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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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纪强
虽然在农村生活了十五年,那些农活还是不怎么会干。干过不少，知道个大概。我们这些男孩，在母亲的心目中是顶天立地掏生活的人，那些做饭、擀饼、蒸馍的家务活，母亲不强制，我们男孩也懒得去学。妹妹就不同了，母亲就严厉批评她笨拙的手脚，严格监督她学活。
生产队时期，一年的假期很多，麦子丰收的季节，有麦假，收完了麦子就放暑假。秋收时学校就放秋假，学生们回家帮大人掰玉米。当然春节前要放寒假，那是最高兴的，活也没有多少。
老家最早的副业就是自己家的鸡下个蛋，不舍得吃，积攒一集的日子，柳条筐满了。
母亲挎着，徒步去赶附近的铜林集，卖了换个零花钱。我们的学费，书本钱，酱油醋钱，
都是鸡蛋换来的。这样的日子，延续了多年。
我小时候，曾背过粪筐给生产队拾过肥，是记忆中最早的副业了。那些牲畜粪，要走很远的路去拾。心眼多的孩子们，偷懒去下小河戏水、掏鸟窝，那拾肥的任务总要完成。就偷着到社场里的牲口棚里偷粪充数。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里分了地。在外工作的父亲，就琢磨了个副业。当时是给水泥厂糊纸袋，那些大辊的牛皮纸运回家。母亲与邻居合伙没白没黑的干，裁纸的、糊纸的忙忙碌碌的。只要有空闲，母亲就喊我们去帮忙。也不知道糊了多少，腰酸腿疼，两眼昏花，头重脚轻，蹲的腿也麻了，好长时间才缓过劲来。开始干得有滋有味，说说笑笑。干着，就没话了。盯着母亲，心想休息一会。母亲不停手，又不敢偷懒。
水泥袋的副业忙了一年，为家里赚了不少钱。学费充裕了，家具也换了新的。那个大橱、菜橱、沙发都是副业的收入置办的。转过年来，我住了校，也没有工夫帮母亲干活了。父亲给筹措了些本钱，母亲与表哥置办了个“二混子”车。生产队解体后，那些大牲口作价处理给了村民，我们两家凑了千元钱留下了头大骡子，我曾喂养了好长时间。西单运输业红火起来，南来北往的运来些大米，当时在农村是个稀罕物，从小都没有见过，更何况是吃呢。母亲去一次就批发个够三天卖的。母亲做起了贩卖大米的生意，早晨赶早去批米，天还没有擦亮就赶着车走街串村了。
换大米的副业干了一年，母亲与表哥几乎走遍了临淄的村庄。喊的嗓子哑了，口渴的厉害，母亲学会了赶牲口车，使一手好鞭子，熟练的吆喝牲口，如何讨价还价卖米。早出晚归，人困体乏，回家喝水那个痛快舒服劲头至今难忘。饭也不计较好坏，吃得香甜。吃饱喝足了，人一躺下，一会儿就进入梦乡了。
“换大米呀！南方的好米。”与母亲聊起这些，母亲眉飞色舞，来两嗓子。听到母亲
的吆喝，仿佛又回到了那做小买卖的日子。母亲话也多了起来，说起了那段艰辛的日子，眼角湿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