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姨是二叔的妻子,我应该喊她二娘。
三姨的大姐嫁给大叔,是我的大娘。三姨在娘家排行老三,在她没过门之前,在大娘家走动之时,我们小辈都喊她三姨,喊着喊着,不论是王姓,还是他姓,全村的小辈都喊她三姨。为此还闹出一个笑话。有一个同村的小付,依照农村规矩,他应该喊二叔为王伯。他年纪当时小,心想:既然喊三姨为三姨,那么三姨的丈夫就是三姨爹。所以当他某一天向其父母口述时,提到二叔,便称二叔为三姨爹,弄得其父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蹦出个三姨爹来?这孩子口中的三姨爹是谁呢?经过一番比划,终于明白,这三姨爹就是那个当老师的,居住在大枫树脚下的王校长。
三姨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她在文革时期是农村文艺宣传队的主角。三姨娘家是贫农,她出生时,正处在解放初期,农民生活条件稍有改善,她营养到位,出落得如花似玉,身材修长。文革开始,她刚好十五六岁,皮肤白皙,能跳会唱,镇上组建文宣队,领导一眼看中她。然后就随队到各村慰问演出,三姨演唱样板戏,扮演铁梅,出场一亮嗓子,喝彩声四起,掌声如雷,深受人们欢迎。没过几年,三姨十八九岁,追求者如云。大叔比二叔大十几岁,二叔1966年黄梅一中毕业,他外出读书,全靠大叔。后来二叔成为国家干部,大娘肥水不流外人田,自作主张,把自己三妹嫁给自己的叔叔。于是,大叔、二叔和大娘、三姨就谱写一段兄弟同娶姐妹的佳话。
三姨形象好,气质佳,得益于她的严格自律。她能迈开腿,管住嘴,哪些东西能吃就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就坚决不吃,比如辣椒,辣酱,腌菜等不利于美容的食品,她不沾,或少沾。这在缺衣少食的年代是很难做到的。她爱干净,讲整洁,直到现在,出门上街都把自己拾掇得清爽得体,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一个普通农村老太太。母亲常说,后辈在爱好(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好字读三声)这方面,没人强过三姨。
三姨嫁给二叔也很过了几年艰难的生活。我最大的堂弟71年,最小的堂妹76年,还是双胞胎。在五六年之间,三姨生养五个孩子,这可把虽然出生于农村,却有着小资情怀的三姨累坏。那时三姨的婆婆(我的小奶)好像不在,二叔父总是上班住校,一周难得回来一次,对家庭照顾不多。每天晚上,三姨被孩子们吵得整宿睡不着觉,形容枯槁,情绪裂变,那几年可以说是三姨人生最灰暗的时期。
我和堂弟是从小到大的同学,同班同学8年,只是在师范读书时同届不同班,所以我在三姨家玩的多。当我懂一点事时,最小的堂妹有五六岁。孩子们大,三姨的生活压力就小。三姨很爱儿女。下雨天,二叔住校,她就在家带着一帮孩子,想方设法弄点什么孩子们吃,实在没有,她就去别人家里借点小麦来炒着吃。我就是从她那里知道,小麦也可以炒吃。大孩子烧火,小孩子旁边候着,三姨拿着锅铲,不停搅拌,一边炒,一边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三姨讲故事。她讲自己在文宣队的糗事,讲农村奇人异事。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一天,一个男青年来家相亲,大体通过。吃午饭时(农村习俗,看亲那天,男方在女方就餐,表示男女双方基本通过),男青年客气一声,邀请女青年上桌吃饭,女青年实话实说:“我不吃,我吃肥肉爱拉肚子。”婚事泡汤。故事格调虽不高雅,却把我们一帮孩子笑得肚子疼。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三姨和二叔都是没做惯的人,孩子们又没有当立,一点责任田常让他们够呛。二叔农活干不好,父亲在分田时特意要求把我们两家责任田分在一处,农忙时就给她家帮一下忙。三姨便在“双抢”结束后,送一瓶酒父亲喝。我们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和睦。教师当时的工资不高,责任田又不能多做,二叔那时虽然贵为一校之长,多子女的家庭生活依然不好过。我记得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三姨家食用油就不够吃。她到大队部去,找屠户佬赊账,砍一挂肉,既作菜,又当油,等二叔工资到就去还。村里有人背后说三姨坏话,说她是败家娘们,好吃懒做,不会过日子。当时我听了,心里就不舒服。现在想来,那纯粹是穷人思维。三姨超前消费行为,虽然暂时加剧家庭困难,但很好地保证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那些人是跟不上三姨思想的。
1992年,三姨离开老屋,跟着二叔到学校生活,日子逐渐好转。如今,三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住在城里,时时跳跳舞,荡荡路,日子过得闲适。第三代也在长大,上个周末,我路过三姨家,她高兴地告诉我:“老五的伢,今年高考六百多分,过一段时间,我又有酒喝!”
祝贺三姨,祝福三姨。有党的好政策,社会好环境,国家好形势,三姨的晚年生活会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