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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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世时，每天必食红薯，或蒸、或煮、或烤……津津有味，百食不厌。如今，他离世十多年，每每忆起他的这种情结，我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父亲生于1929年，长在江边的一个千年古镇。17岁时中学毕业，18岁时在本地参加革命，20岁时担任古镇村长，22岁时参加县供销社组建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29岁时被划成“右派”。自此命运有了大转折，先是被迫离开供销社与众多“右派”一起到上江石灰窑拖板车，继而是母亲受到株连被开除工作，一家人下放到偏僻山村接受劳动改造。
该村地多田少，红薯栽种面积较大。每年“惊蛰”一过，父亲就跟随社员一起培育薯芽，将红薯种一个挨一个地码放进一尺深的池子，然后均匀地撒上一层草木土粪。大约一个月时间，池内长出紫嫩芽子，再慢慢长到青绿。父亲又随社员从池内剔剪出成把成把的嫩苗，带到山地里栽上，再担上几担水，一棵一棵地点上一点。当然了，倘遇下雨天，只需将剪来的芽苗照地笼上一戳也就完事了。三两天的工夫，栽下的薯苗便返青成活了。
此时栽下的红薯，因其是从种薯上剪下的芽苗，所以叫芽子薯，所结之果水分少淀粉多，吃起来异常的硬，咬一口直噎人。加之不易储藏，村里人常常将它晒成红薯干，或制作成红薯粉，或蒸熟后滚成红薯果来食用。到了五六月就该种秧子薯了。所谓秧子薯就是从芽子薯的藤秧中，拣茂盛的剔剪若干，再剪作五六寸长的段子，每段为一棵，同先前栽种芽子薯一样栽下即可。秧子薯一般种植在麦地、油菜地，土质相对潮湿、松软、肥沃，故果实水分和糖分相对较大，吃起来软甜可口，且易下窖长久储藏，比起芽子薯来深受村民喜爱。
入村第一年，我们家分的800斤红薯全是芽子薯。邻居张大娘知道后，她指责队长、会计做事不公道，欺负有“成分”的人。父母自小住在镇上，分辨不清哪是芽子薯哪是秧子薯。即使能分辨，在当时“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父母也不敢吱声，毕竟自己是改造对象，是当时的阶级敌人。可张大娘不这么想，她认为父亲与大家一样劳动，运动来了，该批的批了，该斗的斗了，怎么还要额外吃亏？她执意要维护我们家，与队长红着脸吵了半天，队长最终拗不过就派人将我家的400斤芽子薯换成了秧子薯，与村里人享受着一样的公平分薯法。
张大娘家庭出身好，三代贫雇农，男人家也是根正苗红，又是生产队副队长，所以在村子里好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她说这也叫积德，能造福子孙。平日里，村里有她看不惯的事，她轻则说两句，重则骂人，若有不服，动粗也是有的。她常常告诫自家男人，千万不要昧良心做事，说什么人在做、天在看。父亲因身份特殊，在村里从不多言，也不与人过密交往，更不与人计较，只恐节外生枝，惹出事端。村里人与父亲保持着阶级距离，唯独这个张大娘时不时到家里转转，聊聊家常，有个揭不开锅时，也能伸手接济一下。
父亲改造很用心，很快便学会了犁田、耙地、插秧、薅草、割稻、打谷等。对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的父亲而言，这已是难能可贵了，但因其特殊身份，也常常作为“坏分子”代表进行游行、批斗，遭受羞辱。
有一年，大队在后背山驼背树下组织批斗会，说是要批斗父亲。接到挨批通知后，父亲并不惊慌也不害怕，因为他已经有些麻木和习以为常了。岂料，这次批斗会使出新花样，指控父亲不但是“右派”而且是地主。这是父亲始料未及的，当他看到挂在树上的一块黑板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伍某某大地主第一名”时，他有些激动地冲上前去擦试，并高声申辩自己不是地主。他深知这场批斗的险恶用心和自己将面临的厄运。他擦了黑板上的“鬼画符”，“鬼画符”又被写上，又去擦，又被写上，如此再三，父亲的行为惹怒了大队书记。书记一声令下，三五个强悍的民兵冲上前制服父亲，父亲的努力和捍卫像螳臂当车一样被来势凶猛的力量击得粉碎。他被捆绑着僵硬地站在树下接受着最严厉地批斗。他被无故地打成了地主，大队书记那语无伦次但极具威慑力的“批文”犹如晴天霹雳在父亲的面前响起：这个“右派”在旧社会读了10年书，还不承认自己是地主，我说他是地主，他就是地主，还是大地主第一名，以后大队多了一个地主，就是他。不承认也不行，不向我们认罪就停他家的口粮，饿死他全家……
会场的气氛很热烈，群众很激动，有喊口号的，有摩拳擦掌的，有推搡父亲和对父亲动手动脚的。三个小时的批斗会结束后，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家中，当晚就开始吐血，也不吃喝，表示再扣一顶地主“帽子”还不如死去。这是父亲无奈的抗争，也是父亲厌弃生活的决心。母亲惊悚良久，紧握父亲的手，以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妻子情怀劝说父亲，好死不如赖活着，千万不能想不开，有过不去的坎，夫妻同担，子女也不例外，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己击碎自己的家。父亲那冰凉的心被母亲的真情慢慢温暖，一种求生的欲望和与命运抗争的力量在胸中蓄积，并慢慢涌动开来。父亲深信颠倒黑白是暂时的，他决定向县人民法院寻求帮助，向公平正义讨要援手。于是，父亲连夜起草了一封书信，书信是写给县法院院长的，大意是：今有一“右派”家庭出身本为贫民，却被大队歪曲事实武断地定成“地主”。恳请人民法院尊重事实，还我本真。为了到达写信的目的，父亲在信尾特地加了一句，若院长三日内未前来解决，我便抛妻弃子去寻死，到阎王爷那里去伸冤。
信写好了，可怎么寄出去，由谁带出村？父母思前想后，想到了邻居张大娘。当晚，母亲敲开了张大娘的窗户。张大娘很是同情我家的遭遇，表示带封信寄出去绝对没问题。她说让她男人次日早起到供销社去挑货，借机将信带到区里去寄。若队长问起，就说是晚上接到了供销社挑货的口信。这天半夜，张大娘又来到家里，说是睡不着给父亲做了一碗红薯汤送来。父亲摇摇头说不饿。第二天晚上，张大娘又来家问，父亲吃了没有，母亲答父亲依然“不饿”，躺在床上呢。
第三天上午，张大娘风急火燎地来家说，法院院长来了，还带了两位干部，把大队所有干部，生产队管事的大小爷们都叫到大队部去了，说是专程来处理我们家的事情。
在大队部，法院院长让大队会计当众翻开我家的户口档案，然后依次让在场的每位人过目，大家都看见档案上记载着父亲的家庭出身——贫民，是贫民，是贫民？是贫民。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似有不甘也似有不信。法院院长依据档案事实，当场郑重宣布我家的成分——贫民，指出所谓扣在父亲头上的地主成分子虚乌有。同时，要求大队干部迅速纠正错误，告诉群众真相，伍某某不是地主而是“右派”，更不能借故断他家口粮，若因断粮闹出人命，决不轻饶。
张大娘送来此消息，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劲地朝空中拜谢院长大人。父亲脸上也绽放出少有的笑容，开始穿衣起床。不久，张大娘又来到家里，左手端一碗红薯汤，右手拿三个蒸红薯，对父亲说：“这下好了，问题解决了，水也要喝三碗。”然后将吃食递给父亲，继续说，“我知道你快三天没吃东西，也吐了不少血。”言语中透着关切、怜悯和喜悦。
母亲为父亲熬的稀饭还未好，父亲顿时感到饥饿便接过张大娘送来的蒸红薯，一口咬下去，又一口咬下去，三口、四口、五口，父亲打了一个嗝。张大娘说，喝口薯汤。母亲说，别噎着。父亲笑着，喝了口汤，再喝一口，很甜的样子。父亲享用着，一口又一口，张大娘送来的红薯和薯汤全被父亲美美地吃完、喝净。父亲对张大娘说，你送来的红薯远胜山珍海味，特别香甜、鲜美，美到心里去了。于是，张大娘笑了，父亲也笑了，母亲也笑了。
此事过后，村里有人议论，父亲是个读了10年书的老先生，家庭成分也不是剥削阶级。那时候，农村不仅物质匮乏，知识也同样匮乏。方圆几十里也挑不出一个读了10年书的人，村民还是向往知识，尊重“先生”的。还有人在传说，父亲也做过官，只是说错了话被人检举，才划成“右派”。还有人说，怪不得父亲肩膀没力气，挑一百来斤的水稻也要歇上三四次。他们哪里知道即使这样，父亲也曾几次累得大便出血，但父亲从不声张，默默坚持着。队长从此对父亲也好些，一些力气活尽量不安排他做。
接下来，父亲尽做些锄草、薅田、打谷类的轻松活，做得最多的就是栽种红薯，村里的红薯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年六月过后，红薯藤密匝匝、严实实，为了避免给养分散，队长就安排父亲和一些老人翻红薯藤，顺带薅拔薯根处的杂草。一根薯藤长达七八米，最短的也有二三米，翻倒的藤秧顺着地垄一边倒捋直了，好似女人梳理过的长长秀发，很有动感也煞是好看。父亲从劳动中享受乐趣，也曾对红薯作过研究。他认为红薯从不挑剔土地，无论肥沃抑或贫瘠，也从不矫情、娇气；无论是陡坡、荒岭，甚或是石头笼中一杯薄土，只需刨个小坑，浇上一勺水便可生长。最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它从不哗众取宠、炫耀自身，匍匐在大地上不开花只结果，结果也是藏于地下，在土里红……
小时候缺粮少食，红薯是填饱肚子最常见的食物。一年要吃大半年的红薯，每日三餐，餐餐红薯。记得无论是蒸吃、煮吃，晒干了吃，烤熟了吃，时间一长，我宁愿饿肚子也懒得张口，实在饿得不行了也继续吃，只是暗暗发誓以后有条件了一辈子也不吃。哥哥姐姐们好像也有同感，可父亲不一样，在我印象中，他好像从未厌食过，吃起来总是津津有味，这让我很是佩服。
若干年后，“四人帮”打倒了，父亲平反了，恢复了工作。我们家落实了政策，离开了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吃上了供应粮。从此，我极少吃薯，粮站也没有供应。有一年，张大娘来家看望父母，带了些芝麻、花生之类的高档农产品。父亲见后很不高兴，责备张大娘：“这些值钱的农产品，你不留着卖钱，拿我家来，这让我情何以堪？当年你对我们家有恩，我不敢相忘，多少次在梦中吃你送的红薯呢。”
张大娘一听忙说：“要不我下次再给你送红薯，这次送来的芝麻、花生你就收下。”
“送薯好，红薯好吃又便宜，芝麻、花生你还是拿回去，我是坚决不要的。”父亲坚决地说。
之后的几年，张大娘真的为父亲送来红薯。一见红薯，父亲乐得合不拢嘴，全部欣然接受。同时，他也买些化肥、农药作为回赠，让张大娘带回去。父亲常常吃张大娘送来的红薯，经常念叨，这是一个好人。他还借故告诫我们兄弟姊妹，不可忘记世间的恩德，要学会感恩，对党、对国、对人都应如此。
期间，家里的红薯吃完了就买。
后来，父亲离休了。他常带母亲到集市上去买红薯，只是红薯的价格慢慢开始涨了，一年比一年高。据说是哪个专家说了，红薯是绿色食品，营养价值高，能预防“富贵病”。要不然，不管再大的城市，其街头巷尾总会时不时传来“烤红薯”的声音。父亲也相信这点，每天不离红薯，或煮或蒸，津津有味地吃。
父亲离世时，四天滴水未沾，处于昏迷状态。按照我们当地风俗，母亲担心他到另一个世界没有“食禄”，便想方设法地为他喂食，让他肚里带点“存粮”过去，什么荔枝、桂圆、八宝粥等都试过，父亲就是不张口。妹妹提醒，父亲喜欢红薯，何不熬点红薯汤试试。果然，妹妹这招灵，当母亲在父亲枕边说，“红薯来了，红薯来了”时，昏迷中的父亲则微微张开嘴，母亲则顺势将温热的薯汤喂进去，父亲“吧嗒吧嗒”几下，就安详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而今，父亲去世已经十五年了。每每想起父亲为什么那么喜爱红薯时，我总只能似是而非地猜测与揣度，始终找不到准确答案。我想许是父亲怀念山村旧事，许是父亲怀念过往岁月，许是父亲怀念人间真情，许是父亲喜欢它的味道、它的营养、它的精神……？我终究不得而知，但我现在也开始喜欢红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