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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玛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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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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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童年

                       一、 打“升级”惹祸

小时候,我住在外婆村里。村里长辈大多叫舅舅妗子,同辈大多是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关系熟得很。

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和村里几个表姐表妹一起给家里的猪寻草。现如今,人们驱车百里去农家乐吃的灰灰菜、荠荠菜、人汗菜、马齿苋、蒲公英、苦菜、车前草、苜蓿、白蒿等等,在当年,都是猪的日常吃食。在讲究健康饮食的今天,我才知道为啥当年焖一锅猪肉,香味能飘出好几里路,当年的猪吃的都是健康食品呀!

寻猪草这活儿不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弟弟每天晚上也要提回来一筐,因为家里养了一头大猪。

弟弟聪明,经常在上面一层猪草下支几个树棍儿。这样,看着满满一筐,往外一倒就显出原形。母亲脾气好,看见了,顶多是叹口气。若是遇到父亲剁猪草,弟弟就免不了一顿责骂。这件事上,我是经常受到父亲表扬的乖孩子。

母亲常年生病,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七口,还要赡养祖母,贴补其他亲戚,可想而知日子有多么艰难。

缘于这一点,大哥早早就辍学,跟着二叔做木匠活儿。18岁时,大哥当兵了,在新疆一待就是十几年。二哥上学之余,与三哥一起去村后的肉联厂捡蓝炭(大锅炉没有燃尽的煤块)和猪鬃。蓝炭用来烧火做饭,也可以冬天烧炉子取暖。猪鬃卖点零钱,买文具盒和铅笔、橡皮。

后来,经济政策稍一宽松,二哥和三哥从丹江河里捡石头,用架子车拉回家,拿大铁锤砸成碎石子,卖给建筑工地。

砸石子是个苦累活,三哥的一双手总是血迹斑斑。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不是让铁锤误伤,就是被受力后飞溅的石子崩破皮肉。父亲在地区建筑公司工作,满村的石子都是父亲帮忙卖出去的。所以,父亲在村里威信很高。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但也其乐融融。

父亲上班,母亲拖着病身子踏缝纫机,给村邻做衣服挣点零钱。哥哥弟弟和我上学之外,为家里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可是,这种气氛在一次扑克牌“升级”游戏之后,就彻底消失了。

一天下午,表姐们带着我在田间地畔寻猪草。刚一会儿,表姐们提议打“升级”,说玩一会儿再寻猪草来得及。我有点犹豫,担心寻不够猪草,猪就得饿肚子。明摆着,弟弟拿回家的猪草根本不够猪吃。但是,我经不住诱惑,放下筐子,便和表姐们玩了起来。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筐子还空着。当我们意识到该回家了,已经来不及寻猪草了,只能硬着头皮,空着筐子回家了。

回家后,我自知理亏,心里七上八下,期盼着弟弟能带回来一满筐猪草。

然而,我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弟弟回来。

“嘀铃铃——”父亲的自行车铃声飘进院子。我躲进屋子,从窗子往外看。我的天啊!父亲的车子后面拖着弟弟。弟弟的双手让父亲用绳子绑起来了,另一头系在自行车后座上。父亲在前面登着车子,弟弟在后面跟着跑。最惨不忍睹的是——弟弟全身一丝不挂,光脚踩着布满小石子的地面,艰难地往前跑。

父亲停好了车子,径直去门背后,拿出一根长棍子,气呼呼地边骂边往弟弟跟前走。看情形,今天,弟弟肯定得缺胳膊少腿了。

母亲豁出全身力气阻挡父亲。隔壁的妗子赶忙跑过来,拼力夺下棍子,嘴里数落着父亲,说父亲这样打孩子,会把孩子打死的。

原来,弟弟在该给猪寻草的时间,去丹江河里“打江水”(戏水)了。父亲下班的路上,听村里人一说,就直接去河里,将弟弟抓了回来。

我吓得在黑屋子里发抖,担心着自己今晚的“待遇”。以前,父亲总是边训斥弟弟,边夸奖我,夸我寻的猪草多,草又大又干净,草里面没有柴渣渣,猪肯定喜欢吃。可是今晚……我的妈呀!我该怎么给父亲交代?我恨死表姐她们了!不是她们劝诱的话,我肯定提回家满满一筐猪草。

父亲骂完了,便余气未消地去剁猪草。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了。

当父亲看见我的筐子里也没有多少猪草时,他一脚把筐子踢飞到院子中间,大声问:“玛瑙今天咋也没寻够猪草呢?”

我心惊肉跳地走出来,战战兢兢说出了原因。只见父亲拾起一根破柴,高高举过头顶。我本能地用手护住头,不知道这一破柴下来,我的头和脸会成什么样子?

一秒钟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没见破柴落下来。我胆战心惊地抬眼看,父亲不知道啥时候已经离开了。我的筐子也不见了——父亲摸黑去给猪寻草了。

在人的粮食都不够吃的年代,猪根本没有饲料吃。而当今猪吃的多数饲料,当年的人根本吃不上。

那天晚上,猪在圈里嚎叫了一夜。父亲夜里出去看不见,也没有寻回来多少猪草。而我睡在母亲身后,一夜梦话:“我是大王!”“我是小王!”“我出三个A”“……”

第二天,父亲出门上班前,厉声对我吼道:“再出去跟村里的疯女子打牌,小心我卸你的腿!”

从此以后,我打“升级”的水平停留在童年时代。成年后和人玩过几次,有我的一方肯定败。

从此以后,我和弟弟都害怕父亲。只要父亲的自行车铃声一进院子,我们立即做鸟兽散,更别说和父亲游戏交流了。

后来,自己做了母亲后,我才逐渐意识到父亲那天之所以那么生气,也不全是因为弟弟和我没有寻够猪草——父亲是担心弟弟打江水出事,担心我跟村里的女孩子玩上瘾,荒废了学业。

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

                       二 、 “偷麦”挨打

上世纪70年代初,住在村里的孩子是蛮快乐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负担一点都不重。老师留的作业很少,孩子们可以玩的时间和花样都很多。跳皮筋、掷沙包、跳房子、抓骨头、抓石子等,应有尽有。男孩子的游戏就更多了。

村里的大场上(生产队最大的一块空地,麦收、秋收时作为队里的晒场,平时是集会的地方。)总有孩子在玩儿,男孩女孩都有,年龄不等。收麦子的时候,大场的孩子最多,往来穿梭到深夜。为什么呢?除了玩儿,这个时候来大场的孩子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一个男女老少都心知肚明,又不愿意说穿的秘密——偷麦!

对!偷麦。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麦堆上假装玩一会儿。玩的时候,用双脚故意往下踩,让麦子灌满鞋子,然后抬起脚后跟,让鞋帮边的麦子溜到脚底,再把脚踏下去。踩实了以后,便假装回家一趟。

大约几分钟以后,这个孩子又会出现在麦堆上,重复刚才做过的事情。如此反复,有的孩子一晚上往来十几次,最多的能拿回家五六斤麦子。到夏收结束,有的孩子能偷生产队几十斤麦子呢。

生产队的干部就不制止吗?是的,他们不会制止。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队干部的娃也在其中“忙”得不亦乐乎。

看着人家娃的行为,开始的时候,我不为所动,还挺看不起他们的。可是,看着满村的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偷麦,连一些大人也参与进来了,我的心开始动摇了。

看,旺财舅舅踮着脚尖回家了。瞧,彩棉妗子的裤腿怎么扎起来了?裤管里的麦子随着她走路,前后一摆一摆的,搞得她走路的姿势既别扭又滑稽。富贵表哥还跟彩棉妗子开玩笑,说:“彩棉娘,都不嫌麦芒扎腿啊?”

我在麦堆上玩的时间不短了。不用故意灌,鞋子里早已经装满了麦子。

我反反复复问自己:“该怎么办呢?把麦子拿回家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个小时。我否定了再否定。到了大场的孩子越来越少的时候,我知道他们都跑累了,在完成最后一次“搬运”后,都回家睡觉了。

我也困了,也想回家睡觉了。可是鞋子里的麦子怎么办呢?往出倒吧?那会被所有的人看见。算了,还是带回家吧。反正别的孩子都如此这般“运”回家多少麦子了。

我也踮着脚、提着劲儿往家里走。心里“嘭嘭嘭”跳得越来越快。毕竟是偷麦,感觉全大场的眼睛都在盯着我看,第一次体会到“做贼心虚”的含义了。

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挪。从大场到我家充其量有三分钟的路程,而我艰难地“走”了好长时间。进院子楼门时,我“咚”的一声摔倒在门槛上,膝盖磕得生疼。

母亲问我:“咋到这时候才回家?”

我说:“都在大场玩呢。”

停了一下,我邀功般地对母亲说:“妈,你来一下,拿个东西过来。”

母亲问:“咋啦?拿啥东西?”

我脱掉鞋子,倒出里面的麦粒,足足有两把。

母亲看见后,惊讶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然后,她生气地对我说:“你怎么也做这种事啊?”

“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做,有的一晚上往他家偷了好多次呢,没人管!”我争辩道。

“人家的孩子我管不着,你就不行。人人都在做的事情不一定就跟着学。咱家再缺粮,也不要你这样!你要再去,小心我给你爸说。”

“好,我不去了。那……这麦子咋办?”我问母亲。

“丢到鸡棚喂鸡吧。”母亲极不情愿地回答了我。

这事以后,我没有再去大场。每天做完那一点点作业,就提着筐子给猪寻草。

一天下午,我正在河堤边寻猪草时,看见英红表姐蹲在生产队的麦地里。那一大片麦子还没有收割,英红姐蹲在麦子中,只有半个脑袋露出来。我以为她在蹲坑,心想:“英红姐也真是,十几岁的女子了,还在野外拉屎尿尿,难为情不?”

过了好一会儿,英红姐还不出来。我好奇地向她走去,喊着:“英红姐,你拉井绳呢?”

“玛瑙,你来,过来!快!”英红姐叫我。

我快步走过去,拨开麦子,来到英红姐面前。读者朋友们,猜猜我看见啥了?英红姐蹲在地里,用刀片割下麦穗,当场捋下麦粒,直接装进一个布袋子里。袋子里应该有七八斤麦粒了。

“英红姐,你胆子太大了!你都不怕人看见啊?”我问。

“谁管呢?人都在大场扬麦呢。你来,我给你割些麦穗,你捋一下,把麦粒拿回家就行了。”

“我不敢!我妈说我呢。”

“没事,你拿的多了,你妈就不说你了。放心,来,我给你割,你自己捋。”

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蹲下来,照着英红姐说的做了。

天黑了,我们该回家了。英红姐的布袋子里已经装满了。我捋的麦粒没法儿拿,因为我提的筐子是装猪草的,缝隙太大了。

“用你的衣服一包,天已经黑了,你穿里头的衣服没人看见。记着啊,把猪草放在上面。”英红姐机灵地帮我想办法、出主意。

也是,天黑了,没人看见。我又照英红姐的话做了。

我穿着里面的背心,用短袖包好麦粒,放在筐子底,上面盖上厚厚的猪草。

我惴惴不安地向家走去,脑子里闪现着各种说辞和父母亲可能会有的种种态度。

夸奖?绝不可能!父亲是军人出身,母亲虽然是家庭妇女,但明事理。他们二人绝不会夸奖自己孩子的偷窃行为。

责骂?很有可能。上次从大场用鞋子拿回家两把麦子,母亲都说我了,好在父亲不知道那件事。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父亲见我天黑了还没有回家,正站在楼门口担心地张望呢。

我该如何过父亲这道关啊?!我筛糠般地走近父亲。父亲接过筐子,问我:“咋到这晚才回家?”

“遇到英红姐了,跟她……多寻了……一会儿……草。”我浑身抖得站不稳,上下牙碰得“咯咯”响,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

“咦?今天的草咋这重的?”父亲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

“里面有……麦粒,英红姐给我割的……队里的麦穗……捋的。”

我不打自招,想先入为主,强调麦粒不是我偷的,我只是顺从英红姐的“好意”。

父亲突然沉默了。他拿出我的短袖,打开,一斤左右的麦粒在父亲的手里哆嗦着。不知道是父亲气得发抖?还是那些麦粒也吓得打颤,我想肯定是前者。

只见父亲“唰——”一下把麦粒抛洒在院子,一巴掌抽在我脸上。我连忙用手去捂脸,手还没有到脸上,又觉屁股上挨了狠狠一脚。我一个爬扑摔在地上,“哇——哇——”大声哭起来。

“还有脸哭?!一个女娃,学啥不好?学着偷东西!把那些麦粒捡起来,给我吃下去,一粒都不准剩!叫你知道带贼腥味的东西不好吃!”

我跪在地上,一边摸索着捡麦粒,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呜——呜”地哭着,哪里敢看麦粒上是不是粘了土或者鸡粪。家里的十几只鸡整天在院子跑,拉的到处都是。

哥哥弟弟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母亲看不下去了,拿着扫把过来,连麦粒带土扫到一块,一句话没敢说,用眼睛示意哥哥把我拉回屋子。

父亲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呼呼地出着粗气,那目光恰似成千上万的麦芒扎得我疼了几十年。

第二天,母亲告诉我说英红姐给我割麦穗是为了堵我的嘴。

……

大学毕业以后,我回老家教书十年,英红姐的消息时不时传入耳朵。

在我的孩子已经上了幼儿园时,英红姐还是单身。母亲说:“你英红姐太厉害,连偷带摸的,男人见了都害怕。”

后来,经人撮合,英红姐嫁到外省了。听说男人有残疾,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村。

再后来,听人说英红姐利用国家给残疾人的政策,养狐狸、开砖厂、办养猪场,还以女企业家的形象上了当地的报纸和电视。

那年夏天,英红姐开着红色宝马回来,给她爸妈(上文提到的旺财舅舅和彩棉妗子)盖了一栋六层楼房。村里人羡慕得口水流了一地。

父亲出奇地平静,没有评说一句。可我心里难受了几个月。想想我,上本科,上研究生,兢兢业业地教书,潜下心来搞教研,又是发论文,又是出论著,每月只挣几千块钱。凭啥她开宝马,我连宝来都买不起?凭啥?凭啥?

再后来,我调往省城教书,好多年没有英红姐的消息。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自己五十多岁了。前阵子,我回村里行人情,和村邻闲聊时,偶然听到英红姐的消息。英红姐后来嫌办企业挣钱慢,带着儿子女儿去西南搞传销,结果被抓了。她是传销组织的负责人,判了十年,儿子判了五年,女儿判了三年。彩棉妗子在听到消息的第三天吐了血,没有救过来。旺财舅舅在彩棉妗子的头七,从英红姐盖的六层楼顶,头朝下跳了下去。

我今年五十六了,英红姐比我大九岁,应该六十五了。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忽然又浮现出父亲那天晚上的目光。瞪了我四五十年的目光再也不那么凶巴巴了,反倒是由里到外溢出一种别样的温暖。

                         三 、 摘蛋柿的苦乐

每年九十月间,许多人自驾游宁愿绕道312国道,也不走省时便捷的高速路,就为欣赏秦岭色彩斑斓的秋景。

一路开车前行,路两边黄灿灿的野菊花喷涌绽放,一丛丛一堆堆,让人身不由己地踩下刹车,欣喜无比地蹲下身子,细看嗅闻。

看够了,闻足了,抬眼望向远处。漫山遍野的柿子树顶着一串串红彤彤的柿子,摇摇欲坠的样子既像足月待产的孕妇,又像邀功请赏的功臣。难以计数的红柿子似乎全在说:“看,我今年结的柿子又多又大吧?秦岭山里还有哪一种水果比我更上镜呢?”

的确,光凭外观,柿子就让多少文人墨客不惜珠玑文字、浓墨重彩,各朝各代的丹柿文、丹柿图层出不穷。有的名文佳句广为流传,有的活色生香的画作拍出高价。小到百姓房舍,大到酒店大堂、宴会大厅,丹柿图高悬要位,取吉祥喜庆的寓意。就连中秋祝福的美图中也一片柿子红,图中配文是:“柿柿如意!”“柿柿安顺!”“柿柿平安!”这样的说法自古有之,且你懂我懂大家懂。只消看一眼,便瞬间笑成柿子脸。

看着火红的柿子,人最容易浮想联翩。可是,稍一定神,立即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硕果累累的柿子树下,很少有人摘柿子。熟透的柿子任由乌鸦、喜鹊、麻雀等鸟肆意狂啖。树底下一片狼藉,满是没有吃尽的柿子。有的只吃了一少半,有的柿子上面只被鸟啄了一个小洞洞,看情形实在叫人觉得可惜。还有一些熟透的自然掉落在地上,摔得七零八碎的。这不光是极大的浪费,也有点暴殄天物了。

问过附近一位老人,他满不在乎地说:“划不来摘,摘下来卖不了几个钱。”

“晒柿饼、酿柿子醋,不行吗?”我又问。

“哪有工夫嘛!儿女都出去打工了,老人还要管孙子呢。好多老人都陪孙子去城里上学了,满村都没住几户人。”

“那就不怕人偷摘柿子吗?可以留着给孩子们吃嘛。”我再问。

“没人要!你想吃随便摘,摘多少都行。孙子不喜欢吃那东西,苹果香蕉桔子家里常有呢。逢年过节的,儿子还买些榴莲、芒果和菠萝蜜。榴莲那东西闻着真臭啊,吃的时候可越吃越香。”老人面带喜色地说。

老人说的没错,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柿子只是万千水果的一个品种。在食不果腹的年代,人们吃柿子主要是填饱肚子。

记得从柿子开始微微泛红的那一天起,村里的孩子们就整天仰着脖子,用手指着数开了。

“月月婆的树上红了一个。”

“狗娃爷的树上红了两个。”

   ……

“玲玲娘的树上红的最多,总共五个呢。”

表哥表弟们在数数的同时,脑子里就比较着哪一个蛋柿最红,盘算着先去谁家的树上摘。

摘蛋柿的时候,常常是一个孩子爬到树上,其他孩子在树底下等着。爬树的人手脚并用,心情急切,想把蛋柿都吃进自己嘴里。树下等的人则仰头,一眼不眨地看着,盼望蛋柿能稳稳当当落在自个面前。

如果能用手够着,爬树的孩子就毫不客气地自己享用了。够不着的,他们就踩在树枝上,使劲摇晃,直到那个蛋柿掉落下来。

运气好的话,蛋柿能落在厚厚的树叶上,说不定能保持囫囵个。树下的孩子们立即跑过去。当然了,谁的速度最快,谁就先得。如果运气不好,蛋柿一掉在地上,就摔个稀巴烂。孩子们就用手指蘸着,一点一点用舌头舔。有的孩子则趴在地上,“吸溜吸溜”把烂蛋柿吸得干干净净。

最逗人的是蛋柿不偏不倚,刚好掉在哪个孩子的脸上,“啪”一下开朵大红花。其他孩子便哄堂大笑。这个孩子用手一抹,鲜红的柿子汁糊得满脸都是。即便挡住了眼睛,也不影响他(她)把柿子汁全部喂进嘴里。为啥会这样呢?树上的孩子摇蛋柿的时候,树下的孩子就有张大嘴接的。只可惜,蛋柿没有刚好落进他的嘴里。小孩子哪里会想概率的事呢?他们觉得只要把嘴巴张得够大,就能接住掉下来的蛋柿。

最惊险的是正在摘蛋柿的时候,柿子树的主人叫骂着跑过来了。树底下的孩子立刻就如惊鸟一般地跑开了。爬树的孩子可就惨了,他们急急火火地从树上往下滑。有的被树枝扯烂了衣服,有的让树茬子划烂了胳膊腿。等下到地面,树主人早就等在那里。遇到脾气好的,吼骂几句,然后拧着耳朵,提溜着去找家长。遇到脾气不好的,一顿打是少不了的。若是为这事挨了打,他们还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搞不好,还得再挨一顿打。

最叫全村孩子羡慕的是弟弟有一个摘蛋柿“秘密武器”。弟弟找了一根两尺左右的铁丝,把中段弯成一个杯口大的圈。两头余下的部分缠绕拧紧,再用力插进一根竹竿。竹竿外面又用细钢丝箍了几圈,相当结实。他又让我用旧布做了一个小口袋,把口袋的另一端沿着铁丝圈密密地缝了两遍。弟弟爬到树上以后,我把竹竿递给弟弟。这样,弟弟看中哪一个蛋柿,稍微用点力,那个蛋柿就会乖乖地落进小口袋里。弟弟先吃一个,随后便把新摘的蛋柿从树上递下来,让我吃。我们俩从来没有吃过烂蛋柿。

村里其他孩子不服气,回去扛来了他家的夹杆。可是,夹杆在柿子全部成熟的时候很好用。夹柿子的人对准某一个小树枝稍微一掰,就能听见清脆的“咔嚓”声,一嘟噜柿子就妥妥地到手了。在绝大部分柿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用夹杆夹蛋柿就很不称手了。因为蛋柿往往和其它青柿子挤着长在一起,若只想把蛋柿夹下来,不连带青柿子,难度真的很大。夹杆的V形口很难对准蛋柿和枝杈之间极短极细的结合部。

在孩子们屡试不中的情况下,他们纷纷向弟弟投来羡慕的眼神。也有人立即回家,效仿制作弟弟的“秘密武器”。可是,他们做出来的“秘密武器”要么铁丝圈和竹竿没有固定好,动辄铁丝圈和小布袋就被柿子们夹住了,只留下空竹竿拿在手里;要么铁丝圈的大小不合适。太大了,一伸手就套住多个不相关的青柿子;太小了,又急忙装不进想要的目标。一句话,那时候的孩子为了能早早吃上蛋柿,动脑动手能力堪称奇迹。

天气晴朗的日子,寥寥几个蛋柿招摇诱人地挂在树梢上。孩子们个个流着口水,开动小脑瓜想要取而食之。孩子们是开心了,可柿子树的主人却整天揪着心。这件事上,全村数玲玲妗子最闹心了。为啥呢?她家的柿子树最大,每年结的柿子最繁、味道最甜。她光靠柿子就能收入不少钱——卖鲜柿子、晒柿饼、酿柿子醋,柿皮做炒面、给娃当零食等。所以,玲玲妗子一天三四趟去看她的柿子树,就怕村里的淘气包上树摘蛋柿。损失一两颗蛋柿都不要紧,最怕摘蛋柿的冒失鬼踩断了树枝。那样,就有一大批青柿子掉在地上。卖又没人要,吃又吃不成,酿醋都带着涩味,白白糟蹋了。

这一天,玲玲妗子喂完猪,赶紧就去看她的柿子树。

“天呀!这是谁家娃造的孽?”玲玲妗子一看见地上的青柿子就骂开了。她把几十颗青柿子捡起来,用衣服前襟兜着,气呼呼地问了几家孩子。

那几家孩子没有一个承认的。玲玲妗子本来就是火爆脾气,她见没有人承认,就兜着青柿子绕着村子骂了一圈。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话,最狠毒的一句是:“谁祸害我家柿子树,让他断子绝孙!”

全村的孩子都躲在家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是他干的。

从来不动手打孩子的母亲拿起扫帚,把弟弟逼到墙角,厉声问:“是不是你干的?”

弟弟坚决否认,一口咬死是有粮表哥到树上摘蛋柿,够不着,用劲摇晃时,压断了一个大树枝。

母亲放下扫帚,说:“只要不是你干的,我就放心了。”

“妈,咱们赶紧告诉玲玲妗子吧,让她去找有粮表哥。”我自作聪明地建议道。

母亲瞪了我一眼,说:“你有粮表哥他妈也不好惹,这会儿给你玲玲妗子说了,她们会打起来的。”

“妈,你怕惹事才不说实话吧?”我刨根问底地说。村里经常有人为传闲话吵架,我猜测母亲是在明哲保身。

“瓜娃,实话也看啥时候说呢。说的时候不对,还会把事弄得越大。”母亲说完,就去缝纫机上忙了。

玲玲妗子骂到天黑,没力气了,才悻悻地回家了。

那一天,村里几乎所有的男孩子都被父母拷问了一番。有粮表哥第二天走路一瘸一拐的。别人问他,他还淡淡一笑,说:“我学着骑我爸的自行车,摔的。”

那一天以后,玲玲妗子家就没有消停过。不是半夜烟囱被堵了,第二天一做饭,老人小孩呛得直流眼泪,就是大冬天萝卜窖的盖子被掀开了,好好的萝卜全冻成冰柱子,要么就是红薯窖里被塞进一只死老鼠,老鼠腐烂以后,红薯也跟着烂掉一堆。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次年八月底。

那天上午,玲玲妗子兴冲冲地从自家地里摘了一个大北瓜。她洗了洗,放在案板上拿刀一切。我的天呀!一股黑乎乎的东西淌了出来,屎臭味立即飘满了屋子。她当下就明白了——哪个报复她的小崽子在北瓜上刻了口子,把屎拉进北瓜,北瓜后来又长住了。

玲玲妗子抱起北瓜就挨家问,问不出来,就转圈跳脚地骂。她叫骂道:“让我吃不成饭,我叫你们全村人都吃不成饭!”

那天的午饭,全村人就是没有吃成。玲玲妗子越骂越气,突然间,她眼前一黑,吐了一口血,随即倒在地上,不言语了。

生产队长赶紧叫人把玲玲妗子送到医院。医院诊断为:急火攻心。

玲玲妗子住院了。队长紧急召开了社员大会,在会上言辞激烈地要求大家回去管教自家的孩子,他脸红筋涨地说:“再这样恶作剧害人,会出人命的。”

当天晚上,村子里家家都在教训孩子。有的男孩子因为顶嘴,还不同程度挨了打。

玲玲妗子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回家后,又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啥活儿也干不了。

至于使坏的那个孩子到底是谁,到最后也没有查出来。那时候又没有监控,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谁也不敢轻易指控别人。

多年以后,我们这一拨孩子都长大成人,各自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

有粮表哥组建了一个建筑队,到处承包工程。让村里所有人诧异的是:每年西瓜刚一上市,他就给玲玲妗子买一麻袋送去。

玲玲妗子笑着问:“你为啥年年给我买西瓜?”

有粮表哥笑着回答:“我怕断子绝孙啊。”

玲玲妗子便拍打一下有粮表哥的头,说:“我就知道那些害人的事都是你哈怂干的。”

“我那会儿不懂事,惹您生气了。”有粮表哥终于对玲玲妗子说了实话。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母亲那句话:“实话也看啥时候说呢。说的时候不对,还会把事弄得越大。”

有粮表哥这个时候自己把实情说出来,比任何时候任何人说都合适。

后来,玲玲妗子心脏病发作,有粮表哥连夜晚开车从陕南送到省城医院,还一次给医院交了十万块钱。玲玲妗子做了支架手术,保住了性命。

身体恢复以后,她见人就说:“多亏了有粮那娃,不是有粮,我恐怕都走了。

                       四、拾落落儿奇遇

现在的孩子大多不知道什么是拾落落儿,不论是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

拾落落儿,也叫“捡落落儿”。意思是在庄稼收获之后,捡拾被农人落在田里的农作物,将其归为己有的一种劳动行为。例如:拾麦穗、拾花生、拾土豆等。在生产力低下、生活困窘的年代,拾落落儿是一种普遍现象。

北方人叫拾落落儿,南方海边居民管这种行为叫“拾网眼儿”。

其实,拾落落儿自古就有,现如今也有。只不过如今的人即便拾落落儿,也不去一家一户的小块田地了,而是去新疆、东北等有大型农场的地方拾麦子、拾棉花、拾黄豆等。

拾落落儿是一种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行为。在我们小时候,还受到生产队的鼓励。一个原因是生产队干部深知一些社员给集体干活儿舍不得出力气——麦子割不干净、收不彻底;挖土豆、红薯的时候,镢锄吃土太浅。遗落的农作物与其烂在地里,还不如让孩子们捡回家,多少能补充一点粮食的不足。另一个原因是孩子们在拾土豆、拾红薯、挖麦茬和包谷茬的时候,还顺便帮队里翻了一遍地。

每年生产队的麦子一收完,三哥就领着我和弟弟来到麦田里。我和弟弟拾麦穗,三哥用镢锄挖麦茬。何谓麦茬呢?农村的孩子不用我解释了,城里的孩子需要稍微科普一下——就是麦子收割以后,遗留在地里的根和茎的基部。

有一句歇后语是:“皇上他妈拾麦茬——散心呢。”三哥挖麦茬可不是闲着没事,而是晒干后,让母亲当柴火烧。

当时不知道原因,总觉得母亲用麦茬摊的煎饼、烙的馍馍有一股浓浓的麦草香味,特别好吃。在讲究饮食品质的今天,我才知道麦茬火苗柔和均匀,不容易糊锅。在燃烧的过程中,麦草的香味慢慢煨进了饼里。用炭火和天然气烙的饼就有一股子煤味,让人味觉不适,从而影响了胃口。现在,只要看见“麦秸秆锅盔”、“柴火炖鱼”等招牌,价钱就一定高出不少。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我们当年吃的是麦茬饼,麦秸秆还舍不得当柴火烧。母亲把又直又通的麦秸秆泡软,编成长辫子后,盘成一顶顶草帽,供一家人挡雨遮阳。用不完的,就卖给农产品收购站了。小点的五分钱,大的一毛钱。

我也学着做了几个,母亲允许我用卖草帽的钱给自己买点东西。国营二食堂门口每天摆着卤好的猪肉。我花一毛五买了一个猪尾巴,狼吞虎咽地啃了。剩下的钱买了一个铁皮文具盒,上面印着珍宝岛战役——那是当年最流行的款式。

那时候,草帽的需求量很大。村里的女人一有时间,就赶制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草帽。只有机关单位的人下雨的时候才打伞。如果大晴天打伞遮阳,就会招来审视、嫌恶的眼光,甚至还会有闲言碎语。不像现在,一到夏天,满大街五颜六色的太阳伞就如一朵朵移动的鲜花,让人们既享受了夏日的美好,又免受了紫外线的灼伤。

我们还是回到拾落落儿的话题上吧。夏天顶着烈日拾麦穗、挖麦茬着实辛苦,肚子饿得咕咕叫,嘴里渴得嗓子冒烟儿,身上却汗流浃背,但也有如今的孩子想象不来的盎然意趣。

一天下午,我们三人正各司其职的时候,突然,在隔壁地里忙活的福民表哥发出一声召唤:“都来看呀,青蛙要比赛跳远了,看哪一只先跳到水渠里?”

孩子们的玩性往往不会受到疲劳和饥饿的影响。

我们立即围拢过去。只见一大一小两只青蛙捏在福民表哥的手里。他把两只青蛙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然后松手。两只受惊的青蛙慌忙弹跳而起。只可惜,那只小青蛙在慌乱中迷失了方向。它没有朝着水渠的方向跳,而是试探着跳向干旱的土墚。孩子们一哄而上,拼全力围追堵截。最后,还是福民表哥手脚利索,他闪电般地双手一扣,小青蛙被牢牢地捂在掌心。

福民表哥得意地说:“叫你跑!看你还跑不跑?”

这时候,村里另一个男孩子递给他一根麦秸秆,说:“福民哥,你要是能把青蛙的肚子吹大,我就把今天拾的麦穗给你。如果你做不到,就把你的麦穗给我。”

福民表哥问了一句:“真的吗?不要后悔啊!”

福民表哥把麦秸秆的一头噙在嘴里,准备把另一头插进青蛙的屁股眼。可能是麦秸秆触到青蛙后,戳疼了它,它猛地一蹬后腿,把福民表哥吓了一跳,手一松,青蛙顺势逃走了。

福民表哥输了所有的麦穗。孩子们全都“哈哈哈”地大笑,他羞臊得只想钻地缝儿。他蔫头耷脑地去水渠边上洗手。就在这时,他突然又“嘿嘿嘿”地笑起来。大家都以为他受到群嘲后,有点不正常了。

谁也没有想到,福民表哥两只手从水渠里往外一提,两条又肥又大的鲶鱼吊在他手上,狂乱地甩着尾巴。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说:“谁能把鲶鱼身上的黏液洗干净,我就把明天的麦穗给他;洗不净的话,把他今天的麦穗给我。”

刚才那个男孩立刻自告奋勇,说:“我来洗!在水渠边上呢,还能洗不净?”

那孩子蹲在水渠边上,洗啊,洗啊,不知道洗了多久,鲶鱼身上还是黏糊糊的。他有些着急了,使出更大的力气。谁承想,脚底下的湿泥很滑,他“扑通”一声,连人带鱼一起掉进水里了,浑身立即湿透了。

水渠的水挺大,福民表哥和三哥赶紧抓住那孩子的手,把他拉了上来。

福民表哥一看对方都成落汤鸡了,就刻意缓和气氛,说:“算了,我不要麦穗了,你都拿回家吧。”

“快看!我们的麦穗要被吃光了!”就在这时,弟弟发出一声尖利的惊叫。

所有孩子都唰一下看向麦穗,只见黑压压一群麻雀正蹲在我们的劳动成果上大快朵颐。

心疼死了!福民表哥捡起石头就砸。其他孩子一起飞奔过去,土疙瘩、石头蛋子雨点般地落在麻雀们身上。大部分麻雀飞走了,两只小麻雀被砸伤了,另外一只当场丧命。

福民表哥捡起三只麻雀,喜出望外地说:“我家黑猫今晚可以过年了。”

由于麻雀偷食庄稼,在1958年的时候,它和老鼠、苍蝇、蚊子并称“四害”。大人小孩对麻雀都恨得牙根儿痒痒,因而,在捕杀麻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心慈手软。在全民的除“四害”运动中,麻雀数量锐减。虽然两年后麻雀就被“平反昭雪”了,“四害”最终被定为老鼠、蟑螂、苍蝇和蚊子。但是,人们对麻雀的憎恶情绪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现如今,麻雀成了保护动物。经过动物学家再三考证,发现麻雀是杂食性动物。虽然它们对农作物有一定的破坏,但是它们也以害虫为食,对庄稼地能起到极大的保护作用。没有麻雀,粮食就会大幅度减产。

当我后来知道这些知识的时候,经常为那些被虐杀的麻雀感到痛心,也为那只差点被福民表哥吹破肚皮的小青蛙感到庆幸——书上说青蛙是益虫,是人类的功臣。

有时候,拾落落儿也会遇到奇怪的事情。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地里拾土豆,那时候叫“洋芋”。三哥在前面挖,我和弟弟在后面的土里翻检。弟弟说他饿了,想吃烤洋芋。三哥便从土墚上撅了些干草,用两块石头使劲打火。火星子还真把干草点着了。

我和弟弟立即把洋芋放进火堆。

也许现在的孩子会问:“为啥不用火柴或者打火机点火呢?”那时候,柴米油盐相对于父亲的收入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母亲万事力求节俭,绝对不允许我们把火柴从家里带走。还有一个原因,母亲担心我们随身带火柴会捅娄子、惹乱子。村里时不时有孩子放火玩儿,不是点燃了东家的麦秸垛子,就是烧毁了西家的牛棚。官司打到公社干部那里的不在少数。也有人为此大打出手,打伤打残的事情常有耳闻,判刑坐牢的也不乏其例。

正在我们兄妹等着吃烤洋芋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说外地话的“叔叔”走到我们跟前。我以为他也想吃我们的“美味佳肴”,就不客气地说:“我们拾的洋芋不多,自己还不够吃呢。”

没想到,那位“眼镜叔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糖,糖纸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非常漂亮。他神秘地笑了一下,说:“这是一种很贵的水果糖,味道非常甜,你们想不想吃呢?”

我们嘴里立刻涌出一浪接一浪的口水。三哥问:“你是想用那颗糖换我们的洋芋吗?”

那人摇了摇头,说:“我不要你们的洋芋,只要你们去捉几只青蛙、鲶鱼就行了,稻田里的鱼也行。”

我们村里既有旱地,也有水田。旱地种麦子、包谷、土豆和红薯等,水田自然就种水稻了。长大后才明白那是由于我们那个县地处丹江上游两岸,河谷川塬地貌皆有,纬度海拔特点均宜。

我好奇地问:“要那些东西干啥呀?又不能吃。”

那位“叔叔”又神秘地笑了笑,说:“我做药引子。”

“哦,家里有人生病了啊!”弟弟同情地说。

小时候,受老辈人的影响,我们的饮食习惯主要吃地上长的东西,几乎不把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和人的食品联系到一起。孩子们只知道青蛙、鲶鱼和稻田里的鲤鱼、鲫鱼可以逗着玩儿。长大后才知道田鸡肉的蛋白质含量比猪、牛、羊肉还高,其丰富的钙元素可以用来治疗青少年和老人的骨质疏松。虽然田鸡和青蛙不是一回事,但都属于蛙类。

长大后才知道,我们为了一颗水果糖,饿着肚子追撵抓捕的鲶鱼肉质细腻鲜嫩,含有较多的蛋白质和脂肪,是极好的营养滋补佳品,可以和鲍鱼、鱼翅相媲美。

长大后才知道稻花鱼肉质细嫩、味道香美,蛋白质含量是普通鱼的三到五倍。

那位“叔叔”用一颗水果糖从我们手里换走了三只青蛙、两条鲶鱼和五条稻花鱼。

福民表哥为了多得一颗水果糖,急匆匆地跑回家,把他爸头一天淘井时捉住的三条大鲤鱼连瓦盆一起端来了。

三哥把那颗水果糖咬成两半,用满是鱼腥味的手喂进我和弟弟的嘴里,他自己就舔了舔嘴唇。他和福民表哥浑身上下又湿又泥,简直就像两只泥猴子。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们多么幼稚无知,而那位“眼镜叔叔”又是多么贪婪猥琐。

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们拾落落儿的时候还为国家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那年秋天,我们正在地里拾红薯。三哥的镢头突然带出来许多吃的东西:麦子、包谷、洋芋、红薯、花生、稻米。再往里刨,还有鸟蛋、鸡蛋和腌肉。

三哥抓起一把麦子闻了闻,说:“这些害人的老鼠,偷了这么多吃的。都坏了!有霉味了!”

我也俯下身子看,包谷和花生都长芽了。腌肉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霉变物。不用打开看,鸟蛋和鸡蛋肯定已经成臭蛋了。

“不要了吧,都成这样子了。”我对三哥说。

“人是吃不成了,可以喂鸡喂猪。”三哥回答。

“可这是队里的粮食!上次英红姐给我割了那点儿麦穗,咱爸都把我打了一顿。”我提醒三哥道。

“你说的也对。虽说是老鼠洞里的东西,但毕竟老鼠是从生产队的地里偷的。就是看着有些心疼,白花花的,真不忍心就这样又埋进土里。”三哥盯着那些“战利品”,说。

“要么,我去问问队长吧,他就在那边。”三哥说完,用双手掬了满满一捧,快步跑向正领着社员在不远处挖红薯的队长。

队长还没有听完,就不加考虑地说:“老鼠洞里的东西,集体要那干啥?拿回去,让你妈喂鸡去。”

三哥扭头往回跑,身后传来队长的感叹声:“看人家把娃管教得多乖,全村娃都这样子,要省多少事呢。”

三哥听得高兴,步子迈得更快了。到我和弟弟跟前后,三哥抡起镢头,又往深处挖了几下。我的天啊!一个蒲篮大的老鼠洞出现在我们面前,里面的各种吃食能装满满一筐。我们感觉自己发现了聚宝盆,兄妹三人欣喜若狂地用手往筐子里装。

挖出来的装完了,三哥拿起镢头又挖。突然,“哐当”一声,镢头被震得撇向一边。三哥揉着手,说:“碰上啥东西了?劲儿这么大的。” 他捡起来一看,是一块青灰色的砖头,质地非常坚硬,侧面有隐隐约约的小方格纹。

三哥又说:“不是石头啊,咋这么硬的!把镢头边上都打了个豁口。”

对于三哥这个发现,我和弟弟都没有多大兴趣。小孩子最上心的事情永远都跟吃玩有关。

三哥把那块砖头扔到地上,继续挖老鼠洞。“哐当!”又是一声巨响。三哥拨拉掉浮土,另一块砖头躺在土里,半隐半现的小方格纹和第一块很接近。

同样的事情发生两次,就是再不想关注也按捺不住好奇的心理。 三哥拿着砖头左看右看,就是觉得怪怪的。不就是砖头吗?还搞这么多花纹干啥?平时见的青砖和红砖,哪一块上面有花纹?在犹豫了一阵子以后,三哥决定去问问队长。

队长见三哥又来找他了,没等三哥开口,他就说:“不是让你拿回家嘛,咋又来问了?”

三哥给他看那两块砖头。

队长当过兵,又知道一些我们县的历史。他接过砖头仔仔细细地看了好一会儿,皱着眉头说:“这东西我也看不来,我明天送到县文化馆,让懂行的人看看。”

接下来的故事就让我们一家人始料未及了。文化馆给我们奖了十块钱,说那两块砖头是秦砖。又派人顺着那个老鼠洞往下挖了个把月,周边还拉上了警戒线。

听说考古人员还有新发现,挖出来的东西虽然够不上镇馆之宝,但也有一二陈列在省城博物馆里。

父亲用那十块钱给三哥和弟弟各买了一双黄胶鞋,那是当时所有男孩子的梦想。又买了一块花布,让母亲给我做一个新书包。我以前背的书包都是哥哥们用过的,上面有横七竖八的补丁。

母亲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给我做了一个镶边书包。那时候没有蕾丝边,母亲便把裁剩下的布条做成褶皱样,沿着书包镶嵌了一圈,还额外做了一个里衬,说这样结实,背的时间长。

第二天,我背着新书包,天不亮就跑到学校门口。等了好长时间后,看门的大爷才打开了校门。

我一生上学十九年,算下来五千多天,那一天是我终生都无法忘怀的日子。

那一天,我抬头挺胸、自信骄傲,走出了现在人说的六亲不认的步伐;那一天,我就像收欠款一样,收回了以前投在别人身上的羡慕的眼光;那一天,我在校园里走着走着,感觉自己长出了一双强健的翅膀。我展翅飞翔,飞过秦岭大山,飞向省城,飞向歌曲中唱的北京天安门。


注:此文首发红玛瑙公众号,反响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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