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和渔父

汨罗江畔，屈子行吟，渔父问答，中华文明的经典片段。

屈原一心为国为民，颇合经世济人的儒家传承。而渔父鼓枻而去，亦颇合道家的潇洒风范。两人的对话，实质上即是儒道思想的碰撞，又是人生取舍的重大思考。

儒和道，是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国文人，以儒为宗旨。儒家强调入世，强调治国平天下，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多少中国文人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民族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治国平天下是儒者的理想，但并不是谁都有机会的，只有拥有着权力的人，也就是发达的人，才会有这机会，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然而，世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当人邂逅不如意时，该怎么办？我没有权力，再修身齐家，也治不了国平不了天下，儒家指引不了我了，怎么办？这时候，道家会告诉人们，个人的生命和天地之大万物之永恒相比有如沧海一粟，功名利禄更是如腐鼠一般不值得追求，天地之间，只有自由而无拘无束的生命存在，才是真正唯一有意义的。功业富贵，修齐治平，都是虚无。烦恼困顿，万般不顺，那更是过眼云烟。所以，不管面对什么艰难困苦，只要生命存在，其他一切都可以抛弃，庶几可以得自由矣，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

相对而言，道家的思想确实消极。但要辩证的看，道家的消极，也有他的道理和好处。如果没有道家的消极洒脱，一个人总是孜孜以功业为念，很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为谋取发达而不择手段。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乏其人的，甚至还形成了一个学派——法家。法家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其权谋之术，厚黑之学，无论如何都是不登大雅之堂，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宜之举。恶推动社会发展，我无意于贬低法家，但让一个善良的儒家君子，来践行法家之权术，简直要性格分裂了。所以，很多时候，富有报国为民之志的儒士，面对无奈的现实，是郁郁不得志的。这时候，道家的退隐，好歹能让他们能有个自己的精神家园。向死而生，在一个人受到重大挫折时，道家思想能开拓他的眼界，减轻他的痛苦，甚至可以说能让他获得新生。于是，达儒穷道，或者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标配。

屈原是中国文人，当然也有这样的情怀，所以他遇到了渔父。但是，屈原就是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屈子。当渔父说道淈泥扬波、哺糟啜醨时，我们可以想见屈原的冷笑。姑且不论渔父语意中所含的与世浮沉同流合污之意是否令屈子不屑，仅仅理解为道家的順世而为可得养生，亦不会为屈子所取。屈原不是法家人物，不是政治家，政治家可以妥协，可以权变，可以与世浮沉同流合污，可以以种种不讲信义的手段驰骋于楚国的官场，甚至可以纵横捭阖无所不用其极。再次强调，我不是说政治家不好，甚至可以说，屈原如果是个政治家也许可能更有利于楚国，但屈原的清高品性本就和政治家的逐利本性格格不入。他爱国，但他不会为了爱国而去骗人，所以他不屑与小人同流合污，这是他的选择，是他高洁志趣的必然结果。屈原也不会遗世独立，逍遥江海。不是吗？“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注意这两个“必”字，这是屈原掷地有声的抗击宣言，他是不会和世间的污浊共立于世的，他的存在，就是要扫除世间所有的污浊！他是永远的嫉恶如仇的战斗者，战斗者可以失败，可以毁灭，但不会放弃。我想，千年以后，海明威笔下那个大海边的老人，肯定会和屈原惺惺相惜的。所以，他只有选择死亡。在屈原的《离骚》中，表达的更为明显。屈原有着对国家人民的不舍，有着对生命的眷念，但是，只要这个社会上还有着不公和小人，还有着黑暗和污浊，他就要上天入地的求索，就要不屈不挠的战斗。当他无能为力无法再战时，他还是不会妥协，不会退隐，只会以生命的放弃做最后一次的抗争。

屈子在自己的努力成为泡影，家国就要覆灭，自己的人生信仰就要坍塌的时候，行吟泽畔，遇到了渔父。他们的对话实际上是他自己在与自己对话，他的儒学信仰，与他的道家传承，在汨罗江畔的对话。通过对话，他发布了一个真正爱国爱民者的最强的战斗宣言。如果说，爱国爱民，侠之大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大侠，一个永远在用生命进行战斗的大侠，一个宁死也不与世妥协的大侠。他的死亡，可以说比后世的项羽更加壮烈。所以，人们才争相怀念他，争相去救他，以致形成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

无独有偶。数百年之前，孔子面对道家的隐士，同样有着一场对话。孔子像隐士一样知道自己的志向无法在当世实现，但在面对道家隐士的诘难时，他作出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标杆。我努力，哪怕不能成功，都决不放弃。当然，孔子的大智慧没有让他钻牛角尖，晚年的他放弃了政治从事了教育，自己不能改变社会，就著书立说培养学生改变社会，让自己的政治追求获得了部分成功。说部分，是因为后来的儒家虽然肇始于孔子，但实际上已不是完全等同于孔子，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也不是完全和孔子思想一致了。数百年以后，面对同样受尽屈辱壮志难伸的困境，司马迁又做出了新的选择。他没有选择如屈原般壮烈的死，也没有选择如渔父般逍遥的生，而是选择了苟活，选择了勇敢的生，将自己的生命凝结在了一部作品上。死易生难，对司马迁而言，其实在他受到腐刑时，他已经死了，所以他不再有任何顾忌，不再有任何的妥协，而是秉笔直书，史实成为唯一的标准。当他完成中国史学上最著名的那部煌煌巨著，把书完成献给汉武帝时，他已经做好了被杀的准备。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兼济天下的抱负。可以说，孔子的变、司马迁的生和屈原的死，本质上都是一种抗争的方式。

在历史的长河中，孔子、屈原和司马迁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文人，在失意面前还是选择了逍遥桃源，独善其身，成了渔父。无人责怪他们，但是，屈原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对失意，决不会都如渔父般只有自身的逍遥，而会有壮烈的死，会有勇敢的生，会有睿智的变。

所幸的是，历史是公允的，黑暗势力只能横行于一时，人性的光辉终将辉煌于万世。屈原的选择，不但彪炳史册，而且引领着后来的读书人，在生与死、名利和尊严等等的选择中，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行吟泽畔的屈子和渔父的这篇对话，更是让后人时时玩味，世世警醒。

附：七律屈子行吟

屈子行吟泽水畔，彷徨无计救家园。

痛心故国烽烟起，哀叹生民稼穑艰。

附势趋炎非所愿，扬波啜醴更何堪。

渔歌一曲濯沧浪，甘赴清流以正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