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游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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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集前面说话是一件不大讨好的事情。说得近于夸张了就会显得在夸耀自己往往导致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份谨恭又似乎对不起仅有的几个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莫讲，好歹让诗篇自己去承担，若此番做法，应是能让郑教授欣慰的虚心的诗歌学习者的模样。但字数他不同意，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惠斯勒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但事实用志摩的话说便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当回望到欧阳江河老师的长诗，像《悬棺》一类作品，总是不由得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文字，那文字微弱到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就给抹去。记得漳城院干行政工作的卢老师硕士读的就是现当代文学，在看到我《承冠集》的时候便有讲过“可以读出来你是一个有才情的诗人，但你的诗没办法唤起我的共鸣”天呀！哪天我才可以在自己的作品里看到使人肃然起敬的东西？像看到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那样——在复旦讲课的哲学王子王德峰教授也讲过真正的艺术品是能让人静默观止的。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比写诗更惨的事了，不但惨尤其是现在，还格外寒酸。就说一件事，我家男丁向来是不秃顶的，哪怕是年近九十的爷爷头发依然笔挺，但往往因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道花白、脱落了多少想象的鬓发。
说到我自己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家里头写诗的，我曾查阅过族谱，自泽公起虽属太原王氏，皇后、皇妃、官员虽出过不少，但可供传诵的诗句在我脑子里实是很难忆出一二。更别提新诗了，爷爷退休后的诗歌倒是蛮高产的，动不动便是“风云乍起百花香，万马千军渡长江。”的豪放的红色旋律，旧体小时候倒也写过不少，但多是“青青柳还青，忧心杯中起。”的悲悯抑郁。要知道在十四岁之前我对于诗的兴趣远不如对法律条文的热忱。父亲是要送我去理科班的，想着“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这样一个人如果会真正成为一个诗人——哪还有什么话说？
但运命的戏法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木偶，哪件事我们又能做得了主？许是八年前在锦江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认识了个什么奇特的美人，从此我的思想便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站定了我，这忧郁，竟渐渐地潜化了我的性灵。记得没少被长静念叨“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话虽如此，我的世俗的成份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译丹给我新诗集的序里写到过“诗人写诗、创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诗性”，不需要刻意的雕琢，也不需要放大意象。在诗人云游翼的诗歌中，能清楚地感知到诗歌的“诗性”。”但就实而言，单单我那稀薄的诗性，同蝉翼没什么两样，尽管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往云外飞的。且不说诗化哲学一类的理想谈何容易，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扎出八行到十四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
一眨眼七八年已经过去。诗虽连续地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写下了，但准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来说，从一点灵感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哪一次比唐僧取经容易，起码他还有个泼猴为他指路，懒猪为他逗乐，而与我而言这份苦难是独自承受的。正如志摩所说“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也只有当事人知道，尤其是在写到《未曾》的时候，那可真是一段昏暗的时日。每每写一篇都是把时间的指针用力地磨，将精神的弹簧反复的按压——刚下去又弹起来，更何况几乎都是在凌晨时分完成的初稿又或是修改，疲乏反而令人振奋，总得靠些助眠的药丸才能不耽误第二天的早课。并没有长静给《未曾》写的赠序中“仍还走在这条最富有诗意的生活道路上并且走得很好，仿佛长出了翅膀仿佛能潜进海洋。”写得那番自在。当然，我丝毫不否认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便如同泰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是能见到的，但像我这样既算不得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段时期我的诗情像是爆发了的山洪，不分方向地乱涌。一个是最早写新诗《赌》的那年，一个是写《江南寻影不遇》那年，生命好像受了一种奇特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思绪，合韵的不合韵语言都化作分行的诗句。那时绝无依傍也绝无顾虑，哪还顾得上美丑！只管救命似的迫切用笔在纸上、在桌上、在日志上赶紧写完了了事。在短时间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部集结成册的诗集《孤芳自赏》——是我整个高中阶段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散漫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绪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得到我在漳城院读大学的时候同郑教授古代文学的课间才开始讨论到。他不仅仅是个古代文学的讲师，也是头一个对我新诗进行从头到尾的细致点评的评论家，对于理论这一块儿是讲得最深入浅出的。那会儿教授便要我给诗歌做减法。我的字句本是最不受羁绊的野马，看到教授那些谨严的发在知网上的作品才开始收敛自己的随性。但我的“年轻人特有的桀骜”始终不能容许我在文学理论方面下一些细密的功夫。
我的第二部诗集《承冠集》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了，同前一部《孤芳自赏》比起来已经规整很多了，用郑教授的话说就是“有点诗的样子了”，“了不起，才二十岁就出诗集了”。他的好话我显然是最爱听的，但是在诗的技巧方面却还是没有把握。
《承冠集》成册之后那段生活是极度平凡和枯窘的，诗歌的产量也“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在川散诗学会认识了译丹和一祎两个年轻诗人，他们对于诗歌认真而又谨严的态度于无形中又感染了我那脆薄的诗性焕发了久蛰多年的性灵，竟许是如王德峰教授讲的性灵那般——性灵是真理的原始发生。眼睛里有光了，能看得见花草和年月风霜、社会的光影，能看得见有声色情感的世界与我同存了，让我的心头长出了眼睛，仿佛是将我救渡了一番。又或是像长静在《未曾》序言里写的一样——“因为你的心上有眼睛，所以总能寻见光，所以写出的便都是花。”
我希望这能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虽明知这些写下的诗句在别人眼里尽是些破破烂烂的闲暇时的消遣，万万谈不得什么流传。但于自己而言，写得成诗总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证明我的性灵还在那里，纵使他可能依然面目狰狞，起码还没放弃存活的机会。
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既然写诗那么痛苦又挣不得什么，诗人只是个兼职又算不得什么靓丽的身份，为何还要做一个写诗的诗人。
我只能再借来志摩的话“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
若换做自己的话说便是——我只是一个写诗的人，轻盈/是字句专属的舞姿/无关于风月，更无关/我同你的相遇/有时会被他们叫作诗人，轻吟/额上横列着的沟壑里/潜藏着的轻语，又或是/海面上荡漾着的波纹在蓝色里/回环着的忧郁/时代的意义，是高攀不上的字句/只有字节之间颤动着的旋律/能被双手紧握，抑或是/看似婀娜匀称的身姿/能在诗行间躲藏/而诗歌始终同星星一样/逃过指缝，穿行于/仰望不到的苍穹
诗人的痛苦与快乐混成一片，而我做的也只是诗行间的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