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正是有了这些脊梁,才能够在一次次的苦难中挺起腰杆,站立起来。谭嗣同无疑是这些脊梁中的一个。他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永远值得我们追思和学习。他就像中华民族的一峦挺秀,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一、书剑情怀报家国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于1865年。这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五年,天平天国运动刚刚结束,大清王朝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开启了洋务运动,妄图挽救大清的危亡。
任何一个英雄人物的都脱离不了他所处的家庭背景,谭嗣同也不例外。谭嗣同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父亲乃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湖北巡抚谭继洵。按现在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二代”了。在五岁的时候,谭嗣同得了一场大病,昏死三天三夜,而后又起死回生。因此,家人给他取字“复生”。他的“复生”必定要为中华民族的“复生”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谭嗣同从小天资聪颖、禀赋过人,五岁便能写出斐然的诗文,为人所称道。少年谭嗣同深受其老师欧阳中鹄的影响,对王夫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他对科举取士、八股文那一套简直是嗤之以鼻,挥大笔在书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字,表达对八股文化的强烈愤慨。谭嗣同幼时丧母,受到继母的虐待,从小思危虑患,性格叛逆。这种性格和他的豪爽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它们共同构成了谭嗣同复杂的人格特质。
谭嗣同不同于一般文人之处在于他的“任侠”之气,这源于他壮烈豪爽、洒脱不羁的性格。他敬佩那些除暴安良、扶危济困的绿林好汉,和他们结交,向他们请教武艺。据说,他和名震京师的一代大侠大刀王五是惺惺相惜的挚友。他和大刀王五、胡七等人扎扎实实地学习过武艺,对拳脚、剑术、骑射都很精通,成了一名武林高手。
1877年,谭嗣同结交了唐才常,师从“大围先生”涂启先,研习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谭嗣同赴兰州,在其父道署学习,对儒学、佛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佛学造诣很高。佛学对谭嗣同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哲学专著《仁学》和诗文之中。他的《似曾诗》最能体现他的佛学思想,其中一首为:
柳花夙有何冤业?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祗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亦与之为无町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一时撒手劫僧祗。
少年时期的谭嗣同勤修苦学、日益精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学融会贯通,积累了深厚的学识,为他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八岁时,谭嗣同与李篁仙之女李闰完婚。婚后,两人情意相投,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吟咏唱和、参禅悟道。李闰非常贤惠,不但将家庭照料的井井有条,而且襄助丈夫去实现维新大业。在谭嗣同的倡导下,她出任中国妇女会的理事,发起妇女不缠足运动,积极为维新事业奔走呼号。
有一天,将近弱冠之年的谭嗣同顾影自怜,感慨自己多年奔波辗转,容貌又增添了几分岁月的风尘。十八年过去,只在弹指一挥间。他自嘲空有侠骨奇像,却依旧壮志难酬。在愁肠百转之中,他吟哦而成《望海潮·自题小影》一首: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么?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
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醉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二、纵马风尘磨侠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士子们修身的最高境界。谭嗣同尤为重视这种“知行合一”的修炼。1884年,谭嗣开始了自己的壮游生涯。他一身云裳,悬佩宝剑,携带随从,纵马奔驰,俨然一名风尘侠士。他曾远赴沙漠,感受过“沙漠多雄风,四顾浩茫茫”的大漠苍茫;他曾登临衡岳祝融峰,惊叹“身高殊不绝,四顾乃无峰”的高峰奇绝;他曾西入潼关,赞美“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的雄关壮美;他也曾夜泊武昌,感慨“星河千里白,鼓角一城凉”的大江辽阔。他将祖国的大好河山付诸笔端,留在了自己的诗文之中。
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谭嗣同不畏严寒,在冰天雪地里肆意驰骋。纵横间,他邂逅了“一鞭冲暮霭,积雪乱微晴”的冰天奇景,遭遇了“冻雀迎风堕,馋狼尾客行”的绝地凶险。这都是他平日不曾遇到的。有一次他策马奔驰七天七夜,行程1700多公里,虽然“髀肉狼藉”,却依然“怡然自乐”。他的诗文里有“自向冰天炼奇骨”的奇句,抒发了自己与天奋斗的大无畏精神。
游历中,他也见到了饥荒遍地、民不聊生的另一番景象。他亲眼见到撑船少年“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他长歌当哭:“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深切地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他又亲身经历了雨雪的高山上车夫运粮的情景:“马足蹩,车轴折,人蹉跌,山岌嶪,朔雁一声天雨雪。”他悲愤至极:“尔不思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猛烈控诉了腐败的清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
十年间,谭嗣同先后游历了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通过这番游历,谭嗣同不但考察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而且深刻体会了人民所受的痛苦,萌生了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
三、奔走呼号倡新学
1895年,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和灾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谭嗣同怒发冲冠,仰天长叹:
世间无物抵春愁,何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然而,痛定思痛,经过一番精研苦思之后,谭嗣同认为:腐朽的封建文化是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唯有新学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奔走呼号,大力提倡新学,在家乡浏阳创设算学、历史、掌故、舆地等新学课程,开启了湖南新学之先河。为结交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他先后游于上海、北京,加入强学会,与梁启超等人结识。在这里,一群维新志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救亡图存殚精竭虑。每次发言,谭嗣同都慷慨激昂,语惊四座,为海内志士所折服。他常引用佛语:“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甘愿为变法而流血牺牲。如果说康梁等对救国的态度是“休怀粉身念”,那么谭嗣同对救国的态度则是“愿身成骨骨成灰”,不成义则成仁!
1896年,谭嗣同赴南京做候补知府。这个官位虽算不上封疆大吏,但至少也是地方要员了。然而,谭嗣同的志趣并不在此。他经常辗转于宁、沪之间,与进步人士研讨学术、谈论时事。期间,谭嗣同完成了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仁学》。这部集儒释道于一体、学贯古今中外的激进学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1897年,谭嗣同弃官回乡,辅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在陈宝箴、黄遵宪等人的支持下,谭嗣同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大开新学之风。尤其南学会,意在“思保湖南的独立”,使南中国“可以不亡”,联南方进步志士“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一时之间,湖南民风大开、志士云集,成为救亡图存的核心阵地。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黄兴、谭延闿、章太炎等人是否受此影响,也未可知。
四、剑胆琴心英雄泪
自古宝剑赠英雄。少年时期的谭嗣同有一口七星宝剑。这口宝剑剑身镶有七颗铜星,故而得名。壮游期间,七星剑陪伴谭嗣同游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与主人形影不离。“何以壮行色,宝剑丁香结。”七星剑不知为主人添了多少豪气,壮了多少胆色,被主人视为最亲密的战友。壮游中,谭嗣同又得到了另一口宝剑—凤矩剑。据说,凤矩剑是南宋文天祥之物。文天祥是他从小就敬仰的民族英雄。睹物思人,他的眼前浮现出文天祥的伟大形象来。他不禁吟咏起文天祥著名的诗句《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慌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是啊,人的一生总是要死的,但是能够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那一片赤胆忠心必定会感召日月,照亮青史的!而他和文天祥一样都处于同样的时代。山河破碎,干戈四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想到这里,他不禁流潸然泪下。
崩霆一声降良材,残雷滚滚莽终古。1881年的夏天,一声惊雷将潭府院中的一株梧桐树劈折。谭嗣同亲自将梧桐树的枝干监制成两张琴,一名“崩霆”,一名“残雷”。他在崩霆琴背刻有:
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谭嗣同作
在残雷琴背刻有:
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柯析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己苦,遇己苦,呜咽哀鸣莽终古。谭嗣同作
记录了二琴的来历和自己的体悟。后来谭嗣同又得到文天祥的焦玉琴。于是崩霆琴、残雷琴和焦玉琴便成为谭嗣同的三件珍宝。在家乡浏阳,谭嗣同经常携琴去北城外的文庙以琴会友,品评时事。如果说七星剑与凤矩剑是他的战友,那么崩霆琴、残雷琴和焦玉琴则是他的知音,他所有的心事都可以向它们倾诉。
沉醉在弹奏中,他的心情能够充分的释放,他的情感能够肆意的奔流。他满腔的豪情、悲愤、忧虑都化做了琴声,时而金戈铁马,时而高山流水,如悲如泣,如歌如诉。这琴声让他无数次想起岳飞《小重山》里的诗句:“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他的琴声仿佛穿越了时空,和岳飞的琴声交相共鸣。他和岳飞是心心相通的。他和岳飞有着同样的雄心壮志:“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五、对策朝堂砺铁肩
1898年6月,光绪帝颁发《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下,谭嗣同被征召入京,参与变法。临行前夜,谭嗣同和妻子李闰对坐而弹,诉说离别之情。他们深知朝廷是龙潭虎穴,此行必定凶多吉少,九死一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们将所有的情感都赋予了琴声。这琴声中仿佛能够听到一位伟丈夫的拳拳之心和报国之志,就像荆轲刺秦前所作的《易水歌》所唱: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探虎穴兮入蛟宫,
仰天呼气兮成白虹。
这琴声中仿佛能够听到一位贤妻的深深牵挂和殷殷嘱咐。她曾对月焚香许愿:“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更何况这一别或成为永别。
在进京的路上,谭嗣同亲眼目睹了黄河两岸河南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悲惨景象。他的心就像黄河一样翻滚咆哮,久久不能平静。进京后,谭嗣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被光绪擢升为军机章京,领四品衔,参预新政。光绪帝召见谭嗣同等人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士为知己者死。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任使谭嗣同倍受感动,他认为施展抱负的时机到了。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皇上竟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手里。维新派与顽固派势同水火,剑拔弩张,矛盾异常尖锐。面对荣禄、怀塔布、刚毅等守旧势力的责难,维新派总是针锋相对、毫不示弱,谭嗣同言辞尤为激烈。
或许是非常之世必用非常之法,谭嗣同当时提出的一些变法主张是令人称奇的,甚至是惊世骇俗的。他大力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他批判封建小农思想的崇俭非乐,主张通过消费刺激经济发展。同时,他还鼓励通商:“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在政治上,他主张将西藏、青海、新疆、内外蒙古等西部地区卖给英、俄,以卖地收入偿还不平等条约的欠款,为维新变法提供资金。他还提出了废除科举、裁汰冗员、创办新学、开放言论等一系列变法主张。这些变法主张严重触动了封建腐朽势力的根本利益,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欲废之而后快。
山雨欲来风满楼。顽固派的疯狂反扑终于开始了。慈禧太后欲借小站阅兵之机废黜光绪帝。软弱的光绪帝效仿汉献帝向维新派秘传衣带诏说:“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接到衣带诏后,谭嗣同等人捧诏恸哭。顽固派的霹雳手段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而皇帝只是一个傀儡,对此没有任何办法。环视满朝文武,袁世凯是支持维新变法的,而袁又是一个实权派,掌握着兵权。在这紧要关头,他们只能求助于袁世凯了。为笼络袁世凯,在谭嗣同的建议下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官职,许以恩惠。
为打探虚实,谭嗣同亲自造访袁府,直接对袁世凯说:“你认为皇上是个什么样的人?”袁世凯拱手道:“当今皇上乃是旷世圣主!”谭嗣同又问:“天津阅兵之事你可曾听说?”袁世凯说:“已有耳闻。”谭嗣同拿出密诏说:“今天能救我圣主的人只有袁大人了。你如果愿意救那就去救;如果不愿救,可以砍下我的头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换取荣华富贵!”以手做出砍头状。袁世凯见谭嗣同身上似有利刃,如不答应,可能要血渐当场。袁世凯正言厉色地说:“你把我袁某当成了什么人!皇上是你我共事之主,我们都受到皇上的恩惠,救护皇上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于是二人开始商讨天津阅兵时营救光绪帝的对策。谭嗣同对袁说:“你的军队受荣禄所节制,而荣禄平日对你不薄,你应当如何处理?”袁世凯金刚怒目说:“杀荣禄如同杀一条狗罢了!”天真豪爽的谭嗣同轻易相信了袁世凯。谭嗣同走后不久,两面三刀的袁世凯赶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向慈禧太后告发,戊戌政变旋即发动。
六、我自横刀向天笑
9月19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再次垂帘听政。她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并传旨封锁京城,派出3000军兵抓捕维新人士。南海报馆被查抄,康有为被捕,梁启超逃入日本公使馆。而谭嗣同却从容不迫,以待抓捕。谭嗣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给妻子李闰的信中说:“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不喜不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闲话。”这些信是他对妻子的殷殷嘱托,为妻子日后面对他的死做心理铺垫,其至情至性,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戊戌政变发生后,清廷并没有立即抓捕谭嗣同。利用这个时间,谭嗣同抓紧办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他去日本公使馆去见梁启超,将自己的著作辞稿诗文及家书等托付梁保管,并对梁说: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第二件事是和大刀王五等义士商议营救光绪帝。而此时紫金城内重兵把守,戒备森严,朝廷已布下天罗地网,救皇上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谭嗣同不愿义士们做无谓的牺牲,遂放弃了救皇上的计划。见“欲救皇上既无可救”,谭嗣同觉得该办的事已经办完了,他决心以死来酬谢圣主!
第三件事就是他含泪给妻子写下了最后的家书,其文如下:
闰妻如面:
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迎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
戊戌八月九日,嗣同
第四件事就是谭嗣同伪造了父亲谭继洵写给自己的家书。他以父亲的口吻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并声称断绝父子关系。其信如下:
复生:
你大逆不道,屡违父训,妄言维新,狂行变法,有悖国法家规,故而断绝父子情缘。倘若不信,以此信作为凭证,尔后逆子伏法量刑,皆与吾无关。
谭继洵 白
写完后,他如释重负,长长出了一口气。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既然以身许国,就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了。这封信或许能够让父亲免于牵连,不至于让父亲晚节不保。想到这里,她的心里轻松了许多。做完这四件事,他心中似乎了无挂碍,只待被捕了。
就在谭嗣同被捕前一日,数名日本志士来造访浏阳会馆。他们力劝谭嗣同东游日本。“谭君,中国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阁下之雄才,何愁不能东山再起?”日本志士言辞极为恳切。谭嗣同婉言谢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日本人走后,又来了一批人。这批人是革命党首领黄轸(后改名黄兴)派来劝谭嗣同去南方领导革命的。当他们说明来意后,谭嗣同有些愕然。他痛恨慈禧太后,痛恨腐败的朝廷,但从来没有想到要革命——用暴力推翻清政府!他表情凝重,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思考着这个重大命题。或许他们是对的,我们只是做了历史的反面教材。而这反面教材也是极为重要的,倘若没有变法的失败,没有人流血牺牲,又怎能唤醒亿万民众,又怎能激发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救亡道路呢?想到这里,他的心里略有一丝宽慰。然而,他还是拒绝了革命党人的盛情邀请。“我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后来的事由后来人去做吧!”说毕,谭嗣同闭门谢客。
9月24日,谭嗣同被捕入狱。从被征召入京到被捕百天的时间里,谭嗣同经历了一场政治变革的惊涛骇浪。而他身处风口浪尖,欲力挽狂澜于即倒,却被风浪打得粉身碎骨。这是他早已预料到的,自古舍身求法者无不是血荐轩辕,身首异处。商鞅如此,晁错如此,他亦如此。昏暗的牢房里除了一张床和一盏微弱的油灯外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墙壁了。谭嗣同身披镣铐来回踱着,镣铐发出哗哗的声响。此时他担心的却是同志们的安危。“康先生和卓如是否已经转危为安?他们现在是否已经到了日本?”他暗自思忖着。他想,同情变法的人们一定会搭救和帮助他们的。留下来的人和逃去的人都是光明磊落的,他们就像两座昆仑一样肝胆相照着。想到这里,他在墙壁上奋笔疾书起来: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写罢掷笔。他忽然感觉桎梏消失了,忧虑也消失了,自己进入从未有过的大自在之中。而那盏油灯微弱的光仿佛把整个世界都照亮了!
9月28日,谭嗣同被压赴北京菜市口行刑。在去刑场的路上,围观的老百姓纷纷向谭嗣同等人扔菜叶和鸡蛋,嘴里还叫骂着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囚车中的谭嗣同肝胆欲裂!慈禧太后骂他,荣禄等人骂他,他都毫不在乎;而他为之流血牺牲的百姓骂他,他是不可理解的。在叫骂声中,他的脑海闪现出了袁崇焕。二百多年前,袁崇焕也是在同一个地点,在同一片叫骂声中被凌迟处死的。百姓们争先恐后地买他身上剐下来的肉,一边嘴里嚼着,一边骂着乱臣贼子。愚昧的民众啊,你们几时能够醒来!?想到这里,他不禁仰望苍天,泪流满面。他要用自己的鲜血唤醒亿万民众!他觉得死是值得的,至于身后是非功罪,留给后人去评论吧。
临刑前,他慷慨激昂地呐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将谭嗣同恨之入骨的慈禧下令用钝刀为其行刑。谭嗣同被砍三十多刀才绝气身亡。在场的人回忆说:这哪里是在砍头,分明是在锯头啊!而谭嗣同至死都没有吭一声。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谭嗣同真是响当当的大丈夫!与谭嗣同同时就义的还有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林旭等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七、后记
谭嗣同牺牲后,遗骸被运送回家乡浏阳城外的石山下。谭嗣同之墓与青山为伴,与日月同辉,令人肃然起敬。谭嗣同的同乡宋渐元为他提写了一幅挽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谭嗣同的生前挚友唐才常的挽联是: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馀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马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康有为写给谭嗣同的挽联是:
逄比孤忠,岳于惨狱,昔人尚尔,于汝何尤,朝局总难言,当偕孝孺先生,奋舌问成王安在?
汉唐党祸,魏晋清流,自古维昭,而今为烈,海疆正多事,应共子胥相国,抉目看越寇飞来。
梁启超称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赞扬了谭嗣同三十三年中的学术成就,对谭的未竟之业深表遗憾。他还亲自撰写了《谭嗣同传》,记述了谭嗣同的生平、维新变法的始末及其哲学思想。同时,梁启超也是谭嗣同书稿诗文及书信的主要整理者,对谭嗣同的思想和学术的研究和宣传居功至伟。
谭嗣同被害后,他的父亲谭继洵还是受到了株连,丢官罢职,被贬回乡。晚年丧子的谭继洵为儿子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委婉地表达了对儿子维新变法失败的理解和同情。
诗酒仙(人物不详)为谭嗣同作《破阵子·题谭嗣同》一首:
书剑情怀家国,经纶抱负河山。纵马风尘磨侠骨,对策朝堂砺铁肩。兴亡谈笑间。
碧血染红青史,丹心照亮郊原。但得兆民醒百世,何憾人生三十三。名随星火传。
谭嗣同的妻子李闰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痛不欲生,为自己更名“臾生”,取自谭嗣同绝命诗中的“忍死须臾待杜根”。在谭嗣同忌日,她又写下悼亡诗一首:
前尘往事不可追,一成相思一层灰。
来世化作采莲人,与君相逢横塘水。
这首用血泪凝成的诗寄托了对丈夫的无限哀思。谭嗣同死后的一段时间,李闰灯前独对,夜夜悲泣,将无限悲痛化成了诗句:
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
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
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
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此后的二十余年间,李闰孀居于大夫第,扶养亲侄,辛苦渡日。她修建了谭嗣同祠,积极宣传谭嗣同的思想,努力完成丈夫的遗志。她卖掉家产,捐资助学,先后创办浏阳驻省师范学校、浏阳女校等多所学校。她还投身女权运动,提倡女性经济自立、婚姻自由,开女性解放运动之先河。李闰60寿辰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前来祝贺,赠送她“巾帼完人”的牌匾,对她的一生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结语
谭嗣同的一生是短暂而又壮烈的一生。正像梁启超所说: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它在历史的天空倏然划过,留下了绚丽的华光,照亮了整个茫茫的宇宙。
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谭嗣同处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深重的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深受儒释道等中国封建文化的熏染,具有很深的忠君爱国思想。同时,谭嗣同又深受西学影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谭嗣同的思想一方面具有进步性,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对探索中华民族独立富强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具有局限性,欲图通过资本主义改良的方式实现富国强兵,将希望寄托于毫无实权的皇帝,不敢发动民众,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幼稚和不成熟。谭嗣同领导的变法运动严重触动了封建腐朽势力的根本利益,也威胁到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势必遭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凶猛绞杀,以失败而告终。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让人们看到走资本主义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谭嗣同等人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他们的鲜血必会染红史册,激励着后来人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