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又要给小孩儿打预防针了。
听到这个消息,小时后我的关注点并不在打预防针这几个词眼上,而是大队两字。
现在,若是努力回忆,似乎还能忆起大队当初没有改的样子。
大队隐藏在一个修车的店铺后面,但这个修车铺不知是修车这么简单,他还兼有小卖铺的工作,狭小的店铺中央放着几张麻将桌。每天都是人口爆满,烟雾缭绕。专门来店里买东西的倒不多,大多都是来打麻将,顺手买盒烟。所以说,这家小卖铺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烟。这家店老板似乎还和我们家有点亲戚关系,但哪路亲戚,我就不晓得了。即便有着一层亲戚关系,但这家小卖部还是被列到我最不喜欢去的小卖铺名单中。他既不会给我便宜多少,也不会送我一些小零食,更何况他还没有我喜欢吃的零食。哦对了,他家还有一个大澡堂,但我一次也没去过。
修车铺的旁边就是一道铁门,在我印象里,铁门是时常锁着的,最上端的栏杆上挂着一条很粗的铁链,将两扇门堪堪拢住,留一个缝,一次只能有一人通过。若是骑车技术好,也可以骑车进入。当然也只有经常出入的人才有这样的技术了。
从门到院子,有一个大棚。大棚上有一个长椽子,上最顶端挂着两个大喇叭。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感觉阴森森的。当然仅有的几次进大队院子,也只是因为打预防针。
打预防针的是我大妈。用我们那里的方言来念,“妈”字不念她的本音,而是念“么”这个音,这样以此类推,舅妈、姨妈都是这样子。大妈是打针老手了,针法娴熟。自我有记忆起,预防针什么的都是大妈给打的。到后来,哥哥去城里念书,大妈也转到城里工作,自此之后的几年,我的打针之类的活计又转战到村里的一个老医生手里。
打预防针的时候,一大早,大队门前棚子上的大喇叭就会喊:该打预防针的娃娃今天要来打预防针了!
这句话重复三遍。过段时间后又会喊一遍。打预防针这件事对于我们那个闭塞的小村庄来说算是一件大事了,毕竟关乎小孩的健康。
至于话语中所说的该打针的娃娃都是谁,那也就只有娃娃们自己的母亲知道了。
打预防针的日子大多大多都会选择在冬冬季某艳阳高照的一天。八九点多的时候,吃完饭,年轻的母亲将锅碗瓢盆收拾好,等太阳更大些便会带着自家的小孩往大队走去。
冬日的暖阳懒懒散散的照在行人身上,便为行人多添了一份从容和慵懒。小孩在前面蹦蹦跳跳,大人在后面慢悠悠的走着。时不时说两句:“慢点,小心车。”话虽这么说,但大人们并没有做出去阻拦小娃娃的举动。大家都心知肚明,这路上出了自行车,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车。有也是一辆电摩托,但人们骑车很慢,交通事故基本上不会在这安详的小村庄内发生。
来到大队,人已经又很多了,有几个大爷经常搬着自己的小板凳来大队晒太阳,有时放置一个小炕桌,围着几人“掀亮子”,或者下象棋,“亮子”类似于“长牌”的一种牌。“亮子”这两个字也是我根据读音翻译出来的,至于这两个字到底怎么写,我目前还没有查到。这两种活动只在老年人群众风靡,年轻人大多都玩扑克牌或者麻将。
这时候便会有几个小娃娃装模作样的围在牌桌周围,背着手看爷爷们玩牌。若是哪家小孩的爷爷在玩,那他肯定会走上前去,窝在爷爷怀里,撒娇耍赖要钱。若是爷爷高兴,从口袋里套抽皱巴巴的几毛钱,递给小孙儿,小孩拿到钱,高高兴兴的跑出去,一溜烟儿出现在大队背后的小卖铺。一毛钱的小零食很丰富,五毛钱对于小时后的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了。
五毛钱买五个“大刀肉”,一个大刀肉里面又有九排三列,拿到大刀肉,我会先劈一半递给好朋友,然后一排一排的吃。等两人吃完,舔一舔手指,然后不自觉的将手糊到衣服上。原本干净的衣服出现了明晃晃的油点子。若是吃了更辣的零食,则会用胖乎乎的小手使劲扇一扇辣的吸溜的嘴。
辣条的味道太上头了,但就这让人上头的味道让我至今还欲罢不能。
“哎,你妈叫你打针了。”打针这件事,我往往是被别人通知的那一个。我拉着朋友,走到最里面的那间屋子。大妈看到我,说句:“凤凤来了。外套和袄子脱掉。”说着,一针戳到另一个小孩的肩膀上。小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吓得我哆嗦了一下,想要跑出去。
但年幼的我怎么可能会逃脱母亲的“魔抓”。三两下被扒了外套和棉袄,接着利索的夹在母亲腋下。
棉签沾着碘伏抹在我胳膊上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忍不住哭了起来。朋友在旁边看着我哭后,也跟着哭了起来。我们这一哭,屋子里、院子里无论是打过针的还是没打过针的都哭了起来。说哭声震天也不为过。
我都哭的撕心裂肺了,大妈还是毫不犹豫的将尖细的针头戳入我细瘦的胳膊。我的哭声愈发收不住了。
到最后还是一瓶娃哈哈止住了我的哭声。
去年暑假,我去打疫苗。这都好多年没有打过针了,再次看到那细小的针还是有些犯怵。毕竟,小时后的预防针已经成功的把对打针的恐惧放大,至今都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