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

 序

中国从东周王朝到秦帝国，进入了中国的“轴心时代”。

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时代，体现在思想上集大成者的出现，文化上的继往开来。这样的轴心时代很多，如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等，但有幸的是，唯有中国，由自己的民族传承了自己的轴心文化，没有出现文化断层。

先秦时代，社会的特征就是“乱”。从尧舜禹汤的贤君盛世，到春秋战国的战火频仍，中国陷入了巨大的苦痛。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士”，地位更是发生了根本变化。春秋之前，“士”是“天子、诸侯、大夫、士”的最低一级，是统治者；到了春秋，士成了“士农工商”的最高一级，是被统治者。然而，中国的“士”们留下的第一个宝贵财富就是：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他们没有纠结于自身地位的高低，思考的首先是如何将乱世建设成为有序社会，如何将人民从“率兽食人”的状态下解脱出来。

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中国的“士”们首先思考的是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安居乐业，是公平、正义、秩序等等社会价值，而没有任何的个人私利。面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统治者，他们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得失，或率尔而起痛斥其弊，或秉笔直书不留余地，或仗义千里毁家纾难。当民族处在危难之时，中国的“士”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危难解除功成名就后瓢然而去，不带走一片云彩。所以，“士”逐渐成为了对人的敬称以至被滥用，如战士、女士、文士、死士、方士、侠士、道士等等，可惜的是，我们当代被普遍称为“士”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士”的含义，是否仍然具有忧国忧民不计个人的情怀？

  儒家和孔子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孔子的儒家。儒家从产生起就是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学说，经历了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到汉武帝时正式占据统治地位，从此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儒学受到了彻底的颠覆，当时的中国，各种声音并存，问题和主义相争不下，直至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成了舶来的马克思主义。诚然，儒学尤其是发展到理学以后，其糟粕尽显，为有识之士所不齿和痛恨，然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个时期的文化达人们，对其矫枉过正式的全盘否定，这种做法今天看来也未必能全盘肯定。事实上，否定儒学的这些文化达人们，本人都是饱读圣贤书、学贯东西的“大儒”，尽管他们自己未必承认。而且，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承，在社会伦理中的根深蒂固，远非一两个运动能够推翻了的，儒家礼仪仍在社会中调节、制约着普通百姓。随着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领导人逐渐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取而代之的是和谐发展、和谐社会观，这正暗合儒家强调的和谐。比如，最新修改的《刑法》证据规则确认了亲人为犯罪嫌疑人可以不提供证据，这正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子为父隐”的教条。所以，儒家文化必将传承并且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不知儒无以知中国，不知儒更无法改变中国，发展中国。

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是“仁”。仁者爱人，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落脚点。仁爱是指有差别的爱，一个人首先爱自己，然后爱亲人，然后爱身边的朋友和有着各种地缘、业缘、学缘的人，最后爱天下人。儒家重人伦，人伦即人的关系，人的关系就会有远近，是以自己为圆心的同心圆，你首先要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人，你的爱首先也要给他们，然后才能逐渐爱其他人，如果你连自己的父母妻儿都不能好好照顾，说你爱国爱天下，儒家是不相信的。这让我想到我们的英雄模范人物，总是为了自己的学生不顾及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或者为了自己的服务对象忽略了生病的父母，甚至不能见最后一面，我总觉得，这是违背人性的，也是违背儒家学说的。

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统治思想，那是在后来。在孔子的时代，他不是成功的政治家，他四处奔波推荐自己的主张以经世济民但徒劳无功，累累似丧家之犬。可他在政治上又是成功的——自己不能影响政治，就教出学生来影响政治，这点，他成功了。不但他在世时，他的很多学生在各国政界占有重要地位，在他过世后，他的学生甚至掀起了造圣运动，让他成了至圣，从而为儒家成为中华统治思想做为辅垫。

孔子，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和教育者，而他的超凡入圣，是他死后的事情，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记得当年在孔庙游览时，看到的龙饰、皇恩，一切都在宣示着圣人的至高无上。可是，我却越走越茫然。那个真性情、大智慧的孔子，那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孔子，那个道穷不改其宗的孔子，离我越来越远，有的，只是让我仰视而莫名其妙的孔圣人。后来在大成殿，才依稀看到了我心目中的孔子。“万世师表”金字大匾高悬正中，金光灿灿。我一直认为，孔子做老师是最令人尊敬、也最令他自豪的。所以，当我流连于秦淮河畔的夫子庙，看到颜回、子贡等弟子垂拱而立，我觉得，这才符合夫子的心意。老师嘛，受到弟子的尊敬是最重要的，帝王的神圣化反而是小节，这才是万世师表的老师应有的态度。在大成殿，看到一旁陈列的琴瑟，我依稀看到了孔子、子路、公西华等谈志，看到了孔子怒骂上课睡觉的宰予，看到了孔子听到子路死讯后的悲痛欲绝。这才是真正的孔子，真性情、大智慧，大道行不通，则教书育人自得其乐。

孔子决不认为自己伟大，他只是做着一个好老师应该做的事——整理讲义，把过去的东西整理清楚，好讲给学生听，好让学生自己阅读，就这样，他整理了他之前的中华文化并成为经典；他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并以此为乐，就这样，他得到了“万世师表”的美誉。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儒士，以自己的方式宣扬着救国济世的方法，然而，他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圣人。

  道家

中国文化其次重要的是道家，易中天称为隐士哲学家。其实真正的隐士应该称作隐者，因为他们不是“士”，他们不与社会合作，不关心民间疾苦，也不关心自身荣辱。而老庄作为隐士的代表，他们著书立说影响世人，他们告诉像孔子一样积极为改造世界而奔走的人说：“你们错了，你们越纷扰，世界越乱，你们都顺天应人，无为而治，世界就能大同。”（窃以为，这种政府守望者的角色，不正是自然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远祖吗？也许，凯恩斯还要拜老子为师）在此思想指引下，他们歌颂归隐的生活，通过自身示范效应指给中国百姓一条另类、但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路，以期达到社会有序，百姓不争。这些道家的“士”和当今道士不同，他们不是以“道士”为职业，他们都是思想上入道，在现实生活中都有着自己的职业，或务农、或为吏，和普通人一样，只是不屑于和鸳雏争夺腐鼠一般的功名利禄。他们认为，如果大家都这样，世界自然大同。从此，中国知识分子有了思想的归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说达儒穷道，而穷者始终多于达者，所以，道家思想在中国的深远影响就不难理解了。道家最辉煌的时候是汉初，汉初实行黄老之治，萧规曹随，休养生息，使得汉初的民生凋敝很快发展到了汉武盛世。可惜的是，汉武独尊儒术，黄老成了潜学，成了失意文人的心灵伴侣。道家再也没有“士”了，尽管他们都被尊称道士。

道家第一个人物杨朱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即一毛不拔。道家的很多观点都是惊世骇俗的，当然，细思之，又都有它自己的道理。我们都提倡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我们都可以批判杨朱自私自利，鄙之为小人而不屑于论，可学习了西方近代文明以后，却惊奇地发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教条。在这个意义上，一毛不拔是对的，我的毛，我愿意拔才可以拔，谁也不能拔我的毛，无论是威权逼迫，或者道德绑架。财产所有权观念，直接对抗了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其实，谁都知道，拔根毛不算什么，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拔根毛，明天就可以割块肉，后天就可以断个臂。这个观点，彻底否定了统治者扰民的理论基础，当然不会得到统治者和儒家的认可。所以，杨朱也就在历史中湮没无闻了。只有透过尘封的历史，才会发现，这个思想的光芒已经映照到了现代文明。

道家的主体，就是老庄。很奇怪，凭着性格，应该是喜欢庄子。汪洋恣睢，俯仰天地，这是何等的生活境界！而老子，干瘪的几句话，呆若木鸡。庄子是美学，老子是哲学。可是，就是喜欢老子的几句不疼不痒的话。

喜欢老子出关的故事。据说老子出函谷关，守关的人是老子的铁粉，缠着他求教，于是老子传下了这部五千言的著作。是啊，善养身者不用说，不用出名。当然，这是故事，老子其实是士，并不是隐者，所以希望改造世界，是以“无为”的方式达到无不为的境界。

庄子是真的与世无争。他关注的只是自身，是自由自在的生存，是真正的隐者。鲍鹏山先生独崇庄子，认为庄子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有理。但是，真正的隐者不应该如此张扬恣睢。通读庄子，在艺术的赞扬田园隐士生活得同时，文章处处可见对孔子的嘲弄和心目中圣者的向往，所以，他还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是士，是道士而不是隐者。木秀于林，风必折之，不知腐鼠成滋味的庄子，必然不适宜立足于世。特别是专制社会，你的命运，不在于你的能力，不在于你的高洁，而在于专制者的喜好。所以，庄子如果生活在后代，他被夷十族是理所应当。

道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养生。人生百年，白驹过隙，只要自己对得起自己，其他一切都是虚无。不是吗？纵然是帝王将相，也无法抵挡命运无常。而且劳心劳力，短寿之相。所以聪明之人，无用之用。当你汪洋恣睢的表达自己的才情之时，已落入下层。你只有让任何人不关注你，庶几可以养生。

道家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愚民。当然，道家的愚民，和儒家不一样，儒家是君清醒，民愚昧，而道家是自上而下的，君民一起愚，要君臣上下一致清心寡欲，消极无为，社会才能一团和气，人间大同。道家也认为，上有心机，则民百倍的心眼对付领导，所以领导要糊涂，哪怕是装糊涂，百姓才能跟着没有心机，安心度日。问题是：可能吗？糊涂可以装一时，能装一世吗？还有，在原始社会，物质财富及其简陋的时候，领导可以和群众一起糊涂，在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以后，权力的所有者会放弃权力带来的利益，做一个愚蠢的清心寡欲的君王吗？只有百姓的心机和合力，制约了权力的运行，才是双方共存于世的基石。道家提出了希望和方法，但确实是不切实际的。

道家是聪明者的学说，但是，所有中国后来的“士”们，都会继承儒家积极奔走的救世传统，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义无反顾的将热血洒于历史，只有在碰壁之后，才会无奈的选择独善其身。这就是中国的“士”文化。

  墨子的墨家

先秦思想中最可怜的是墨家思想。儒墨在先秦时是显学，但墨家思想在孟子批判后几乎绝迹，更是历史的悲哀。墨家是平民学说，任侠仗义，以一己之力义不容辞的制止不正义战争，勤俭、尚同、好武，在统治者看来就是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而由于和儒家对立，普通百姓也对这种为自己说话的学说不了解不支持。墨家思想的流失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损失，否则中国社会不会出现老人躺在街上无人救助，更不会出现“小悦悦事件”，因为，这不符合墨家思想。

墨家的式微有种种因素，一个重要因素是：墨家除了墨子以外，更多的注重技艺，而不是思想。所以，当后来的孟子大肆抨击墨子率兽食人时，墨家没有与之应战的人，便逐渐以失败者的姿态淡出了历史舞台。还有一个原因：儒家教育儒者读书做官，在经世济人之余，自己也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墨家教育墨者自食其力行侠仗义，过的是辛苦而又令统治者讨厌的生活，事实上是沒有前途的，当然响应者寥寥。

墨家是平民学说。墨子本身便是平民，他的众多弟子也是普通的劳动者，他的学说代表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所以天然的着眼于生产力的改造，技艺的提高，因为这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墨子从生产劳作的规则出发，提出尚同、尚贤，其实就是劳作的协同和优秀的领导者，这都是生产必不可少的因素。兼爱思想更类似于空想社会者的天下大同思想，甚至我们在《国际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歌声中，都能隐约感觉到。由此产生的非攻和任侠，便是水到渠成之势。总之，墨子从一个生产工人的角度出发，首先要求提高生产力，然后要求众生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有的只是贤明的领导。而这个贤明领导的领导方式，墨子想象不出，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尚同，即要求大家和贤明领导保持一致，自然天下大同。易中天分析的对，墨子正是从一个平民的立场上，随着自己理论的延伸，最终到达了专制理论。这正是奴性的中国人的写照。欣慰的是，他身体力行的非攻任侠思想，没有受到他专制思想的束缚，沿着另一条线传了下来，形成了中国历史多姿多彩又饱经磨难的侠客传奇。

墨子批判孔子，批判他的道貌岸然温文尔雅，这是立场的不同，不能算错，但也不能算对。孔子是贵族学说，但中国虽然儒学一直流传，可贵族精神却没有真正流传，外儒内法培养出的更多是职业说谎者，而不是得之于中发之于外的贵族气质和贵族精神。我们需要贵族精神，并不是仅仅需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并不是仅仅需要唱唱歌旅旅游，而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正气浩然的秉性。在这点上，虽然墨家也提倡侠义，但重义的儒家肯定胜过重利的墨家。

墨家与先秦其他各派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即墨家是唯一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其首领被称为巨子，巨子对团队有着绝对的领导权，甚至可以行使赏罚的权力。有一个故事：墨家一位巨子的儿子犯了法，君主考虑到巨子的贡献，赦免其罪，可巨子明确说，君主可以赦免其在社会上的罪恶，可他儿子也是墨家组织一员，他要作为墨家首领行使墨家组织的惩罚权，还是处死了自己的儿子。这说明，墨家组织已经成为像政党或黑社会一样的组织，焉能不为统治者所打击？

  孟子

孟子的个性和墨子很像，都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肝义胆。他们应该惺惺相惜，可惜，由于基本立场的不同，孟子视墨子为最危险的禽兽，认为他的理论是洪水猛兽。两人，或者说是两派，最根本的差别是“爱”上。墨子认为众生平等，大爱无疆，但儒家认为不对，认为爱有差等，你爱老婆、爱亲戚、爱朋友、爱众人是不同的爱，应该首先爱自己，然后爱亲近的人，还有剩余的爱才可以泽被苍生。儒家从孔子创立以来，都是统治者的学说，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上看问题。他由等差之爱，论述最基本的爱就是纲常，这是社会的基本秩序，而为统治者无偿效忠是纲常之一，也是最基本的爱，其他所谓急公近义、大爱无疆都要退居其次的，这显然是统治者奴化平民的最好工具，所以儒家后来就成为了中国正统学说。

儒家是统治者的工具，但孟子不是。孟子的侠义性格，使他在温文尔雅的儒生中是个另类。他认为被统治者应该效忠，但他更认为效忠不是无偿的，统治者应该爱护被统治者，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君不君，那么臣不臣就是合法的。所以，孟子认为武王伐纣，是有道讨无道，不存在不臣的问题。他从保护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对统治者进行了规范，进而达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很奇怪，墨子从平等走向专制，孟子却从不平等走向了民本。

孟子是幸运的。他幸运地处在了乱世，幸运地遇到了齐宣王。千年以后的朱元璋，读到孟子的时候，犹愤愤不已，欲除之而后快。因为孟子本质上是瞧不起统治者的，他自封帝王之师，对帝王不是仰视而是俯视的。所以，他见帝王，从不客气，不是咨询建议，更不是阿谀奉承，而是指手画脚耳提面命，甚至让帝王下不来台，“王顾左右而言他”。就这样一个人，可能也只有乱世中齐宣王的稷下学宫，才会供养他。

墨子和孟子尽管思想对立，但他们都极为优秀的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至于甘心牺牲自己，限入专制的泥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以至于甘心约束自己，达到民本的境界。如果两人能适逢其时，摒弃门户之见，倒真是可以惺惺相惜，结伴一生，仗剑走天涯的。然而，正是这门户之见，使得孟子对墨子大开杀戒，使得墨子灭门灭派，而中国千百年的科技思想，也随着墨子思想的淹没成为了不入流的小道。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开头愤世嫉俗地说道，“丐大业文人弃置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足见这位优秀的科学家的社会地位，诚可悲哉！

  荀子

儒家主导的思想是人性本善，但也有儒家认为人性本恶，如荀子。西方从人性本恶出发，构建了制约体系，完成了权力制衡学说，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然而在中国，虽然有的儒士承认了人的自私，但儒家普遍重义轻利的思想，使得中国传统中缺少对人利益的重视和研究，从而走上了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儒家们是不相信人自利的，人可以自私，不可以自利，自利的是兽禽，不是人，人追求的不是利益而是仁义。所以，儒家的仁爱思想，界定了各种人伦关系，强调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从而各自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世间大爱，天下大同。

孔孟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这就是说，善是人性的本质。确实，看到弱小者受到欺凌，任何人都会感到不快，感到愤怒。然而，挺身而出者不多，为何？“失其本心”。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愿，而是不敢，怕惹祸上身，所以没有挺身而出。因此，孟子一再强调，我们要找回本心，求仁得仁。然而，儒家到了荀子时，变了，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而善是后天学来的，所以要强调劝学，强调弃恶从善。其实，观念的差异是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当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的进步，社会财富有了剩余，人的观念必然由原始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进化为私有观念，而人的动物本能和优胜劣汰强者生存的社会进化理论，促使人追求财富，占有财富，甚至不惜一切手段。所以，人性本恶理论出现了。春秋到战国的道德沦丧，正是社会物质文化丰富进步的反证。

性善与性恶论之辩，是狮城舌战的辩题。最后，复旦学子以善花无法结出恶果，点中了性善论之死穴。恶和恶的制约可以产生善，所以西方强调权力制衡，因为权力就是利益，就是恶，所以必须要制约。但是，当时复旦的对手没有敏锐地分辨，恶与恶的制约产生的不是善，而是不恶。善花结不出恶果，恶花同样结不出善果。社会契约让我不侵犯他人，但是，没有谁能令我主动帮助他人。让我主动帮助他人的，是我的恻隐之心，是我发自内心的善心。所以，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但人有向善之心，可以通过教育唤醒向善之心，而不是靠恶的制约。恶的制约是法，但法的制约只能产生“不恶”。人通过教育后可以达到“礼”的境界，而只有“礼”的制约才会劝人为善，这是儒家自认为比法家高明之处。

儒学发展到荀子，是社会的悲哀。孔子强调仁，仁者“人”也，仁是恻隐之心，是人生而有之的情感，不需要教、不需要学、也没有目的，只需要守；孟子强调义，义者“宜”也，义是处事的外化，已经不指望人的内心完善了，而只要处事符合道义即可；荀子强调礼，礼是形式，是制约，是规矩，是不得不为。人的行为已经由发自内心走向外在制约，正如社会时代由纷乱的春秋走向了万恶的战国。所以老子说，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而“礼”，还是乱之首，为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是倒因为果，在不得不强调礼的社会，本身已经是乱世了，是不得已而以这根稻草来救世了，当然对应着乱。礼不是乱世之因，而是乱世之果。荀子强调礼治，同时也承认法的制约作用，这说明社会进步和道德沦丧并存，所以，法家思想呼之欲出。

荀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大家。他是儒家中的另类，所以他的学生中才有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可怜的是，法家是没有道德观念的，所以韩非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师傅同样归为社会的蠹虫，这又成了荀子“人性本恶”理论的佐证。一笑。

  纵横家

纵横家就是苏秦张仪。他们没有理论，只有实践。但他们的实践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不仅直接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还直接用唯利是图的阴谋诡计直接颠覆了先秦诸位学者对善的追求，用赤裸裸的恶，赤裸裸的鬼蜮伎俩，获得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利益。

故事不必说了。苏秦以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六国联合抗秦，他身背六国相印，论当时风云人物，他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他的师弟来到了秦国，正好苏秦死了，于是，同样用三寸不烂之舌和赤裸裸的利益欺骗，使合纵的六国中最重要的齐楚两国反目成仇，于是，合纵自然瓦解。所谓连横，其实就是秦国远交近攻的策略。

纵横的实践是军事，是政治，直接启迪了兵家和法家的极大发展。丘吉尔说而，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国际政治中的至理名言。这，其实早被中国两千年前的纵横家们所掌握。有了利益，就可以诱骗，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威逼，从而取得更大的利益。其实，国与国之间如此，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这直接造就了法家的理论基础——人性本恶，利益是唯一法则。

纵横家是小人吗？不错，他们有小人的一面，没有信义，唯利是图，朝秦暮楚，两面三刀，可他们也有士的一面——他们的政治实践，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他们是政治家的代表，政治中充满了罪恶，但政治最终带来的却是人间善果，百姓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苏秦，六国可以随意受强秦欺凌；如果没有张仪，秦王国统一六国不知何时，战国之乱不知何时才得以结束。这，就是鬼魅伎俩的成就，所以，我认为，纵横家们也是“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枭雄。他们沒有理论，但他们却以自己的实践为法家思想做了最好的证明。

我们赞赏先秦诸子的光辉思想，钦佩他们改造世界向善的决心，但是，最终推动社会发展的是恶，是纵横家开始的兵法思想。秦国虎狼之师，对六国是赤裸裸的侵略，甚至是掠夺和杀戮，但是，他统一了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发展，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也制止了兵连祸结的战国纷争。恶，推动社会发展，所以，恶的艺术已经不是恶，是帝王权谋，是法家思想。

  法家和韩非子

先秦诸子中最悲壮的是法家。他们权谋机变的思想是一把统治百姓的利剑，他们教会了统治者如何对待百姓才能强国，而在强国以后，他们无一例外的成为了百姓的怨怼者，君主的替罪羊。他们义无反顾的为统治者送上这把剑，因为他们是“士”，因为他们有着强国梦，有着社会有序的理想，哪怕为此粉身碎骨。没有一个成功的统治者不研究法家，但除了残暴的秦皇外，没有一个统治者公开推崇法家。商鞅、吴起、李斯……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吧，他们飞蛾投火般的用自己的身躯炼就了法家之剑，以自己的幸福、生命乃至千古骂名铸就了一个个强国，从而结束了春秋战国这个乱世。他们不为自己辩解，残酷的对待百姓、对待身边人，更残酷的对待自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对历史负责，对千秋万代的人民负责。如果没有法家，统一中国的进程不知会到何时，华夏人民不知会遭受多少的苦难。

法家思想在秦国开花结果，使得秦国实力迅速增强，并得以结束了战国乱世。秦以法胜，所以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以法家作为统治思想的朝代。然而，始皇实行了苛法，严刑峻法使得民不聊生，法治秦朝轰然倒地。汉朝在独尊儒术之前，也是有法家思想传承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郅都为代表的酷吏。他们被称为“酷”，并不是残酷，而是冷酷，是依法办事毫不留情。法家就是利剑，剑锋所指无不披靡，但剑必须藏于鞘中，而儒家思想就是最好的剑鞘。所以，后代优秀的统治者无不实行外儒内法。

韩非是大儒荀子的学生，名相李斯的同学。

韩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吸收了春秋战国以来各位法家先驱的思想，论著博得了嬴政的高度评价，来到了秦国。他到秦国绝非是来讲学的，他是“士”，他是希望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帮助秦王改造世界征服天下的，可是，同为法家的李斯没给他机会。韩非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怎么样不知道——因为他很不幸，他的同学李斯是个行动上的巨人，李斯出于一己私利，没有让韩非施展才华，迅速将他迫害致死。思想上的巨人，就这样输给了行动上的巨人。

法家思想，更多的是权谋，所以，李斯深得法学思想精髓。韩非的不幸是法家的不幸——两个大儒可以相处很好，两个大法却是你死我活。韩非在狱中为自己鸣不平时，秦国狱吏对其嗤之以鼻：“非用即诛，何必罪乎？”可见韩非虽是理论大家，但还没有秦国一小吏理论联系实际，被李斯所害也就理所当然了。

法家之士，就这样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博得了恶名，赢得了社会的进步。

法家是真正的政治学，是治国之术。法家强调权谋，更强调制度建设。在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后，领袖哪怕是白痴，国家机器一样运行；而其他诸位的理论，都离不开贤明的领袖，儒家的圣人教化，墨家的尚同尚贤，甚至道家也强调圣人无为。只有法家，可以。邓小平说过，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其实，这就是法家的思想。当社会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人员，官吏必不敢作恶，人民必不敢违法，社会就算没有英明的领袖，达不到人间大同和至善，但至少可以做到稳定发展，繁荣昌盛。

法家思想，在中国是实际上的统治思想，然而，中国没有走向法治，却是社会的悲哀。

当然,，先秦法家思想还是有着自己的致命伤的。中国的法，并不是近代法学意义上的社会契约，是人人遵守的，而是统治者统治的工具，是君主制定让老百姓遵守的，而君主不但自己可以不遵守法，还可以凭个人喜好豁免违法者。所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权大于法，权谋胜于法治，这也是法家思想的精髓和糟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法家思想绝不是依法治国的真正法学思想。可是，我们现在的执政者们，执行的是先秦的法家学说，还是近代的法家学说？另外，韩非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毒害是：在他大一统的法家思想领域里，是没有个人意识的，所有的修养、风骨、才情，都是不屑一顾要加以否定消灭的，更别说与当局者不同的言论了。从此，中国人成了法律之上的君王和法律之下的奴才。

重读国学，重温诸子，但愿中华文明代代流传，能够治疗当今社会的冷漠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