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雪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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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姐在我们姊妹兄弟中排行最大，下边依次是弟弟、妹妹、弟弟、妹妹，我是最小的妹妹。我与大姐相差17岁，大姐跟我在一起，经常被误认为母女。
大姐是我的第一个偶像。想起大姐，脑子里全是美好。
大姐长得好看。她的好看，不是眉毛多弯眼睛多大，而是舒服、协调、耐看。她是我们姐仨中个子最俏的。我与二姐都是一米七几的大个子，大姐却是一米六五的标准个头。她的声音爽朗，说话神采飞扬。她像一个小火炉，走到哪里，哪里被她感染。那个年代，农村缺衣少穿，一个很会收拾自己的暖丫，像一朵盛开的槐花，特别招人喜欢。
因是老大，父母没有让她多上学，尽管她很聪明，学习成绩比我大哥好很多；只让她上到高小（小学毕业），我大哥一直上到高中毕业，直接去当了兵，就此脱离了农村。
那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女孩子小学毕业，在农村也算有文化了。她没有干过出工（下地）挣工分的农活，她先是在我们那个村子的药铺抓药，相当于售货员的差事；后在公社里的兽医站当会计，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她1985年离开老家。
因为做长子的大哥，早早当了兵，父母就拿大姐当儿子使唤。大姐的外向、会说话、会办事，就是这么愣生生练出来的。小到给自留地浇园、申请宅基地、买化肥农药白糖等家庭琐事，大到两个哥哥的婚事、我上重点中学……都是大姐出面张罗。大姐是父母的左膀右臂，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对大姐都非常依赖。
就说我上学吧。我们乡的初中，是普通中学。为了让我读上重点初中，大姐骑自行车带着我，到50多里外、婷表姐的婆婆家求助。婷，是二舅家的二女儿，其人在北京工作生活，她的公公，是重点中学所在地的一村之长。那条路，要多难走有多难走。没有平坦的大道，路夹在庄稼中间，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很多路段，根本骑不了，得推着走。这么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大姐跟那老两口相谈甚欢。结果是，我不但能上这个学校，而且就住在他们家，不用挤集体宿舍的大通铺。
我青春期的成长，也离不开大姐。我第一次来例假，不知所措，大姐现去小卖部，给我买来卫生带（那时没有卫生巾）、卫生纸，教我怎么用。我情窦初开——如果那算是的话，有喜欢的男孩子，大姐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了苗头，板起面孔吼道：“你想干什么，家里供你（上学）容易吗？不准搞对象！”其实，不是搞对象，只是有好感。那刚刚燃起的小火苗，被我自己悄悄地掐灭了。
我们家就是这样，只要大姐出面，再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
两个哥哥的婚事，都是大姐一手操办的。特别是大嫂进门，还有小插曲。
大嫂是大姐要好朋友的小姑子，在同村的第五生产队，长相一般，但人老实，本分，简单。说实在话，与我大哥的差距不是一般大，用村人嚼舌根子的话说“一个村子长得最帅的，娶了一个长得最那什么的”。大哥开始死活不愿意，父母没了主意。趁着大哥探亲，大姐劈头盖脸一顿训：“咱家这么穷，弟弟妹妹这么多，又没房子，人家不嫌弃你就罢了，你以为你当个兵，就了不起啦？！”彼时，农村的父母给女儿选婆家，首看有没有独立的房子，再看有没有其他的（挣钱）进项。我们家的确什么都没有，负担又重，大哥被训得脑袋耷拉着，不再吱声，大嫂就这么嫁了过来。在大姐看来，品行才是第一位的。
大姐在公社的兽医站当会计时，账目清晰，20多年零差错，连公社那些各管理站点的老资格会计们，都很服气。大姐乐于助人。经常帮助乡亲们购买当时的紧俏物资，诸如化肥、农药、白糖等。大姐的工资，除了要给生产队上交一半外，剩下的全部交给父母，包括她结婚以后。在乡亲们眼里，大姐既能挣钱，又懂事，还会办事，纷纷跟我父母讲：“你们家的大闺女，比儿子还顶用。”
大姐的担当，给我们一大家子，带来生活的顺遂。她自己呢，有了委屈，却悄悄吞咽下去。这在她与大姐夫的关系中，最能体现。
大姐年轻时，出类拔萃，上门提亲的很多，为什么会选中我大姐夫呢？说出理由来，现在感到匪夷所思——因为穷。
大姐夫家与我们家一个生产队。他父母早逝，下边有4个弟弟，三间土坯房。除了大姐夫本人是个当兵的，长得还不算丑以外，其他方面，实在没有可取之处，单是4个弟弟4张嘴，也能把一个家吃穷。
我母亲的娘家，家境殷实，解放初划分成分时，被定为“中农”。我大舅脾气很闹上，也很有能力，就因为“中农”的成分，断了很多路子，让他空有抱负。他总结出的“经验”是：“给女儿找婆家，就得找穷的，因为穷，才成分好，（政治上）才不受气。”
大姐夫当的是骑兵，在内蒙古。复员转业，就地分到了包头市某特大国企。197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我的外甥女出生；1985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即外甥出生。也是在这一年，上级有政策，像大姐夫这样的，可以安置家属。就是说，我大姐和两个孩子，可以结束农村户口，吃商品粮了——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天大的好事。
我父母再不舍大姐，也不能耽误他们的前程。就这样，大姐在那年的夏天，带着两个孩子，离开老家，去了包头。
多年以后，大姐身患绝症，父母后悔得不行：“要是不让老大去包头，也许她就得不了这个病了……”
大姐在家时，大姐夫每年回家探一次亲，他们也拌口角，但终究时间短，家人一劝，也就过去了。
我后来得知，大姐曾经动过离婚的念头，跟父亲一说，父亲死活不同意。我父母很守旧，认老理，觉得离婚这样的事，丢人现眼。大姐至此再不提，受再大的委屈，自己扛着。
大姐到了包头以后，大姐夫不再装了，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回归了什么样子。暴脾气，认死理，不会迂回，非黑即白，与外人一言不合就干架。要说，也上升不到品质问题，就是处理人际关系愚蠢。他的徒弟们背后这样议论他：“但凡讲究点策略，军人出身，根红苗正，老党员，老资格，怎么也得混个一官半职。怎么可能在最苦最累的生产一线，只当个班长？！”大姐是要脸面的人，对他这种粗暴简单，看不惯，经常吵。大姐夫偏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有时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北方爷们。为了不置气，大姐事必躬亲，再不让大姐夫插手对外事项，大姐夫做起了甩手掌柜，大姐却一天到晚累得不行。随着两个孩子的日渐长大，家里的火药味，才渐渐平息。
九十年代的前半段，是大姐最幸福的时候。那时，大姐夫已经分到了楼房，一家子终于从小平屋里搬了出来。女儿也上了班，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儿子上了包分配的学校，一切都那么如意。大姐让我二哥送母亲到包头，让她老人家也住住楼房，感受一下城市的氛围。若回老家过年，则买很多东西，给每个人带礼物，本就会捯饬的大姐，在城里生活后，比老家她早先的小伙伴们显得年轻十来岁。
1998年的5月份吧？一天晚上，我接到了大姐给我打的电话。电话那头，大姐的声音，低迷，带着哭腔：
“妹呀，我得病了。”
“得什么病？”
“直肠癌。”
我的耳畔“嗡”的一声，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感到天要塌了。放下电话，我趴在桌子上，痛哭失声。
大姐得病，全家陷入悲恸中。大哥去看她了，二哥去看她了，二姐去看她了，我也去看她了。但，病魔并未因家人的关爱，有丝毫的退缩。
二姐和我约好，一同伺候大姐手术。
手术是在呼（和浩特）市做的，还算成功。大姐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坚强。包头市有不少一个县的老乡，我们一个村的也有。他们有的与大姐夫在一个厂子吃公饭，有的自己做生意。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大姐得病没有告知这些人。她一辈子要强，受不得别人的怜悯。她要让她的家小，保持住在老乡面前的体面。出院后，大姐没有显得病病歪歪，而是打起精神，活成了大家希望的样子。
1999年，我父亲查出癌症，不得不住院，大姐不顾病体，回家伺候。亲戚们谁也没看出来，她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是，因父亲发现病症时已是晚期，他老人家没能挨过去，在9月份不幸离世。父亲去世，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个重大打击，我长这么大，第一次面对生死，心里的沉重，无以言表。在几个月时间里，大姐操心、劳神、伤心，身体一度出现不适。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安顿好母亲，大姐赶紧回了包头，自此，再未回过老家。
这期间，她的女儿，到处给她淘换偏方、秘方，有时我电话打过去，有时她电话打过来。她跟我说，女儿给她寻到了怎样的药，很有效，她吃后饭量大增。我说，能吃饭就说明身体正常，好！我是多么希望奇迹发生！大姐说：“让我活60岁就行，看着闺女成了家，看着儿子上了班，我的心才能放下来呀。”因为有信念，药再难吃，大姐没有二话。这样的拉拉扯扯，坚持了一年多。
2000年5月份，病魔再次袭来，大姐被迫住进包头医院。彼时，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医生下了病危通知。我去看她时，一进病房的门，眼泪就直撞眼眶。大姐半躺着，脸颊浮肿，看上去没有一丝力气。
“来啦？又耽误你工作了。”我强迫自己不掉眼泪，握着她的手，说不出话来。在她最后的日子，她念叨最多的，是我母亲。经常睡着睡着，冷不丁地大喊一声：“老娘谁管呀？！”清醒了，她就催我赶快回去。除了我母亲（一直瞒着母亲），全家人都清楚，这一次住院，对大姐意味着什么。
我没有见大姐最后一面。我在医院陪了一个星期，就返回了工作岗位。是我自私，我刚刚经历了父亲的离开，再也经受不起至亲的生离死别。
回来半个月后，大姐走了，享年52岁。
大姐走后的这些年，她的孝顺，她对弟弟妹妹的呵护，她的坚强，她化腐朽为神奇的智慧，经常浮现我脑海，每每想起来，都让我无比感恩。
亲爱的大姐，此生我与你做姐妹没有做够；来生，我们还做姐妹——我当大姐，你当小妹，由我来照顾你，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