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

紫川

无数次从那条马路走过，走过我童年少年的一切，一切都被压在马路之下，那么扁平、那么苍白。

车流好像和我的记忆有仇，一辆一辆不停的、反复对准我的记忆碾压过去，不顾我的记忆之殇、之痛。

而我这不死的记忆却在这道路中间树起了我的房子，任谁都看不见，任谁都搬不走！

一

人住在房子的空间里，房子住在人的时间里。

就从头开始说吧。

追溯到外爷童年那个时代，外爷家也算有祖产，那是他家在县城的一处祠堂院，也是他的祖上从侍郎族裔房屋连栋到生活潦倒后赖以安身的地方。祠堂院兀立在方圆十几亩土地的中央，像是一个家族遗留在不显眼处老旧的纪念碑。

坐北朝南的大房子是祠堂，青砖灰瓦，翘角飞檐，木门高大，格子窗糊着麻纸。没有上过漆的门窗开始发黑，一些古旧沧桑潜藏在门窗的裂隙里，让所有的目光都琢磨不透。麻雀不知庄严，住在檐下飞出飞进；鸽子不懂神圣，常蹲在屋顶，在屋脊上留下粪便。

祠堂里的正上方，庄严而神圣地罗列着一排一排的牌位，牌位上写着方方正正的楷书黑字，不同的字犹如长着不同的面孔的人，笔画多的字犹如胖子，笔画少的字犹如瘦子。这些祖先，无计寒暑地站在那里，就是要一句一句的告诉子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占有过生命，占有过辉煌，占有过美妻华屋。

每天早上，吃饭前，他的父亲都要净了手，“吱呀”一声推开门，恭敬地点两炷香，磕几个头，轻轻地退出。遇有重大节日，就要提前把屋顶棚上的蜘蛛网、地面打扫干净，把牌位上的灰尘擦净，合族老小都前来祭奠叩拜。

有一排东厢房，一排西厢房。外爷家住在东厢房，西厢房住着的是外爷父亲的堂弟——他的堂叔一家。

祠堂后面叫后花园。有一棵大槐树，地里种着蔬菜、种着庄稼，长着不知名的草，开着不知名的花。就像南方鲁迅家的百草园。

外爷的童年尽管清贫，但有清香四溢的槐香，有槐树上的鸟鸣，有花园里的蝶舞相陪伴，尤其是那条通往祠堂院的小路，秋天玉米茂盛，人走其中不见人，神秘的幽径，神秘的人，神秘的尽处，让人感觉是要去往一处秘密花园。

清朝末世的动荡，尚未波及到这个偏僻小县，小县城里的人延续着两百多年来的平静生活。外爷的家也算是一个平静温暖的家。

是祖先为他们存续了这样一块地盘，我无法求证一家人与无数先祖的亡灵住在一起的感受，也不知道祖先们在牌位后面对子孙的褒贬。

祖先只是来路的证明，祖先曾经的辉煌并不是未来方向的指南。

与祖先住在一起，祖先也不能救赎他们的子孙一步步滑向泥淖。林则徐的愤怒挡不住迎面而来阴毒的鸦片，鸦片一路北上敲开了北方好多人家的门。父母在他们的房子里，公然在祖先面前，沉沦到鸦片烟的烟雾缭绕中。父母在飘飘欲仙中理不清鸦片与满清天下的关系，理不清鸦片与一处居所的关系，而这些必然的关系，必然的让我们听到了划过天空纷乱凌厉的枪声，枪声撞向那些像父母一样的愚氓，你来我往的争战，开始讲述中国几千年来轮回乱世的故事。

是不是因为抽鸦片烟的缘故，父母把祠堂院属于他们家的那一半房子变卖？外爷在给我的讲述中没有提到。也许是一段耻辱和屈辱？忽然间他家就搬出了祠堂院，另租房子。在别人家熏的黑乎乎的厢房里，父母的大烟枪没有反思，举起，冒着妖娆袅娜的烟，继续熏着自家穷困潦倒的生活。

外爷是家中老大，父母只顾手中的烟枪，让他丧失了诗书之家识文断字的文脉，成为一字不识的文盲，或者只会写他的名字，后来也忘了。他的小名叫“石麟”？抑或“石林”？反正是这个发音。他的学名叫“宗长”？抑或是“宗常”？他笨拙的手写不出来，后来的家谱只由后人妄自揣测了。

贫穷似乎只有贫穷这唯一一条可走的道路。父母把他带进这蹩窄坎坷的道路上。凄然四顾，心事浩茫，他不知道他的命运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一个少年的光明前途，一个人无限的可能。

为了一家人勉以糊口，十岁出头的他，随舅去乡村种地。

那是一个春天，村里要开始耕种了。天气大好，开始热了，但他没有换洗的衣服，还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他告别了他家租居的厢房——房子不好，却也是砖垒就的。他知道去了村里要住土窑洞了。这位惆怅的少年，默默地掮着他的行李，看着母亲越来越黑、越来越瘦、长长的脸像一条长长的苦瓜挂着愁苦悲戚。弟弟妹妹拉着他的手不让走，体弱多病的弟弟的手冰凉，凉的没有一点活力；两个妹妹不停的用袄襟擦眼泪，怕父亲骂不敢哭出声来，但泪中潜藏着的思念还是喷薄而出。父亲像巨人一样的个子，站到院里，遮住了院里一半的阳光。声音洪亮中带点沙哑和痰堵，埋怨道：“教你念书你不念，你受一下苦试试！”把老子的无能冠冕堂皇地转嫁到儿子的身上。

一切从头开始，生活换了模样。外爷来到乡村，手扶锄镢，跟在牛后，学习耕作。

锄把磨破了手，镢尖砍破了脚，牛尥蹶子把他踢倒，一日复一日的劳作……。多少汗被深厚的黄土地淹没，多少泪默默的流在少年心里，多少说不出的苦打磨着他的骨头。

那个叫寨子河的小山村，那里的天空、小河、炊烟、绿树，羊膻味、牛粪味，渐次走进他的心中，渐次填满他的童心，撑起他刚强的胸膛；那里的塬坡、田地、老牛以及耕作农具逐渐与他熟悉，结为一生的友好。

多少次，他就像工蚁背着一粒草籽，工蜂含了一口花粉，像一只孤雁驮着北方的秋天艰难飞向南方的温暖。扛着、背着、担着他生产的粮食蔬菜送给在县城的父母。这一路20多里，爬坡下坡，趟水过河，叩响城门，穿街过巷，说短也短，说长也长。因为，这一路也许抓壮丁他有去无回，也许碰上子弹他消逝无影。

但是他的心中只有父母，父母在他心中是天一样的存在。他就这样用年轻纯孝的脚步，不停地奔波于维持父母生命、维持家庭生活的道路上。

黄土荡进了他坚实的布鞋里，在温暖的小河里洗一把脸，歇一下脚喘口气，望望天上闲云轻游，心不自觉的向着天的远方想去。路上很少行人，孤独的少年踽踽独行时，有没有想过，在县城他无房无地，在村里他无地无房，他是一个家庭造就的盲流，也是一个时代造就的盲流，他是一个年轻的流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赤贫阶级。他有没有对房子的渴望？对一个家庭归宿地的向往？他敢不敢这样想？他的心中所想向谁倾诉？

他生来就是背日头的，他对黄尘小道上飘浮的灼热的日头，已经感到麻木，再是流火也烤不倒他。他十分倔强的甩掉头上的汗水，一阵风吹过，吹来咸咸的味道。

卑微渺小，命运轻贱，已经决定了他的人生一直处在世界河流的下游。他不属于他自己，他就是大地上一只渺微的蝼蚁，随时随地都会遭遇残忍大脚的践踏，他是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再把他蹂躏。

好在他活了下来，没有成为乱世的饿殍和刺刀下的冤魂，而成为未被血海淹没的那一个。在乱世中能够苟活下来，这对一个中国的农民是多么的不易，又是多么的幸运！但是惊恐的梦魇常常伴随着他人生的长夜，枪炮声已经震垮了他的精神。

进入另一个时代后，面临的是另外一种命运的抉择，当你有祖产时，你就会成为与人民对立的阶级，自然他不敢成为与人民对立的阶级，弃之如敝屣的放弃了与祠堂院相认的权利——也许那里还有他们家的一部分，成了村里的贫农——在村里也是租居别人家的土窑洞。

外爷秃头黧面，清瘦有力，沉默孤僻，独来独往。乱世的浪淘风簸把他淬炼成了一个性格倔犟而又古怪的农人，就像地畔上孤傲的杜梨树。经受了父母对他青春的蚕食，两个妹妹远嫁乡下两个妹夫均因地主身份惊恐离世，弟弟无医而治夭亡，自己生育多胎而不得子，小女儿因医疗事故撒手人寰，只剩一个女儿的一次次打击，一次次对他精神的戕害。他失去的太多太多，失去不敢索要，有话不敢说出，有理不敢申辩，有屈不敢鸣冤，他的精神被挤压的越来越瘦，他的话语权被掐死在喉咙中直至沉默不语，他的追求已变得越来越小，甚至没有追求，只求饱腹而已。

他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人，一个拴牢在土地上的农人，一个一无所有的农人，一个沉默寡言——连言语也被时代剥夺了的人。他彻底的认了命，认了农人这个身份。在日日夜夜与农村的相处中，他已把他的土地、他的犍牛，他的锄、他的镢，他的春种和秋收，他的粮囤里那些可以活命的粮食视为他生命的全部。

与其说相信一些人，相信一个社会，不如相信一片土地。在大地上劳作，风不管他，雨不管他，日不管他，月不管他，他的呼吸是顺畅的，他的汗水是清白的，他的心是自由的。

一纸批文让他们兴奋了好些日子，一纸批文像一个家庭的救命神符，一纸批文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走向。

1966年，做乡村教师的外婆退休了，她有一笔几百块钱的退休金，——在当时这不啻为一笔巨款。同时手中有了一张建房手续。外爷、外婆和大姨、姨夫一道开始在县城构筑新房。

外爷、外婆从小在县城长大，此番作为手无寸土者，又打回了县城，挤进了县城的缝隙，厕身于县城的边缘。与他们为邻者，同时获得地基的十余家，大都是外地人，手工业者。有积蓄的，也修一排房，无积蓄者，就地在城墙上掏个洞，用破砖往出接一截，安了门窗了事。乱世后人间的喘息，只要能将息就行，谁也顾不上讲究许多。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建筑运动，就像金丝燕和着血丝从自己的胃里吐出分泌物构筑巢穴。钱有限，能省则省，四个大人撸袖挽腿，一齐上阵，当劳力工。从批地基，到备料——胡基是自己打的，砖是自己雇人烧的，又从砖厂拉回来的，木料是到四五十里地外的林区砍的，石头是在河滩里捡的等等，到请工人修建，两年的时间他们都在小县城里忙碌着。每一个清晨睁开眼都有要干的活，每一个人都有干的。

四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房子，神圣的就像玉皇大帝的天宫玉宇。

我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趴在外婆的肩膀上，睁着我赤子的眼睛，看着他们忙碌的一切，看着一堆东西在热望中汗水中变身为房子。

外婆背上的汗水濡湿了我的衣服，我感觉我越来越紧的贴在她的背上，化作她的肌肉，成为她力量的一部分。

外婆的脸晒的微黑，汗水不停地从她脑门上冒出来，没有手套，两只手上都缠着破布。她一趟一趟的从砖摞前把砖搬到工人垒墙的脚手架上，我感觉到外婆搬着砖时，砖的沉重要把她压入地底；而她举起砖时，砖的耀眼，要把她吸入太阳中。

外婆低身时，我看见了她干瘪的乳房，闻见了略带汗腥味的乳香，我咂吧咂吧嘴，又咂吧咂吧嘴，太阳及时的送过来一批热浪，熏的我昏昏欲睡，我的头沉沉的偏向一边，嘴角流出如丝般的亮晶晶的涎水。

外婆一回头，见我睡着了，顿时迸出了眼泪，“孩儿，你睡着了，孩儿，婆婆把你送回家去睡。”外婆抹了一把和着汗水的泪水，一时间想起了她青春早逝的女儿，大辫子一甩一甩，走到她跟前，叫着“妈！”倏忽女儿的身影消失无踪。

我在梦乡，望见母亲来了又走了，她仅仅是摸了一下我的头，拍了拍外婆身上的泥点，她像风一样，或许她就是一阵风，或许她化作了一阵风。

一阵轻轻的风。

那是1967年的夏天，似乎1966年就没有秋、冬，1967年也没有春天，酷热一直没有褪去，有很多人在酷热中疯狂奔走，有很多邪火在人的心中燃烧，大地就像一片火海。

但是，我一睁眼就看见我的亲人们在忙碌，在安静有序的忙碌，疯狂的病菌没有传染到这里。在这小城的一隅，偶尔能听到街上的锣鼓声、口号声，传到这里淡了、散了。

就像天空始终有一块闲云罩着这里。这里成了另外一个世界，成了一块追求人间美好生活的净土。我的亲人们和中国几千年来的普通百姓一样，避开了社会的嘈杂喧嚣、争斗纷乱，在一片砸烂声中建设着，用他们默默的手说话，用他们的脚行动，构筑着自己的安居梦。

我看见，外爷忙碌着和泥、提泥包，裤腿上、鞋上的泥像漫天的星星，外爷穿着一件白布汗衫，古铜色的皮肤和白布汗衫产生了强烈反差，仿佛一张白纸包着一块黑炭。扁长如西瓜似的头颅剃的发亮，汗珠子在他的头上如点点豆火。他的牙早早的被岁月撼动，在嘴里像万年的溶洞里的孤零零的几颗钟乳石。他冷峻固执、沉默寡言、精神有力，他是黄土地里埋了万亿年的龙骨，依旧坚硬骨鲠。

他在紧张地把失去的夺回来，他在替自己的无能赎罪，他在与苦难对抗，他在安排着自己的后半生，他在安妥着自己的心，他在安顿着自己的生命。

二

房子建好后，外爷和外婆也搬回了县城。

而我，就开始由外婆抚养，和他们睡在一条炕上。这间小小的房子，被炕占去了三分之二的空间，而我的空间就是炕，在炕上吃、在炕上睡、在炕上玩。

外婆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中等身材，走路挺着腰，昂着头，一身的儒雅之气，面如满月，皮肤皙白，与人说话常带和悦之色。

外婆也是一位时代的弃儿、城市的失地者。

父亲早逝，母亲迫不得已改嫁，姐弟三人跟着瞎叔叔生活，瞎叔在家里开着一间药铺，兼为人算卦，勉以维持生计，此后小妹夭亡，弟弟当兵患病而死，她和三妹出嫁——都在村里。她们只是名义上的城里人，县城只是她们名义上的娘家。

多少年后，当她坐在自己新修的房子里的时候，她用眼睛抚摸着这一砖一瓦的时候，享受着院子里的清风的时候。她想起10岁时，父亲在外地暴病而亡，拉回自家院里，蜡黄无息的脸，想起父亲满是冻疮、粗粝冰凉的手，耷拉的手臂像一截干柴棍，眼睛欲闭还睁，不忍弃世的一丝目光。一阵寒风，把母亲的哭声刮到了天上，又一阵寒风，把姐弟几个的眼泪像雪花样飘满了父亲的全身……

她想起母亲改嫁要走的那天，夹着仅有的两件破衣裳，面对四个孩子，满脸悲戚的不知道安抚哪个——也许在之前她早已安抚了无数遍。来接她的驴车停在门外，一个畏畏缩缩的陌生男人，和叔叔说着什么。母亲被那个陌生男人扶着坐上了驴车。14岁的她拉着病恹恹的二妹站在大门外，三妹和小弟都站在她的身后。四个孩子的哭声，要比死去父亲更加凄厉，更加凄厉的穿破了生活的黑洞。

叔叔出来喝止他们不让哭，不让他们跟着母亲的驴车出巷子。

初春上午十点多，日头只晒到巷子的西面墙上，驴车悠悠的往巷子外走去，检阅着阴郁的东面墙，在萧索不平的巷道上留下了伤悲的辙印。驴慢吞吞的拉了一路热腾腾的粪蛋，缓缓的冒着热气。

母亲一跃跳下驴车，扑在丈夫家的门槛上，放声长号……。叔叔说：“不要哭了，都没办法……”不懂事的弟弟拽住妈妈的手，“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叔叔一把把弟弟拽住。母亲知道，她这跨出去，再不能迈进来。在这重大的人生变故面前，外婆的心灵受到了怎样的打击？精神受到了怎样的撞击？这样的血和泪怎样蜿蜒曲折的流过她的心里？做为长女——亦是弱不禁风的她，在后来的道路上挑起了多大的重担？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些外婆都没有讲过。

她想起二妹的夭折。她因父亲去世断了学业，在她的再三央求下又进入高小读书。一放学回来就帮叔叔抓药记账，照看弟弟妹妹，给弟弟妹妹缝补衣服。天天给二妹熬药，在院里垒几块半砖，支起砂锅质的药锅，不停的添柴，看药的多少。她常常出神地看着那些忽大忽小的火苗，想着父亲在的时候一家人的美好时光，想着有父母的同学围坐在炕火边的幸福时光；她常常出神地看着药锅里冒出的蒸气，天天抓药，她习惯了药味，她的身上就带着药味，她闻到的是熬出的药香；她想着，某一碗药喝下之后，二妹突然坐起来，健步如飞，拉着她的手也要去上学……。

药熬好，她给二妹端到跟前，喂二妹喝。二妹走路没有力气，坐着没有力气，躺着也没有力气，脸没有血色、蜡黄瘦干。二妹拉着她的手说：“我不想死！”她说：“这碗喝下去你就好了。”她把二妹搂在怀里，二妹说：“我还是死了吧！”她说：“不要瞎说，年轻轻的还活的长着哩！”

二妹就在她的怀抱里闭上了眼睛，闭的无声无息。

二妹悄悄的走了……

她想起，她出嫁的时候，没有衣裳可穿，翻出了二妹夭折后亲戚送的一块红绸子，这块织着富贵不断头图案的鲜艳的红绸子曾盖在二妹瘦小的遗体上。二妹没有穿过绸子，二妹盖过绸子了；二妹盖过红绸子，却没有把红绸子带走。一块绸子，对她们像珍宝一般，她把这块绸子珍藏了起来。她也没有穿过绸子，现在，她结婚呀，她要穿一回绸子，这块红绸子尚留有二妹的余温，留有二妹的气息，留有二妹清澈的眼睛，留有二妹浅浅的微笑。她感觉二妹是她的伴娘，二妹在她结婚的一天里无所不在，红绸子的红在她结婚的一天里一直在她的眼前晃动……

她想起，16岁的弟弟当了兵——老百姓贡献了多少子弟用于打仗，打仗的双方都是老百姓的子弟，他们本无仇，是纠集他们的头目争逐地位权力，把他们当做炮灰。个头没有多少高，胳膊没有多少粗，力气没有多少壮，胆量没有多少大。仅仅一年就传来弟弟的死讯，他没有战死，而是病死在战场上。那个叫“金柱”的孩子，那个叫“金柱”的小伙子，那个承续李家血脉的儿子，那个拖着鼻涕找妈妈的孩子，那个跟在姐姐屁股后面喊饿的弟弟，那个背着枪步履艰难的士兵，那个在中国战争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军人，被一场疟疾断骨吸髓般夺去了生命……。为了要弟弟的骨殖，她和外爷跑了几百里，冒着枪弹的危险，硬是一路背回来，安葬在祖坟。一路上，一走到无人处，外婆就含着泪喊道“金柱回家了！金柱回家了！”山谷里、树梢头、巉岩上到处回荡着她的呼唤，不知道她的弟弟听见姐姐深情的呼唤没有，听见姐姐代表全家人泣血的呼唤没有！

……我睡着时，外婆把我绑在摇车上，常常我尿湿褥子，湿的难受，脚蹬身扭，百般突围，终不成功，最后放声大哭，没有人理，我的声音就占据着房子，绕梁不绝。

我失去了母乳，我已从最初的面糊糊、米汤，到开始吃饭了。有时候外婆从鸡窝里掏出一颗尚有余温的鸡蛋，攥在手中，攥进屋，在那口乌黑的铁锅上给我蒸成水蒸蛋吃。外婆在碗里舀一勺，吹一吹，然后又放在她的嘴里试一试温度，不烫了，才喂进我的嘴里。我欢快地吃着，把外婆的手、把碗、把小勺都当做我的亲人。我的食物带有外婆的气息和温度，外婆是否把她的气质和文化也喂给了我，让我在今后的生命里蕴染她娴雅的气质，体现出一点文化的禀赋？

在房子里，我骨碌碌的眼睛跟着外婆转着，也跟着食物转着。在房子里，我是不是开始懂得了亲情？婴幼儿期，有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全部身心地照护着你，喂养着你，将你的生命视作她的生命，或将她的生命视作你的生命，这是不是就是亲情？外婆眼睛里漫溢的是不是就是亲情？我眼睛里锁定的是不是就是亲情？

亲情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心中。直至我人到中年，直至外婆人到老年，都能看到她视我如婴儿般的目光。那目光，从我婴儿的房子里，走进我的一生，跟随着我，照拂着我……

炕墙脚的正中钉了一个铁的圆环，圆环上拴了一根红裤带。我一个人时，腰部被绑上红裤带，这根红裤带的长度就是刚够不着炕沿的长度，够着炕沿我就有摔到地下的可能，那个铁环就是圆规的圆心，而我只能在这圆规范围内画半圆。

常常在没人的时候，我坐在靠近窗沿的地方，出神地望着玻璃外面的世界。

一个小鸡窝，住着十来只鸡，鸡们在院子里自由自在的追逐觅食，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小鸡四下里好奇地张望着，脚步轻轻的放到地上，小嘴轻轻的交流，我感觉每一只都是我，每一只都代表着我，我也是这样毛茸茸，我也是这样小可爱，我也要奔跑，我也要自由呼吸。

麻雀也飞到院子里与鸡争食，轻盈活泼，始终愉快的蹦跳着，或在空中飞舞着，它的上下翻飞，让我的眼睛不够用，让我的心也跟着它飞了出去，我的心成为它的一根羽毛，一根轻轻的羽毛……

一只喜鹊在院前邻家的屋檐上冲着我喳喳叫，它在叫我出来，它要培养我的翅膀，培养我嗓子里的喜气，培养我生命的乐观气质。“喳喳喳”，我跟着喜鹊学着，学它高兴的表情，喜气的音调，对待生活的态度。

阳光，从窗户玻璃中进来，我抓了一把，又抓了一把，阳光在我娇柔的小手里没有少也没有多，没有被我揉碎捏烂，没有被我挤去明亮的品质，甚至我也撕不开它敷在我脸上的膜，赶不走我背后的影子。阳光就是粘在炕上、粘在身上的一种东西。

我两三岁的幼儿期，就是与两个老人、一间房子这样慢慢慢慢度过的。两个老人一年比一年老，一间房子尚新，老人的怀抱，和这房子里的炕同时接纳了我。

我就是在这间房子里胡思乱想，开始培养我的忧郁气质，开始培养我的想象力，开始启动我的人生旅程。

三

童年的记忆中，房子里整天都有一股香的气味。

打我记事起，就看见外爷、外婆在房子里拜佛。房子正面，摆着两个紫红油漆箱子，箱子上，放着一个黑边水银脱落的斑斑驳驳的穿衣镜，穿衣镜前放一个破旧的香炉，穿衣镜后放着一卷破旧发黄的观音画像，早晚他们把观音像取出来，轻手轻脚的展开，小心翼翼的搭在穿衣镜上，对着观音叩拜。观音微启着眼睛，她的一只眼像早晨的日出放射出无尽的光芒，一只眼像黄昏的落日收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她同时告诉你光明和黑暗、善和恶的存在。拜佛只需要点上两炷香，他们不会全本的经书，而只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香味在房子里弥漫开来，透射着一种肃穆的气氛。

房子结束了外爷的劳动生涯。大姨一家入社在城郊，外爷只是在夏天的时候住在田边的瓜棚里，照看种植的蔬菜，入冬后去砍蒿柴，背回一捆一捆的铁杆蒿柴，在院里摞成一大摞，够一冬天用。没事的时候，他常常提着个马扎，去街边看斗争戴着白纸黑字牌子的人，看又宣传什么新指示呼喊什么新口号，看民兵全副武装训练，看古楼下的大辩论，和古楼满墙的大字报——他当然不识字，只知道贴的多，能看出笔画里的疯张狂妄、无法无天。

那些南来北往的人，在他的眼里没有两样，解放前的那些人换成了现在的这些人，也许过上多少年又会换成另外一些人，这些人都与他无关，这些人的政治都与他无关，这些人的社会都与他无关。

他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人，派来冷眼观察这个世界。

更多的时候，他靠在他的铺盖卷上，或者枕着油渍的枕头睡觉——为了不让头油污了枕头，铺上两张纸（包装纸、牛皮纸）枕着，等头油渍满时再换两张。

在他回城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在这间房子里，就这样靠着铺盖卷，枕着枕头睡着、醒着，醒着、睡着，从他流过的汗水里拧出思想，从他苦命的一生中淘澄出哲学……

他的哲学是佛，他的行止是善。

也许，在他们的小女儿走了以后，他们会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动力，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牵挂，像剥了一层又一层的竹笋，越来越少。他们会一直在山村租来的土窑洞里居住，一直坚持着不再进入带给他们伤痛的县城，一直在那出门见山、岑寂静寞的山沟小庄静静老去……

但是，他们还有大女儿，还有大女儿一家子，还有小女儿留下的孩子——我，还有了房子。

房子带给了他们希望，同时也没带给他们多大的希望，只是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只是回到了县城，只是……

外爷已经年过花甲，外婆已经年过半百，他们的前半生淹没在苦难的海洋中，苦难腐蚀着他们的青春和奋斗，一点点的麻木了他们的心。

房子盛得下身体，却装不下苦难。

香炉里的三炷香袅袅的燃着，轻轻飘飘，飘飘轻轻，再沉重的心灵遥寄飞鸿，都会这样如空如气、如幻如影。他们不善言辞，或者他们的苦难无法用言辞所形状——苦水绵密的针脚让他们透不过气来，他们找到这样一条通道，通往上天的通道，告诉上天他们过去的苦难，祈祷上天他们今后的平安。

我常常看着他们作揖磕头，弓着苍老的身躯，像一架老旧的机器前仰后合，迟钝缓慢，吱嘎吱嘎响的腰腿骨，像陈旧的齿轮正在宣告一场演出的谢幕。嘴里虔诚的叨念那两个词，“阿弥陀佛”，这是一个佛，好怪的名字，“观世音菩萨”，这是一个菩萨，“观世音”又是什么意思？以我的幼小无知，我没见过这两个人，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我不知道这两个词对于世界、对于哲学、对于宗教的意义。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外爷的一生不抽烟喝酒，没有当过官发过财，没有谋害过人。他无欲无求，信佛后为此不再茹荤，号曰“斋公”。外婆一生从教，热爱事业，杏坛树人，获得褒奖无数。他们的交游简单，外爷就是一个道士、一个和尚而已，外婆就是她青年时期女子师范的同学——后来大多是她的同事而已。这就是他们复杂又简单的一生，苦难又辉煌的一生。他们已在生活中修行，他们又在佛界中参悟，他们本身就有慧根，他们已经种下了善种，他们轻而易举的升华到了妙明真心的佛之最高境界。

至今，我记忆中的房子里还是他们作揖拜佛的身影。只是，这两个人，连同他们的房子，连同他们的佛，都不见了踪影。

至今，我知命之年的耳朵还回荡着他们的声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明亮又暗哑，涩苦又回甘……

四

我就是外爷、外婆在医疗事故中失去的小女儿留下的儿子，外婆不舍得把我送与农家，成为“农业社户口”，成为跟在牛屁股后面的农家孩子，含着眼泪把我抱了回来，像亲子般一粥一饭养育着我。

在这新修的房子里，在外爷、外婆的炕上，我新奇地看着这一切。

这是一块地基，但也不是一块地基，确切地说是城墙的一个边。紧挨着土城墙的里子修了3间小瓦房，我记事的时候土城墙还有三、四米高，这是古隰州城的西城墙，墙外是三五丈高的立崖。城墙是明朝时重建的，应是削外面斜坡之土为崖，将土提升上来，版筑为城墙。在古代，有如此高度，足以抵御匪敌的侵扰。

因此，我们的房子靠着的是一段古代文明，是一段古代文化的记忆。但是在热兵器时代，它已功用尽丧。

房子的进深大概只有5米，间口宽只有2米5，基础是石基——捡来的石头，青砖立柱，墙的主体主要是土坯（掺有石灰，模子里脱成比砖块大的坯子），房顶是两面坡，木料的梁檩，上面覆之以青瓦。这是三间放到哪里都不起眼的房，勉强称得上房的房。三间房，我和外婆、外爷住着一间，大姨一家子住着两间。吃饭都在一块。

建起房子，燃旺激情的是姨夫。

姨夫的父亲是一个能吃苦、肯吃苦、会经营的人；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小农，有百十亩地，县城甚至有房产；他生养了五个儿子，眼里满是子孙成堆骡马成群粮食成囤生活的美好；他的心里藏着秋天的收获，陶醉在一场场的金黄中。他是在那场重新分配土地的运动中惊吓离世的。一时间，姨夫的母亲成了悬崖边的羔羊，在自己随时有被推下悬崖的危险情况下，本能地护雏，尽可能的让她的孩子们能活下去。靠自己无望了，靠别人吧！老三、老五送了人当养子，老二当了兵，姨夫是老四，送到县城药铺当学徒。一个家就此骨肉分离，除老大在母亲身旁外，都各奔东西了。

新中国成立，后来公私合营，姨夫成为县药材公司的正式职工。对于县城他永远是个农村孩子，对于农村留给他的只是童年苦难的回忆。他的农村已无立锥之地，他的县城也不是他的。结婚前住在单位。结婚后租人房屋，受人白眼。他对房子的渴求太强烈了。

建房时，他亲自去林区伐木料，肩扛着一个粗壮大木，往山下扛，脚下一滑，木料砸中了他的脚，脚被砸的翻了360度的个，他忍着伤痛，把脚扳了回来。森林中，所有的树都看着他，看着他紧咬的牙齿，变形的脸，额头陡然冒出的汗珠，树叶纷纷落下来……。整个修房过程中，他都是跛着脚，忍着痛干活的。好在经过正骨，他的脚并无大碍，没有落下残疾。

院子至前排邻居大约有10米。我记事的时候，西面有一溜小房子，西南角是茅厕，在西面靠近正房的城墙边穿了一个洞，斜坡下去，下面种了两条地，地里种了菜蔬。

当我们现在住进单元楼，何曾从心底里激发过建设家园的激情？是的，说到激情，我要把这个词隆重地献给姨夫。直到我已近知命，回想起跟随姨夫在院子里搞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建设，花的那些功夫，流的那些汗水，我不得不由衷地发出赞叹，赞叹姨夫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对家园的无限热爱，对劳动的无限热衷。我觉得天底下再找不出姨夫这样激情为家的人，再找不到他这样热爱劳动的人。

城墙外的两条地，种了好多蔬菜，只要一下班他就担水浇苗，或侍弄菜苗，我们就抬水，或者跟着拔草。城墙外，阔大的河川风很劲，阳光无遮无拦，菜长的很茁壮，绿的绿红的红，菜都成了我们长身体的能量。

没有几年就把西面的城墙全部推倒。姨夫下了班挖，表哥那时也上了班，星期天领着他们的同事来帮忙挖。城墙土的构成是黄土掺着胶泥土，再夯筑起来，十分的坚硬，一洋镐刨下去，只刨出一个白点。一镢一锹，谈何容易？但他们用移山填海之手，扳倒城墙，土垫到西面，做起了一丈高的石塄。

这是在圈地，圈回来的就是自己的。从唐代建起的城池，虽然城墙没有唐代那么古远，是明代维修过的，但从明代算来，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一千年来的州人，谁也不敢想他们的城墙将会废弃不用，他们的城墙上将会矗立起民房。这是一个摧毁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建设的时代。一千年来的州人，谁也不敢想他们将来在哪里，将来的这个城市由谁来建设。是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进城了，也许他的祖辈几百年来一直都是农民，甚至有的一辈子没有进过城。但是改朝换代后，命运把他安排在城市，安排在这块城墙上，他在城市扎下了根，在城市有了地盘，又在城市不断经营扩张着自己的地盘。

他想起自缢而亡的父亲，失去了他农村的土地，失去了他的生命，失去了他的一切。一根绳子，一根细细的绳子，一根苦痛的绳子，一根如刀子一样锋利的绳子，一根如子弹一样穿透气息的绳子，让他没有进入到新社会，让他没有赶上改朝换代。

然后是在院东面修起了小房，小房前种了一棵梨树，夏天的时候，梨一天天在长大，吃完晚饭，院里铺了一张凉席，坐在那里听大人们说古道今、说长道短。月光从树叶间透下来，树叶在微风中明亮地摇曳，梨像悬挂在树上的星星，年代退去，时间退去，我们就像古人，就像坐在古时候苍茫的大地上……。不知不觉就瞌睡了，睡在凉风的怀抱里，迷迷糊糊又被外婆叫醒，拉回到家中入睡。

外爷、外婆，大姨、姨夫，加上我们六个孩子，十口人，每次吃饭都很热闹。不管是干面、汤面、窝窝，蒸南瓜、蒸土豆，很快一锅饭就会风卷残云般扫光。看着这个人头攒动、人欢马叫、人丁兴旺的景象，姨夫想起了12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往县城送他当学徒的情景。

母亲再三吩咐他，要他好好跟着干，要不没活路。

12岁的他背着行李，穿着那双开了口的旧布鞋，脚指头倔犟的伸出来，紧跟着母亲，一脚一脚爬着崎岖陡峭的山路，黑红黑红的脸气喘吁吁的，听着母亲一句一句的话，母亲过早的花白头发一直在他的眼前飘荡。汗从他的头上一直流进了心里，心像苦井似的。越走他越明白了，这是他的命运之路，走不出去，返回来，他就要饿死，被村里人们困死，或者像三哥一样送人。

一个12岁的孩子，还不明白“命运”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就被强行押解上命运这辆战车。

他擦了一下头上的汗，回望了一眼沟里他的村子，他家的那眼土窑洞，窑洞前的老槐树，老槐树上硕大的喜鹊窝。他想起了父亲，父亲草草地埋了。他被人从邻村的学校里叫回来，人告诉他，他的父亲死了。父亲已经被装进一个薄薄的柳木棺材里，柳木板湿漉漉的，泛着刺眼而悲伤的白，有的地方还往出浸水，一滴两滴几滴，像父亲在棺材里哭出的眼泪。他惊恐，他呆滞，他手足无措，他不知是叫一声爸爸，还是摸一下爸爸，他不知是摸爸爸的脸，还是摸爸爸的手，他愣愣地擦了两把泪。

父亲走了，窑洞里的人在不断减少，母亲领着三哥走了，三哥没再回来；母亲领着五弟走了，五弟没再回来；二哥看见这种情况，出逃了，后来才捎信回来，说他跟部队走了。

他看见，母亲是那么焦灼烦躁，担惊受怕，六神无主。粮食被全部拉走了，衣物被全部分了，这个家里只剩下炕席和简单的几件炊具。很多人兴奋的从他们家拿东西，关系甚密的亲戚朋友不敢接济他们家一口粮食，甚至不敢和他们说一句话。沉默寡言的老大，每天都是挖些野菜归来，村里没有人敢跟母亲说话，母亲自己也不敢说话，三个人的眼里常含着泪，三口人在这孔沉默的窑洞里沉重地生活着。

父亲在世时的一切平静美好全没有了，一切都虚幻的存在于黄土中，一切都呈现了一无所有的苍白，一切都那样死气沉沉安静的可怕。

他的泪和着汗流了下来，他轻轻地擦拭着自己的眼泪，小心地伪装自己的伤悲，不让母亲看见。他把泪和汗甩在了黄土的小径上，甩在了小道边不知名的野花上，他看见泪和汗在空中透亮仓皇像流星一样划过。他的破鞋子一脚一脚的坚决地和这个小山村告着别，鞋子里是昨天或者前天，抑或是前几天灌进去的黄土，村子里的黄土，黄土地上的黄土，他要把这些黄土带到县城，陪伴自己的脚。他又看了一眼自己家的土窑洞，那个家，一时间，他生起了恨意，恨这个家不成个家，恨这个家不能容纳他，恨那些见死不救的亲戚朋友。

一只鹞子在他们的头顶盘旋翻飞，一阵风吹开了他的衣角，一朵山丹丹花在他的眼前开的正艳，一只斑斓的蝴蝶在山丹丹花前蹈舞欢嬉……

他走着，坚定地走着。他的心已经飞进了小县城，他的行李已经飞进了小县城，他像鹞子一样将落在一个新的栖息地，他像鹞子一样寻找一次翻身的机会。

……看着这个人头攒动、人欢马叫、人丁兴旺的景象。姨夫心里升腾起的是幸福，而不是愁眉不展；是奋斗的动力，而不是沉重的负担；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而不是对前路的迷惘。

这个年轻人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力气。

八十年代初，外爷在这座院子里去世了。就在我们睡过的炕上，他静静地躺着，他经历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他的苦难从他眼角的最后一滴泪中流出。这位78岁的老人，经历过三个朝代，曾穿过长袍马褂，剃发留辫，曾四十余年一直耕种土地，他是中国士族的余脉，又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他秉持着传统思想希望有子嗣承继血脉，他希望能躺在自己的房子里静静地等待死亡，他希望能躺在自己的炕上默默地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是多少老人的愿望！微薄的希望，这就是中国一个老农微薄的希望，甚至可以说一生唯一的希望。

外爷回到县城后，曾经几次到他的祠堂院探访。祠堂院已经荡然无存，被一个新建的、叫广播站的单位占据。一切可供回忆的东西都没有了，连参照物破砖烂瓦都没有。他落寞地、心寒地、酸楚地背着手佝偻着腰往回走。从此他再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他的内心里还是想回到那个他人生的出发点，但是不可能了，新的社会把旧的家族删除，也把旧的院落屏蔽，把关于一切旧的回忆隔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想，他是彻彻底底回不去了。他虽然躺在自己的房子里，这里却是他生命的异地，灵魂的他乡；他虽然躺在自己的房子里，这里却放不下他的心，容不下他的梦。

他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他轻轻的用手抓着自己的炕；他轻轻的咽了一口气，他轻轻的用眼睛巡礼了一遍自己的房子……

多年以后，我曾到外爷住过的村庄探访，带着景仰的心情，专门去看了他租居过的那孔土窑洞。窑洞的门窗已被拆去，窑洞上部的立面，由于不住人，无人进行排水管理，一大块土塌了下来，掩住了一半的窑口，一半的窑口，像一只黑洞洞的眼睛落寞地张望着世界。

塌下来的黄土稀稀拉拉的长着几株荒草，在夕阳下的微风里轻轻的摇曳，像在诉说一段往事。

窄窄的沟道，一二十户人家，小溪哗哗地流淌，天蓝的没有一点瑕疵，静的只有偶尔几声鸡鸣，沟道下湿地上的庄稼绿的流油。

这就是外爷的窑洞，这就是外爷生活过的地方，这就是外爷生儿育女的地方，这就是外爷生命中经过的地方。

我站在这破败的窑洞前照了一张相，温热的黄土，温热的炕头，温热的过往，一齐涌进我的心里。

一个人的一生，从城里到村里，从他的祠堂院到村里的土窑洞，长征几万里！从村里又回到城里，有了自建房，远征多少个四季！他的一生挣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挣扎在文化与乡土之间，挣扎在命运与抗争之间，挣扎在安放心与安放身之间。

何曾有归宿，归宿在哪里？

姨夫的建设脚步还在加快着。

没过几年，又在原来一丈多高石塄的基础上，加高到五丈，加高到和院子一样平，这样做增加了两间房子的面积，连院子增加了百十平米的面积，这无疑需要大气魄、是个大手笔。然后西面挨着旧房子修了两间一水的砖瓦房，沿西面外墙又修了一溜新小房，院子也大了，房子也新了。崭新的气象，让人陡涨精神。

姨夫经常对我们孩子讲起，他刚在县城当药铺学徒时，药铺老板娘有一天一脸不屑地对老板抱怨道：“这十来岁的孩子，什么都干不了，还不如打发回去。”这句话恰巧让姨夫听见。他怕被打发回村，他怕回到村里吃不饱穿不上，怕受人欺负遭人白眼，怕看见父亲的那根绳那棵树。于是这个穿着补丁衣服，不大吭气，在大家眼里还是不懂事的孩子，发愤认字，认识了所有的药名；炮制中药，掌握了所有的药性；拼命干活，打扫院落，一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他留了下来，从农村走出，留在了县城；从旧社会走进了新社会，从一个准农民成为药材公司的一名职工，从一个村里娃成为挣工资的国家人。姨夫说这番话，是鞭策我们，更多地是鞭策他自己。

姨夫挣着工资，但是却养活着十来口人，他借有饥荒，背有外债，精打细算，一年四季都是穿一身洗的落了色的中山装。上了班敬业任劳，下了班、休息日从不闲着。他的浑身上下，似有无穷的力量，用无穷的力量要干无限大的事情。他心中无限大的事情，都是平常人看似平凡的家庭小事，他却当做大事一件一件尽心落实。他的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望，过好日子，过的红红火火，让一家人有吃有穿。他的想望，其实是一个中国农民的普通想望。

种地好像是他与生俱来的事，是他强大的遗传。担一担茅粪“吱扭吱扭”要走五里地送到地里，一到休息日就骑着自行车“哗啦哗啦”带着工具到地里，刨地、撒种、浇水、间苗、守护。秋天一平车一平车拉回来，南瓜、萝卜、山药蛋要吃一冬天，玉米、高粱、黍子磨成面。他从来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农村人、劳动人、受苦人，他的身段放的很低，他从来不吝惜苦力，只要能养活一家人，只要一家人过的幸福平安。

种地之余不放过创收的机会。到河滩里捡青石，一锤一锤打成石子；大姨到药材公司切药，把药泡了，一刀一刀切成饮片；有一年种了几亩地的芍药，一大片芍药花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开的艳丽无比、夺人眼目……

每年冬天，他都要去县招待所，拉一堆没人要的焦炭面子。用细铁丝筛子，筛出了拇指大小的焦炭颗粒。多少个寒冷的冬天，我们用这些焦炭面子，温暖着房子，温暖着房子里的我们，温暖着我们的生活。

自学成才，学会了中医，把脉问诊，看病下药。有时人们就去柜台上问，他顺便就给开了药；有时人们跑到家里来找，他也随时接待。都是义务，不取分文，最多来人提点水果时蔬。而他平易近人，笑脸相迎，也让他的口碑广传城乡。

为了劳作，他置办了很多劳动工具，种地用的、木工用的、瓦工用的、电工用的，拿在手里虎虎生风，他让每一件工具都不闲着。而平时这些工具都被他归拢的像兵马俑一样整齐，时不时的他都要带着一种兴奋的心情对它们检阅一番。在要拆房子的时候，他的这些工具都分送了亲友，他笑着，笑的那么勉强，那么僵硬，他口里说让别人拿，别人拿走后，他心里像丢了魂一样，他口里说放得下，其实心里真正的放不下。这些工具的离开，掏空了他生活的内容，掏空了他的心，让他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像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我至今记得最幸福的是，姨夫大多数时候下班回来都不空手，买两个烧饼、几根油条，买几颗甜瓜、西瓜，买一袋杏，或者到食品公司买个猪蹄猪下水，冬天的时候买一副羊骨架羊下水。生活总有新意，锅里总有油水，让我们孩子们总有盼头、总有甜头。而拿着东西往回走的他，走过西街，或者走过卖柴巷，走过春风，走过落叶，对每个碰见的人都报以微笑，内心的幸福，总是挂在脸上。他手里的吃食，仿佛是一根金条，或者比金条更金贵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无法比拟。幸福就是这样微小，在一天一天美好的日常中，在闪光的细节中，在一个人对家的责任中，在一个人回家路上的笑容中，在一个人想起家时心里溢满的温暖中。

我始终不能忘姨夫求人的笑脸，巴结地递上一根烟，语气里透着卑微，眼神中有几分期许。没有得到别人的同意后，腆着脸再递上几句好言，得到别人的同意后，脸上露出了欣喜。这个中等个子、长方脸、留着偏分头的人；这个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对人和蔼可亲的人；这个走在县城的路上，却时常感到县城十分陌生的人。他知道他是一名普通职工，他来自农村，他的根子是一个农村娃，他在县城里没有根，他要在县城落下根，就要低眉下眼。他不会逢迎巴结，走上层路线，但为了生活他在尽可能维持自己尊严的同时，不断的求人，这也许是他的生存之道。他奉行的是“出门人三辈小，不叫大爷叫大嫂”，是“三句好话暖人心”。

五

九十年代初，在表哥的主持下，姨夫家的房子又进行了大拆大建。将旧瓦房拆掉，修成了沿路的一溜门面房，和正房的小二楼。房子白瓷砖贴面，大门红瓷砖包裹，威风凛凛，气象不凡。这在当时西城墙一带是头一份，与灰扑扑的旧瓦房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正好与不远处明代史员外家的石砌二层楼相对。古代的石楼和现代的钢筋水泥楼遥遥相对，互相仰慕，暗自攀比。

姨夫家的二楼倨傲地兀立着，俯视着这一带的窑洞、瓦房、平房；也从另一方面宣告着主人家的殷实富裕。

而此次建房，全部以表哥为主，姨夫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他的后代起来了，他轻松了，满足了，高兴了。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有了接班人，接续着

他的建房事业，比他建的更高、更漂亮，显示着人生的成功，显示着不仅在县城站稳了脚跟，并且有了大的发展。

这个家的一切都向辉煌行进着。

撞击还是来了。几年、几多年后的某一天晚上，院子的西南角塌了，石塄垮了，西南角是厕所，石头东倒西歪地落了一坡，石头稀里哗啦地落了一坡。孩子们都飞到异乡工作，花白头发的姨夫已无力、也无心重修，只草草的护了一下。

房子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修好了给谁住？这是姨夫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这是他建房时不会想到的事情。是的，谁是这座院子的接班人，谁是这座院子未来的主人？恍惚之间，事情就翻了一个个，严峻的让人接受不了。

岁月降临磨难。表弟媳患肝癌，遭受了人间的苦痛，三十多岁，这个院子曾经披红挂绿的迎娶了她，现在摆着几个白色的花圈送走了她。年轻生命，花样年华，美好未来，幼小儿子，一切都抛下；新修的房子，新修的家具，崭新的生活，一切都抛下。她要不走的话，可能就是这座院子未来的女主人，她可以在这座院子里活上八十岁、九十岁，甚至和外婆一样活一百岁。尽情的享受院子里的阳光，支配院子里的岁月。在未来她可以重新规划、重新建设，直到把这座院子建设的满意为止。但是，该拥有的人，她轻易的放弃了，你塞进她手里，她无奈的撒掉了。生活就是这样，姨夫为了他的房子奋斗了一辈子，对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情有独钟，你取他的命他都不会放弃他的房子。而表弟媳，她宁舍弃生命，也不要房子。她是第一个不爱这座房子的人，她是第一个远离这座房子的人。她带着她的灵魂飞上了虚无的天空，回望着她的夫家，这家善良的人！

岁月又伸出了毒手。表姐生病了，一发现就是卵巢癌。在省城的大医院作了手术，气力全无的躺着回来，在娘家将息了些时日。她比我大四岁，是我的姐姐，她个子不高，智商却相当高，为人相当的精明利索，是会计行里的一把好手。自发现病在省城作了手术，她就没有再站起来。在这个院子里，有她蹒跚学步的呀呀声，有她欢蹦乱跳的笑声。她在这里跳皮筋，她在这里做作业，她在这里织毛衣，她在这里坐月子。她把她的童年、少年、青年的阳光都锁定在这里。她在这里走上工作岗位，她从这里出嫁成为人妇。没想到，她最后一次回娘家，却是躺着回来，无力地耷拉着脑袋，无望地整天整天输液打针，无奈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之花在曾经盛放的地方凋谢。娘家，再住不上娘家的房子，娘家，再进不来娘家的院子。对一个女儿来说，这是多么残忍的事。她深情地看着这里熟悉的一切，她的心彻底的凉了，仿佛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尽头处繁星闪烁，星海一片……

又过了几年，姨夫、大姨带着外婆离开了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到了城市。住在一栋高楼的8层，高楼位于繁华的十字街角，白天可以看到不断头的车流，晚上可以看到闪烁的红绿灯，和那些大楼上的霓虹灯。

这座比县城大好多倍的城市，这个晋南的中心，让姨夫感到十分的新奇。他没有想到，一个从小山村走出来的孩子，在他退休之后，会住到有着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享受着城市的繁华和富足，体验着异乡腔调和城市风情。一眼看去，山离城市很远，健步走去，哪里都是一马平川。他幸福地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转着，去这个市场那个市场转转看看，不为买东西，只为看稀奇，要把城市里的一切事物尽收眼底。似乎忘记了家乡那座幸福的房子，那座疼痛的房子。

他的诗也许永远氤氲在童年的小山村，和他亲手建起的瓦房里，而远方却带给他一个斑斓的世界。姨夫去游览山河。海南、三峡、武汉、江南，巧的是他到的都是南方，看的都是水，无数多的水与他记忆中无数多的黄土对抗着，无数的水构成了一个别人的故乡，别人生在水上，常在水里，而自己浑身上下散发着黄土味。开了眼界，他才明白，他是一个土腥味很重的人，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个到过的地方——故乡。

于是，他想起了心里一直装着的，家乡的那座旧房子。

是啊，曾经的新房子，已经成了旧房子，已经闲置在那里多年了，他也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去了，想起来心里怅怅的。

六

忽然有一天，县里要扩路，要拆西城墙这一溜房子。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覆去翻来睡不着觉，他想起了当年他高兴地拿着建房手续，在一片锣鼓声中往家走，锣鼓好像为他欢庆，红卫兵好像为他欢呼，喇叭里雄壮整齐的歌声好像为他欢唱，卖柴巷的几条狗无缘由的吠起来，好像为他欢叫，那一天的天气晴的比一生遇到过的天气都要晴，晴的让他看见了透亮的生活，透亮生活里的蜜甜。

他想起了一点一滴建设房子的全过程，半夜了他还在河滩拣石头，烧砖时连着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工人们开工后，他早上五点多就要起来为工人们备好料。好多次他梦见在深山中砍木料、扛木料，不是找不到出山的路，就是又被木料砸了脚，把脚砸进了土里，脚没了，他漫山遍野找自己的脚，而把木料扛出山时，放到地下，木料却变成了脚。他想起了在这里生儿育女的艰辛，看似从容，但他的心里却有山一样的重负。

那个血红的“拆”字，在他面前挥之不去。外面的圆圈，像一个圈套将你套住，里面像一只手把你的心掰烂揉碎。

在这一溜十几家住户中，姨夫是第一家带头签字拆房的。

不是他为了表现自己，而是他做了决断，长痛不如短痛。他再也不想每天想着房子的事了，再也不想让房子的事占满自己的心了，再也不想做鲜血淋漓的梦了。他坚决地拿起了笔，笔却在他的手里有千钧重，他拿起了协议书却看不清签名的地方，他感叹着自己的老眼昏花，他用手绢擦了擦流出的清鼻涕，把笔伸向工作人员指向的地方，他的手在周围颤抖的无法准确落笔方寸之地，他拿起笔甩了甩——实际上那是一只中性笔不用甩，他拿起笔，笔尖在口上哈了哈——实际上这支笔不存在下水不利的现象。工作人员把手指头放在签字的一栏，这下他看清了手指头，准确地把笔落在手指头上，工作人员纤细的小手灵活地跳到一边，嘴里说：“就在这写。”他摸索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觉得自己像个卖国贼，或者卖家贼，把自己的家彻底断送。如果卖了，他还可以回来看一看，而现在是要彻底摧毁，把他的石头、砖瓦、木料，把他房子的一切彻底铲除，在这里平铺直叙的拓展为一条大马路。

他要亲自去看拆房。

站在房子边上，呼吸着熟悉的空气，享受着熟悉的阳光，踏着熟悉的泥土。

挖掘机横冲直撞地开来，表情生冷，冒着黑烟，像蛮横无理的黑大汉一样。挖掘机展开力大无比的手臂，扒、顶、推、挖，采取各种强力压制手段，一把把窗户撕破，玻璃哗哩哗啦无奈地飘摔落，窗框变形脱落，他的心一揪一揪；大门被一把扒到地下，曾经进进出出的大门洞，像是这所房子痛苦呐喊的喉咙，他的心一揪一揪；一面墙被扒开了，尘烟中他看见了自己修房时的身影，墙被扒倒，他看见修房时年轻的身影被埋在下面；三面墙很快被扒倒，当第四面墙被扒倒后，轰隆隆二层的水泥顶坍塌了下来，软绵绵的坍塌下来，他的心一揪一揪。他的腿像被人抽了一棍子，软的要往倒跌。

不看了不看了，看有什么用！

姨夫没有文化，不知道阿房宫是怎么被焚毁的，亦不知道大明宫是怎么被焚毁的，更不知道历朝历代的宫殿都哪里去了。要是他知道历史的挖掘机要比现实的挖掘机厉害成千上万倍的话，就会释然许多。

他往回走，步履沉重，他的人在往回走，他的魂却被挖掘机挖的七零八碎。满脑子都是那钢铁的爪子飞舞在他面前，飞舞在空中，血淋淋的挖着他的心。

他失去了魂，他谁都没有跟说，他确实是失去了魂，变得魂不守舍，变得彻夜难眠。

有好多股邪气集中在他的肚子里，他五内翻滚，翻江倒海，那些气在胃上找到了出口，在胃上缠出了死结，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他患了胃癌。

他心中的房子烂成了一堆，他人生的房子烂成了一堆，他的心情烂成了一堆。

在姨夫的房子倒下后，他倒下了，很快地倒下了。我们看着他一日一日的消瘦下去，一日比一日无力。想尽各种办法之后，也再毫无办法。他有气无力却又兴致勃勃地讲着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讲着他修房子的故事。谁都认为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他已是70多岁的人了，去到另一个世界是他应该做的事。谁也没有联想到他心中的房子倒下了，就像人生没有了支柱，就像长夜没有星星，这会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是多么大的伤害！

表哥在异乡为姨夫购置了公墓，也曾拉着他去看。那块两米见方的土地，要比他父亲当年在村里的100亩土地还贵。这就是他未来的房子。

他未置可否，他知道这里的黄土不是那里的黄土，他知道他是回不去了，因为他的孩子们都在异乡，因为对于故乡来说，他是一个没娘的孩子，一个没房的孩子，无论是在县城在村里都没有他可落脚的地方，他的人生踩在一片虚空中。

但是他的心里想回，躺在自己建造的房子的炕上，安心地闭上眼睛，埋在荒塬他父亲的脚下，眼望着山沟里他的村庄。

罢了，罢了，连他亲手建起的房子都被荡平，他临危躺在哪里有什么重要？他死去回到故乡又有何意义？活人的房子没了，死人葬在哪里不是葬？但是，他又由不得的想起房子，那有温度的一砖一瓦，那高大的门头，他的每一件用具。

他终究还是躺在异乡的土地上，和一群不认识的人在一起。这群人越来越多，很快几年就纷纷报到住满了墓园。他们的坟墓上立着碑，碑上有名字，干巴巴的，一个生年，一个逝年，中间没有任何注解，这就是他们挤去水分简单的一生。面对这群语音不同、社会关系迥异的陌生人，姨夫的交流困难吗？他还会腆着脸给他们递上烟，向他们诉说自己来自一个小村庄，曾在故乡有一座大院子，为了经营大院怎样辛苦劳累，别人愿意聆听吗？能听得懂吗？从生年到逝年，他的一生够写一部书，别人愿意看吗？从生年到逝年，用一个波折号，还是用一个省略号？

墓园的清明节热闹非凡，平日里也是一样的凄凉、荒凉。

七

而外婆，坚持着活了一百岁。

她亲眼看着自己的小女儿、丈夫、孙媳、孙女、大女婿一个一个的从她眼前消失，消失的无影无踪。而她活着，活着是为了看更多的晚辈离去。她曾经说她活的是小女儿的岁数，何止是这样，她活的是所有亲人的岁数，她每多活一岁，都在抵消着一些亲人的岁数。但她每活一年就可看到更多更多的世事，理清更多更多的道理，增加更多更多的智慧。

因为很老很老，她的晚年只能由晚辈安排侍候。她亦随大姨、姨夫住在那座12层楼的8层单元里，她住在离地面30米的高空中，她悬浮在天上。她只能有时候坐着轮椅下地面看看，更多的时候她倚在窗户上看着地面。有些眩晕，车跑的飞快，人走的很急，红绿灯不停的变换。一切城市都是一副急切的样子。

对于停留在记忆中的她，这一切一切显得无关紧要，连死都无关紧要。要慢慢的等死，要慢慢地过滤以前的事情，要把一生的风浪化作守口如瓶。

她的人生最后的十年就是在这空中悬浮着。饭不用她做，事不用她干，睡觉吃饭，吃饭睡觉，两手空空，两眼空空，沉浸在无边的回想中。她的乡村小学，清脆的铃声，朗朗的读书声，孩子们的欢笑声。她的乡村窑洞，白天两个女儿，环绕膝前，欢笑声声，夜晚山籁俱寂，如豆油灯，批改作业。她的县城的房子，住了几十年，听说拆了，她连看都没有回去看过，拆的让人好心疼，想起来就心疼。

然后不知不觉间就变得糊涂痴呆，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记不清现在的一切，不知道未来的一切，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别人是谁，不知道自己身处何世，像一台始终在归零状态的计算机。没有表情，没有意识，最后不能行动，不知吃喝，昏昏沉沉，鸿蒙一片。她连我也不认识了，她曾经抱过我、背过我、爱过我、亲过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我，现在却不认识我。也许她的爱深沉的足以压垮她，她抛下了她的所爱，像大海里的大鱼，让小鱼畅游觅食，自己去讨生活。她沉在没有波涛汹涌激流涌动的海底，准备涅槃重生。

记得临去世那年，给外婆过生日，把她用轮椅推到饭店，轮椅里她干瘦的身体蜷缩在一角，头无力地耷拉着，阳光、街景、人流对她都成为一堆无用的东西，丝毫不能触动她的心灵。到了饭店包间，从买来的生日蛋糕上，取下了寿星帽，给她戴在头上，她依旧是无力地耷拉着脑袋，眼睛空濛地不知看哪里。脸上的老年斑耀眼的像一页页史记，手上的青筋错综复杂的像迷宫。有时不自觉的流下哈喇子，这不是她以前文明卫生的样子，但她也不觉得不礼貌。给她喂饭依旧是无力的张嘴，甚至连嚼食物的力气都没有，食物在口中长时间的停留着。寿星对她有何用？寿星的意义对她有什么意义？寿星帽的鲜艳与她花白的头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寿星帽的王冠与她这个女王没有半点关系，她是岁月的女王，但她依然难挡岁月的侵蚀。

她已记不得来时路，当然也规划不了自己未来的路。那个叫寨子河的土窑洞，那个西城墙13号的院子房子，她住过的、爱过的、为之付出过的院子房子，她想不起来了，她实在是想不起了，她连她的女儿、外孙都想不起来了。衰老的风，把她的记忆刮走了。她成为悬浮在空中的一颗行星，不知所来，不知何往，不知是向时间前进还是向生命倒退。在悬浮状态中，她失去了对陆地的使用权占有权，失去了地气的滋养，失去了对生命肯定否定的权利，

她老去在异乡的一座8层高楼上，她离自己的故乡很远，她离自己的房子很远，她离地面很远。

灵柩回到故乡表弟的一处院子里。西城墙13号已经不存在了，西城墙也不存在了。用她的退休金建设起来的那座院子，已经不能盛放他的灵魂，更不能盛放她的肉体。所谓的寿终正寝，在几十年的变化中已经模糊不清语焉不详。你生在这里不可能直至终老死在这里，你建在这里不可能永久的立在这里，你已成为一个游魂，游走在这个世界，或者游走在广袤的宇宙中。

后来我想，也许她要一直生活在自己的院子里，每天在院里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时的有亲戚走动，前来问安闲话，再不时的去自己的熟悉的鼓楼下、大街上看看转转，老屋不停地给她生命的力量，老景不停地刺激她的记忆，老人不停地带她走进社会，老话不停地让她联想过去，也许她不会痴呆，或者至少可以延缓她的痴呆。

她失去了地气的滋养，失去了熟悉环境的呵护，失去了更广大的社会关系的问询，被孤零零的托举到高空中，像高空中的一个孤塔，与天语，天更高，与地语，地遥遥。极目望去，故乡在离她两百里的地方，山何其巍巍，水何其迢迢，两百里似两万里，似南极北极，更似浩瀚宇宙。

一切都过去了，我的亲人们走了，我亲爱的房子拆了、倒了。

每当走在这条马路上，我放不下脚步，生怕踩疼路下面的房子，生怕踩到亲人们的目光，生怕踩疼院子里的笑声。

我终于明白，老天留着我，是给我以使命，用漫长的时间，打捞这房子里的故事，为房子写一首挽歌，为失去的亲人们留下人生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