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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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世时，喜食红薯。用他自己的话说，红薯是他的主粮，他的美食，他的命根子。父亲说这话时很坦然，很平静，看不出有异样的表情。而我每每听之，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29年，父亲生于鄂东龙坪镇，十七岁中学毕业，与儿童剧表演艺术家方鞠芬，书法名师文艺等同过学，十八岁在当地追随胡燔（老红军）参加革命。1949年6月，父亲进入地方人民政府，担任龙坪村村长，后参加县供销合作社组建工作，并在该单位机关担任干部。1958年，父亲被划成“右派”，命运由此大转折。先是被迫离开县供销合作社，与众多“右派”一起到石灰窑拖板车，继而母亲受到株连被县织布厂开除工作，最终全家下放至偏远乡村。
这村属于丘陵地带，地多田少，红薯栽种面积较大。每年“惊蛰”一过，父亲跟随社员一起培育薯芽，将红薯种一个挨一个地码放进一尺深的池子，然后均匀地撒上一层草木土粪。大约一个月时间，池内长出紫嫩芽子，再慢慢长到青绿。父亲又随社员从池内剔剪出成把成把的嫩苗，带到山地里栽上，再担上几担水，一棵一棵地点上一点。当然了，倘遇下雨天，只需将剪来的芽苗照地笼上一戳也就完事了。三两天的功夫，栽下的薯苗便返青成活了。期间，有个多事的民兵将多余的芽苗丢到一个石头缝里，也成活了。他由此奚落父亲，说父亲像这薯苗，丢到哪都能活。话音一落，一群人跟着浪笑，父亲也只笑，并不见生气。
这时栽下的红薯，因其是从种薯上剪下的芽苗，所以叫 “芽子薯”，因其下地早，生长期长，水分少、淀粉多，吃起来异常的硬，咬一口直噎人。它不易储藏，可晒薯干儿，是制作淀粉及薯果的上等原料。到了五六月，这时红薯种已过了育苗期，开始腐烂了，再栽种的红薯就是“秧子薯”了。所谓“秧子薯”是从早期栽种“芽子薯”的秧（藤）上剪截而来的缘故。其栽法是在早期栽种的“芽子薯”的藤秧中，拣茂盛的剔剪若干，再剪作五、六寸长的若干段，每段为一棵，同先前栽种“芽子薯”一样栽下即活。因其一般种植于麦地，土质相对潮湿、松软、肥沃，故“秧子薯”水分和糖就相对较大，吃起来软甜可口，易下窖长久储藏，可作来年的红薯种。
这两种红薯单凭外表是不好区分的，但吃起来和储藏起来就有分晓。也正如此，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利用它做文章，施小动作。有一年，我们家分的800斤红薯，全是“芽子薯”。 父母心想这也难怪，一来自己是“黑五类”，二来自己是不识货的人。谁知，这事被邻居张大娘知道后，她指着队长、会计的鼻子大骂，骂得两人难为情，就派人将我家的“芽子薯”换了一半，与村里人享受着“芽子薯”与“秧子薯”各一半的公平待遇。这件事，使得父母对张大娘心存感激。
这位张大娘的家庭出身特好，三代贫雇农，男人家也是根红苗正，又是生产队副队长，所以在村里不惧怕任何人。平日里，村子里有让她看不惯的事，她轻则说两句，重则要骂人，若有人不服，动粗也是有的。骂过之后，她还要当着大家的面叮嘱自家男人，千万不要做昧良心的事，说什么人在做、天在看。父亲在村子里，因身份特殊，从不敢多言，也不敢与人乱交，更不敢与人计较，只恐节外生枝，惹出事端。村里人知道父亲是“坏人”，与父亲保持着阶级距离，唯独这个张大娘时不时到家里转转，揭揭锅盖，看看饭菜，也聊聊家常，恰逢家里揭不开锅时，她总变戏法似的能拿出三升米或一篮子红薯来接济我们家。
父亲在农村劳动很用心，很快便学会了种红薯，学会了犁田、耙地、插秧、薅草、割稻、打谷等。这对于一个“先生”而言，已是难能可贵，但因其身份特殊，也常常作为“黑五类”代表进行游行、批斗，遭受羞辱。
有一年，大队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匆匆来到村里，在后背山驼背树下，组织批斗会，说是要批斗父亲。接到挨批通知后，父亲并不惊慌、也不害怕，因为他已经有些麻木和习以为常了。岂料，这次批斗会使出新花样，抛开父亲的“右派”不顾，在树上挂一黑板，上写“大地主伍某某第一名”，强行给父亲扣顶“帽子”。这是父亲始料未及的，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且冠以新“帽子”——地主时，父亲十分激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擦试，像是捍卫生命一样，并辩解自己不是地主。擦了，被写上，又去擦，又被写上，如此再三，父亲的行为惹怒了书记。书记一声令下，命令三五个强悍的民兵制服父亲，并开始对父亲进行严厉地批斗。书记在“批文”中语无伦次地讲，“伍某某在旧社会读了十年书，不是地主是什么，还是大地主，不承认自己是大地主，生产队就停止给他家分口粮，饿死他全家。”三个小时的批斗结束，父亲身心疲惫的回到家中，当晚就开始吐血，也不吃喝，表示再扣一顶地主“帽子”还不如死去。母亲紧握父亲双手含泪劝说父亲，“好死不如赖活着，千万不能想不开，有过不去的坎，夫妻可以同担，子女也不例外。”父亲被母亲的真情所感，连夜起草一封书信，向县人民法院寻求帮助。
书信是写给法院院长的，大意是：今有一“右派”，家庭出身本为贫民，却无故被大队歪曲事实，定成大“地主”，恳请法院尊重事实，还我本真成分。若院长三日内未前来解决，我便抛妻弃子寻死去。信写好了，可怎么寄出去，由谁带出村？父母思前想后，想到了邻居张大娘。
当晚，母亲敲开了张大娘的窗户。张大娘来到家后，很是肯定地表示，这个没问题，她让她男人起早到区里去寄，队长若问起，就说是到区供销社挑货去了。半夜，张大娘来到家里，递给父亲一碗红薯汤，父亲摇摇头说不饿。第二天晚上，张大娘又问，父亲吃了没有，母亲答父亲依然“不饿”， 躺在床上呢。
第三天上午，张大娘风急火燎地来家告诉父亲，法院院长真的来了，还带了两位干部，说是来处理你的事情，把大队所有干部，生产队正、副队长都叫到大队部去了。说完转身又去了，说是继续为我们打听。
院长当时问所有人：“伍某某的家庭成分不是你们说了算，也不是我们说了算，这要让档案说了算，你们同意不同意？”大家都举手表示同意。于是，大队会计在所有人面前翻开了我家户口档案，档案赫然显示，伍某某的家庭出身是“贫民”。这样，真相就大白了。临离开大队时，法院的同志要求大队迅速纠正错误，告诉群众真相，伍某某不是地主，是“右派”，生产队不能无故断他家口粮。
张大娘迅速将此消息告诉了父母，母亲喜极而泣，父亲开始起床。少许，张大娘又来到家里，左手端一碗红薯汤，右手拿三个蒸红薯，对父亲说：“这下好了，你的问题解决了，水也要喝三碗。”然后将吃食递给父亲，继续说，“我知道，你快三天未吃东西，血也吐了不少……”
父亲双手接过，对着蒸红薯一口咬下去，又一口咬下去，三口、四口、五口，父亲打了一个嗝。张大娘说，“喝口薯汤。”父亲笑着，喝了口汤，再喝一口，很甜的样子。父亲享用着蒸薯，一口又一口，张大娘送来的红薯和薯汤全被父亲美美地吃完、喝净了。父亲对张大娘说，“今天的红薯吃起来远胜山珍海味，特别香甜、鲜美，美到心里去了。”于是，张大娘笑了，父亲也笑了，母亲也笑了。
此事过后，村里有人议论，父亲是个读了十年书的老先生，家里还不是地主。那时候，农村不仅物质匮乏，知识也是同样匮乏，方圆几十里也挑不出一个读了十年书的人，村民心里还是向往知识，尊重“先生”的。还有人在传说，父亲好像也做过官，只是说错了话被人检举，才划成“右派”的。还有人说，怪不得父亲肩膀没力气，挑一百来斤的水稻也要靠在斜坡上歇三四次。他们哪里知道即使这样，父亲也曾几次累得大便出血，但父亲从不声张，默默地坚强挺过。队长好像对父亲也好些，一些力气活尽量不安排父亲做。
接下来，父亲尽做些锄草、薅田、打谷等轻松农活，做得最多的就是栽种红薯，村里的红薯地都留下了父亲的足迹。父亲喜欢翻红薯藤。每年六月过后，红薯藤密匝匝、严实实。他把胡乱蔓延的秧藤翻倒一下，因秧藤处处可以扎地生根，翻倒一下则可避免给养分散，再随手薅拔秧藤下薯根处的杂草。父亲后来回忆，一根薯藤长达七八米，最短的也有二三米。翻倒的藤秧顺着地垄一边倒捋直了，好似女人梳理过的长长秀发，很有动感煞是好看。
在栽种红薯的岁月，父亲对红薯也作过一番研究，认为红薯从不挑剔土地肥沃抑或贫瘠，从不矫情、娇气。无论是陡坡、荒岭，甚或是石头笼中一杯薄土，只需刨个小坑，栽上一稞嫩芽或者插上一段藤，浇上一勺水便可生长。除此之外，几乎再不依赖人们的过多侍弄就能顽强生长，从不哗众取宠、炫耀自身，只知道匍匐在大地上不开花只结果，结果也是藏于地下，土里红……
在缺粮少食的时代，红薯曾是填饱肚子最常见的食物。我就生于那个时代，小时候一年要吃大半年的红薯，每日三餐，餐餐红薯。记得无论是蒸吃、煮吃，晒干了吃，烤熟了吃，时间一长，宁愿饿肚子也懒得张口，实在饿得不行了也继续吃，只是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有条件了一辈子也不吃薯。哥哥姐姐们好像也有同感，可父亲不一样，在我印象中，他好像从未“厌食”过，这让我很佩服。
若干年后，“四人帮”打倒了，父亲平反了，恢复了工作，我们家落实了政策，离开了农村。有一年，张大娘来家看望父母，带了些芝麻、花生等拿得出手的农产品。父亲很不高兴，对张大娘说：“这么值钱的农产品，你不留着卖钱，拿我家来，这不是骂我们吗？当年，你对我家有恩，我实不敢相忘，多次在梦中吃你送来的红薯呢。”张大娘说，“要不我下次给你送红薯来？”这敢情好！父亲爽快地应允了。之后的几年，张大娘真的为父亲送来红薯。一见红薯，父亲乐得合不拢嘴，全部欣然接受，同时，也买些化肥、农药作为回赠，让张大娘带回去。父亲常常吃张大娘送来的红薯，经常念叨，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家里的红薯吃完了，就买。
后来，父亲离休了。他常常带母亲到集市上去买红薯，只是红薯的价格开始慢慢涨了，一年比一年高。据说是哪个专家说了，红薯是绿色食品，营养价值极高，还能预防“富贵病”。要不然，不管再大的城市，其街头巷尾总会时不时地传来“烤红薯”的声音呢？父亲相信这些，晚年一天至少要吃两顿红薯，或煮或蒸。
父亲临“离开”我们时，四天滴米未沾，处于昏迷状态。按照风俗，母亲担心他到另一个世界没有“食禄”，便想方设法为他喂食，让他肚里带点“存粮”过去，什么荔枝、桂圆、八宝粥等都试过，父亲就是不动嘴。妹妹提醒，父亲喜欢红薯，何不熬点红薯汤试试。果然，妹妹这招灵。当母亲在父亲枕边说，“红薯来了，红薯来了”时，我们都看见昏迷中的父亲微微张开了嘴，母亲则顺势将温热的薯汤喂进去，父亲“吧嗒吧嗒”几下，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而今，父亲去世已十五年了。每每想起父亲为什么那么喜爱红薯时，我也只能似是而非地猜测与揣度，许是父亲怀念故土，许是父亲怀念人生？也许是父亲喜欢它的味道、它的营养、它的精神……我终不得而知，但我现在也开始喜欢红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