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

尚书

以前只知道，《尚书》是记载上古时候故事的书籍，现在终于真正理解了这本书。此书之所以成为经典，有两方面的原因：1、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方面的书籍。中国是一个政治社会，儒家的所有经典都是教导人怎么从政，所以这本书绝不是简单的古代故事，而是儒家教育世人，包括统治者和有志于入世从政的人，如何学习先贤治理国家的书籍。当然，儒家思想影响着中国的方方面面，绝不仅是上层社会，当然惠及普通百姓，所以这本书中体现出的种种思想，同样不仅影响着社会精英，而是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2、这本书是中国散文的开始。《诗》和《书》是中国两种文体之源，虽然这两本书在文学价值上，远不如后来中国文学的繁花似锦，但这是中国文学的起点。

透过那艰深的文字，戏剧展示了两个故事：一、禹定九州。戏剧认为，大禹的功绩不仅仅是治水，定九州的功绩甚至超过了治水。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大禹治水不是硬堵，而是因势利导，通过疏导把洪水流入大海。所以，大禹势必疏通了中国的很多河流，这些河流和高山一起，天然把中国大地分成了一块一块的土地。古代尚“九”，于是大禹就笼统分成了九块，称为九州。九州的出现，说明大禹时代已经有了统一的国家意识，有了大局观。我猜想，这也说明农耕文明代替了游牧文明，部落要定居了，不再四处游窜了。经济决定意识，意识又反过来指导着经济发展。九州的诞生，在安土重迁的华夏文明中，肯定是重重的一笔。

《禹贡》中的九州，是徐州、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那就是当时的天下，在我们现在看来，基本上也就是长江以北。透过历史的尘烟，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中国由弱到强的发展和经济中心的南移。

二、牧野誓师。原文很简单，戏剧丰富化了。牧野之战，是周武王伐纣的关键之战，因为殷商军队的倒戈，所以这也成了历史上有道胜无道，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走向的典范。当“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的声音响起，我相信，武王的军队想到的肯定不是荣华富贵，而是为民解悬，是有死无生的勇往直前。我们的军队之所以能战胜蒋介石的军队，不也是民心的选择吗？

在《尚书》的发展史上，伏生是个重要人物。伏生以命护书，甚至妻儿为书而死的故事不知真假，我总觉得，在累累似丧家之犬的逃亡路上，带着一车竹简，太不可能了。我佩服用生命保护竹简的精神，但我想，生命都没有了，还拿什么保护竹简？古时的书不像现在，几千个字可能就需要用车装，那怎么带？其实，更为有效的办法，那就是背上得了，将竹简牢牢记在脑海中，将来复述出来就好。普通人也许很难，但对一个专门研究这本书的学者而言，并不是难事。事实上我估计也是如此，伏生在汉朝是个很有名的儒生，在《尚书》失传后，他依据自己的记忆，重新写出了《尚书》，并献给了朝廷，成为了一时佳话。

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另类。中国的经典一向以经世济用为要，只有这部书，与治世从政的康庄大道毫无关系。作者宋应星在序言中就明确说：“丐大业文人弃置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这本书的出现是偶然的。宋应星屡试不第，从此放弃了科举做官的康庄大道，而这条路是儒家指出的，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唯一明路。所以，他本身就是个另类。中国古代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像这样屡试不第的文人，大多诗酒放旷，逍遥度日，以显示自己的高贵人格，而从没想过和底层下里巴人同流合污。只有宋应星，他求教于社会最下层的劳动人民，研究底层劳动技术，也就是孔子说得“鄙事”，因为这些其实是真正有用的学问。想想清末废科举立新学引起的轩然大波，足可见他的另类。他又文采出众，能够将这些技艺形成文字，流传后世，这才有了这部中国独一无二的农业手工业百科全书。我一直在想，如果宋应星仕途坦荡，科举高中，从此流连官场，是不是同样还有兴趣在这些鄙事上面？在某种意义上讲，文章憎命达，诚哉斯言。

中国历来不缺技术，因为中国的经济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技术当然也不会差。只是，中国的技术一直都是口口相传，原因很简单，懂技术的人都是社会最下层的劳动者，不认识字，没法形成文字。中国还有一个欠缺就是理论科学的匮乏。原因也很简单，社会下层的技师们，他们只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也不关心为什么这么做。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那就是深入到中国人骨髓的儒家文化的弊端了。儒家只知道教导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知道教导人如何种田，如何织布。纵有音乐驾车等六艺教育，也只是作为提高个人优秀素养的工具，才无人关心这些技艺的精益求精。以御为例，儒家只关心你驾驶技术的高低，驾驶时姿态仪容的涵养，从而提高自己自身的能力和品味，从不关心改进车辆制造工艺的改进，以求更快、更便捷、更舒适等等。

《天工开物》的成书，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宋应星不经意间以另一种方式名垂青史了。说是偶然，是因为宋应星太幸运了。他只是一个穷书生，精力全在研究这些技艺上，加上自己的学识，写就了这么一部著作，更为有幸的是，他有一个做官的朋友，这个朋友无条件支持他，全资帮助他刊印出书而不求回报。否则，纵然他的著作写成了，也必将弃置于荒野。原因很简单，需要的人不认识字，不会看；认识字的人没兴趣，不屑看。所以，这部书的出版，那应该感谢他的伯乐——涂绍煃。

这本书的绝响，让我想到了墨子。千载而下，宋应星和墨子应该是惺惺相惜的，因为他们都是理工技术男，都执著于技术的改善，都直接关注着民生。中国的墨家本来就是小生产者的代表，而且一度也是显学。只是可惜，墨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首先是孟子的大加批驳，然后是统治者对其组织的不接受，百姓对其思想的不理解，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墨家思想式微，以致于后来的一些热衷于技艺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墨子思想的继承者。《墨子》之书，本身也记载着一些技艺，并从技艺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天工开物》不也如此吗？如贵粟思想，天人和谐思想等等，都是宋应星从技术出发形成的自己的哲学思想。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才智之士，也不缺技术，而是缺少两者的融合，缺少科技的土壤。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天工开物》，尤为珍贵。

史记

司马迁写《史记》有家族原因。他家世代史官，所以他从出生开始就准备从事历史工作。当然，他是伟大的，历代史官众多，只有他完成了这部大一统的通史。不过，我们要看到，他的伟大也是机遇，因为他所处在一个大一统的世代，时代呼唤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英雄和时代，就这样相应而生了。

司马迁的学习，就是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古人多壮游，后来的李白、杜甫等都做过同样的事情，一些人还隐居深山，以得其妙。司马迁的壮游和他们有所不同。他的游历是和历史紧密相关的，他以自己渊博的历史知识，到各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深入感受各个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话，沉浸在这样的历史交错中。按照我们现在的分类，司马迁肯定去的都是人文景观，而李白等人更喜欢壮美河山这种自然景观，虽同为游历，目的不同自然方式各异。记得当年我游历总统府时，也曾有过这种与历史对话，与先贤交流的体会。但是，要想有这种体会，首先必须心要静，最好是一个人；然后必须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还有，不能嘈嘈杂杂游人如织，不能有过度的商业开发。记得游历桃花潭时，看到喧嚣的商业一条街，我怎么也不能将李白和汪伦置于其中。所以，于今之世，这种游历是可遇不可求了。古人没有这种负担，但古人也没有今人到处游历的便利，几乎都是徒步，有钱的才可以用马车，交通也很不方便。

《史记》之伟大，是因为它开创了一个传统。中国的史学自成体系，这是世界上所有文化都不具有的，所以，中国文化从未断流，这也是功劳之一。更为伟大的是，他是个人修史，魏晋以后都是官修，有机构，有预算，有资料，有各种便利。当然，个人修史也有好处，就是不受官方影响。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官方出钱修的史，当然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司马迁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古时史官秉笔直书被杀的事例比比皆是，那是史官的气节，司马迁也继承了这种气节，他直言当朝皇帝的伟大和过错，凭着自己的喜好，将朝廷的反对者项羽塑造成了英雄，朝廷的开创者刘邦反而有点无赖。正是《史记》的秉笔直书，后来的戏剧往往都以失意英雄项羽和得志小人刘邦的意象出现。想想看，这样堂而皇之的呈现在刘邦的后人面前，不是杀头的罪过吗？但司马迁就这样写了，因为他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而只要对历史负责。我在想，他受到过腐刑，士可杀不可辱，在他心目中自已已经死了一回，之所以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修成《史记》这个伟大的事业，所以他不再畏惧生死，不再害怕任何人。当然，他也留了一手，他抄了两部，一部献给了皇帝，一部留给了外孙。估计他献给皇帝时，是准备接受极刑的。有幸，皇帝没杀他，但也没同意向社会公开他的书，他的书之所以能流传后世，是他外孙的功劳。

当然，个人修史会有很多不便，我一直奇怪，一些很私密的事情，比如赵高矫旨这种事，他是从哪知道的？不管怎么说吧，正是因为他品质的可信，所以他的作品被认定为信史，成了评判别的史料的依据。他是如此，后来的班固等个人修史的一样如此。这是一个伟大的传承，一种不计个人得失，只对历史负责的传承。

英雄推动了历史，所以史书当然要记载英雄。司马迁运用各种小故事，将英雄塑造得栩栩如生，体现出了英雄的伟大精神。时至今日，纵然没有读过《史记》的中国人，也都知道将相和等种种故事，从而受到了这些英雄精神的熏陶。《史记》更为可贵的，是在塑造英雄的同时，关注到了小人物——刺客，酷吏，货殖，滑稽，这些人物各有千秋，可对历史的进程并无影响，可写可不写，但司马迁写了，所以，他的作品就是当时社会的众生相，而不是像《春秋》那样，是干巴巴的历史，是政权大事的记录。我们读历史，当然不仅是读英雄，更要读时代，读当时的民生和烟火气，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历史，了解自身。所以，这些人在历史上是有价值的，只有司马迁的慧眼，才让他们活灵活现的走上了历史舞台，让我们真正了解了那个时代。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不仅仅是文笔，更是选材，是慧眼，是境界。所以，剧中司马迁由衷的感到这样评价他的鲁迅是他的知己，就是这个原因吧。

本草纲目

一直以为《本草纲目》就是一部医学著作，和《千金方》等医书差不多，现在才知道，这是一部药典。而一部药典，以个人之力完成，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李时珍做到了。一个人要完成一场伟业，首先是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这句话说说简单，但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做到？人生在世，有过很多理想，有过很多失落，后来逐渐意识到，活着最重要。但是，这是普通人，只有有着伟大理想的人，才会明白，活着并不重要，为了理想牺牲和活着，才重要。所以，我们的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重要；遭受腐刑的司马迁，忍辱偷生，只为完成《史记》，重要。问题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什么是远大的理想？那绝不是空洞的说教，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等等。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人确实丧失了理想信念，所以才会争名夺利利益至上。理想，说大也大，但是说简单也简单，一个普通的民兵，一辈子就守住一个小岛，宣示着国家的主权，这就是伟大的理想。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能够做到不让自己遗憾，那就够了。扪心自问：当我们自己感到生命的浮躁时，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们真实的理想是什么？没有了理想明灯，生活当然一片黑暗。没有理想的支撑，当然没有坚定的信念，做事情当然就会半途而废，因为我们常常在想：这件事情这么难，值得吗？

李时珍是一个医生。古之医生，强调仁心仁术，绝不会有利用自己的医术赚钱的行为。或者说，利用医术赚钱的医生，那都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医生，必会被历史所淘汰。医者仁心，一个好医生，所考虑的应该只是如何更好的救济病人。如果我们的医生真的都认同此心，医术会被钻研，药品回扣不在，患者福音满世。但是，很可惜，现实不是如此。对医生这个行业提道德要求不现实，因为医生也是人，是人就会自私自利，所以我们更多的医院医生，只是把行医当做一个职业，当做一门手艺，借以养家糊口过上好日子。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医生还会利用患者的无知，利用治疗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求医难是现实的状况，当我们在大医院求医时，受到的冷眼和不耐烦，有谁能感受到医者父母心？所以，医患纠纷层出不穷，这说明制度出现了问题。我一直深信，医者救病救不了命，医生如果真正为患者着想了，即便治不好，有谁会怪罪医生？医患的不信任，责任不仅仅在医生，也不仅仅在患者，而是在整个体制。

李时珍以个人之力，穷一生之力，考量本草，著成此书。古往今来，一人而已。本草是官修，其实历代都在做，我们现代也都有《药典》，那都是煌煌巨著，甚至比《本草纲目》更详尽。那是当然，一人之力怎么和举国之力相比。不过，我们决不能因此低估了李时珍的价值。他的病人至上思想，他的谨严态度，他的科学探究，那是永远应该彪炳史册的，就此万世而不朽。更何况，他的书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超过了历朝历代，成为本草之集大成者，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当然，他唯一遗憾的是，人生不过百年，上天不会应该他有伟大志向而多给他一百年，在他暮年成书以后，他知道仍有欠缺。当然，天下医书，天下人共修，就算当时他的考证毫无破绽，我们现代人也不可能就此行医，因为生物会进化，本草的性状也会有变化。做药材的都知道，同一种药材，人工种植和野生的都会有区别，更不要说几百年前和几百年后，环境变化了，生物的性状当然会随之改变。

李时珍穷一生之力写就的煌煌巨著，差点不能出版，是笑话，更是现实。很明显，刊印这样一部巨著，出版商投入巨大，风险巨大。《天工开物》遇到了涂绍煃出资，《本草纲目》没人买单。幸运的是，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慧眼独具，看中了此书，为之作序，从而顺利刊行。当李时珍捧着《本草纲目》去找王世贞时，我感到了悲哀和讽刺。试想，现代某个人拿着一本医书找作协主席作序，可能吗？所以，李时珍是幸运的，《本草纲目》是幸运的。我甚至会想，历史上会不会有个张时珍或者王时珍，也有同样一本书，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流传，就此湮没无闻了。人生的境遇，又有谁能说得清？

论语

《论语》是直接记录孔子言行的最重要的典籍。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说儒学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一点都不为过，以至于中国的文化人都被称为大儒。儒学的功过，一言难尽，但这些，并不是孔子的功过，因为儒学肇始于孔子，但后来成为统治思想以后，已经不完全等同于孔子的思想了。正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化了,成了毛泽东思想乃至邓小平理论，在西方西方化了，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以，近代很多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们，虽然反对儒学，但对孔子还是尊崇的。所有国外的华语学校，均被命名为孔子学院，足可见孔子就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为了不让山东被割让，称山东是中国的圣地，如同西方的耶路撒冷，就是因为山东是孔子的出生地。

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只是一个读书人，一个有志于拯救天下的读书人，他真心认为，天下归仁，人人向善，就会天下大同。我们可以笑他幼稚，但这真的是他的理想，并且他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事实上，他被称为“至圣”毫不为过，因为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一生都在践行他的理想人格，是我们遥不可及的人格典范。我在想，如果现实中有这样一位人生的导师，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追随他。所以，孔门子弟都是真心实意的追随他。但是，这种思想在当时，并不能救世，孔子并不是没有过机会，他在鲁国实践过，但并没有多大效果。而当时实施法家思想改革的诸侯国，无一不是富国强兵。法家思想最彻底的秦国，最终还统一了六国。事实说明，孔子的学说，在当时，比不上法家思想有用，是改变不了乱世的。后来儒学为什么能成为统治思想，是因为秦朝尚法，二世而亡，而改造后的儒学契合了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又指给了中国读书人上升的道路，所以赢得了社会的尊崇。而孔子，也被捧得越来越高。

孔子的思想救不了世，但是可以改造人。一个真正践行儒家思想的人，必然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因为孔子的学说就是首先修身，然后齐家，最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对普通人而言，可能没有机会治国平天下，但修身是可以的。这是中国的光辉典范，中国人温文尔雅，克己容人，这是世界公认的。当然，性善论和性恶论永远在斗争，人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恶魔，中国始终会有小人，或者有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但也始终会有接受儒学传承的君子。人性的较量和儒学无关，但真正的中国人，一定是会受到儒学影响的。

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君子不器，当我达到君子时，有没有用？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做君子？司马迁说大舜的高尚人格导致只要他在的地方，人会自动追随他成为乡村城市乃至都邑，我觉得是神话，太不可能了，因为孔子就是一个至圣的人，一个君子的典范，但除了几个学生之外，社会上的人们并没有主动追随他，更别说成为都邑了。但是我知道，如果你孔子“君子有没有用”，孔子一定会奇怪地看着你，因为追求君子是人的本性，是没有理由的，你如果想做小人，甚至想做禽兽那都是你的自由，孔子也只会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而已。孔子提倡守孝三年以报答自己刚出生时父母对自己的三年关爱，有学生问他能不能少点，孔子也是很奇怪的问他，不守孝能不能心安理得。他说能够，那孔子就说你就别守吧，医生救不了不想活的人，一个人真心不愿意做君子，孔子也没办法，只能视你为禽兽。

孔子是至圣，因为他做到了典范。温良恭俭让是他的常态，为学为人都无可挑剔，因材施教让人如沐春风，特别是道穷而不改其宗，而且毫无怨言。高山仰止，每一个人越深入了解孔子，越感到榜样的力量。当然，至圣不一定是最高地位的人，他在当世并不如意。难得的是，在他四处碰壁累累似丧家之犬的时候，他没有绝望，没有怀疑和退缩，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教育来影响后人。孔子是永远的老师，天下读书人都称之为先师，而他，也确实是老师的典范。记得易中天先生讲到孔子万世师表时，动情地提到“孔子一生就希望做一个好老师，仅此一点，就永远值得人们尊敬。”记得游玩孔庙时，看到杏坛，看到“万世师表”巨匾，看到孔门学生在孔子身边垂拱而立，真正感到师生的和谐，感到老师的伟大。

老师，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人，因为教书育人，老师是学生的榜样，老师什么样，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这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未来。与医疗类似，中国的教育也出现了问题。我一直想不通，老师是为了学生好，医生是为了病人好，为什么在中国，师生关系、医患关系会这么微妙，双方都像防贼一样猜疑对方？老师也是人，当然不应该道德高标，也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利益诉求，但老师教学生不是应该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会存在课余有偿补课？反过来说，家长给老师送礼也是应该的啊，孔子就强调“束脩”，也就是说学生要给老师送礼，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表达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也强调学习的重要，免费的知识会不重视，正如唐僧取经到灵山，如来都说经不可轻传；二是警戒学生，学习就是约束自己，修身养性，也就是“束脩”的本义。当然，送礼多少，那就因人而异，孔子从不在意。真的很难想象，补课明码标价，老师的知识是可以换成金钱的，更有甚者，该讲的时候不讲，不该讲的时候花钱了可以讲，这种种问题，当然也不能归罪于学生、老师、家长，这些都是系统性、制度性的问题。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孔子之伟大，还在于他不计较于名利。我们的儒家经典，都是他整理修缮，但不是自己创作。也就是说，他不强调著作等身，不强调署名原创，以看到多少出版物上有自己的名字为荣，而是真真切切的希望把自己的思想传给后人，能够给别人以帮助。《论语》也不是他所写，而是他的语录集。可以说，他没写过一本书，但他的思想却反映在每一本儒家经典中。这让我们当今精力都放在出书发论文而到处拼凑的所谓学者，该有多汗颜！真正有价值的成就，从来都是以质胜而非量胜。

孙子兵法

不出所料。言及孙武，必谈伍员。原因很简单，孙武的经历简单，而伍员的经历更戏剧化。《史记》中提及孙武，就是一场战争，一部兵法。当然，还有序幕，孙武演兵，杀了吴王两个宠姬。

先说伍子胥。伍子胥为公子阖闾做了莫大贡献，当然，这是投资，当阖闾成了吴王之后，伍子胥也终于得到回报，能够一骋胸中郁垒。我一直奇怪，一个楚国人，逃亡到吴国，居然认识那么多能人异士，让阖闾称霸，吴国就没有一个伯乐吗？说伍员和孙武是刎颈之交，未免臆想，伍员就是通过孙武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孙武，也只不过通过战争建立不世之功。孙武如范蠡一般功成名就逍遥田园，而伍员如文种一般忠贞为国惨遭不幸，他们伐楚以后走向不同人生，压根就没有重合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武比伍员聪明，当然不需要像剧中那样让伍员来救。另外没想到的是，田穰苴居然是孙武的叔叔，这一家真不简单。古往今来，家学渊源，几世之功成就一番伟业，数不胜数。司马迁如此，李时珍如此，孙武孙膑亦是如此。

《孙子兵法》被称为兵家始祖，既对又不对。说不对，是因为在这部书之前，亦有兵法传世，有吴起的吴子兵法，司马穰苴亦有兵法。说对，是因为孙武在短短十三篇中，不仅谈兵，更涉及到深层次的哲学思维，其中的很多思想，不限于兵法，更是为人处世，所以《孙子兵法》是第一部让后世人人修习，个个受益的兵家经典，称为始祖不为过。

孙武最重要的思想，是重战。重战分为两个方面：1、慎战。“兵者，国家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事，不可不察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能说出这样的话，绝不是一个将军，一个赳赳武夫，而是一个哲学家，有着对军事透彻认识的智者。孙武虽为兵家之圣，但他一直强调不要依赖战争，能不打就不打，战争是迫不得已的手段。这是所有兵家未达到的高度。军事家嘛，强调如何赢得战争，有了战争就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有谁会考虑战争的危害？后世任何一个朝廷，在面对战与和的问题上，都是文人主和武将主战，亦可见孙武的修为，早已超过了一个武将，一个军事家的境界。2、不能忘战。国家无事，忘战必危，人必须居安思危，国家更应如此。“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英雄所见，总是一样。而孙武更高人一等的是，武备长修，但修武备的前提是国家的繁荣昌盛，百姓的安居乐业，否则穷兵黩武，必将走向灭亡。“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这种声音，哪是兵家，完全是看透一切的智者。

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但可惜的是，历来的军事家，很少有政治眼光，就像岳武穆一心想着直捣黄龙，他却没想过，迎回二圣后怎么办，让高宗赵构怎么自处？孙武作为军事家，难得的是，他有政治家的眼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最下攻城”，能通过外交手段取得成功的，绝不要通过战争手段。战争，永远是为了和平，永远是政治的一个基础。当然，这不是说战争不重要，如果失败了，城下之盟，一切都是空谈。甲午之战后，李鸿章和日本谈判，任他巧合如簧，倾心为国，还是不得不出卖国家主权，签订合议，以致背上卖国贼的骂名。朝鲜战争，中国一胜再胜，所以有了谈判的底气，你要谈就谈，要打就打，我们随时奉陪。板门店协议是典范，正是有了强大的武备，所以才有公平的合约。战争是实现和平的手段，这是孙武的思想，更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孙武的名字起得好，止戈为武。孙武在历史上是个谜，五战克郢，以弱胜强，而且胜的彻底，胜的毫无悬念，那是何等的天才！奇怪的是，这之后他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和吴起、廉颇等终身驰骋疆场的名将不同，他选择了离开，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也许有他的榜样，他的后人孙膑亦是如此。剧中的分析很有见地，也是最大的可能，他看到阖闾穷兵黩武，知道不可能有好结果，所以选择了离开。飞鸟尽良弓藏，按理说，阖闾在时，飞鸟尚未尽，良弓应未藏，阖闾不应该放弃这么一个军事大家，怎么会让他轻易离开，这又是一个迷。当然，历史究竟如何，没有谁知道。我们只知道，孙武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兵法，带着他的光辉思想，永远伴随在我们身边，而绝不仅仅是军事家的读物。这是他，也是这部典籍最重要的价值。

楚辞

楚辞其实不是一部典籍，而是一种体裁，一类作品。勉强说是典籍，是后代人编纂了《楚辞集注》。当然，学习楚辞的人，不一定非要看这本书。楚辞的肇始和巅峰就是屈原，虽然还有宋玉和其他作者的文章，但和屈原相比，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差得很远。所以看楚辞，就是看屈原。

屈原的《天问》，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部奇特的作品。他以问题为诗，以优美的语言，提出了种种问题，借以表达自己的志趣和倾向。戏剧以此出发，诠释了天眼，飞船等现代科技，其实有点偏题。屈原作天问，但他真想去解决这些问题吗？不是的，他不是科学家，才不关心答案是什么，他只是在塑造自己这个伟岸的形象，敢于对天发问，对史发问，让自己的思想在历史和时空中游弋。这是所有浪漫主义作者共同的特点。李白也会问“青天有月来几时”，但他真会去研究什么时候有月亮吗？不过，屈原有着求索精神，这倒符合我们科研工作者的钻研，虽然他求索的只是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不是天问中的问题。

屈原的《橘颂》，展示了一个爱国者的情怀。农耕文明安土重迁，必然会带来对土地、对家乡的依念，所以，中国人最爱自己的祖国，最爱自己的家乡。上到天子国君，下到黎民百姓，背井离乡都是最不能忍耐的痛楚，而叶落归根都是心中最后的祈盼。所以，屈原的《橘颂》在当时就引起了人的共情，是可以想见的，甚至楚怀王都喜爱这首诗，也是可能的。当楚怀王吟诵着这首诗客死他乡时，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屈原，有没有后悔自己的抉择。

屈原是个文学家，但不是个政治家。文学家，特别是浪漫主义文学家，有着自己的憧憬和理想，有着自己的认定和坚持，有着自己的清高和孤傲。他是一个爱国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忧国忧民的人，这毫无疑问。但是，也仅此而已，他并不是一个能救国的人。他不是没有过机会，他也曾参与政治十年，结果并没有把楚国改变什么，反而落得上下的一致埋怨。为什么？很简单，政治是利益的妥协，是权术和诈术，是求同存异以求一逞。屈原不懂，他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自己的一片热忱，自己的一颗丹心，按照自己的理想绘制楚国政治社会的蓝图，结果当然会遭到楚国反对势力的抵制，而国君也无法再容忍他。其实，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晁错，王安石，甚至后来的东林党，翁同龢，都是想当然的政治家，是伪政治家。政治家需要有浪漫的理想主义追求，更要有务实的利益妥协和让步，这是屈原想不到的。屈原的犯颜直谏，也不一定对。中国古人信奉文臣死谏，但其实是不了解人性的，当一个人愤怒时，你说再多都是无用的，哪怕你说的再对，别人可能也会越听越生气，普通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一国国君？如果你再以死相威胁，国君会听你的威胁吗，君王的威严何在？所以，进谏的方式其实很重要，像东方朔那样讲求进谏方式的聪明人，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又利己。屈原这样的力谏，误人误己，根本达不到半点效果，只是让国君担了不纳忠言的恶名，更让自己更是遭到了直接的灾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当然，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反而是他的幸运。文章憎命达，正是因为他的落魄无助，他写下了千古名篇《离骚》。可以说，没有离骚，楚辞这种文体会在中国文学史上黯淡很多，屈原也达不到中国浪漫文学的高峰。《离骚》，充分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清高孤傲的个性，忠贞不渝的追求。香草自喻，圣贤对话，升天入地的求索，这都是中国浪漫文学的典范,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文人，甚至成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一种固定体例。

屈原是幸运的。他虽然没有得到上层的认可，却得到了普通百姓的认可。在他投江之后，百姓自发划船救他，用粮食代替他去喂鱼，以致形成了中国的端午节文化。仅此一事，他就不朽矣。沧海桑田，岁月变幻，一切功业都会随风飘散，唯有融入普通百姓生活方式的礼仪和节日，才是最好的纪念。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记得屈原，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端午节的

粽香和龙舟。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被称为游圣，据说中国519旅游日就是源于徐霞客。旅游嘛，文人墨客，在游历之余有感而发，写下游记很正常，三藏法师西游时就曾写过《大唐西域记》，柳宗元等也多有游记名世。但是，这本书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仅是文字的优美，更是其地理学上的价值，开创了中国现代地理学。

徐霞客的旅游和我们现代的旅游不一样的，他是把旅游当做事业的。所以，他的旅游不是放松心情的，而是带有科考性质，他的游记很严谨地记载了当地的地形地貌，是地理学的第一手准确资料。难得的是，中国的地理学著作似乎天然具有文学色彩，《山海经》如此，《水经注》如此，这本书更是如此。可以理解，中国能流传下来的各个方面的著作，都是中国文人的作品，而文人嘛，文学性是第一位的，所以中国的典籍都很优美而富有底蕴，哪怕是科学地理方面的专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如此，徐霞客更是如此。当然，古人的游历不像我们现代方便，我们的旅游其实都是国家或社会组织已经开发方便出游的景区，而古人不是，几乎都是靠着一己之力攀登山峰或者泛舟江湖，是很危险的。当然，有利就有弊，我们的旅游缺少了古人静静观赏和思考的意趣，有的只是人潮汹涌中的匆匆一瞥，更别说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了。而且，古人的游历很率性，就是一个行囊，因为旅游不是享受，而是历练，是学习；现代的旅游，事先要做攻略，要征询注意点，准备的东西越多越好，其实就是在强调旅游的舒适度，因为我们的旅游是享受。而国家和旅行社还专门开发各种旅游产品，只为提高游客的舒适度。这当然不错，但我还是觉得，越来越舒适的旅游，逐渐远离了历练的本意，返璞归真的钟情于山水和人文，才是旅游的实质。说走就走的旅行，也符合游历的本质，但说着简单，做到却真不容易。

“朝碧海而暮苍梧”，这句话是互文，也就是说，早早晚晚都在碧海苍梧之间，这是徐霞客的志向。这也是他的夸张之语，因为在古人看来，这只有御风飞行的神仙才可以做到，普通人是无法做到早上在海边，而晚上到了苍梧之山的。不过，我们现代人确实能轻易做到朝碧海而暮苍梧。在我们出行越来越便捷的时候，那种探查未知，终身求索的勇气，应该是我们秉持的。在更便捷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更高的理想，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古人无法企及的目标，对我们而言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如果徐霞客有幸生活在我们的年代，他的游记又会是何等的丰富和光彩夺目！

现代人方便的同时，闲暇却少了，大多要工作，要赚钱，本就不多的空闲时间还要陪家人，陪朋友，如果有谁啥都不管整天在外游玩，肯定会被认定为没有责任心而遭到口诛笔伐的。其实，古人也一样，父母在不远游，要求更严格。难得的是，徐霞客有一个好妈妈，她鼓励他游历，鼓励他记日记，甚至将游历当做事业，从而才会有了这部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试想之，如果家中都是反对之声，徐霞客的到处跑，能达成吗？徐霞客的游记，首先是给自己的妈妈看的，所以文章中必然会有浓浓的感情，才会更加感人。

徐霞客还有一句话，何处不埋骨，深有感触。当然，古人强调叶落归根，他也就是这样说说，最终他也归了根。记得刘伶有过同样的狂放，以酒为伴，喝死即埋，那是何等的畅意人生！不过，古往今来，真正做到人生通畅的可能也只有李白了，酒后捞月而死，当然这也只是传说。窃以为，人死如灯灭，当一切还于自然，从此悄无声息，又何必烦之后人祭奠。如真有此感悟，确实，何处不埋骨，甚至曝尸荒野，以肉馁虎又如何！不过，在视死如生的人看来，那是万万使不得的，会成为孤魂野鬼甚至魂飞魄散的。真的，当死也不成为背负时，人生才是真正的通透。何处不埋骨的思想遗留到革命者身上，那就是为革命献身的豪气：“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今人在这个方面，确实超过了古人，像周恩来总理，连埋骨都不需要，那是再豁达的古人都无法企及的思想高度。

徐霞客在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考证了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抛弃了岷江是长江之源的说法。我就不明白了，长江本来就是众多水流汇集而成，特别是上游，几股差不多大小的水系汇成长江，哪条水系是正宗的源头，这不是见仁见智的事吗？还是哪条长就算哪条是正源？就像几个部门合并成一个新的部门，如果一个部门明显为主，可以说他为主体；如果几个部门差不多大小，那就是一个新的部门，原来的谁都没有了，谁也不是主体。当然了，不管怎样，徐霞客个人的意见，能够成为现在的正统观念，这足以说明他的科学严谨。

老子

老子和尹喜的故事，带有传奇色彩，颇符合道家炼丹飞升的玄幻之意。据说尹喜为函谷关守备，老子西出函谷，需要出关，而尹喜早就看到紫气东来，知道有圣人到来，当看到一个老者骑着青牛迤逦前来，便拒不让他出关，逼着他留下教诲，于是才有了《老子》这部经典。这个故事还诞生了一个成语：紫气东来，形容人将碰到喜事或贵人。问题来了：老子愿不愿意传书？按照故事，老子是不愿的，是被迫的。但易中天先生早就分析过，道士并不是隐者，道士是关心天下的，虽然他们主张无为而治，但并不代表自己就什么都不做，而是也都在著书立说影响世人，传达自己的主张，甚至还和儒家等学派论战的。老子当然也是士，本质上自然也希望能将自己的主张传之世人，怎会被逼写书？最多一拍即合。窃以为，这个故事和三顾茅庐一样，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惺惺作态的理想情结。剧中老子感谢尹喜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著书立说的机会，倒是挺新颖和符合真实值得赞赏的，颇显编剧的功力。

老子是中国先秦第一个圣人，或者说思想家，孔子还向他求过学。老子的思想是集大成的，短短五千字，言简意赅，意味深长，涵盖了哲学、政治、伦理、逻辑等等学科，涉及到治国理家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千古奇文。这部书，这个人，从而成为神话传说一点不为过。现实来说，老子之所以能这么通晓一切，与他的工作有关。他是国家图书馆馆长，肯定是个爱学习又有天赋的人，有能力又有条件，所以能融会贯通卓然大家。他悟出了道，自然想流传并指引后人，所以才有了这部奇书。我一直觉得，学习，不仅仅是自己悟道，更应该指引世人，所以孔门圣贤，我一直对颜回入圣不解，因为他学习再好，也没做任何贡献，没留下任何思想巨著，只是个老师喜欢的好学生，绝对够不上世人表率。

上善若水。原文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很多人都会说上善若水，但为什么最好的善良是水，恐怕并不能说清。智者乐水，仅仅是因为水的灵动吗？再读《老子》，详细揣摩，才能明白老子从水中悟出的智慧，才会明白水的善良。有几点：1、善利万物而不争。水，给了万物以利益，但从不炫耀，这是最大的善良。施恩不图报，是最难的。当然，从西方性恶论出发，是无法理解的，只有中国性善论出发，从人的恻隐之心是人的本性出发，才可以理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除了法家，儒道墨虽然相互攻讦，但就施恩不图报这点，是共同的。2、处众人之所恶。这里的恶是厌恶，人都反感的人，儒家也提倡敬而远之，但道家却认为，最大的善良就是能以自己的力量，沉淀这些罪恶。宗教就是宗教，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佛教的地藏王菩萨也是不渡尽世间罪恶，誓不成佛。3、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居，善于因地制宜，这是典型的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心胸要像大海一样宽广；与人为善；言而有信；治国有法；能干；随机应变。水是最能随物变化因地制宜的，遇到圆的器皿则圆，遇到方的器皿则方。水又自甘其下才能成势，自己越低越有力量，这不就是越是谦虚的人，越能得到知识和力量的最好写照吗？这些，都是善良的种种表现，也是水的种种表现。总之，在老子看来，善良者像水一样，看似低下，实则能干，现代人那种将善良等同于低劣老实再等同于无能的观点，老子是不赞同的。

道家的德才观和儒家是不一样的。儒家传统都强调道德至上，而才干与道德是二元的。当然，德才兼备者最好，但是，如果德才不能兼备，还是更看重道德的。很简单，“德者，才之帅也，”如同一个汽车，德是方向，才是马力，只有方向正确，马力强大才能很快到达目标。如果方向不正确，马力越大越会南辕北辙。反之，如果方向正确，哪怕马力很小，但持之以恒也会到终点。但是，老子说了，德和才其实是一回事，没有才能的人，其实就是没有道德，或者说是伪道德。很简单，我们经常会遇到好心办错事的人，我们往往因为其是出于好意而原谅他，但其实，这些人造成的危害，有时并不亚于有意造成的伤害。比如，庸医误人，这些庸医也想看好病，却治死了人；再比如，庸君误国，典型的崇祯皇帝，也想励精图治，但能力有限最终死守社稷。在老子看来，这些人就是邪恶之人。

上善若水，首先需要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能力，能够因地制宜因时而动与人为善言而有信心胸宽广，这是善良的前提，也是善良的表现。然后要面对一切邪恶不动摇，用自己的善良改造对方，至少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最终，在有了种种善良的表现和结果后，还能不衿己功。这样的善良，才不致引起灾祸，“故无尤”。当然，老子无意于功名利禄，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无尤”，养身自保并利人。我倒是觉得，这样的善良，纵然自己可以不争，但社会必须弘扬这样的正能量。

周易

周易被封为群经之首，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奇怪的是，在一些江湖术士手中，他又和黄老之书一起，成了算命打卦的必备用书。

说奇怪也不奇怪。在上古，算命打卦被称作“卜筮”，是一件大事，是庙堂之高的事，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游走于法律边缘，处江湖之远的旁门异术。所以，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文王被拘时，闲极无聊，于是将自己熟知的卜筮之术演化成书，这同样是一件居于庙堂之高的大事。这样的一本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是源于孔子，孔子为文王的易经做传，被称为易传，易经易传合称周易。正因为易传的出现，一本卜筮之书成了哲学巨著，内中蕴含的很多转化、奋进的思想，成了中国士人的指路明灯。

先秦诸子分属各派，相互间还互加攻讦，似乎水火不容。但实际上，门户之见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从师承中就可以看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居然是儒家荀子的门生，而孔子也受过老子的教导。周易中有丰富的转化思想，更接近于老子的物极必反，福祸互转的思想。事实上，孔子一直强调中庸，强调过犹不及，很难说没有受到老子的启发。本来嘛，圣贤们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自然有各人的独到见解，而英雄所见略同之处也不足为奇。

《周易》中流传最广的两句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为乾，乾为干，干则坚，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有了机会，可以作为时，必须要奋起努力，自强不息，直至成功。地为坤，坤则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机会时，应该顺时順世，以德行宽容一切。这种境界，比后来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高多了。乾坤为阴阳，万物皆有阴阳，任何事情都有顺逆，这是万物本源。老子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说，本源为一，有阴阳则二，阴阳而成事物合为三，三就是万物。阴阳相伴相生，就是世间万事万物均有顺逆境。在乾中未必没有坤势，否则不会亢龙有悔；在坤中也未必没有乾势，才有利永贞。这简直就是道家“福祸相依”思想的翻版。当然，在更深层次上理解这句话，可以视为互文，无论是乾时坤时，君子都应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以，当一个君子身处逆境时，必须自强不息，对未来始终抱有信心，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坚守自己的学术本心，更重要的，还要讲究厚德，决不能为了脱困而改变自己的初衷，行苟且之事。当君子身处顺境时，当然龙翔九天大展身手，但也不能忘记德行，要谦卑自牧。能做到这两者的，才是真正的君子。所以，古人强调位高者卑，也就是讲，真正君子做了领导人，平易近人是应有之义。真正有学识的君子，必然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听得进各种不同的见解。

文王拘于羑里，孔子厄于陈蔡，但君子自强不息，道穷不该其宗。坦率说，文王的脱困是有点小人的。孩子被杀，逆来顺受；卑行贿赂，君子不齿。虽说瑕不掩瑜，但以这种方式脱困，多少总是德行的污点。剧中做了很好的修正，说文王被拘，天下震动，商纣王迫于压力放了文王。历史的真实，谁又能说得清，我倒宁愿希望剧中是真实的历史，虽然明知不可能。

传习录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弟子记载阳明先生语录的一本书，仿《论语》体例。书名由来也是源自曾参反省自己的话：“传不习乎？”这里的传，指流传，教导，既有教导的知识之意，更有老的风范、德行的传承。同样，习，既有学习、研究知识之意，更有练习、沿袭老师德行的作为。

阳明先生是圣人，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圣人，因为他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均做出了彪炳千秋的贡献。如孔子等圣贤，固然道德之高尚、思想之丰富不遑多让，但在立功方面确实不如阳明先生。一个清癯的文人，居然凭着一己之力，募兵平定藩王的叛乱，想想都不可能，但阳明先生做到了。后世的曾国藩，也做到了募兵镇压天平天国的起义，在立德立功方面不比阳明先生差，但立言方面显然就逊色多了。所以可以说，阳明先生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阳明先生的思想不复杂，但却光芒万丈。首先是致良知。他显然接受了性善论的传统，认为人的良知是人的本心，人要依据自己的本心，也就是自己的良知行事。良知既然是本心，为什么要“致”？格物致知，研究事物得到知识，而致良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时研究学问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自己的本心，要真正认识自己的本心。人天生都有物欲，而物欲经常会蒙蔽自己的本心，此即为儒家所说的“失其本心”。所以，阳明先生是大儒，继承的是儒家学说。大道至简，致良知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确实是人间大道。当我们去芜存菁，祛除了人间的芜杂，面对自己的本心时，会发现世界其实很简单，所有的一切熙熙攘攘，利来利往，都不是良知，都不是自己的本心。人生百年，转瞬即逝，当一个人过多的精力关注到纷纭的利益纠葛时，自然远离了大道。人只有秉承自己的本心，秉承自己的良知，无视一切外物，才会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才会有“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大智，才会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义。

致良知之后，就是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谁先谁后，谁更重要，是哲学中一个永恒的命题。在阳明先生看来，两者没有谁更重要，因为两者其实就是一回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两者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你说你得到了什么知识，你知道该怎么做，但你如果不做，那你并没有得到这个知识，并不知道应该怎样。这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获得了众多志士的高度评价，陶行知先生甚至为此改了自己名字。很简单，这个观点对有志的人是一个激励，理解了知识就要去做，不然就和没得到知识是一回事。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感召下，众多的英雄们才会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将知识、理想变为现实。同样，我们认识一个人，也不是看他说得有多漂亮，是不是学富五车，如果他什么事都做不了，从不将语言化为现实，那他绝不是个有知识的人。这个思想充实了中国思想文化宝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从此，朝闻道，不再夕死可矣，因为如果闻道不能化为行动，那和没有闻道是一样的。学以致用，也不对，因为学和用是一体的，用也是学，不存在一个有利于另一个。

两者结合起来，最简单，也最重要的知行合一就是对良知的真正实行。也就是说，一个人，得到了良知以后，应该将良知付诸实施，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于是，我所有的行为，都会秉承自己的内心，不再有利益的纷扰，也不再有犹豫和彷徨，自然君子坦荡荡，也就达到了我心光明的境界，也就是圣人的境界。

阳明先生的思想自成体系，难得的是，他身体力行，从而成圣。当然，世事多艰，世界并不因为他是圣人而对他格外眷顾，他也饱受挫折。他和历史上所有真正的圣人一样，坚守着自己的大道，坦坦荡荡，不怨天尤人，顺时安世，淬火成金。在受到廷杖，贬谪异乡的时候，他能够龙场悟道，成就自己的学术人格。在现实人生的最低处，他却达到了人生思想的最顶峰。人的一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很多人面对挫折会质疑自己的选择，甚至有人会放弃大道走向反面，那些人在王阳明看来，都是失去了自己的良知。君子志于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在逆境中，永远要明白自己的本心，践行自己的本心，从而达到我心光明的境界，这是王阳明，也是孔子，更是中国古往今来的圣贤们所必须经过的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