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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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富饶的黄梅下乡，姐姐嫁给表兄，生活安定，后来由于表兄爆发，最后婚姻解体，给家族留下一道永远不能消去的疤痕。
一
从县城出发，沿105国道南下，过孔垄镇约二三公里右侧，排列着一大村庄殷家湾，它是我母亲的祖居地。
我们王家和殷府三代开亲。姑奶首先嫁到殷湾，后来她就把自己的侄女我的母亲介绍给父亲，再后来，我的大姐嫁给表兄。前两代开亲成功，到第三代以失败告终，此是后话不提。
殷湾和我老屋相隔近一百华里。姑奶怎么就嫁给姑爷，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姑奶是坐轿嫁过去的，时间大约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末期。这在当时农村大多是童养媳的时代，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我奶奶就是望门媳妇，一生没坐过轿。爷爷、小爷和姑奶姊妹三人，在老祖老奶辛勤操持下，生活较富裕，他们既为姑奶选定不错的归属，又给了她值得一辈子回味和炫耀的荣光。姑奶晚年来我家，笑着地对我说：“你家不错，解放前在村里有个中等，现在又有个中等！”声音清脆洪亮，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心里虽对这个评价不很满意，但也知改变不易，只得默认。
对姑奶首次有记忆，应该是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初期，她当时近六十岁。姑奶一脸福相，圆圆的脸，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身材微胖，不高，年轻时定是个可爱的胖姑娘。嗓音清亮悦耳，若开口唱歌，一定很动听，可惜我没听到姑奶唱一次歌，哪怕黄梅人常哼唱的采子调也没有听过。
姑爷兄弟四人，他是长兄，我外公是他的二弟。四位老人我都见过，身材不高不矮，瘦而不飘，一副精干人样，性格和善，说话不急不躁。殷家人基因很好，在那贫穷艰难的年代，每位姥爷都活过七十岁，四姥爷享年近九十岁。外公成年后到白湖渡招亲，做了张家的上门女婿，其他三位老人都一直定居殷湾。
姑爷姑奶都是极玲珑的人，却生了一个弱智的表叔。傻表叔一辈子都没来我们王家。我们去殷湾，他总是穿着黑衣服，闯着襟口，拿着一个粪铲子和竹兜，好像刚在村里拾猪粪回来，他可能也只会干这类活。见到我们，傻表叔脸上漾着笑，站在那儿不动，紧盯着看。旁人便逗他，“他们是哪里的，你知道不？”“呵呵，高上的哒。”我们便跟着笑。殷湾是平原，在过去是湖区，我们老家属于丘陵地带，两地一南一北，一低一高，他们下乡人都称我们那里及以北的地区为“高上”，意即“又高又远的地方”。
看着善良的傻表叔，我心里总浮现这样的画面：姑奶牵着聪明帅气的小表叔到娘家去，傻表叔只能看着他们去，却不能跟着去，眼睛里噙着泪水……也许他不知道要去，他没尝过做客人的好，因为他根本没出门做过客人。也许是姑奶偷偷地走，没让他知道。但在心里，我更希望是前者。
傻表叔是姑奶心中永远的痛和牵挂，她极好面子，故而没带傻儿子来娘家一次，她也知道，傻儿子很想到“高上”来。姑奶晚年在我家和母亲聊天时，有时也谈傻儿子，“我希望他走在我前面，我走了，谁管他呢……”果然在姑爷过世后没几年，傻表叔也去世。傻表叔离世，没有通知我们。一个傻子去世如同一片落叶归于大地，很少有人关心，其实人去世的本质都一样，只在操办的不同。我虽然没到现场，却分明听到在那极其简单的葬礼上姑奶凄厉的哭声。
女人百岁也要娘家，步入晚年的姑奶很喜欢走娘家，而且特喜欢住我家。在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间，姑奶基本上一年来一次，都是在暑假时来，每次都带孙儿来，先是带大孙子益民，后来带小孙子益友。益民大我一岁，益友小我两岁，益民偏瘦，益友偏胖。益民和我不打架，益友和我老打架，没人时，我就轻声轰他：“走！回你地里去，不要你到我家来。”他就是不回去，不过也不告状，厚皮。益友会唱歌，变声后声音浑厚，歌声婉转，一曲《小白杨》珠圆玉润，不亚于郁钧剑，让我羡慕不已。听说有一次黄梅戏剧院下来选苗子，差一点带走他，可惜因身高不够留下遗憾。
姑奶每次来都是父亲去接。孔垄那么远，父亲天蒙蒙亮就起床，推着独轮车，两边还带着土豆等上乡多下乡少的物产。推独轮车是技术活，既要力气，还需要掌控平衡。父亲那时正处盛年，精力充沛，他大早出发，上午到殷湾，吃过午饭，下午就把姑奶接上，一般是天快黑到家。我们那时小，家里来客人，很兴奋，走路蹦蹦跳跳。估算父亲差不多该回来，母亲便安排我们去迎接。如果猜想父亲从东边回，我们便到村前那条路上去看。如果猜想父亲从西边回，我们便到村后路上去看。大多是，我们东看看西看看，都没接着人，回来向母亲报信时，父亲便气喘吁吁地推着姑奶到家门口。
姑奶来，长住我家，母亲是她的侄媳妇，又是她的侄女儿，她和母亲合得来。奶奶在世时，她就和奶奶睡一床，奶奶过世后，她就和母亲睡一床。吃也在我家多，小爷家的两位叔叔已经分家，姑奶来，他们两家就礼节性地接过去吃一顿。
姑奶来一次，最长住半个月，多是在“双抢”结束后。母亲喊姑奶“大妈”，没庄稼活时，母亲就和姑奶在家里带着姐姐习做女红，用碎布料黏贴鞋样，纳鞋垫和鞋底。两人有说不完的话，我有时也在旁边静静地听。不管是哪老表来，我们都带到外面去玩。小表叔是文革前的师范生，表婶是学校的工友，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家庭条件优越。1989年，我和堂弟师范毕业到殷湾去玩，他们家那时就有从日本进口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益友拿着遥控器放给我们看，我惊讶不已，羡慕他们家电视的高级和生活的现代化，我们家那时还是调频的黑白电视机，还老是放不出来。自然益民或益友来我们家，就像迅哥儿到乡下，总要受到优待。他对下乡稀缺的山树新鲜好奇，玩得很开心。我们经常带他到野外钓鱼摸虾，放牛游泳，不过每次外出，姑奶都要叮嘱我们，不能让老表玩水，所以我们戏水时，他就在岸上远远地看，傻傻地笑。
八月正是蔬菜成熟的季节，父亲勤快，豇豆、茄子、丝瓜等时令蔬菜多得很，有的吃不赢，就用开水汆一下，然后晒干冬天吃。平日里，家里都是奶奶掌勺，姑奶来，母亲觉得是娘家人来，上客来，亲自下厨。母亲的厨艺很好，但不多献给自家人，她说做太好吃，耗粮费油。比如豆豉，她可以做到汤汁油亮，味道鲜美。做得好，一端上桌子，我们便一勺一勺地舀，一碗豆豉没几下就舀完。所以在平时，母亲做豆豉，故意放很多盐，味道特别咸，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蘸着吃，她说这叫“细菜少吃”。姑奶来，我们可以吃上很多平时餐桌少有的美味佳肴。每餐腥物是少不了的，我和二哥都是捕捉鳝鱼泥鳅的好手。
不记得是哪一年，姑奶在我家摔了一跤。我家那时人多，没有专门的厨房，灶台就在堂屋后面。我家养猪也没有猪圈，白天把猪系在后门口，晚上就牵回来，第二天又牵出去。一天早上，姑奶起来如厕，惊动肥猪，那畜生猛地一冲，把姑奶绊倒。老年人的骨头钙质少，松脆，当时就摔坏。那时通信不便，父亲也不好意思通知表叔，就把姑奶留在家里，请郎中上门诊治，效果怎样我不知道，只记得每次诊治时姑奶疼得大叫。大约是姑奶在我家时间过长，在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回去，小表叔便派二表姐来看看。二表姐当时正和男朋友谈恋爱，他俩到我家一看，才知道奶奶病了，立刻要回去。那一天，家里其他人不知哪里去了，就我一人在家。我们便用板车推姑奶到濯港，在五连车站再换乘汽车回去。我推着板车返回时，姑奶执意塞给我十五元钱。
大约是那次后，姑奶就再没到娘家。姑母疼侄儿是真疼，姑奶对我父亲尤甚，父亲也很爱他姑母。我们王家人丁一直不兴旺，祖母怀十三胎，只留下大姑和父亲。小爷家也只有两位叔叔和一位姑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爷爷去世，大姑出嫁，家里只有奶奶和父亲相依为命，孤苦伶仃。姑奶放心不下她的这苦命的侄儿，便出面保媒，让母亲嫁了过来。母亲嫁过来后，我们家人丁慢慢兴旺起来，差点成了村里人口最多的家庭。姑奶在我家时，看着我们一个大，一个小，出出进进，很是高兴，有时自言自语道：“我娥佬有福，载福，给我大母舅家生出许多人来。”我听出姑奶的得意，她觉得自己为娘家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在姑奶不来王家的日子里，我们便去殷湾看她，一年一次是少不了的。我们去时，她极为高兴，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的，“爹还是咳嗽吗？”“是的。”“你爷爷原来也总是咳，有时到殷湾来，很远就咳起，姑爷听到咳声，就出门去接，我家大母舅来了。”
1993年，我短命的父亲去世，王家再也没人去接姑奶。旧时的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小表叔也不会主动送其母来“高上”。姑奶坐在门口，遥望北方，目光浑浊，无奈断止这条通向娘家的绵绵长路，把对娘家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里……
姑奶晚年，家门不幸。先是小孙女出嫁曹门，在长江上失踪。后是孙媳妇益友的爱人患病去世。农村人迷信，家里不顺遂怪高寿老人占后人的福禄，慢慢嫌弃她，说姑奶老来变傻，在饭桌上和曾孙子抢菜吃。我们听了，只能一笑了之。
姑奶八十多岁后，我们去看她，她已没有往日的鲜活，低头落眼，唉声叹气，口里常说，“希望自己早点去”。这样好的社会，哪位老人不想多活几年？我虽听出她的画外音，也只能无助地看着她。
2003年，我可敬的姑奶驾鹤西去，享年八十有六。一年之后，我们和遥远的殷家湾中断来往。然而，直到现在，我每次南下，路过孔垄，总要侧首向右一望，看到立在路边写有“殷湾”二字的绿色标志牌，我心里就默念一下，这是我母亲的祖籍，我老姑奶曾是这村里的人。
二
白湖是个好地方。北部四山的水呼啦一声冲下，流到白湖就缓了下来。高处为田，低处成湖，田有水伴，方圆几十里自成“鱼米之乡”，“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孔垄地势略高，一马平川，水不能至，只能做旱地用。父亲说，种地苦，割了油菜种小麦，收了小麦种棉花，摘完棉花又种油菜，周而复始，一年四季，忙的没歇。种田好，“半年辛苦半年闲”。
1933年，殷二爷（外公）从殷湾来到杨垏，做了张府的上门女婿，从地域看，外公算是从粥碗跳到饭碗。确实，你看杨垏四周一望无际的良田，青秧似锦，乌泥深深。农忙季节，农人拄着木棍在田里薅草，轻轻挪动几脚，一条粗长的鳝鱼就冲出乌泥，在浑浊的水面划开一道波浪，胆小的女人惊叫，有力且不怕腥的捕鳝人飞快上前，伸开爪钩，一把卡住黄鳝，在田埂将腥物摔至半死，又扯断一根灌木，从腮而穿，插于软泥糊就的田岸。若果不懒，绕田埂转几圈，短肥的泥鳅唾手可得，一袋烟的功夫即可捕得一长串。收工之时带回家，用剪刀横隔喉部，直刨长腹，剔除内脏，一勺猪油，半勺辣酱，于煮饭锅边蒸之，仅那原汁的鲜味足以让大力后生吃饭三碗，甭提那鲜嫩的肉肉。夏季晚上，男人们趁凉挑谷把，一不小心，还会踩着一只正在喝露水的团鱼。
鱼是最寻常的。夏季暴风雨间隙，一条通向池塘的村边长沟，你只要用脚在水里一摆，一阵大板鲫立即雀跃起来，在水面泛起一朵朵水花，那是池塘里的鱼闷热难耐逆流上来的。于是全村男女老少，拿来竹篼，簸箕，一人一段，互不干扰。两头拦住，用搪瓷缸去水，竭沟而渔，大鱼拿走，小鱼留下，家家闻鱼腥，桌桌有鲜汤。
小村杨垏是母亲的出生地。在这福地，外公辛勤劳作，开枝散叶，养活八儿女。在殷湾，幼时的外公也曾读过几年私塾，能识文断字，懂得道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1934年，大舅出生，外公就把他当读书人培养。从六岁破蒙，到16岁工作，大舅在学堂里待了整整十年，也算是个知识分子。
刚走出学堂，大舅是到陶河的一所学校当老师。那时人们上班多是步行，大舅年幼胆小，步行回家时，常常被必经的张福兴、黄福禄大村庄的顽劣子弟围住，遭受不少的戏弄、恐吓，教了半年后，就哭着不愿去。外公无法，恰好村里需要干部，于是就让他到村里做了一名会计，干了三十多年，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村干。如若大舅克服几年，在那知识分子稀缺的年代，恐怕早就是国家干部，和他同学的五沙村杨志强先生后来成长为濯港镇教育总支书记。
大舅幼时，家里也给他抱养一位童养媳。这位舅娘姓洪，来自吴咀村洪家墩。可惜在十岁左右，和大姨妈坐在牛背上玩，突然牛发疯，冲进村后大池塘，等人们赶到，两位小姑娘早已没了呼吸。大舅没忘记这位舅娘。我在师范读书期间，暑期在他家住，偶遇中元节大舅写亡人包袱，其中就有烧给洪大娘子的“钱”。我早在母亲那里听说过此典故，故意逗他：“这洪大娘子是谁？”大舅带着深度老花眼镜，一本正经，“细伢莫问许多事。”恰好大舅妈从身边经过，笑着大声答道：“洪大娘子就是你外婆为大舅抱的童养媳，要是没死，她就是你大舅妈。”我听了，脸上笑笑，心里道：她要是做我舅妈才好呢，不似你这“段塘八虎”家的狠毒女人！
童养媳在小丈夫心里是如何的存在，新时代的我没得感受。细细推之，洪大娘子应是大舅儿时友好的玩伴，说青梅竹马亦不为过，只可惜没福分长成人。
1954年天降暴雨，长江黄梅段破坝，整个黄梅下乡一片泽国。听村中老人说，大水淹到老屋大池塘岸边。连我丘陵地带的老屋都差点淹没，平原地带的孔垄、白湖自然在泽国之中。姑爷姑奶不用说投奔我们王家，可怜的外公只得带着一家老小在闷热的芭茅山搭棚躲雨。
在这灾年，外公家却有一些可喜的变化。首先添人进口，外公在搭棚时，三舅出生，外公不假思索，“建棚，建鹏，以后就叫建鹏。”其实给孩子起名字，外公喜欢动心思，大舅庆澜、二舅桢如，响亮而文雅，到三舅这里，可怕的灾情使外公心情烦躁，懒得思索。
被随便起个名字的三舅读书也随便，他自幼不喜欢读书。八十年代初期，外公的老屋还没拆，屋前窗户边挂一蓑衣。小姨比三舅大，知道掌故多，有一天，她指着那蓑衣笑着说：“你三舅小时讨厌上学，有一回下雨上学，他没去，跑到蓑衣里躲一上午，家人吃饭才发现。”我当时喷饭。
也是在这一年，母亲和父亲的终身大事得到确认。在水患频发的年代，下乡的人们总想在上乡认一门儿女亲事，以防灾年有地可去。于是在1958年下年大舅迎娶蔡山镇段塘东门村的大舅娘后一年，母亲出嫁到我们王家。1960年，外公家三喜临门，四十多岁的外婆生下断肠儿小舅，大舅娘在第一次怀孕失败后再次怀孕，生下表兄，大舅喜不自禁，取了个极有意义的名字——宏发。我的大姐也在这一年赶伴儿降临人家。童年时的三小孩逢时过节常在一起玩耍，无忧无虑，“华华，你长大就给宏发哥做媳妇，可以不？”“要得！”不知是谁开起这样的玩笑，谁知后来玩笑成真，开启大姐梦魇般的一生。
六十年代末期，二姨十七八，如花似朵，有一位姓李的青年干部相中她，有事没事都往外公家跑，如影随形，常跟在她后面。二姨在塘边洗衣服，他就蹲在她身后，喋喋不休。年轻的二姨懵懂，对李干部爱理不理，后来受大舅娘撺掇，嫁到她的娘家，姨父是一位在部队做卫生员的退伍军人。七十年代中期，小姨也嫁到东门村，小姨父也是一位退伍军人。二十年过去，李干部成长为白湖乡党委书记，再后来，做了黄梅县土地局长。二姨闻之，笑曰：“当年总是跟在我屁股后头，油嘴滑舌的，我烦死了，哪晓得后来还做了一个大干部。”婚姻五百年前就已确定。能干的二姨嫁给二姨父后，二姨父一切唯二姨马首是瞻，生活幸福美满，若做得局长夫人，自是另外一番光景。
1969年，操劳一生的外婆瘫痪。那时我小，既不知外婆害的是什么病，也不知有没有治疗，治疗效果如何。长大后才反思，难道外婆害的是不治之症？竟让她卧榻八年！1977年六月，母亲带着我和尚在襁褓的小妹一起去看外婆。外婆躺在竹床上，头向外，脚在里，外公家后门口凉风徐徐。“这是老五吗？”“是的，是五伢。”母亲答道，外婆有气无力，这是我记得的外婆唯一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
傍晚时分，母亲给外婆擦洗身子，外公在厨房做饭。突然母亲惊叫起来，“爹！快来，妈妈不行了！”外公一边洗手，一边喊道：“快把衣服给穿上！”不一会儿，隔壁的二舅、二舅妈赶过来。再后来，不断有亲人围来。我抱着小妹被挤到外围，在众多儿女的注视下，哭声中，外婆永远地闭上双眼。
母亲有很重的娘家情节，对脚下的弟妹尽力照顾，物质不一定到，心情必到。二舅成家后，生活不很顺利，二舅娘的身体一直不够好，最大的打击是，长我一点的表姐在放学途中，因爬拖拉机，被后退的拖拉机碾压致死。这件事使本就羸弱的二舅娘身体雪上加霜，母亲时常关心，念念不忘。
1980年，我十岁，放学回家，母亲坐在椅子上，大放悲声。我惊骇不已，以为家中发生很大变故，不敢出声。二哥毕竟长我一点，轻声问道：“妈妈，家里出了什么事吗？”“二舅家的猪娘死了！”哎呀！我的老娘，你差点吓死我了，多大的事，犯得着闹这么大的动静。后来，想起这事我就笑，再往后，我不笑，因为母亲姊妹情深。
梅济港一线穿珠，它和东西两头的大源湖、太白湖连在一起，如一柄巨大的玉如意，镶嵌在湖乡大地，滋养、保护着两岸人民。如果不惧骄阳，在湖凼深处，田田荷叶间，还能闻听悠扬的太白渔歌，欣赏青春靓丽的采菱女。
我年幼时，老白湖渡的渡口还在，当年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半截碉堡，坍塌在梅济港北，附近砖头散落一地，如今全都不见。在民间，至今流传着龙坪山人洪钟率部奇袭白湖渡日军的英雄壮举。
啊，白湖，美丽富饶的白湖！
三
1990年春节，大年初二，春寒料峭，105国道旁的小村杨垏沉浸在一片迷雾之中，安静而祥和。黎明前的小村，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炮竹的硫磺味儿，似乎在提醒人们，此时还是中国人民最喜欢、最热闹、最隆重的春节。
一排房子， 一位男人披着衣服，蹑手蹑脚地从西厢房来到东厢房，他的女人睡在那儿。“你来干嘛？”女人虎着脸，恶声恶气。男人嬉皮笑脸，“和你睡一会儿。”“滚！”“莫要这样，今天还是过年，我们已经有一年不在一起了……”
按春节的传统习俗，初二要出门给亲戚拜年。我的主要亲戚都在下乡，于是我早早地来到舅舅所居住的杨垏。姐姐嫁给大舅的大儿子后，我一般都是先到姐姐家报到。
大姐的家是三间楼房，大表兄居东，二表兄居西，楼上睡着六老表。我一进门，大舅惊恐万状，连忙躲到我的身后，大舅妈咬着牙，上来就是一爪。我陪着笑脸，张开手拦着她。怒气冲冲的大舅妈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依旧往上扑。大姐和二表嫂听到动静慢慢出来，“过年怎么打架起来？”她们吃惊地问，没人回答。
楼上的瘟神醒了，他迅速地跑下来，对着空气愤怒地吼道：“哪就不怕丑，大年初二就演戏给人看！”大舅妈这才收住手，一声不吭地转身走了。
大舅妈什么人都不怕，就怕儿子，“宁受儿责，不愿责儿”。她本是一只母老虎，娘家在蔡山镇段塘管理区东门村，是“段塘八虎”的后人。听老人讲，“段塘八虎”是解放前横行段塘一带的王氏八兄弟，在旧社会很有名。也就是说，大舅妈来自一强势的大家族。而我舅家虽然人丁也很兴旺，但不骄横，特别是大舅，书生出身，胆小忠厚。他解放前读私塾，解放后读新式学校，满腹经纶，诗词书画行行在手，外公生四个儿子，就是把他当读书人来培养。大舅少年时和后来做港湖地区教育负责人的杨志强同学，16岁出学堂，“放下书包拿起粉笔”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可惜他参加工作时太年轻，怕学生，他那时上班经常步行，有时下班回家，一群顽劣学生围住他，嘲笑他，恐吓他，吓得他教了半年书就不愿去。外公没法，就让他去大队做一名大队干部。大舅为人忠诚，做大队会计三十多年，一直做到退休。大队书记换一个又一个，他岿然不动，可见他的人品和能力。
年轻时大舅妈也是一枝花，她嫁给大舅，性格上按理说正好互补，但大舅生活不幸福。大舅妈太强势。她一生怀八胎，全是男娃，差一点生了个“白湖八虎”，结果斩头去尾，留下中间六儿。我说她强势有依据。大舅还没五十岁时，就被逼着和她分床睡，她不需要男人，不管你男人需不需要女人，“给我滚一边去”。我八十年代去舅家，晚上若不回来，就是和大舅睡一起。大舅妈睡东厢房，大舅睡西厢房。不过，大舅房间有很多藏书，有时大舅看书，我也跟着看。
大舅妈不仅不要大舅和她睡，生气了还不给洗衣服，不给做饭。后来儿媳妇先后进门，她还不带孙辈，理由是：这么多，我带不过来，一个都不带。儿媳妇和她儿子吵架，要是也不给她儿子洗衣服做饭，她话就来了，“你靠我儿养，我不靠你公公养”。诚然，大舅妈在家里大权独揽，所有收入她都收归囊中，貔貅一只，只进不出，家里所有开支又要大舅负责。改革开放后，她还在村里开个小店，有时自家种的蔬菜带到白湖街去卖，总有钱花。
在农村抽烟的女人很少，女人抽烟是身份不一般的标志。大舅妈抽烟，有事没事，香烟叼嘴角。打我记事时起，我就发觉，舅家所有大事小情，最终必须由大舅妈定论拍板，没有任何人敢反对。她有一句口头禅：我一生只想做人家老子，不想做人家小子，与魏武侯孟德公的名言“宁教天下人负我，休叫我负天下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她一生也真做到这一点，起码在白湖这小地方，没有谁敢不胆唬她，表面上不尊重她。
强势人也有强势的资本，大舅妈能说会道，口才一流，说话语速极快，像打机关枪，两人论战，只有她说话的份。恶男人提着拳头横行天下，大舅妈拿着唇枪舌剑行游乡里，谁惹就刺谁。她骂人不用打草稿，而且极其刻薄。她要的东西，你不给，“捏饭粑儿捏这紧”；她的东西，没经她同意拿走，“你拿去垫腰”，句句咒你死，一下骂到位，而且不讲情面，翻脸比翻书还快。小妹在姐姐家，不小心把一个瓷杯摔碎，她当即骂道：“你病软手啊！”小妹当时只有七八岁，委屈得直哭。不说这女娃儿是你大孙子的小姨，起码还是你外甥女，一点道理不讲。后来姐姐为此和她吵架，她还是寸不让分，我妈是不敢和她大嫂吵架的。
大舅妈也有优点，十分能干，这也是她能服众的地方。她厨艺精湛，家族中红白喜事，都是她掌厨。闲时做米粑，一块块的，白花花，一口下去，香甜软糯，不提前提醒自己节制，一般人吃的舍不得停筷。年边制作炒货，原材料一样，她弄的就是比别人弄的好吃，麻糖比街上卖的口感还要好。田间地头的农活，她都会干，万事不求人，大集体时代，年年得先进。
大舅妈待客和我妈有云泥之别，我妈好东西做给客人吃，大舅妈好东西留给自己和儿子吃，老公都不给，大舅是托儿子们福跟着吃一点。父亲是农民，是种田的好手。有一次到白湖来，看大舅家的田未耕，大舅一生当干部，做农业不及父亲。父亲就主动把那一亩责任田给耕了，父亲辛辛苦苦耕一上午，回到大舅家，大舅妈也留他吃饭，但桌子上就只有一碗腐乳和一碟豆豉。我幼年时，也和母亲在大舅家吃过晚餐，清汤寡面，我当时直话直说，“一点都不好吃”，母亲拿眼神使劲瞄我。我有时心想：总说大舅妈能干，做的饭菜好吃，为什么我单独在她家从没吃过好东西。现在想来，人家压根儿没把我们当客人看。
疼爱儿子也可以说是大舅妈的一大优点，她尽到做母亲的职责。她的儿子任何人不能打，包括大舅。强人教育儿女的方式和弱人的教育方式不一样。大舅妈对别人恶声恶气，很少好脸色，但对自己儿子又是另一番态度，她那么多儿子，我没见她骂过打过儿子一次。大舅是读书人，总想在众多儿子中培养出一两个读书人，所以对儿子们要求很严格，但遭到大舅妈的阻拦。大舅若为读书打骂儿子，大舅妈必定护犊，所以她六个儿子没一个读出书来。大老表高中毕业，老二、老三、老四初中毕业，老五小学还没毕业，六老表小学读到同龄人初中毕业就算了。她用她特有的方式教育关心儿子。大老表当年在濯港高中读书，怕他受饿，大舅妈用开水瓶装泡米带到学校晚上吃，上个世纪六十时代的人多多少少都挨过饿，我却没听大表哥说过。五老表少年轻狂，曾被派出所拘留过，刑满释放时恰好是暑假，我正好在杨垏，听说他回来，就过去看他。十八九岁的懵懂人坐在家门口像凯旋的将军，翘着二郎腿，大谈特谈狱中趣事，英雄壮举，聊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大舅在一旁气得手快碾出血来，眼睛瞄破，恨不得冲上来就是几耳光，口里轻声骂道：“自丑不觉！老殷家的脸让他丢尽了，坐牢回来像在哪做官回来一样。”大舅妈不打不骂，笑盈盈接待，一大碗肉丝面带鸡蛋，亲自端到儿子手上，五老表立马狼吞虎咽。老表们对大舅妈特孝顺，他们的母亲错了也是对的。
在大舅妈这只雌虎的教育下，六个儿子人人如狼似虎，没有一只绵羊，如同北方少数民族给中华民族植入雄健的基因，大舅妈的到来，也给原本忠厚的殷家注入强悍的血液。
没有姑娘不疼爱侄儿，没有舅舅不疼爱外甥。在我们能基本自立，只要给点吃就行的年纪，每年春节到舅家拜年，父亲就把我和二哥带过去，他自己拜完年就走，把我俩留下，一直住到快开学才回来。那时三舅小舅还没成家，我们多在外公家吃，只要大舅二舅家来客人，务必喊我们过去，因为那顿饭特别丰盛，他们担心我们没吃上。我们在大舅家吃的也比较多，因为他家的四老表、五老表、六老表和我们年纪相仿，大家在一起玩的来，玩着玩着，往往就自己留自己留下来。
一个大年初四的上午，老表们都到外面去拜年，村里只有我一人，不过他们下午都要回来，所以我也无所谓。那一天，大舅娘的姨侄儿恰好来杨垏拜年，我俩就在一快玩，他比我大。吃完午饭，他主动说把我带到二姨妈家去，他家和我二姨妈家相隔不远，他又是东门村的外甥，对二姨妈家很熟悉。我虽然年纪小，也知道亲戚家没父母许可不能随便去，因为我们这里有小孩第一次到至亲家里，亲戚得给小孩一段布料的礼节，相当于现在的见面礼。那时人们都困难，小孩贸然过去，有时会为难人。我年纪小，不懂得拒绝，老表们又都没回来，就稀里糊涂地跟着去了。
到东门村里，结果大姐代表我们家在那里拜两姨家的年，她对我的突然出现，很是光火，大声呵斥：“谁叫你来？”我像犯了大错误，吓得一直低着头，连晚上吃饭都不敢抬头。二姨看着过意不去，责怪姐姐：“这女有点傻吧，把老弟弄得可怜兮兮的，到姨妈家来碍么事，迟早要来。”回来时，虽然两位姨妈都给我一段布料，但我还是不开心。
后来我思想，一定是大舅妈在背后指使她姨侄儿带走我，他不喜欢我。再后来，我心里也责怪父亲，不该这样处置我们，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爱，何况也不符合做客之道，日久难为人嘛。
青蛙叫咚咚，
我是家婆种，
家婆留我歇，
舅娘往外怂。
这里的“怂”是黄梅方言的读音，推的意思。这首顺口溜用黄梅方言念，更有意味。
四
大舅家的六位老表没一人是孬种。
老表们从身材上来说，都不高，只有老六过一米七，其他都一米六五左右，不过每人相貌都非常端正，皮肤白皙，头脑灵活，反应敏捷，伶牙俐齿，书没读好，那是因为没用功，如果用起功来，出三两个大中专生不在话下。情商就更不用说，个个都在优秀之列，老表们擅长微笑着说不平稳话，让你急不起来。内心本来特高兴，但面上非常平静；本是大赚，脸上却是为难之色，好像吃极大的亏，你看不清他们的内心世界。得大舅妈真传，每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角分必争，入世笑面虎，出世变色龙，适宜商海遨游。后来他们果真大多从商，也确实混得风生水起。
大老表出生于1960年，六老表是1972年的，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最小的老表也有十八岁，他们一股脑儿长大，活成一股风，一束光，可惜风光自己，伤害别人。
一个家族大哥很重要，他对家风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大老表虽然是高中毕业，应该也算是知识分子，但他表面上书生做派，实质绿林心肠，类似梁山王伦。
1982年，黄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两年，大老表是待业青年。那时候，105国道还没有改道，从梅济港的梅济闸上经过。到过梅济闸的同志知道，没到过的同志也想象得到，梅济闸两边的坝比两边大路高两三米。那时又都是土路，一到下雨天闸坝两边泥泞不堪，光滑难过，过往司机谈闸色变，一到梅济闸就提心吊胆，减速慢行。大老表和当地一些社会青年得此信息，以为是天赐发财良机，遂组成一支新的“铁道游击队”，在晚上利用夜色的掩护，趁着长途司机因疲劳胆怯而缓行的时间空隙，飞快爬上货车，把车上的大豆、棉花、稻谷、化肥等紧俏物资一麻袋一麻袋地往下掀。“贼做三次自犯”，不久被司机发觉，司机们当晚都不敢下车，过后才报警。大老表被警察逮住，第一次从宽处理，没有劳教，罚款200元。这是大老表在社会上第一次亮相，足见其人品和胆量。
其实老表中算大老表身材最瘦小，用农村人刻薄的话形容，一根锄头棍可以挑好几个，他不是打架的料，所以他多是嘴上功夫，幕后策划。他们兄弟中最出彩的是六老表，浓密大眼，一表人才，自然生长，从没受到什么伤害。八岁上小学，15岁人家初中毕业他小学毕业。分田单干时，他最小，大舅和大舅妈下田干活，他不去，就在家做饭，练就一手出色刀功。我在县师范读书时，暑假去他家玩，六老表切的土豆丝细如发丝，整齐美观，不亚于专业厨师，我看了很是佩服。农忙过去，小六就在家吃了玩，玩了睡，睡了吃，无忧无虑，他在他大哥的楼上住，房梁上掉个沙袋，天天练习打沙袋，举板车轮，锻炼出一副好身板。后来大老表在武汉经商，六老表跟随左右，他是他大哥的保镖。
大老表作为大哥，弟弟们在外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做违法乱纪的事，他从不批评制止。五老表年轻时不学好，在外飘荡多年，没有什么正式职业，主要以赌博为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农村赌博之风盛行，年前年后总要玩一两月。这时节就是五老表“收割”的黄金时节，赌博按规则玩，有输有赢，要想常赢，就只能作弊。有一次在“猜单双”时，五老表利用下半夜灯色昏暗，人们不注意之机，偷偷地用自己的鼻涕壳儿粘住色子，使其不能翻动变化，此一夜，最终自然是五老表大获全胜，满载而归。他大哥知道他获胜的缘由后，不但没批评他，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五苕有此心智，以后困在青石板上饿不死！”
大老表高中毕业曾学做电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邢久明创办三元复合肥厂。邢厂长和大舅过去在村部同事，得知大老表没有稳定工作，就把他招致麾下，做一名肥料推销员。这时期正是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大老表进肥厂如鱼得水，凭三寸不烂之舌，混的生活蒸蒸日上。他假期回家，如古时官绅荣归故里，前呼后拥。
一天，他带一朋友回村，兄弟几人连忙过来陪客人打麻将。那时打麻将还是手搓，四人上座，旁边围一圈人，我也在旁边观看。一落座，三老表就成双成对地洗牌，取牌时旁边一只大手突然拄在桌上，挡住对方视线，三老表迅速去掉散牌，换上对牌。坐在上首的大老表看在眼里，不动声色，甜甜地笑着，不时地与低头码牌的客人搭话。我看不下去，转几圈就走了。
殷家外公一支和段塘东门村有不少关联，大舅妈和三舅妈是东门村姑娘，二姨妈和小姨妈又是东门村媳妇，杨垏殷家和东门村来往密切。东门村面积较大，且都姓王，改革开放后有两人在武汉做鳝鱼生意，都小有成就，其中一人就是小姨的亲侄儿，另一位是四老表的岳父。小王老板寒门出身，成年后父母双亡，他的父亲是小姨父的大哥，他喊我小姨为“小妈”。这位仁兄底层起步，吃苦耐劳，在武汉摸爬滚打几年取得第一桶金后，即搬出东门村，在孔垄街买房置业，安家落户。四老表在武汉做鳝鱼生意，自然是投靠岳父。大老表初到武汉做生意和小王老板常有往来，他们之间平时都以老表相称。
同行是冤家，商场即战场。大老表在和王老板相处的过程中，日久生隙，且愈演愈烈，渐至水火不容。王老板为人和能力如何，我虽不知晓，但他肯定不是大老表的对手。在武汉，王老板兄弟三人，大老表、四老表和六老表也有三人，过起招来，做算旗鼓相当。但殷家人多势大，后备力量雄厚，若是处于下风，一个电话打回黄梅，二老表、三老表、五老表立马飞速驰援，王氏兄弟秒败。
1994年春节，在殷王争斗中受尽屈辱的王氏兄弟回到孔垄，春风得意的殷氏兄弟回到杨垏。王老板把自己在武汉受到的欺凌苦难史告诉在孔垄的亲戚朋友，朋友们“义愤填膺”，纷纷鼓动王老板报仇雪恨。王老板头脑一热，组织三三轮车人马，浩浩荡荡，杀奔杨垏而来。
组织大规模的乡村斗殴充满风险，上有国法不容，下有对方强大阻力。杨垏自然村虽小而杂，但外人入侵，全村人必同仇敌忾。六位老表首先避其锋芒，躲藏起来，四位舅舅挺身而出，英勇面对，“有理说理，带人到村里来打架就不对！”“我们殷家也是大家大姓，我们不怕人！孔垄殷湾是我们的根，你去打听打听，我们也是一大家族人！”王老板认识三舅，三舅岳父家和他家相隔不远，他一把拉住三舅的手，声泪俱下：“姑爹呀，你不晓得，你家侄儿初到武汉立足，我看到小妈的面子上，帮他不少忙，他忘恩负义，到最后总是拆我的台，抢我的生意，还想把我挤走，禽兽不如，我在武汉总受他欺……”舅舅们不疼不痒应对。
农村人久居同族，六位老表作为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将来势必统治杨垏，乡邻们都想在这紧要时刻表达对老表们的支持，他们团聚在四位舅舅周围，越集越多，声音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排外力量。王老板带来的人除至亲外都是乌合之众，多数是来看热闹，混包烟抽，混餐饭吃。这些人站在路边，眼看形势不对劲，慢慢松懈，有的人开始撤退。老表们在暗处看出形势发展对自己越来越有利，于是六兄弟各拿扁担、冲拐、洋叉等工具呼啸着冲了出来，见来人就打，瞬间就把王氏兄弟打翻在地。在他们带动下，全杨垏人都行动起来，男女老少拿着工具也见人就打，孔垄来的人见势不妙，纷纷四下逃窜。有一个大胖子慌不择路，逃到田野沼泽中，被老表们围住，他连忙举起双手，颤抖着说：“我是孔垄的周国斌，我是孔垄的周国斌，我是来……”六老表年轻气盛，大吼一声，“管你是周么卵！你今天就是周文王周武王，老子也要打你一顿！”一冲拐下去，老周瘫坐在泥田里。
此一役，殷氏完胜，王氏完败。老表们都是通达之人，他们知道，只要打出气势，打出威风，打出码头就行，见好就收，除王氏兄弟受点轻伤外，其余的都没问题。后来警方介入，王氏主责，寂寞疗伤，殷氏则受到批评教育。
此后白湖殷氏六兄弟名声大震。白湖人出进多在孔垄，为减少麻烦，大老表在白湖街宴请周国斌，一笑泯恩仇，对结下冤仇的孔垄王氏横眉冷对，肆意欺压，实力不济的王氏兄弟无奈忍气吞声，后退一步，换来风平浪静。
二老表身高仅次于老六，长相和大舅极相似，总是露着和善的笑。我小时候在白湖玩，附近的中湾村有一座大礼堂，要是晚上放电影，他就穿着大衣，把瘦小的我包在里面，利用人群的拥挤把我带进电影院。小时候的我很欣赏他，加上他和大老表住在一起，所以我们经常见面。
某年暑假的一天中午，六老表在楼上午睡，我和二老表在家里低声闲聊。一位孔垄的师傅到门口菜籽换油，二老表就想把家里菜籽拿去换油，免去到榨油厂榨油的麻烦。这位换油郎当时正处盛年，虽是种田人，却英俊潇洒，身材修长，肌肉紧致，一看就是铁骨人。屋外艳阳高照，二人在堂屋你一言我一语讨价还价，声音忽高忽低，生意已经谈成，换油郎也许是心里高兴，大笑起来。正在这时，楼上的六老表快速地从梯子上下来，一声不吭，径直走到换油郎面前，照着他的脸，使劲甩了一耳光，大声骂道：“吵得好死！老子睡个觉都不得安宁！”转身离去。换油郎顿时面部僵硬，愣在那里有好几分钟没说话。二老表又露出他那标志性的和善的笑，且笑得口水直滴，还一个劲地责怪换油郎：“谁叫你笑得这么大声，把他吵醒了吧……”我在旁边看着，也是惊呆。
三老表初中毕业学做泥瓦匠，卖力为生，早期的他很正派，至少不生事。五老表年轻时顽皮，整天在外游手好闲，无事生非，大舅和大舅妈为他操碎心。一天，大舅妈评论老五：“好吃懒做可以，莫偷莫抢。”三老表接道：“好吃懒做哪来钱花，没钱花他不偷不抢？”从这句话看出，此时的三老表三观还是端正。但随着家族势力的不断增强，他也随之发生变化。杨垏张氏是外婆的娘家人，在这个复杂的多姓村，力量薄弱的他们自然投靠日益强大的殷氏门下，两大家族红白喜事常有往来。其中有一勤快人，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和我们同辈，平时以老表相称。张老表比我们年长近二十岁，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他的老婆不幸因病去世。出殡那天，亲戚朋友都到场，张家的姑父和外甥父子俩也一起过来。
农村人喜欢热闹，张家和殷家又是亲戚，三老表作为殷家代表带着在家的表嫂都去。在灵堂祭拜时，二表嫂、三表嫂、五表嫂和六表嫂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叽叽喳喳，她们发现张家外甥站在一旁，没有行跪拜礼，立即起哄起来。舅娘去世，外甥跪拜，理当如此，外甥也不错，笑着跪下去，但表嫂们不依不饶，责怪做姑爹的没有教育好儿子，也要姑爹下跪。姑爹和嫂嫂同辈，要姑爹向亡嫂下跪，不合礼仪，姑爹不跪。开始的风向很正常，为热闹好玩，活跃气氛，接下来要姑爹下跪，把气氛弄紧张。在杨垏，老表们有势，表嫂们也好强，吵闹着非要姑爹下跪不可！
三老表开始也是跟着笑闹，见姑爹不跪，就跑过来拉，姑爹再不跪，他就往下压。这位姑爹也是种田人，牛高马大，在自家村庄也是逞强之人，儿子也成人，人长树大。平时虽也听说殷家人不好惹，没想到这般难缠，他恼羞成怒，用手把三老表推了一下。前文已叙，老表们都不高大，一对一，落下风多，三老表当时就被做姑爹的推倒在地。这下捅了马蜂窝，在杨垏，还没有人敢对殷家人动手！三老表迅速站起，用力打了姑爹一拳，随即二人在灵堂对打起来，表嫂们见状，一边助战，一边呼叫援兵。东家屋前一时间乱作一团，外甥怕父亲吃亏，也参入进来，用板凳把三老表打翻在地。
那天二老表、五老表、六老表其实都在家，只是没有来参加宴席。他们在和朋友打牌，接到信息，立马赶来。一到现场，六老表解下皮带，大吼着对外甥尽力一甩，顿时打得他头破血出，四处飞溅。可怜忠厚的张老表一会儿拉这个，一会儿劝那个，像和尚跑楼。好在姑爹父子机灵，见势不妙，逮个空儿从后门逃走，据说三老表事后还住院治疗。
五
年轻时的五老表是个浪子。
很早就接触“浪子”这词,但浪子到底是什么人我却没有具体的印象。接触五老表久，我认定他懵懂时即是浪子一枚。
小时候的五老表特顽皮，我们在一起玩耍，他一刻也不消停，按现在的话说，就像有多动症。好动的孩子身体壮，结实，他不挑食，啥都吃，吃完就动，“没皮的树都要爬”。他要是不动，就是“龙体欠安”。但他有恙不需治，大舅妈做一碗好吃的，美美地睡一觉，第二天就活蹦乱跳。许多年来，我只见过他病一次，而且在那仅有的一次，听说我们来，虽然烧没退，他还要从床上爬起来和我们玩，至于吃药打针，一次都没看到。
这样的孩子教室坐的住么？他生于1969年，1977年破蒙，按理说1982年小学毕业就要读初中。结果他小学毕业就走上社会，至于参加没参加小学毕业考，有没有小学毕业证，都是未知数。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黄梅已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也不知是五老表不愿学手艺，还是大舅没送他去学，反正他啥事也不干，就这么在社会上浪着。村里人谈起他，“十天半月回来一次，有钱就在外面混，没钱就回来住几天，手里有钱又出去。”
其实在这阶段，五老表已学坏。他在外的生活开支主要靠扒窃和盗窃。有一次，他来我家，在堂屋，他手臂上搭件衣服，脸带微笑，逗引着并和我搭话，手却伸向我的上衣口袋。他在向我炫耀他的扒技，我算是服了他。
如果说移动的客车是五老表扒窃的主要阵地，那么静默的供销社是他盗窃的主要场所。有一次他带二哥到一家供销社社活动，他让二哥假装购物吸引营业员，自己在另一头轻而易举撬开供销社的柜台，盗取东西就走。在十五六岁时，五老表已熟练掌握溜锁撬门的技巧，父亲得知这些情况后，不要二哥和他一起玩。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做违法犯罪的事迟早要受到惩罚。五老表坐过几次牢，具体次数不清楚，至少有两次。未成年时一次，成年后一次。未成年时劳教时间比较短，只有几个月时间，由于黄梅县的拘留拘役所在我家附近，母亲又爱面子，只能让二哥偷偷地去看望。
成年后那一次，我印象深刻，因为差点儿把我带进去。那是1988年，五老表已十八九岁，我还在县师范读书。暑假期间，我在白湖捉鳝鱼，住在舅家。一天傍晚，我和徐成富（改革开放后杨垏考取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一起闲聊，二老表提着保温桶和一盘蚊香要到白湖派出所去，我们也要跟着去，他没阻拦。
到白湖派出所一看，在车库里，五老表一只手铐在车库铁门上，另一只手闲着，整个人坐在一张宽大的洗衣凳上。今晚他将在这里过夜，二老表手里的蚊香就是给他晚上睡觉驱蚊的。虽然家近在咫尺，就是不能回去，这就是违法的代价。由于派出所就在白湖村辖地里，且大舅在村里有一定声望，他还是受到不少优待，没进号子，能吃上好饭，睡上好觉。
在紧挨着的号子里，关着五老表的同伙。这小子就没那幸运，一块只能看到半张脸的方孔是号子的窗户，没人问他是否吃饭，没人关心他晚上睡觉是否有蚊虫叮咬。他听见有人来，便起身通过窗户小声地和我们说话，他说什么我已记不清，当时只感觉那小子特帅气，以致多年后我心里一直没有释怀：这些不学好的人怎么外表都那么好看呢？以前在我心里坏人都是青面獠牙的怪兽形状，看来都是书的误导。这是我第一次进派出所，这里的一切让我感到很新奇。
五老表吃完饭，我们三人又回来，一夜无话。第二天早饭刚吃过，白湖村喇叭高声广播，要二老表带我和徐成富到派出所去，不得有误！徐家大舅（因为我是杨垏的外甥）成富的父亲紧张地埋怨道：“昨晚叫你们不要去，偏要去，出事了吧！”
我们糊里糊涂地跟着二老表去了。原来昨晚下半夜，手段高强的五精兽仅用一只没有上铐的手，拿着地下一段废铁丝弄开手铐，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地打开号子，和同伙一起跑了！警察怀疑他们的出逃和我们有关联。好在这一对飞天大盗逃出派出所后，在一个朋友家睡觉，天亮警方发现情况不妙迅速出击，不一会儿把他们又逮回来，不然我们难以辩白。我们去的时候，他俩正在楼上受审。
第一次面对警察的审问，我心里很害怕，小声地说：“所长，我是县师范学生，小徐还是初中生，我们昨晚只是过来看看，没做坏事……”疲惫且不失威仪的所长看着嫩竹似的我们，和气地说：“没事，回去吧，以后不要来。”二老表过来带我们回去，楼上传来像又不像五老表的哭声，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年轻男子拿着扁担盛气凌人地从审讯室里走出，二老表回望一眼，不无心疼地说：“今天必定会被痛打一顿！”
事后不久我们得知，这两位“鼓上蚤”好几个月前盗窃蔡山供销社，东窗事发后被逮住。如果他们积极赔偿，承认错误，求得谅解，可以轻判，现在他们不但不承认错误，还越狱逃跑，问题严重。最终五老表为此劳教二年。
对这个顽皮的浪子，大舅妈始终没有放弃。五老表犯错误后，大舅妈积极求人宽恕。大舅极讨厌这个逆子，恨不得他“把牢底坐穿”，大舅妈不许，强拉着大舅四处求人，回来哀叹：“我这个五儿将不知什么时候改邪归正，今天拿一袋糯米到县里去找法官，那个法官看都不看一眼。”为这小“时迁”，大舅和大舅妈确实操碎心。
两年后，五老表刑满释放。他回家那天我恰好在杨垏，便过去看他，他好似将军荣归故里，坐在家门口翘着二郎腿高谈阔论，大谈狱中见闻。大舅妈自然是热情接待，大舅站在一旁，恼他作鸡屎臭。他也知他爸不喜欢他，吃完饭便到大哥家去坐。
在姐姐家里，五老表坐在沙发上，依旧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舅悄悄走到他身旁，趁他不备，照着他的嘴就是一巴掌，打完就跑，口中骂道：“自丑不觉，坐牢回来像在哪当官回来一样，嘴里咵个不停……”五老表迅速起身，追上大舅，对着他爸屁股猛地一脚。我连忙上前扯住他，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儿子打老子，心里惊讶不已。
后来我参加工作，去白湖的时间渐渐少了。在这期间，五老表好像改变不少，至少不再漂泊。1993年，五老表成家，表嫂是个理发师。做手艺的人能说会道，八面玲珑，见人一脸笑，大舅家六个儿媳妇，就算她最漂亮。这你能想到？
过三四年，五老表膝下添一儿一女。腋窝钻出人来，他不敢怠慢，逐渐知道锅是铁做的，他开始懂得要生活。多年的流浪生活，养成他自由散漫的性格，他不再学手艺，也没有手艺，赌博就是他的手艺，年头年尾搞两把，一分田都没做，竟养活一家人。
文学作品中的好人完美无缺，坏人外表狰狞，内心丑陋，一无是处。现实中的好人有缺点，坏人有优点。未成年时的五老表是个人见人厌的坏孩子，到中年后因过去的“辉煌历史”让熟悉他的人人见人怕，不敢招惹他，其实在家乡，在附近，他还是讲道理的。回头的浪子金不换。到晚年，大舅和大舅妈彻底分开，大舅妈住在六老表家里，大舅就住在这个曾经打骂过他的儿子家里，这讨厌的逆子还给他养老送终。
为了生活，主要以赌博为生的五老表，曾和老婆一起开过美容院，他总是和法律打着“擦边球”，说违法吧，社会危害性又不是很大；说没违法，明明违反法律的条文。在国家政治浑浊年代，他还被任命为村治安主任，乡镇干部，派出所的干警都成为他的座上宾。穿着警服的五老表嘴角叼着香烟，手插裤兜，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要听党的话，跟党做对没好处。”哇塞！“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开始大治，取消农业税，像五老表这样的恶人慢慢失去利用价值，“官复原职”，又做回普通农民。从那时到现在，他以什么为生，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只知道他的儿女还没有成家，他的人生还没有圆满，他还需要奋斗，然而这个昔日闻名乡里的浪子已“如日西斜”，属于他的时代悄然结束。
六
大姐1981和大老表定亲，1984年结婚，中间走动三年。60后70后清楚，那个时代没有闪婚。
明眼人一下就看出来，你大姐和老表开亲不是近亲结婚吗？是的，他们也许是黄梅最后一对近亲结婚的夫妇。大姐和大老表都生于1960年，他比大姐大几个月。他们的联姻到底是谁起的头我至今不知道。也许有人说，就是你父母提出来的。我相信有可能是我父亲提出的，因为单人独马的父亲自幼尝够人丁稀缺的苦，非常羡慕舅家人丁兴旺，期翼把女儿嫁入望族免受外人欺负。我也知道二姨父这个媒人是临时指定，但我要说，我父母都是文盲，大舅作为旧时代过来的读书人，大老表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高中毕业生，完全懂得国家政策，近亲不能结婚，如果要追责，他们才难辞其咎。现在追究这事毫无意义，打住不说。我只想说，如果没有开头，凭着大姐的勤劳和智慧，找一个爱她的人，她的一生一定不会这么凄苦。可惜没有如果。
大姐没进一天学堂，虽然在她所处的时代，这样的女孩很多，但我总认为这是她悲剧人生的根源，这也是我心里总有一点怨怪父亲的原因。如果她稍微读一点书，有自己的主见，有更多的谋生技能，就不用吊死在一棵树上，就可以更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后话不提。我素来不喜欢自夸，我们家族的人读书还真不笨。大姐若是上学，一定不差。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濯港公社办“五七”农校，姐姐就在那上几个月的扫盲班，凭这几个月打下的根底，她后来开店记账，进出清楚，从不与人起争执。
我们兄弟几人读书都读到自然止，这是大姐的恩德之一，她为家族发展做出牺牲，我们应当铭记。大集体时期，姐姐没上学，自然在家挣工分。改革开放后，大哥、二哥和我都在学校读书，后面的两个弟妹嗷嗷待哺，祖母尚健在，家中九口人生活，家大口阔，正是家中最艰难的时候。就在这发展的瓶颈时期，又是大姐挺身而出，和父亲一起挑起家中生活的重担。那时期很多农村姑娘水田的活干完，就做地里的活，地里的活干完就在家做针线活，或者闲坐。姐姐把庄稼活干完就外出做生意，贩跌贩卖，赚中间差价。也不知她从哪里找来的生财之道，每天傍晚到城关进货，第二天一大早就用箩筐挑到附近各村去卖，去的最多的就是关山工业园，那里有很多乡镇企业，工人多。我放假有时也和大姐一道拖着板车到那里去，站在路边吆喝。
大姐非常节约，要说每天也挣些钱，她从不乱用一分。早餐自家吃，中餐有时自带，有时我们送餐，有时卖到家附近自己回来吃，晚餐一律回家吃。渴了喝自己带的水，没带或喝完，就到路边清水塘捧水喝。姐姐为娘家发展吃不少苦。
生意好时，当天下午姐姐就到城关进货，父母怕她一个姑娘家不安全，就让我们哥仨去接。从老家到十里铺有将近十里的山路，蜿蜒曲折，有的路两边树木茂密，阴森可怖，偶尔还有几声鸟叫，更增加夜的惊悚，姐姐一人走肯定害怕。我们兄弟边走边聊，走到105国道，皓月当空，大地如银。若是远远望见好像大姐的身影，我们便一路小跑，果然是大姐！她分外高兴，一把放下担子，大口地喘气，脸上笑颜如花。大哥和二哥便轮流挑担，我拿些水壶、饭碗等小东西跟在后面，大姐拿着钱包开心地走，健步如飞，兴奋地讲述自己一天的主要经过和精彩瞬间。
吃完饭大姐就开始盘点，赚的钱大部分交给母亲，留一点散钱第二天做生意用，就这样周而复始。这时期，不是大姐如此吃苦耐劳，精明能干，我们兄弟是不能顺利接受教育的。
大姐不仅勤劳能干，而且性格开朗，得到很多善良人喜欢。她在企业那一块做生意时，有一位叔叔是一家肥厂的财务主管，经常照顾她的生意。有一天上午，姐姐周围站着一圈人，叔叔过来笑着说：“今天要是小王叫我一声亲牙（黄梅方言：父亲的好朋友，干亲家），我就来做一笔大生意。”周围的人们都跟着起哄，姐姐莞尔一笑，大大方方地说：“亲牙，你要什么，你就买哒。”人们一阵哄笑，叔叔又笑着说：“这没办法，不买也得买。”这其实是这位叔叔换个方式扶助姐姐。那个时代，善良人很多。
自己的姐姐生的咋样，自家人长期在一起没感觉。我只告诉大家一件事：当大姐和大老表婚姻破裂时，她走在白湖街上，一位知情的老人见了说：“未必商桂珍年长色衰后，就一定比这个女人强？翻么事。”这是这位老者的原话，我没有添油加醋。大姐和大老表从外貌上来说是相配的，要不当初订婚时，大老表怎会一声不吭呢？大老表是典型的小白脸，奶油小生，身高不过一米六五，体重不过一百二，嘴皮子比较溜。大姐和大老表比较大的差距是：大老表是高中生，姐姐是文盲。胡适和江东秀的故事大家想必清楚，大老表和胡适相比何如？所以说，婚姻是始于颜值，终于人品。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有啥说啥，大老表和姐姐的婚姻基础是不牢固的，我善良的父母太优柔寡断。在他们定亲后，相互走动的三年时间里，随着大老表进入企业，慢慢混出人样后，就开始出现裂痕。那时姐姐整天在外做生意，风吹日晒，气色肯定没商桂珍好看，商桂珍生于1964年，比姐姐也小四岁。1993年我调到白湖乡工作，一位白湖村的和大老表是同龄人的同事告诉我，“那个草帽厂办的很坏事，拆散两个家庭。”原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白湖村在改革开放后，办了一个村办企业，和姐姐已订婚的大老表就在那里认识小他四岁的商桂珍，就开始传出绯闻。我现在也是过来人，人在未婚时这山望着那山高，无可厚非。大老表缺德就缺在婚前不散婚后散。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时姐姐和大老表就此打住，该多美好！
1983年，姐姐在企业做生意。一个白湖村的名叫齐耀（音）男青年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姐说：“你老表不喜欢你，你老表不要你。”姐姐当时大窘，立马停下生意，回到家里，扑在桌上大哭。待我父母弄清缘由后，立即传话舅家，质问缘由。舅家说，哪有这样的事，都是年轻人之间的戏言。大舅当时还是村里的老干部，深得人们敬重，齐耀的父亲还特地就此事从遥远的白湖骑自行车来到我家，向我父母赔不是，说这是年轻人说的好玩，姑爹姑妈不要当真。那一天我恰好在场，往事历历在目，母亲向来好客，执意留他吃饭，他不肯，在家门口拉拉扯扯好几分钟。
当年腊月，大老表来接送年节。他一般很少在我家留宿，当晚母亲有意不让他回去。晚上，他和大哥哥睡一床。他脱衣裳上床，还没有入睡，姐姐便腼腆地过来，坐在床头，笑着问他：“宏发哥，我们现在这么大，新社会婚姻自由，你要是看不上我，没事，你买来的东西我也没用，我都退给你，你要是不要，我就折钱算给你也行。”大老表眼睛微闭，用手臂遮着半张脸，说话虎声虎气，“我哪说什么啦？你听到我说什么？人家说的总当是我说的。”姐姐见他如此，只好悻悻地退出房间。我当时在旁边，耳闻目睹，静静地听。
不会有空穴来风，大老表狡辩只能说那时他的实力还不够，或者说大舅那时还能劝住他。其实那时要是就这样散了，是姐姐的福分，我们到现在也不会那么气恨他。可惜没有如果。1984年冬，二十四的姐姐嫁到殷家。结婚那天，四位外公悉数到场，他们微笑着坐在门口一条长凳上，不言自威。爷爷辈上门迎接孙媳妇，许多年来我是第一次看见，空前绝后。外公们的到来，给我们王家莫大的荣耀，也是他们对殷王两家第三代开亲的看重，我父母自然是非常高兴。那时家里虽然很贫穷，双亲还是竭尽全力给姐姐置办一房可观的嫁妆。
我那时小，对很多事看不透。1986年，大姐出嫁两年后才生下大外甥，我记得外甥出生时正是暑假，恰好我考取县师范的通知也到家。外甥出生的喜讯传来，母亲喜出望外，命我送一些鸡蛋过去看看姐姐。我一到姐家，几位舅妈都在那里，她们笑着说姐家今年是双喜临门。我第一次看到新生儿，真正的“赤子”，浑身红红的。后来我做父亲，儿子出生身上不那么红，我才知道，“赤子”说明外甥在姐姐肚子来还没有发育好，姐姐怀孕时，营养没跟上来，不过那时人们生活多不富裕，新生儿大多这样。外甥出生，第一次做外公的父亲不用说内心是极为喜悦，但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轻轻地对我说：“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我那时不懂，父亲怎么说这话？他担心什么呢？现在我懂了，父亲是从外甥出生，判断姐姐和大老表的感情，他认为，现在孩子都有，女儿女婿的关系应该稳固。我可怜的父亲，在姐姐出嫁后没有怀孕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内心是在经历着怎样的煎熬！
外甥出生后，母亲没有父亲内敛，整天喜形于色，乐呵呵的。大老表坐着一辆三轮车来接她去做外婆，她笑得合不拢嘴。路上，司机开车比较快，大老表伶牙俐齿：“你开慢点，小心把我家婆摔着。”这一声“家婆”竟又让母亲大喜一回，回来后她笑着对我说：“宏发哥那个做过（黄梅方言：有过错，犯过错的意思）的，也晓得叫我家婆。”母亲非常疼爱她这个侄儿，即使到现在对这个伤透她心的侄儿，她也没有破口大骂过，最厉害的骂法不过就是骂他“做过的”。
大老表和姐姐从定亲到结婚，一直没改口，喊我父母还是喊“姑爹大姑”。他们心里虽略有微词，但都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当大老表喊母亲“家婆”时，母亲自然情不自禁。年轻时的我不懂母亲心境，总以为喊“大姑”和喊“家婆”没什么区别，现在我明白：一声家婆，在母亲心里，是女婿对她女儿的认可。哎！我可怜的双亲！
大老表能力出众，在企业越混越好，在那时是不多见的暴发户。可惜的是，他混的越好，在家的时间就越短。他基本常年在外，姐姐是控制他不了的，那时通讯又不发达，他人在何处都不知道，回来就回来，没回来姐姐啥也不知道。姐姐没有种田，就是在家带孩子。生活必需品都由大老表办好，然后算计着给一些生活费。在外人看来，她是幸福的。老家前排的黄奶，对我母亲说：“娥佬喂，你有眼光，帮女找个多有能力的伢！”我母亲内心又是一阵窃喜。其实我略微感知一些，姐姐生活并不幸福。强势的大老表自恃能力强，会挣钱，在家对姐姐颐指气使，在姐姐和大舅娘争吵时，曾粗暴地动手打过姐姐。大老表虽然较富有，但特别精明吝啬，害怕姐姐补贴娘家，给的生活费常常不够用，姐姐有时早晨刷牙没牙膏，到月末钱用完，大老表又没回家时，总要把家里的米拿到白湖街上去卖，补贴家用。
他们虽然聚少离多，但姐姐是易孕体质，一年生一个，从1986年大外甥出世，到1987年外甥女出生，1988年小外甥降临人间，三年三个孩子。姐姐一人带三个孩子，其辛苦过来人不说自明。大老表一年到头，难得回来几次。我从未见他扫过地，下过厨房，连孩子都很少抱。
任何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基因得到好的传承。有人可能会问，近亲结婚生的孩子不是有问题吗？他们很幸运，三个孩子都非常正常。即使这样，也挽留不住大老表那颗“驿动的心”，阻止不了他“前进”的步伐。如果孩子有问题，大老表因此做这“横心事”，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真是当“帝王”的料，六亲不认！现在大外甥女出嫁，小外甥结婚，都生孩子，第三代也非常健康。
1984年大老表结婚后，二十岁的商桂珍也已出嫁。不过，随着大老表不断崛起，商桂珍婚后怀孕，不久堕胎离婚，他们之间究竟怎样的藕断丝连，我们王家概不知晓。当时计划生育国策虽然十分紧，但对资产阶级来说，基本形同虚设。按国家政策，1987年外甥女出生时姐姐就应该结扎，大老表没有同意。1988年，小外甥出生时，更应该结扎，他还是不同意，计生同志只好给姐姐上节育环。一般人不理解，表面上他是在给姐姐留后路，实质上，也是在给自己留后路。他一直在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
每个时代的暴发户都喜欢在老家大兴土木，盖漂亮的房子来彰显自己的实力。大老表没有，他到底有怎样的资产只有他自己清楚。他结婚后一直居住在大舅给他盖的一间半的假楼房里，五口人挤在一张床上，他没给家里添置一点像样的家俱或电器，连他自己最想要的电视都没有买。大概是在1990年，他买了一些红砖，置办一些木制的门窗，连屋基都浇筑完毕。人们以为他将要盖房子，回家长住，结果计划戛然而止，房子不盖，没人知道为什么。
商桂珍大概是在八十年代末离婚后，离婚后一直在湖北蒲圻县打工，也不知是谁安排。大老表和她联系上后，开始不着家，愈来愈开不惯姐姐，嫌家里脏，嫌姐姐做的菜不好吃。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丈夫若果爱妻子，妻子的缺点也是优点；丈夫若果不爱妻子，妻子的优点也是缺点。我现在也是过来人，一个男人的爱是有限的，他心里装下一个女人，就装不下另外的女人，哪怕是自己的糟糠之妻。濯港镇企业发展红火时，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大老表被肥厂领导安排去汉办工作。他此一去，如放甲鱼喝水，渐入深水不归。
可以这么说，大老表不要姐姐结扎，不打算在老家盖房子，都表明他的心已不在姐姐身上。实质上，在1989年——1991年这段时期内，他和商桂珍由保持联系已走向同居。在汉办，大老表家外有家，已是不争的事实，他身边的同事朋友都知道，只是我们不清楚。
我们虽不知道，但作为女人，作为妻子的姐姐是感受得到的。她心中有话，无处可说，不敢和父母讲，怕他们担心伤心，只好给我这个读书的弟弟讲。“老五，宏发哥总说要跑。他和我吵架，总是说：我要是和你过一生，就是你福禄寿全。”我那时二十岁多一点，也不知怎么处理，只得劝她：“你就让他一点，不要和他吵。”说实话，大老表也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此时他去意已定，他是在向姐姐打预防针。他在等待时机。
从1988年小外甥出生以来，姐姐时常担心大老表不回来过年。只要每年春节他回家住，她内心就一阵高兴。1991年腊月，大老表像往常一样，置办一些年货，安排一些家事，然后在妻子儿女的注视下，微笑着登上北去的汽车，一去不复返。
七
1992年春节，天寒地冻。在除夕的前几天，大老表不辞而别，把姐姐和三儿女丢入“冷宫”，让他们在孤独寂寞中度过史上最冷清、最悲凉的春节。
我们全家人的心比这寒冷的天气还糟糕。大老表终于撕下挂了七年多的遮羞布，让他和姐姐不和的消息大白于天下，他不再到我们家向我的父母拜年。除夕之夜，我们一家也过得极为沉闷，没有欢笑，父母亲更担心几十里之外没有丈夫的姐姐除夕之夜将怎么过，唉声叹气。大年初一，我们出门向乡亲拜年，我的双亲一天没出门，只在有人上门时，才强装欢颜接待。
在这期间，虽然没听见谁说什么，但我感觉什么人都在议论我家的事，背地里嘲笑我们。这件事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全家人的心头，令我们抬不起头，直不起腰，透不过气。以前，大老表是我们家的骄傲，他是村里数一数二有能力的女婿，就是这个有出息的女婿反戈一击，令老丈人家，也是他姑父家猝不及防，成为全村人的笑点。姐姐如若真的要离婚，那将是自解放以来村里发生的第一桩离婚案。
正月初十，晚饭过后，父亲请来二叔父、堂兄和另一位远房堂兄来家中商议如何处理此事。三位都是读书人，都是人民教师，加上我这位初出茅庐的教师，一共是四位书生，大家不自然地坐在一起，对视无言。
父亲尴尬地开头，说出每个人都知道的“秘密”。这件事对我们家来说是头一次遇到，对其他三人也是第一次遇到。它不同于一般的离婚案，双方当事人都可以见到，而我们这里的男方是根本看不到人，现在他身在何方？有什么想法？我们一概不知。
堂兄和大老表年纪相仿，他们曾在一起念过书，深知他的为人，此时堂兄表现最为激进，“不要怕他，到法院门口躺着，要法院出来处理！”我当时听了，觉得这种处理方法超出我们家人的能力，我们家人都忠诚老实，要我们做“皮赖”做不出来。五人商讨到深夜十二点，还是没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最终似乎只有堂兄的方案可行。可是第二天天亮，我们家人谁也没有那样做。
慢慢地，杨垏人和杨辛人都知道大老表已离家出走要和大姐离婚这事，许多人认为姐姐那么年轻，只有三十多岁，还有生育能力，还会再婚。姐姐在气愤时也会说：“我也把三个孩子全丢下，我也不管！我也走！”然而话是这么说，看着哭哭啼啼的儿女，心软的大姐没有离开杨垏半步。
全家人的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姐姐身上，她需要关照。母亲有空就过来陪她女儿，也给舅家施压，逼迫他们去找自己的儿子。大老表留下的生活物质慢慢告罄，他有意留下几百元的债权需要人去讨取。那时的我年轻有力气，周末有空就到姐家，带她外出讨债。我骑着自行车，载着姐姐，一家一户地讨。斯时的道路土路多，坑坑洼洼，丘陵地带更是崎岖不平，蜿蜒难行。我家一辆大桥牌自行车最终不堪“劳累”报废，大老表留下的永久牌自行车又担起重任，载着我们继续驱驰。当时的人们都非常善良，知道姐姐的境况，只要一到他们家，就毫不犹豫，迅速归还。
几百元钱对于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是杯水车薪。为了生活，有六七年没有种田的姐姐开始独自种田。当然，这期间大舅对外甥女还是多有关照。
好心人开始关心姐姐的感情生活。姐姐在艰难时，也略有心动。她非常信任我这个读书的弟弟，如果觉得可行，就带男人来见我，其实她也就带一位男人来。该男人是濯港镇桂墩人，我印象深刻，身材匀称，相貌端正，其前妻因不能生育，经不起乡间的流言蜚语服毒自杀。从眼缘上说，他们互相接受，我也一眼看中。但矛盾的焦点在于：姐姐希望他来杨垏，男人希望姐姐到桂墩。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不出半年，这位优质男娶妻成家，姐姐依旧单亲。
如果姐姐自私、狠心，不瞻前顾后，凭自身条件，往前走一步不是难事。她丢不下她的儿女，带过去又怕受欺受气。至于让男人上门，哪个优质男愿入这虎狼之地？
我素有家族观念，虽是一介书生，能力有限，也以保护姊妹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为己任。在姐姐伤心之时，我积极地给她支持帮助，希望以此给她信心和力量，不至于倒下。但由于当时年轻，做出许多现在想来幼稚、可笑、可怕的事情。
那年上学期，我在柳埂小学工作，单位有一年轻同事，和我年纪相仿，他有一件蓝色的带有肩章纽扣的外套，穿在身上很像警察。我就请求他陪我一起去白湖，冒充警察，吓唬吓唬“小三”家人，他爽快地答应。
三月的一天上午，我俩骑着自行车，边走边问，大约一个小时问到商桂珍娘家。商家处于白湖村李个赵（音）。他们本是蔡山镇段塘管理区一个名叫何咀自然墩的人，解放后因家里成分高，被赶到李个赵居住，在村里不受李姓村民待见，商姓在李个赵只有兄弟两户房烟。
我们到时商父不在家，商母在家，她听说是派出所民警上门，急忙找来自己的兄弟应对。我们进来简单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们，你们的女儿破坏人家家庭是不对的，应该主动回来处理。商老细一问三不知，商桂珍的母亲也矢口否认，女儿没做这事，现在哪里也不知道。大约询问半小时，我们也没问出什么。这次跑路，有一点收获：知道商桂珍家的具体地址。
大老表在这半年一直音信全无，他对我们避而不见，原因有二：一是无颜见我的父母；二是害怕坐牢。他认为自己和商桂珍走在一起，属于重婚，触犯刑法。他不给我们逮住他的机会。
他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希望他出来面对。下半年秋季开学，我又邀约四位年轻同事，和二哥一起再次来到商家。这次是晚上去，商父在家，我们见到商桂珍的妹妹，没有见到她弟弟。这次来，说实话，我是想把动静整大一点，给点颜色他们瞧瞧。不说打人，起码要打砸一些东西，表达我们的愤怒。然而商父斗争经验丰富，在我们还没动手之时，就按住身材不高的二哥，大声吼叫起来。
他这一吼，惊动周围的邻居，李个赵的村民先后出来。虽然商家不受人们喜欢，但我们的行为打狗欺主，人们慢慢越聚越多，并开始指责我们。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我们中的一位大龄朋友，比我成熟，他告诉我们赶快撤，免得夜长梦多！我想此时商老细也必定报警，就撇下二哥，带着众人从村后退出李个赵。
当我们到姐姐家时，姐姐大吃一惊，母亲也在那里。她们对我们的行为情感复杂，既感激又害怕，既支持又担心，连忙做饭款待。得知二哥还在商家未归，姐姐连忙去求助四位舅舅。
果然商老细去报警。警察到时，我的四位舅舅也到。我们的行为虽涉嫌违法，但没给对方造成多大的伤害，商家女儿破坏人家家庭，也是有错在先。警察秉公处理，当晚批评教育并释放二哥，罚款三百元。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需要付出代价。我们家那时生存环境很不好，付不起那成本。当时有人指点我们去逮住商桂珍弟弟（我觉得这也是商家不让唯一儿子出现的原因），甚至告诉我们商桂珍弟弟的姓名，所在学校的班级，但我们没有这样去做。以暴制暴是糊涂人所为，只会得不偿失。但人在那时节真的活得憋屈，我有时也想走极端。在当时，大哥二哥都成家，我没有。试想一下，如果我不是读书人，我没有稳定职业，我是无业游民，我生活艰难，我是烂命一条，我会怎么样做？所以后来当类似张扣扣替母报仇这样极端事件多次出现后，我感触很深，法律制裁违法者我无话可说，但在道德情感上，我对他们是理解并同情的。
多年以后，我想起两到李个赵，特别是第二次，总有一丝后怕。我个人怎样咎由自取，而我的朋友多是民办教师，如果因我家私事连累他们转正或人生成长，那将是我一生背负不起的人情债。真感激年轻的我们当时没有冲动，没使事态扩大化、严重化。其实那时商桂珍和大老表在武汉不仅同居且已怀孕，他们已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的行为于事无补，只会使他们抱的更紧。
这年十月我敬爱的外公去世。其实在姐姐成家七八年的时间里，一起上门来迎接她到殷家做媳妇的四位外公已去世两位（大外公即我的姑爷爷和三外公），如今亲外公去世，只剩下小外公。外公去世，我父母自然是要到场的，为了不见我父母，作为族中长孙大老表还是躲在武汉不归。处理完外公丧事，在这次家族聚会上，母亲为了女儿的未来据理力争，声泪俱下。“我要把你们殷家的祖宗牌给砸了！做出这种事来！”“你敢！”小外公一声断喝，母亲偃旗息鼓。祖宗牌不砸，母亲砸自己，绝食！“宏发再不回来处理，我就死在殷家”！大舅终于答应，秋后处理，一定给姐姐一个交代。
古历冬月的一天，身体羸弱的父亲带着我和堂兄来到多年未至的殷湾。大舅、二舅、三舅和大老表、二老表比我们早到，殷家人喜欢展现他强大的人才优势。在这一天，谨慎的殷家人让大老表一直躲在人烟稠密的殷湾，这是他的祖籍，他随处可躲。他害怕我们带警察上门逮他，至始至终没有出现。
议事厅设在大外公家，那时姑奶还在，不过伊已年迈，不再管事。在处理会还没开始前，三外公的大儿子走进堂屋高声说道：“这事应该是我们到王府上去处理！”这位舅舅是一位公务员，他的境界比一般人高，他用他的发言表达对我们的声援。
会议由大外公的儿子殷老师主持，这位舅舅是文革前的师范生，一直在孔垄镇教育界工作。他本是我们的表叔，为显示我们两家关系的不一般，母亲指导我们喊他舅舅。说实话，这位殷老师我瞧不起，作为一名教师，他家中五个孩子，没有一人读好书，考好学。在这次议事会上，我父亲多年来接他母亲回娘家省亲的感情，他全忽略不计，不顾自己身上还流着王氏的血液，完全倒向殷氏一边。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老表答应事后带他大儿子到武汉去学做生意。
经过一上午的讨论，会议达成以下意向：大老表和姐姐感情破裂，已无回旋余地，现协议离婚。姐姐离婚不离家，可在杨垏居住。三个孩子，前面两个孩子归大老表抚养，小儿子姐姐抚养。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关于小儿子抚养费和支付多少钱给姐姐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方完全处在下风，因为姐姐在殷家等同一个“下人”，她对大老表到底有多少收入一点也不知情。大老表在三元复合肥厂当多年推销员，七八上十万元应该有吧，可我们没有证据。人们都说他有钱，他说没有。姐姐和他一起生活七年多，生三孩子，该弥补多少，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只是凭感觉谈，怎会向他多要？我们从一万五开始谈，没有。一万，没有。八千，没有。最后六千，才谈妥。协议书由殷老师书写，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画押，择日上交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
协商完毕，中餐时间也到。我们两大家族几十号人就在姑爷爷家用餐。在饭桌上，大家都默不作声，低头吃饭，突然父亲老泪纵横，声音哽咽，端着饭碗的手不住地颤抖，吃不下去，“如此害我女，我也要休妻……”父亲从小吃苦长大，格外坚强，在这之前，我从未见他流过泪，祖母去世他都没流泪。原本指望女儿找一个好人家，却出这样结果，实在伤透他心。然而父亲这样的气话，引来大舅的不满，“哲贤，儿女的事，我们能做主么？我也不想这样啊……”大舅说的是本心话。
午餐刚吃完，二舅拉着三舅急着离去，我挽留他们，因为我觉得事情还没有最终处理好，二舅怒气冲冲地转身对我高声说道：“你是读书人，读书人讲理，你说这事和二舅三舅相干不？”很显然，刚才父亲说的气话也惹怒他们。多年后，我回想起此场景，极为同情父亲，势单力薄的父亲在那种场合下，连一句宣泄情绪的话都没人接受。殷家没有善良人。
堂兄在二老表的带领下，去见大老表，然而十几分钟后空手而归。六千元钱没有，以后再说。大老表还发明一词，“十亲不能九顾”。照他的意思，让姐不离开杨垏，有屋可栖，是他对姐最大的恩赐，不然逐出殷家，彻底断开。他就不想想，拿着姐姐那一份共同财产，到武汉置业定居，到底是谁照顾谁？人在做，天在看，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的，就都是你的。你只是幸运，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离婚，现在试试，看你瞒的住不？
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我对大老表要和姐姐离婚真的不很生气。我生气在该散时不散，不该散时散，以及离婚后那种无赖的态度，没有一点人情味，没有一点情义，禽兽不如！男人养小三多受人诟病，《蜗居》中的宋思明为什么受到很多人们喜欢？因为他有情有义。他既安顿好前妻，又对“小三”负责，一个人如果没这样的能力，就要安分守己。表兄啊，且不说姐姐是你表妹，是你糟糠之妻，即使是一般关系的女人，你也应该公事公办，妥善处置。你不但不帮扶，还黑占姐姐应得部分，和小三过幸福的生活，还自认为对前妻不错，真是皮厚心黑，十足的渣男！
我在我的文章《混账》中记述一位同事讲的真实故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对年轻人也是姑舅老表开亲。那时黄梅冬季总要外出进行较长时间的水利建设。某天晚上女孩在出差的工地上，被同村的一个狗嚼的“刺”了，年轻人干柴烈火，你情我愿，无可厚非，麻烦就在仅这一次，女孩“中奖”。男女双方家长听说，果断地让男孩把女孩接过去。理由：“除了劈材，没有好火；除了郎舅，没有好亲”，这羞姊妹户不遮谁来遮？亲戚之间就要互相补台。我家亲戚互相拆台，相比之下，人品高下立见。
我要感谢大老表，他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人可以为一己私利，六亲不认。就在二舅三舅走后不久，大老表也主动撤退，所形成的协议成一张废纸，大人们一天的时间白费。
“弃人女儿好得意，女儿弃人意若何”？我在文章《儿女情仇》中讲述的表叔小女儿在长江上失踪，他到女婿家大打出手的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表叔就是殷老师，自家心爱的女儿被婆家欺负他那么生气，表兄的女儿被侄儿抛弃他没一点同情心，还助纣为虐！我只能说天道有轮回。如今，殷宏发也有女儿，我祝她未来生活幸福。
现在只要看到新人出嫁，我就不由自主流眼泪。姐姐当年也是这样热热闹闹嫁出去的，可惜现在孤身一人。我衷心祝愿天下所有女孩遇皆良人。
冬季转眼来到，1993年的春节依旧十分寒冷。
八
1992年秋季的那次协议会，虽然没能完全处理好姐姐和表兄的离婚事宜，但他们儿女的抚养基本按协议执行，大外甥和外甥女由大老表出钱，大舅和大舅妈抚养，小外甥由姐姐抚养。由于在同一个村子里，两个大孩子基本在他妈家多，在寒暑假时期，他们也会去武汉他们爸爸的家。
1993年6月，体弱多病的父亲突然病逝。父亲的早逝既有时代原因，也有家族原因。他害的是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治疗技术上已经攻克，只要长期治疗，坚持服药，是可以控制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又一个艰难时期，各种费税又多又重，民不聊生。父亲是1990年夏季在一次被大雨淋湿后高烧不退，最终确诊为肺结核的。起病之初，父亲还是非常乐观，对战胜疾病充满信心，每天坚持服药，遵从医嘱，戒掉吸食多年的香烟，当年就控制住病情。听说那时比尔▪盖茨援助中国，肺结核病人可以免费领取核心治疗药，可惜政府没有执行到位，底层农民服药仍然需要自己掏钱。我记得父亲那时一年为治疗这病得花费一千多元，靠他种田的收入根本负担不起。我们做儿女的一个接一个地长大，需要成家立业，父亲一心想着完成他的人生任务，他的能力有限，在儿女和自己之间只能选择成全儿女，抛弃自己，慢慢地他放弃治疗。我们那时都年轻，不知道这种“站着病”的厉害，看着父亲每天坚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好好的，都没把他的病放在心上。
如果说生活的艰难和疾病的折磨已经掏空父亲的身体，那么姐姐婚姻的失败无异于一记闷棍，将他击倒在地。他看不到生的希望，享受不到生的快乐，整天面对的是无法排遣的烦恼和无尽的疾病折磨，父亲低下高贵的头颅，放弃挣扎，静待死神来临。这些我们都不知情，大哥和二哥刚刚成家，都忙于生计，我的工资微薄，父亲也不愿意拖累我，他从没向我开口要钱治病。六月的一天傍晚，父亲像往常一样从地里除草回来，半夜突然口吐鲜血，永远地闭上双眼。
勤劳善良的父亲去世并没有带走所有的厄运，姐姐的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失去男人庇护的她在多年没事稼穑之后，开始独立耕田种地，顽强生活。虽然姐姐这般努力，也只能勉强解决温饱。
1993年9月，我调到陶河中学，由一名小学教师成长为一名中学老师,1994年上年结识爱人，当年十月我们便走在一起。
1995年我又调到白湖中学，这学校离姐姐家很近，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课后有事没事我就到她家看看。小外甥那时还很小，营养没到位，抵抗力差，老是生病。有时去姐家，遇上小外甥生病，我就带他去看病，去得多了，白湖村的“赤脚医生”也认识我。有一次，小外甥又生病，我抱着他去看病，大舅得知后，也跟着来。村医姓王，灵通人士，见大舅来，结账时就说：“这次让他爷爷付。”
这一年冬月，发生一件改变姐姐命运的大事——105国道扩建改造。当时的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民工十几万人，奋战在105国道沿线。姐姐的家就在国道边，她不用出工，做过生意的姐姐灵机一动，抓住这难得的商机，用一张竹床，上面摆些香烟、瓜子、汽水等小商品，做起买卖。不要小瞧这生意，由于当时大路边做这生意的少，人流量大，国道改造工程完成时，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姐姐净赚一千多元，那时我的月工资只有两百元。人们走后，姐姐就用这一千元做本，在村里开第一家代销店。这店现在还开着，店名“登华代销店”。
精明的姐姐再一次走上经商这条路。由于店面太小，朝向也不好，大路在东，店面朝南，起初基本做杨垏这个小村的生意，只能维持姐姐和小外甥的日常生活开支。但这是一个大进步，让姐姐彻底脱离农业生产，而且生意在向好发展。为了赚马路上流动人员的钱，天晴，姐姐就把家里的小商品拿到路边摆放，傍晚收回去。在夏季，姐姐还拉起一个大凉棚，摆放西瓜水果，后来生意好，挣的钱多，又添置冰柜，卖冰棍冷饮。虽然挣的钱不多，很辛苦，但比种田强，不用老是求人。
我姊妹情深，而且有保护家族人的思想，所以考虑家族的事多，考虑自家的事少。爱人那时不理解，为此我们经常口角。姐姐得知，很是惭愧，劝爱人，“都是姐姐不好，你们千万不要为我的事吵架。”能做到么？
姐姐和大老表的离婚事没有完全解决，也不利于他和商桂珍成立新家。大约是在1996年，大老表主动提出离婚，诉状送到姐姐家，我打开诉状一看，状词写的是“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我当即生气，让姐姐不要理他，结婚七八年，孩子生三个，竟然还是“非法同居关系”！我书生意气，要离也是我姐提出离婚，你没资格。于是我开始自学有关婚姻法的知识，翻看不少法律资料，也咨询不少法律人士。堂兄也曾带我去找过他的一位做律师的学生家长，可惜“寻隐者不遇”。通过一番周折，我懂得，姐姐和表兄是近亲结婚，那时又没有结婚证，确实属于“非法同居关系”，不过子女和财产都可以按“事实婚姻”来进行处理。好像最高法院为此还有个司法解释，设定时间界限，比如以1984年为界，1984年某月某日以前诸如没有结婚证的，近亲结婚的民间约定俗成的婚姻统一视为有效婚姻，1984年某月某日以后视为无效婚姻，但财产和子女按事实婚姻处理。1994以后凡是没有结婚证的近亲结婚都视为非法同居，不受法律保护。具体怎样以法律条文为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说实话，我原打算是追究表兄重婚罪的，当这一点不能成立，只得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1998年我草拟离婚诉状，定于该年解决表兄和大姐离婚问题。在濯港法庭我和大老表见面，这是1992年以来，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一副成功人士派头，上身缎质高级衬衫，手戴发亮腕表，意气风发，六老表像保镖一样，如影随形跟在他的身后。他这时已在武汉做水产生意五六年，财源滚滚，不改先前的高调性格，“我可以决定武汉鳝鱼市场价格的沉浮。”就是这样一位洋洋得意的“有钱人”，只给和他一起生活八年，生育三个孩子的表妹区区一万元。
没有正式离婚的时候，姐姐还是很坚强，屋里屋外很少表现忧郁。当解除他们婚姻关系的通知书正式下达到家时，大姐在床上睡着，脸朝里，身边没一个亲人，我知道她心里非常难过，却不知怎么劝她。我还要上班，我把法庭判决书放在姐的枕头旁，匆匆回到学校，那天中午大姐肯定没吃饭。她悲伤的样子，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一辈子都忘不掉。
单亲妈妈的生活很艰难，心里不愉快难上加难。姐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心得起来么？农村人淳朴，不是人人都淳朴。农村人善良，不是人人都善良。“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失去依靠的姐姐在他们眼里就是“更弱者”，惹恼他们，他们专捡“痛处”打，开口闭口姐姐是“没人要的女人”。好在姐姐十分顽强，坚决予以还击，她不像母亲，我母亲太善良，我母亲总是劝她忍让，“你要是让她，她越觉得你善良好欺负，天天欺负你！”不过，老表们有时也给予有力的帮助。
时常处在焦躁中不利于身体健康。斯时姐姐的生存状态很不好，我有时也想她不用守妇道，她人是自由的，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然而执拗的姐姐遵从她内心的教养，做上门人可以，不想上门免谈，从不轻易与单身男人有瓜葛，带着小外甥，寂寞地生活着。终于有一天，坚强的姐姐病倒了。
岳父是一名资深外科医生，姐姐生病后，我经常带她到濯港医院看病。姐姐的病和肝炎很相似，面色蜡黄，四肢无力。她从白湖坐车到娘家，有一段土路要走。以前这段路她只要二三十分钟就能走完，生病后要走上个小时，走走歇歇，脚没劲。岳父和他的同事也都是当肝炎给姐姐检查、开药，刚开始可能是心理作用，服药一两次吃饭睡眠似乎好一些，精神也可以，过一两天又是原样，没疗效。姐姐这病，费了我不少精力。
我偶尔打听到当时黄梅名医孙大夫的住处，我决定带姐姐去他那看看。孙大夫住在西门口，白天我要上课，在一个没自习的晚上，我骑摩托车带姐姐过去。姐姐治病的过程我在我的文章《名医》中有详细记述。
姐姐的病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俗称“甲减”，内分泌失调症，与情志有关，需要终身服药控制。其实药不贵，孙医生卖的贵。为了不让我们去别地买，孙夫人把药瓶上的药名給撕了。本来只要几元钱一瓶的药，她买100多元一瓶，姐姐给她五十元，孙夫人就给几十粒，也不数，随手给，吃不了多长时间又要去买。几个月下来，姐姐直呼“治不起”。在这里我申明一下：我这样写，并不是说孙夫人有多坏，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为了生活，那时医生日子也不好过。我只是据实描述，突出底层人的内卷和不易。
二哥那时在武汉，就让姐姐过去，首先确诊疾病，然后弄清楚药名。两件事很快完成，孙大夫判断准确，药名“甲状腺片”，剂量小一点2元一瓶，高一点4元一瓶，长年服药也不过几十元。经过一段治疗，姐姐的病得到控制后，生活慢慢恢复正常。
此后一两年，我有空常到姐姐家，一到就有事，最多的是给她进货，用摩托车去白湖街给她进卖完的货。不过，大姐待我也不错，我帮她做事，她不要我吃亏。她喜欢养鸡，也善于养鸡，雏鸡长大，还没开音，她就说“这鸡大补”，让我捉一只回去吃，有时春上，一周一只，同事羡慕不已。
2020年，我调到新学校，离大姐远了很多，去她家当然没以前勤。不过只要说大姐家有要紧事，我一定过去。她药吃完，我就去买好，送到她家。这事只能我来做，大姐没读书，也不知到哪里买。大姐为此很感激我，总是说“人家是大的照顾小的，我家是小的照顾大的”。2012年，姐姐的儿女都长大，我决定“让贤”，五舅不能一辈子帮你们的妈妈买药。儿女照顾父母天经地义，让他们去买药，也能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外甥们果然比我会办事，他们在网上买，买好寄给他们的母亲。
在我离开白湖的十几多年时间里，姐姐家发生很大变化。勤俭节约的姐姐把以前二老表的一间半屋基买下来，翻盖三间漂亮的大楼房。“造屋打船，日夜不眠”，在农村盖房子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姐姐一个女流之辈，又是拆，又是盖，日夜操劳，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在一片废墟之上，盖出完全属于自己的别墅。她还在房子的东边盖了一间平房，作为门面房，店门朝向105国道。勤劳的姐姐再也不用辛苦地把货物搬来搬去，生意也比以前好多。
在这栋新楼房里，先大外甥女出嫁，后小外甥接婚，姐姐完成她的人生大事。小外甥特别争气，在他小姨父和小舅的牵引下，在南方混的有模有样。他身材不高，相貌也特像大老表，情商高，伶牙俐齿，现在做到一家装修公司的高管。目前他生育俩男孩，在东莞、惠州各买一套房。姐姐非常疼爱俩孙子，儿子买房，倾囊而出，有一套房的首付就是姐姐出的。
有人可能会问，你姐怎么这么多钱？不断开源节流是姐姐挣钱的不二法宝。首先小店有稳定的收入，其次她家在马路边，附近有人在工地做事，看她家宽敞，人员简单，就到她家租房住。还有一点，身体好的姐姐总是到附近打零工。直到现在，她还到白湖街一家服装店给人家做中餐。现在的姐姐说话声音洪亮，“以前跟他过日子，钱由他发，没一点尊严，现在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姐姐节约附近有名，为自己她从不买肉，除非家里来客。她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蔬菜园子里有，要加强营养，就吃鸡蛋，或杀鸡。我知道她特节约，担心她身体吃不消，有时去她家就买一点肉去，结果没吃完的肉姐姐非要我带回去不可。衣服她更是不会买，儿女成家后，由儿媳和女儿买。
小外甥在外买房后，孩子们也到南方去了，姐姐一人在家多。母亲晚年身体不是很好，不能自理，就到姐姐家，一来给她女儿作伴，二来方便姐姐照顾她。我们也不要姐姐吃亏，一年给一两万元的辛苦费。
在姐姐生活蒸蒸日上的时候，自以为了不起的大老表并没有持续走向辉煌。问题家庭难出好孩子，殷家家风本来不正。我离开白湖中学不久，大外甥来白湖中学上学，学校老师知道殷家人不好惹，懒得管教，大外甥正好胡作非为，打架斗殴，欺凌同学时有发生，初中还没读毕业，就到武汉混社会。他爸正需要免费劳动力，就让他到水产市场打下手。
这个孩子不讨大老表喜欢，后母商桂珍更是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见不得他。他们两人的“优质基因”其时也正在读初中，大老表把他们送回黄梅，就读私立晋梅中学，把大外甥安排在大市场，同一个老年光棍居住在一起。
有一次，五老表到武汉他大哥那里去玩，一家子人在大市场碰面。商桂珍见叔叔来，故意指责大外甥，有意挑起事端，“现在养大，见不得我这做娘的。”说实话，大外甥本不喜欢商桂珍，处在叛逆期的他表现更是激烈，从没喊她一声妈，总是直呼其名。“商桂珍，你咕，咕个什么！”大外甥也不示弱，两人争起来。五老表一生提拳头走路，打人打惯手，为了在嫂嫂面前好好表现，顺势拉住侄儿，在他头上敲了两板栗，甩了两巴掌。大外甥这时火正旺，有气无处出，顺手拿起鱼箱上一把尖刀，刺向他五爸的腹部。
六老表其时也在傍边，见侄儿动刀杀兄弟，这“恶菩萨”咬着牙，大吼一声，操起一根钢管，照大外甥头就打。十五六岁的伢儿，像嫩竹一样，如何受得这毒手？当即卧地，四肢不停颤抖。六神经还要打，大老表适时喝止。在场人向我谈起这事，仍心有余悸，“那娃当时像青蛙一样，不停颤抖，我以为这娃打死了！”后来我三舅也听说这事，惊讶不已，对他大侄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宏发，虎毒不食子！”
殷家人非常阴险，他们把五老表送到医院救治，大外甥不管，给一点钱，让他外逃，“你不走，公安局就要抓你！”小孩经他们这一吓就真的走了。这下遂了商桂珍心愿，终于将讨厌的养子逐出家门。大外甥从此浪迹江湖，至今三十多岁，还没成家。
大外甥我一般看不到他，只在过年时偶尔见一两次。他回黄梅就到他妈家落脚，饥瘦饥瘦的，说话语无伦次。听人讲，一到下雨变天，他头上的伤疤就像鸡啄米，一阵一阵地痛。这娃算是废了。
大老表精心培养着他和商桂珍生的一对儿女。不过，凡事不由他设想。听人说，为培养这俩娃，大老表花不少钱，武汉黄梅两头跑，也很辛苦，结果这俩娃中考连普高都没考取。
大老表在武汉摸爬滚打近三十年，现在应该功成名就，成一个大老板，他早年就说过，自己“能决定武汉鳝鱼市场价格的沉浮”。不过，他即使做了大老板，我也不佩服他。我欣赏许记坤、齐耀宏、胡电铃、张明强这些武汉黄梅商会的大老板，他们致富不忘扶危济困，造福桑梓，在家乡修路架桥，规划学校，为“美丽乡村”建设出钱出力，献计献策。特别是许记坤，富可敌国，身价过亿，依然同结发妻子恩爱如初。大老表要是有他这么能干，估计商桂珍早就也成了前任。在武汉的同志帮忙打听一下，武汉黄梅商会，可有殷宏发这位同志。
1992年大老表过河拆桥，我们老家并没有立即中断来往，去舅家送节拜年我们一年都没落下。我有一女同事得知这情况气愤地说：“你家人哪就不晓得受气？你姐都这样，还到你舅家送节。送另外三位舅舅年节还说的过去，送你大舅节，我怕你大舅大舅娘吃的好死哦！”她说的有道理，人有时确实要有骨气。你一味迁就他，他就以为你软弱好欺。农村人礼数多，亲戚之间生病住院要去看望，且礼尚往来。这些年，舅家但凡发生一点小事，姐姐务必通知我们。没办法，看在姐姐面子上，我们去尽礼数。若是我家发生什么事，我姐不说，舅家人就当不知道，姐姐不好意思开口，更担心说了也没人理会。我家兄弟四人，一年一家轮流到舅家拜年。我母亲六七十岁的时候，也不知从那一年起，大舅家在黄梅四五个孩子，过春节竟没人去拜他大姑母的年。2008年大舅去世。我们毅然中断同大舅家的来往。（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