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元宵节

文/王纪强

扮玩，也是一个话匣子。说不尽的欢乐，道不够的淳朴乡情。

儿时的岁月,日子过得清苦。但对精神生活的向往是刻骨铭心的，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也期盼过年，盼望扮玩是童年的很大的奢望。如同盼星星望月亮一样迫切。

六七十年代，我们的小村庄是个出名的模范村。当时叫生产大队，下辖两个小队。每年的农业任务、公粮、义务工都完成的及时，也就在公社里独树一帜。奖旗是得了不少，挂满了大队的办公室。大队条件好的时候，自己村就组织扮玩队。年前报名，在大队和小学共同的大院里，拉开场子操练。当时除了打鼓的是些老头，其余的打咣咣的、拉弦子的、踩高翘的、舞狮子的、扮小丑的，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当初那些戏剧服装一类的行头，都是大队出钱置办的。一家人练起来，下工夫，带劲头。

当时我十一二岁，感到什么都新鲜。新鲜是免不了的，但要面面俱到，样样都学，是异想天开的。反正老人们常说，一心不能二用。学会了一项，比如说打那个四人抬着的大鼓，就很不容易了。年前学十天，就到了年根。年后，初一就开始操练。一直到十四、十五走出去扮玩。多数学个皮毛，要学的透彻，是很难的。光鼓点就找了个七八天才找到，使出了孩子吃奶的劲头也无济于事。会个三脚猫工夫的老人，多数是旧社会学来的吹唢呐、打小鼓的手，解放后多年不给人送葬，就生疏了。

我们叫这些老人为老帮子，循规蹈矩的教人练习，脾气又大得如倔牛。教了几遍，不得要领，不是训斥，就是大打出手。往往打得我们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因为糙好是个师傅，规矩大是出了名的。也就不敢告诉父母，怕这些老人撂挑子不教了。

因为我会打半大的鼓，有点意味。也就央求老人让我练大鼓，过去扮玩队讲究的是锣鼓喧天的响亮劲，造声势是最引人注目的。也就是说高翘队还没有进村，先打起锣鼓，声势浩大，震耳欲聋，要得就是那个惊天动地的气氛。震天动地是必须的，你想我一个半大孩子。劲头是不小的，但总不如成年人劲头大。学了三两天大鼓，老人不乐意，就把我换下来了。为此，还哭了鼻子，牙齿咬的硬梆梆的，恨不得掐黑砖。

想来，打大鼓没有如愿。打了好几年小鼓，虽然八九不离十。但总不如大鼓响亮，以后又打了几年咣咣，也快乐的不得了。拉弦子那是从草台戏班子学的，算是个特长吧。

十八九岁那年，也就是我有生以来最后一次参加扮玩。当时生产队已经解了体。虽然庄里的老少爷们都乐意玩，但那些老行头都破败不堪了。公家又没有经费来源，乡亲们又好玩。就由几个主事的老人出面，家家户户凑钱。买行头，借锣鼓，置办家什。仍旧年前摆擂台，练摊子。忙了个热火朝天，那锣鼓喧天的响亮劲至今难忘。

那次我一改常规，也不打鼓了，也不伺候咣咣、弦子了。自告奋勇去学踩高翘，扮演脸被画的黑一块、白一块，疵牙裂嘴的小丑。身上批一个老太太穿过的黑破大襟褂，腰里拴着草绳，肩膀上补了一块麻袋片的补丁。身后背一个拾粪的粪筐,还有一把铁铲。挤眉弄眼的做个鬼脸，非常滑稽。

踩高翘不是个好活，看起来容易，学起来就难。在大队的大院里扶着墙也不知道练习了多少遍。跟头也不知道摔了多少，往往摔破了漆盖，摔得鼻青脸肿的，大跨劈的厉害。摸眼泪是少不了的，老人也心疼，就说别练了，老人越泄气，我们越不服气，非学会不可。

人家在大队里或社场里练习了一天，都累的爬不起来了。回家后，就一头崴到土炕头上，叫也叫不起来。我就心想，不是我笨鸟先飞吗？我就在家自己练，吃过了晚饭。借着那明亮的月亮地，我忍受着摔伤的疼痛练起来了。

摆好那一对长长的高翘木腿，我先爬上那几盘废弃的老石磨，在上面绑上了高翘腿。再一歪一扭的用手撑在了墙上，沿土墙走一阵。就想着摆脱墙的借助，走了几步，心里乐开了花。再艰难的一步一颤的走，两只膀子好象不协调了。还没有敢摔大步子，还没有摔开秧歌架子。平衡掌握不住了，仰面摔到了。又是一阵剧烈的疼痛，就是不甘心，忍着疼，又顺着墙踩起来了。好在虽然笨点，练了个把月，终于学会了踩高翘。跟着扮玩队走村串乡的疯演了几天，把欢声笑语带给了乡亲们。

先苦后甜是老人的心愿，那扮玩的真实经历已经过去了多年。还是忘不了那难忘的岁月，乡亲们那欢欣鼓舞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