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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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死在我怀里的婴儿
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哥离婚了。
在这之前，大哥给家里写信说，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无奈的父母让我去大哥那里去看看，实在过不到一起去就离吧。
这是1971年的春季，我十四岁。
父母为什么委派还不谙世事的我去呢？因为他们对大哥的婚姻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即使亲自去也无济于事，但是家里不去一个人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所以 就决定委派我走一个形式罢了。
这是我长大以后才琢磨出来的缘由。
虽然大哥下乡的地方离我家只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但是那时候火车速度慢，而且无论大小站，站站停，有时候还要在车站等着会车，待避，再加上需要换车，所以往往需要坐一天的火车。
第二天好不容易辗转搭到了去他们独立营的运输汽车，下午到了大哥的家。
这个隶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的独立营，坐落在大兴安岭与松嫩平原交界的丘陵中。独立营建在一处朝南小山的缓坡上，过了营部有一条从山上下来的沟壑。沉睡了一个冬季的丘陵开始复苏，沟壑朝阳的地方枯黄的荒草与灌木丛中冒出了探头探脑的的点点绿色。
夏季平时总有潺潺溪水在沟壑里流过，雨季就变成了湍急的小溪，这条沟壑上面有座小桥，过了小桥就是家属区，再往前是独立营的军马场和连队等。
小桥下面，沟壑旁是家属区的第一个草房，草房后面是山，前面的山坡下是非常开阔的盆地，那个第一座草房的第一家就是大哥的家。
其实这是一座三间草房，在那个公有制时期，兵团也和城里一样，因为住房紧张，连队硬是分进去两户人家。
我到大哥家的时候，大嫂在房子的外面站着，屋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声，我一路辛苦拿来母亲准备的鸡蛋、小米等补品放进了屋里，大嫂始终没有和我说一句话。
我虽然还不太懂世故人情，但是也感觉出他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只等家里的一句话。大哥告诉我，他们的夫妻矛盾已经上升为敌我矛盾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嫂的枕头下经常藏着菜刀、剪刀一类的东西。
我感觉再维持下去可能会出人命的，便把父母要捎带的话也告诉了大哥。
第二天他们就办了离婚手续，那个离了婚的女人看了一眼孩子，拎个包裹便头也不回的走了。
草房里传出了世界上最令人揪心的哭声，依然没有挽留住她的毅然决然的脚步。
是什么力量促使她骨肉分离？是什么事情让她万念俱灰呢？
大哥忙着去单位请假，给孩子买奶粉，奶嘴等必需品，我在家里看着这个刚刚满月的婴儿，这个孩子比同期一般的孩子长的大，很白净，大眼睛双眼皮，感觉他很聪明，每当我抱起他的时候，他就不哭了，第一次给他喂奶粉的时候，他刚吸吮了几口，便把奶嘴供了出来，瞪着眼睛瞅着我，好像是在问我，这是什么？我轻轻的说：你妈走了，你只能喝这个东西活命了。过了一会他果然断断续续的吸吮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我和大哥抱着婴儿踏上了回家的路。然而这二百多公里的归途，没想到居然是那样的坎坷，那么的遥远，竟成了侄儿的不归路。
独立营到双山火车站大概有不到二十公里的路程，但是没有交通车，来去都要搭乘运输队拉货的汽车，或者是路过别的单位的货车。知青和探亲的家属一样，来时下了火车在去往独立营必经之路的道旁，望眼欲穿的等待着运输的汽车，如果是傍晚只能在独立营免费的招待所里过夜，所谓的招待所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三间土房而已。
十年以后我领着在爷爷奶奶家住的侄子和侄女去独立营看望他们的父母，也就是大哥和后取的大嫂。因为是晚上到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招待所的那三间土房，一个年轻的管理员把我们爷三安排到屋子里的一铺火炕，可是一进屋吓了我一跳，对面的另一铺火炕裹床被子的女子，咕噜一下子坐起来也吓一跳。她嗫嚅着：这怎么能行呢？
管理员不屑的说：那没办法，也不能让他们住在外面呐。
裹床被子的女子叹了一口气，把头蒙上躺下了。我也觉得不妥，但我能说什么呢？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住招待所的情景。
我和大哥抱着侄儿拎着包裹在草房后面的大道上等了半天也看不到一辆车，大哥说不能再这里守株待兔，咱们往前走吧，有岔路口也许能搭到车。
路过营部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草绿色的吉普车，大哥无奈的摇摇头。
其实大哥最不擅长的就是交际与通融，如果找到营部说明这婴儿需要单位出台车送到火车站，应该说人命关天的大事，也许单位能派台车，但是后来大哥仍旧坚定的说不可能，而我始终疑惑着。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左右，后面一辆拖拉机“突突”的驶了过来，我和大哥像看到了救星一般的兴奋，大哥不容质否往大道中间一站，挥了挥手。
因为没有公交车，丘陵中大部分都是兵团的下乡青年与当地的职工家属，所以路上行驶的一切车辆都兼顾了公共汽车的义务。
拖拉机是停下来了，但是我和大哥一看又傻眼了，这是一个敞篷的拖拉机头，后面没有车厢不说，只有一个驾驶员自己的座位，驾驶员了解了情况后很同情我们，但是又很无奈，最后无可奈何的踩离合挂挡准备离去。
“等等”，大哥急了，他知道午后几乎很少能看到什么车了，这也许是我们的最后希望。
“我们一个人抱着孩子能不能在你的座位上挤挤”，他看到司机的座位比较宽敞。
司机愣了一下，他绝对没有想过这样开拖拉机，“那你们那个人怎么办？”，司机皱了一下眉。
“在后面跟着跑！”大哥咬了咬牙。
司机左挪挪身子，右挪挪身子，喊了声：“上来试试”。
大哥让我抱孩子上去 ，我让大哥抱孩子上去，大哥怕司机不耐烦了，“咱俩换着坐”，一边说着，一边上了拖拉机。
这种拖拉机是在耕地收割用的，不是搞运输用的，所以速度不快，但是马力很强，噪音很大。
开始我便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跟着拖拉机后面跑，完全可以跟得上，可是人的力气与机械是截然不同的，跑着跑着就跟不上了，速度也越来越慢，距离是越拉越远，后来实在没有了力气，索性就走了起来。等我走过了一个山岭，远远的看见那台拖拉机在那里等着我呢，我运了运气，咬着牙又坚持着跑向了远处的拖拉机。
我上了拖拉机接过孩子，大哥又重复了一遍我的狼狈相。俗话说杀人杀到死，救人就到活，还是司机脑袋灵活，他干脆不再前面等了，而是把我们其中一个抱孩子的放下，再调转车头回去接在后面跑的那个人。
去年夏季，父母知道大嫂怀孕了，让我和姐姐送来了鸡蛋、小米、红糖，还有一个大哥要我们带的，把我累得要死要活的腌咸鸭蛋用的坛子。
我们家的左邻右舍都是铁路警察，关系相处得非常好，我和姐姐的火车票差不多得十块钱，那个时候馒头、烧饼以分计算，买粮食以角计算，最贵的是猪肉才八毛钱一斤，可想而知十块钱是什么概念。隔壁的铁路警察的齐叔不让我们买票，把我和姐姐送到火车上交给关系好的铁路乘警，到齐齐哈尔火车站换车等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乘警把我们送进了一个漆黑的会议室里，嘱咐我们不要出声，过两个小时有乘警来接我们上火车。虽然一路有铁路警察照着不用买票，但是我依然感到有些害怕，感觉自己的行为像电影里特务似的。
火车早晨到了双山车站，大哥没有按电报上约定的时间来接我们，又等了一个小时左右，还是没有看到大哥的身影，无奈之下我和姐姐只能自己去大哥那里。
我们打听去独立营怎么走，一个人告诉我们，你们得先去师部，到了师部就知道去那个团，那个营了。那时只有火车站到师部有公共汽车，我和姐姐就上了客车，上了汽车姐姐不放心又打听了一个人，被告知，我们坐的是去独立营反方向的汽车，到师部也没有去独立营的车，我和姐姐急忙在第一个站点下车往回走，虽然只有一站地的路程，但是要扛着陶瓷坛子、小米、鸡蛋等好几十斤的东西，把我累的就差哭了。
原来大哥搭乘的送粮食的汽车到了粮库，再从粮库辗转到火车站所以晚到了二个多小时，我们和大哥在火车站会合后在去往独立营的路口终于搭到了一台拉饲料的汽车，坐在山路中的汽车上，望着起伏的丘陵树木葱茏，枝繁叶茂，整齐的田野一望无际，这时一路的艰辛便一扫而过了，快到了大哥家后面的小桥时，大哥在汽车上满载的豆饼中掰下了一小块往驾驶室前面扔了过去，汽车便停在了路旁。
大哥说想要下车，找东西往驾驶室前面扔过去司机就知道了，千万不能拍驾驶室的棚盖，因为驾驶室拢音，你一拍里面就会震天响，司机会很生气，有时会探出头来骂人，甚至不给你停车。
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碰到很多“扛大厢”的旅客，所谓的“扛大厢”就是敞篷货车代替客运汽车的意思，其实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在中国的偏远地区，货车代替客车的情况比比皆是，只不过是更加偏远的西藏地区，延续了更多年而已。
春天的丘陵，虽然荒草下绿意萌发，但是依然显得有些苍凉，拖拉机在山路上来回的穿梭，我们哥俩被接力的向前移动着。
我和大哥换着坐拖拉机上抱着孩子，而且只能用一只胳膊抱着，另一只手需要牢牢的抓住后背靠椅，防止掉下车去，隔一会还不放心的掀开被子看看襁褓里的婴儿，孩子开始一直惊恐的哭着，后来就不怎么哭了，强大的拖拉机轰鸣声和剧烈的颠簸孩子可能已经麻木了。
好像到了一个叫四十六团的团部的岔道上拖拉机该拐弯了，司机在我们的感激中沉重的转动着方向盘，拖拉机轰响的马达声淹没了我们念经一般的感谢声音。
我和大哥继续抱着孩子在旷野中行走，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回家，快点的回家，到了奶奶的跟前，孩子就会安全了。
我记得走了一段路程后又搭了上了汽车，傍晚的时候终于到了火车站。
我的一个朋友说，小时候记得很牢固的东西一定是触动你心灵的东西，因为刻骨铭心，所以难以忘却。
在候车室孩子哭的时候，我慢慢的晃也不行，轻轻的拍也不行，喂奶粉他也不吃，过了一会突然不哭了，眉头紧皱，而且小嘴闭得紧紧的，脸色也有些发青，我叫大哥看看是怎么回事。
“不好”，大哥眉头一皱“孩子可能是有病了”
他接过孩子，满脸愁容的四处在寻找什么，不一会，大哥抱着孩子走到一个中年妇女的面前，求她帮忙给看一下孩子怎么了，中年妇女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她用手大拇指甲在孩子的鼻子下面试探着摁压了一下，孩子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但是声音并不大，中年妇女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病，但是刚才孩子是抽了。
她问明白了情况后连声叹气，这时候候车室里不多的旅客都围了过来，大家知道了怎么回事以后，七嘴八舌的议论着，只有同情心却没有任何办法。一个抱小孩的少妇把孩子交给丈夫之后走过来接过了大哥手里的孩子抱到一边。这让我和大哥及所有在场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我们好像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救星。
可是不一会那位少妇把孩子抱了过来，一脸沮丧的说：这孩子不吃。
大哥不停的看着手表，在候车室来回的走着，我抱着孩子，十分惊恐的死死的盯着孩子的脸，白净的脸上暗淡了很多，像鸭蛋青一样的颜色，两眉之间与鼻子上的颜色更为明显一些，孩子也似乎很安详，但是安详得令人恐惧，我不时的把耳朵贴上去，听他的呼吸声，或用手放在他鼻子前感觉他的呼吸，我真希望他放声大哭，他哭的时候，我反而会安静一些。
望眼欲穿的火车终于到了，虽然已是半夜时分的夜行车，但是车上仍然是人满为患，我们一边护着孩子，一边不顾一切的往车上冲，就像冲上逃离灾难现场的最后一辆车，海难中最后一艘救生艇一般。是的，对于怀里的婴儿来说这是最后的希望。
我们好不容易抱着孩子挤上了车，车厢里的人像摆在笼屉里的豆包一样，一个挨一个，我和大哥一个人抱着孩子，另一个人始终在孩子的前面保护着，并像念经一般“别碰到孩子，别碰到孩子”的嚷嚷着，生怕有人不注意挤着孩子，并不时的掀开被角看看。
火车离家越来越近了，我感觉到了母亲的身边，一切都会好的，母亲一定会有办法的让她的大孙子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我仿佛感觉到了爷爷奶奶看到了大孙子以及全家人看到了第一个下辈人的那种喜悦，那种激动，仿佛看到大侄儿在全家人的呵护下幸福的成长，天天都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然而，我怀中的婴儿又抽了，他的脸色更加发青了，我急忙学着候车室里那个中年妇女掐人中的办法，孩子又缓了过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这岂是度日如年？简直就是煎熬。
第一次感到火车开得如此之慢，经停的小站停得时间也如此之长，恨不能抱着孩子下车往前跑。
黑夜终于走到了尽头，天色蒙蒙亮了起来，车厢里的喇叭提醒旅客，火车快到齐齐哈尔市了。在这里换车，离我家只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了。
“坏了”，我脑袋嗡的一声，我已经把耳朵都贴在了孩子的鼻子和嘴上了，怎么一点呼吸的感觉也听不到了，急忙喊大哥来看看。
大哥一手拽着自己的头发，一手捂着脸，我看到了他不断颤抖抽泣的身体，渐渐的在站满过道的人群里畏缩下去。
火车终于到了终点，旅客争先恐后的往车下挤，我和大哥抱着“婴儿”木偶一样一动不动的站着，任下车旅客的左碰右挤。
空空如也的车厢，只有我和大哥依然抱着怀里的“婴儿”，大哥把孩子放到了我们已经站了一路的，刚刚腾下来的座位上，打开了孩子包裹，一次，再次的用手轻轻的触摸孩子的鼻息，把耳朵贴在孩子小小的胸口，多么希望孩子再动一动，那怕再抽风动一下也好啊。
孩子，你是不是被这雷鸣般的马达声吓破了胆？
是不是这剧烈的颠簸而厌烦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你在襁褓里是经历过怎样的痛苦挣扎？
幼小的心灵里曾发出过生命的呐喊吗？
侄儿静静的躺在襁褓中，永远的闭上了眼睛，这个世界让他恐惧，踌躇中他选择了另一个世界。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早晨，我和大哥跨过十几条铁道线，把一个稍现既逝的生命埋在了春天里。
如果大哥他们不离婚，如果营部给派一台吉普车，如果不坐拖拉机，如果发现孩子病了不坐火车而是去医院，如果火车上碰到一位医生……。
可能有一百个如果，孩子都不会死去。
但是，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有的被扔到了猪圈里面，完全没有了人类的照顾，孩子依然顽强的活了下来，变成了“猪孩”，甚至有的变成了“狼孩”等等。
未婚先孕的大姑娘千方百计的想把胎儿弄死于萌芽之中，可是胎儿硬是死里逃生，茁壮成长。
那时候有多少在大道上捡的孩子，广场上捡的孩子，甚至苞米地捡的孩子。
生命有时候十分顽强，有时候又十分脆弱，在脆弱与顽强之间，我们完全不知道其中的奥秘。
但愿我怀里那个婴儿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噪音，没有颠簸，没有恐惧，像天使一样无忧无虑的自由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