递水的愧疚，减轻了不少。而二姐那时，刚刚从东北回来没几年，日子也过得一地鸡毛。她的孝，让我感到她比我文化得多。

二姐心里有很多老理。“清明节”“寒衣节（农历的十月一日）”为父母上坟烧纸，是她雷打不动的。她的家与我老家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是没有直通的长途汽车，需要在保定转一次车。她一大早从家里出发，得到下午两点左右，才能到老家，来去很不方便。刚开始，她一年回去两次，现在她坚持至少一次。我曾劝她：“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像过去了，别回去了，父母天上有知会见谅的。”她说；“那不行。三个闺女，都不回去给老人烧纸，那不叫乡里乡亲笑话？大姐不在了，你又离得远，我得回去到爹娘坟上念叨念叨，好叫他们放心”。我的工作、生活之所以平顺，有父母冥冥之中的护佑，是二姐那一张张票根换来的。

实诚，在老家是与“傻”划等号的。二姐属于实诚到家的。这在她对待她大伯哥即姐夫的二哥问题上，可见一斑。

姐夫的二哥，是老高中生，当年还是中学教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非正常年代，姐夫一家因成分高受牵连，二哥被要求停止上课去扫大街……。他媳妇不堪压力，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他。自此，二哥精神受到刺激，一蹶不振，天天神神叨叨的，饥一顿饱一顿，生活无人问津。二姐一家子回去后，姐夫跟姐商量，能不能把他二哥接过来与他们一起生活？二姐没说二话，与二姐夫共同把二哥接到了身边。居无定所的二哥，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2009年，我二姐终于住上了梦寐以求的楼房。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她把最好的带卫生间的主卧给了二哥，他们则住在只能放下一张大床的小卧室中。二哥很是过意不去。二姐说：“你是哥，没得说的。”二哥平时摆地摊挣的钱，每月都交给二姐，二姐一分钱未动，给他在银行单独存了起来。二姐对二哥的态度，赢得了王家（姐夫家）整个家族上上下下的敬重。

这就是我的二姐，我的没有多少文化、却让我敬重有加的“傻”二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