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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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舟求剑
寓言，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但是，刻舟求剑这个故事，我总觉得奇怪。有这样的人吗？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道理？哲学上讲运动，用这个故事，可我总觉得太简单。世界上掩耳盗铃、守株待兔、叶公好龙的人很多，我想不出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刻舟求剑。
看到网上的段子，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突然反应过来了：终于找到刻舟求剑的人了。
我参加过同学会，但我们的同学们很简单，就是同学们聚在一起聊聊当年，也联络上了有些平时不怎么联系的同学。但是，网上经常出现的当年暗怀情愫的同学，通过同学会重温旧梦的故事，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同学之间，确实感到亲切、纯真，但想达到心心相印还是远远不够的，相互之间暗怀情愫的，一般很少全无消息，全无联系，以致于同学会才有圆梦的机会。当然，即使有网上所说，一个生活不如意，另一个本有情感的同学关照他或她，这是有的，甚至发生到一夜情等，但想重回到当年的感情，其实就是刻舟求剑了。
世界是变动的，剑掉下河了，船还在继续。首先，经过漫长的航程，人到达彼岸的时候，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浸泡，剑还是掉下去的剑吗？铁质剑还好，但如果是木制剑呢？很多东西，只要掉了，就会毁坏，就会永远失去了。当年的同学，经过数十年的生活阅历，他会成长，长成什么样，谁都无法知道。也许，当年的他是你喜欢的，但成长以后的他，还是你喜欢的吗？反正我的经验，同学们经常交往的，可以说是共同成长的，性格脾性还都差不多，交往越少的朋友，差距可能也就越大，多年重逢以后，会有交往的兴奋，但很少能有当年的兴趣相投。原因很简单，朋友间是有阶层的，焦大是不可能和林妹妹做朋友的，当年同一阶层的同学，二十年后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可能不会成为朋友。
刻舟求剑，从刻舟的地方求得宝剑，可行吗？假设，我曾经有个爱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一起，现在重逢了，如果机缘凑巧，能有机会在一起了，于是，浪漫的爱情重生，一个多么美好的故事！可是，这是琼瑶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节，但不一定是事实。当年的爱情是真的，很残忍的是，爱情的保质期很短，当年的爱情，无论有没有结果，在若干年后就会消弭。当这样的爱人重逢后，心中泛起柔情是肯定的，但这样的柔情，是不是还能成为爱情，其实是很难说的。人在各个阶段的追求是不一样的，爱情只会发生在需要爱情的时候，很多人过了某个时候，已经对爱情失望而不再需要，如果以为当年的感情一定会在重逢时发生，不是典型的刻舟求剑吗？
不仅仅爱情，荣誉、成就等等，也有很多刻舟求剑的故事。当年两个同学，一个成就优秀，获得了诸多荣誉；另一个成绩一般，泯然众人，但若干年后，优秀的反而不如平常的，荣誉、成就翻了个个，这在世界上很正常。于是，当年优秀者会极度不平衡，会想方设法寻求当年的荣光，想方设法去找自己优于对方的地方，甚至郁郁寡欢不可终日。这难道不是刻舟求剑吗？历史已经发展，船只已经运行，你还在寻找当年的剑，能找到吗？只有正视现实，船靠岸了就是船靠岸了，当年的剑对于靠岸的船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个刻度，是一个完全不需要的存在。
从某个意义上说，沉迷于当年想象中的人，就是刻舟求剑的人。这样的人，不但有，而且很多。
守株待兔
守株待兔是用来嘲笑那些想不劳而获的人的。但这是误解了故事。一个人看到有一只兔子撞在树上死了，于是他期待着下一只兔子还撞在树上。他的等待就是一种“劳”，所以不是不劳而获。他的失误，是将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当成了普遍事件。
其实这个故事和塞翁失马是对立的。塞翁失马后出现的种种事件，不是不可能，但都是小概率事件，我们不能因为马带来了小马驹，就认为马丢了是好事，否则就犯了和守株待兔一样的错误。
现实中，有没有守株待兔的人呢？有的，我们现实中有很多不珍惜机会的人，其实他们就是守株待兔者。周星驰那句最有名的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我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前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其实就是对守株待兔的反思。在年少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不管是爱情、事业，都会认为人生充满着机遇，这次错过了以后还会有。殊不知，有一个人爱你，其实是极小概率的事，正如兔子撞到树上，但你总以为，以后还会有人爱你，就像以后还会有兔子撞到树上。事业上也是如此，成功的机会转瞬即逝，你没有抓住，总在想以后还会有，就像以后还会有兔子撞在树上，最后只能成为笑柄。
不过，从另一层意思上来说，兔子撞树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情，但不代表不会再发生，也就是说，机会很少，但不代表没有。当再一次兔子撞到树上时，守在树旁边的人得到了兔子，而认为兔子不可能撞树从而不在树旁的人，只会又错过这只兔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们是该嘲笑守株待兔者，还是该嘲笑那些嘲笑者？
孔融让梨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孔融应不应该让梨？”我相信，所有成年人都会选“应该”，因为这是标准答案，我们可以从孔融的美德引申出中华民族的谦让美德，可以写很多论文，培养很多博士。但是，偏偏小学生会选“不应该”，这当然是错误答案，足够让遗老们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
中华文明中的谦逊之风是与地大物博的宽厚心态相联系的，而与西方冒险进取的赌徒心态格格不入。这是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然而，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西方文化契合了资本主义精神，所以近代中国落后了。我不认为西方文明一定比中国文明优秀，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们必须吸收开拓、进取、竞争的资本主义精神，却是中华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于是，当两个梨摆在面前，我有权力选择较大的梨，只要我是通过合法手段得到。
其实，孔融分到了什么样的梨，是规则的结果。他的父母作为梨的所有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分配“梨”这种资源，这是一种合法的游戏规则。孔融分到了大梨，或者是由于机遇，或者是由于资源分配者的偏爱，但都是合法的拥有了这个相对优越的社会资源。所以，我们应该从此反思：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不是从道德上提倡孔融让梨，而应该从制度上制订分梨的规则。比如说，以所得税的形式，从孔融的大梨上切一小块给小梨的所有者——社会弱势群体，或者在下次分梨时，分给孔融以小梨，从而让社会优势资源按一定的规则在竞争者中轮流享有。
孔融让梨故事的价值，在于培养人们谦让的儒家君子之风，这有利于人际和谐，是对的。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由于人性的弱点，我们实实在在地面对着大梨的诱惑。可是，我们从理念上记住了，我要让梨。怎么办？真正的君子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可是，有的聪明人，会以表面让梨的方式博取自己的道德高位，然后再以不便明言的方式，夺取实际上的大梨。道德说教，有时培养的不是正人君子，而是职业说谎家——饱受党多年教育的官员落马，有时甚至早上还在侃侃而谈廉洁奉公，晚上就被查处实质上是贪腐分子，正是孔融让梨教育的结果。
总之一句话，用孔融让梨的道德教育善，不如用规范分梨的方案产生善。
飞蛾投火
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多少带有着嘲弄的意味。
最喜欢的小说是小仲马的《茶花女》，不为别的，只因为茶花女为了留住美丽宁可在最美好的时候夭折。一直在想，人的生命应该怎样度过？
看过不少养生的书，明白了高僧之所以长寿的原因。戒嗔戒怒，戒喜戒悲，人如槁木，所以长久。这也许是佛道两教的共同点了，就是人没有了喜怒哀乐，所以可得长生。看过《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一句话：“人不能喝酒打架，别人欺上门来都不能反抗，美女也不能看，人活着有何意味？”人生命的长久，就是目的吗？
人生不满百，所以要活得精彩。精彩绝不是用生命的长短来度量的。每个人对精彩的理解不同，我的理解是：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可以任性妄为，随心所欲，一切外物，都不能影响自己高贵的心灵。当然，任性，有可能会带来挫折，带来伤害，甚至像飞蛾扑火般自取灭亡，但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心中的理想，飞蛾扑火又如何，自取灭亡又如何！
在神圣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你，可能是你的一切，甚至是你家庭的一切，但你永远只是永恒时空的沧海一粟。人的价值何在？追求千古留名，追求锦衣玉食，其实都是虚无。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任何人，都会被历史遗忘，所以，活在当下是唯一的价值。而活着，就应该无拘无束，就应该随心所欲，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人的追求有千千万，但总以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永远的追求，哪怕为此飞蛾投火。人世间的黑暗社会比比皆是，真理潜行，价值异位，同流合污者有之，助纣为虐者有之，独善其身者有之，但是，为了心中的真善美，得罪社会的当权者，甚至为了心中的理想粉身碎骨，那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这样的人，无悔于自己的人生。
人世间的美好很多，友谊、善良、爱情、正直、公平正义，无论是什么，只要是正向的，都应该值得追求。只有苟延残喘，好死不如赖活着，绝非一个志士所能承受的。为了心中的光明，飞蛾投火，又有何憾？
叶公好龙
叶公是个笑话，他不是好龙，好乎似龙非龙者也。但是，请别笑，存在即合理，生活中，叶公多得是。
叶公喜欢龙，他自己这样认为，大家也都这样认为，因为他确实表现得喜欢龙，他的生活，与龙图腾息息相关——到处都是龙的图案。如果世上没有真龙，他就是这样以一个龙的崇拜者著称。但是，有一天，真龙被他诚心感动，下来看他，他却被真龙吓住了，落荒而逃，于是成了笑柄。
我们可以嘲笑叶公，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在嘲笑叶公之前，先想想自己。人的情感是最容易变化的，自己有时也无法控制。古龙曾经讲过一种现象，如果两个人都喜欢同一个人，展开了竞争，那这个人即使是母猪，两个人眼中也满满的都是这个人的好处。可是，当有一天，一个人放弃了，或者一个人得到了这个人，他才会明白，自己喜欢的人其实是母猪。于是，他会变成叶公。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我们深爱着对方时，情人眼里出西施，特别是得不到对方时，眼中满满的是对对方的喜欢，比叶公对龙的喜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我们得到了对方以后，正如叶公看到了真龙，我们会觉得，原来也不过如此，我们会质疑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甚至会质疑自己对对方的爱是否真实——叶公诞生了。
很多结婚时海誓山盟而最后走向劳燕分飞的人，我从不质疑他们当初的海誓山盟出于真心，而后来的劳燕分飞也是出自真心。正像叶公一样，对假龙的爱出自真心，对真龙的怕也是出自真心。因为叶龙从未看过真龙，他看到的都是真龙的幻象，脑中想象的都是真龙的美好，有一天，他看到了真龙，他想象不出的真龙的恐怖，让他真心落荒而逃，我相信，从此他肯定与龙再无瓜葛。我一直认为，故事中两个相爱的人走到了一起，是美好，这时故事是喜剧性的结尾，可如果故事延续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相爱的人很可能走向悲剧。其实，贾宝玉和林黛玉如果走到了一起，面对破败的大观园，他们会幸福吗？他们会不会被生活的不容易伤害，最后走向恩断义绝？
欲望的满足是人奋斗的动力。正是一个个欲望，促使我们在生活中努力。当欲望不切实际而无法满足时，我们会受到伤害，而当欲望被满足时，你会出现下一个欲望，这个欲望满足的幸福是暂时的，你会觉得不过如此。所以，佛家说人生皆苦，是有道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何尝不在走着叶公的路？渴望见到真龙的欲望永远在我们心头，见不到真龙，会遗憾，会伤心，可真正见到了真龙，欲望满足了，会觉得真龙其实不过如此，远不是自己想象中满满的幸福。于是，干脆逃避这个欲望。所以，佛教教育大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有欲望，就有了苦恼，不管实不实现，只有放弃欲望，才能保证生活的幸福。但我一直认为，一个心如死灰苟活于世的人，就会真的觉得幸福吗？这样的生活有何意味？
叶公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心中对龙的喜好。我们不必笑话自己，所以，也不必笑话叶公。
邯郸学步
提到“邯郸学步”，人们一定都会讥笑那个可怜的赵国人。
真正发生的一件事。一个优秀的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国外立足了，并且谈了个外国的女友。可是，一件小事改变了这一切。有一次，他和女友逛街，红灯亮了，他左右看看，没车，就闯过去了。他的女友留了一句话给他：“我不能把我的终身寄托在一个不守规矩的人身上”。他痛定思痛，离开了国外这个伤心地，回国重新开始了生活。他又恋爱了。和女友逛街，十字路口，很多人闯了红灯，但他坚持了遵守规则。可是，他的女友又留了一句话给他：“我不能把我的终身托付给这样一个迂腐的人”。
又一个邯郸学步。是那个优秀的中国人可笑，还是外国女友可笑，还是中国女友可笑？谁都不可笑，可就发生了这样一个笑话。从中，我读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悲哀。
在法治社会，遵守法律、遵守规则是公民的基本素质，没有这个基本素质，就无法在社会立足。在国外，看到一个人不遵守规则是奇怪的，他必不能在社会立足。国外违法的成本很高，因为有时候无需惩戒，只要这个人违法的事情被人知道，人们必然会对他避而远之，这是终身的信用污点。所以水门事件一出，尼克松乖乖下台，其实这才多大的事！
可是在中国，千百年来的人治传统使得守法的人与现实格格不入，就像故事中的海归，到了中国不会生活了。人治强调的是权变，是灵活，甚至是胆大妄为。在中国，扪心自问，有几人从来没闯过红灯？有几人从未侵占过公有财产？有几人从未侵吞过共有空间？这些，都是习以为常，不足为怪。
在中国，违法成本何其低廉！无良商贩发财了，贪官污吏发财了，人们对之不是深恶痛绝，而是艳羡不已。君不见，学术精英们学历造假，成果抄袭，只为争取到课题经费；君不见，被查处的官员，在查处之前都是慷慨激昂的反腐志士，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的执法部门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可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也在执法，他们执法是为了部门的利益，甚至和违法者沆瀣一气，走走过场和形式。一个违法者，只要打点好执法部门，违法是没有风险的。最多，执法部门不疼不痒的进行一下行政处罚，“行政作为”了，万事大吉。
中国的法学家说，法治不能仅仅依靠于执法，更要依靠于民众守法意识的加强。可是，如果违法意味着收益大于成本，谁还会守法，更何来民众守法意识的加强？也许，只有故事中的优秀海归，过着和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
望门投止
望门投止是形容一个人拥有巨大声望，可以随便在哪休息，哪怕自己遭受着统治者的通缉。我总怀疑，这个成语是不是事实，即使拥有巨大声望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是否可以望门投止。
后来明白了，望门投止是有条件是，是社会风气的极大宽容，社会正气的昂扬奋发。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关注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社会的公正和正义，才会出现望门投止的情况。西方社会崇尚贵族精神，骑士精神，中国古代其实同样崇尚贵族精神的，儒家的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体现。子路面对死亡，他想到的是正冠，让自己堂堂正正地死去，这是儒者风范。然而，法家的权谋之术在儒家外衣下侵蚀着中华文明，外儒内法实际上就是外面君子实际小人，就是道貌岸然。
有人读《水浒传》，有趣地发现，在水浒中，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家借宿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免费住在自己家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如果不让住，借宿者会对户主嗤之以鼻，甚至可以嘲笑户主“什么鸟人”。水浒说的是宋朝时期的事，但民风应该反映的是作者所处时期。看看同时期的其他作品：西游，取经人也经常借宿别人家；三国，刘备关羽直接住在素不相识的张飞家许久，并且结为异性兄弟，这都说明了当时社会风气。
想想我们现在，别说免费住在别人家，就是专门让人住的旅馆，你如果没有身份证，对不起，你是不能入住的。住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家里，你得防着主人害你，主人也得防着你害他，所以算了吧，还是互不干涉为妙。网上有人晒自己穷游的经历，反正我是不相信的，我是不敢随便住不认识的人家的，而且也不相信会有不认识的人会出于好心让我免费住下的。从明朝至今，不过几百年历史，社会风气如此不同，令人感慨。
社会风气的形成，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系统性的问题，统治者的追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统治者希望百姓是群氓，只关心自己而不关心他人时，社会风气自然是自私的；当统治者希望百姓关注社会正义和公理，并且主动受之监督时，社会风气自然是正义凛然的。当然，自私的社会，是便于统治者统治的，因为他可以肆行无忌，不会担心百姓的口诛笔伐。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社会，纵是威望再高的人，也是无法望门投止的。
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最典型的是赵括。当然，也有人认为，赵括是被抹黑的，实际上他的失败并不是他的责任，他其实是一个有能力的将领，是被逼出战而败的。但是，这个成语是贬义无疑的，赵括毕竟是战败了。其实，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就是马谡。马谡深得诸葛亮信任，因为他也是谋略家，是非常好的参谋，可以和诸葛亮谈兵的，当然也是纸上。可是，诸葛亮让他到了真正的战场来担当重任，不行了，马谡惨败，最终北伐大业功亏一篑，诸葛最终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那么，纸上谈兵有没有成功的呢？有的，蒋百里。蒋百里是中国近代史上公认的军事家，但他从未直接参与过战争。他写过一本书《国防论》，根据他的理论研究，讨论部队建设和作战，更指出中日必有一战。他在早年提出中日交战的三点，真正惊世骇俗，简直就是预言式的准确：1、中国不畏惧与日本全面战争，但最怕日本蚕食。其实，谁都明白，蚂蚁吃不了大象，但蚕食却会让蚂蚁逐渐变成大象，大象变成蚂蚁而最终灭亡。日本国内后来反思二战时，就曾有专家提出，日本不应该急于发动全面战争，而是应该在华北成立第二个满洲国。2、中国一定不能让日本由北向南进攻，而应该改变日本的进攻方向。确实，淞沪会战实际上是由中国主动发起，结果没有让华北被蚕食，而且改变了日本的进攻方向。3、中国必须以空间换时间。这简直就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理论基础。正是蒋百里的军事思想的指引，让中日战争最终沿着国人的设想而实现了惨胜。蒋百里还有一个功绩是军事教育，中国近代史上，军事教育方面的功绩，他称第二是没人敢称第一的，他建立的保定军校，培养的军事人才后来成了黄埔军校的教官，而这两个军校的师生日后都成了抗日的主力力量，后来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中流砥柱。
所以，其实我们误解了纸上谈兵。纸上谈兵并没有好与不好，有的人就只是纸上谈兵，比如军事院校，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提高国家的军力和胜利能力，但他们可能并不能直接领导战争；还有一种人，是真正的战争人才，他们对战场有着敏锐的嗅觉，可以匪夷所思地作战并取得胜利，但你要他讲道理，他可能说不出。《亮剑》中，李云龙俘虏的国民党军官，最后成了他的老师，其实正是纸上谈兵和实战用兵的区别。所以，纸上谈兵也是一种能力，以战争胜败来评价一个战争理论家是不应该的，战场的瞬息万变，需要决断、敏锐、勇敢等素养，可能会让一个理论家不适应，但不妨碍他成为纸上谈兵的高人。
其实，非但军事，在其他很多行业也是如此，有的人只能适应研究，而有的人只能适应应用，如果一定要一个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做一个实际的厂长或其他管理人员，他也并不一定胜任。世事大多如此，我们有何必笑话赵括？
纸上谈兵只是一个中性词，我们不应该耻笑赵括和马谡，而应该耻笑的是将赵括派上战场的赵王和将马谡派上战场的诸葛亮。
塞翁失马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句被视为古代辩证法的典型被广为流传。从此，“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这句话影响了多少人。这是好事，它让人在春风得意时不要得意忘形，在悲苦无助时不要自暴自弃。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幸福只是祸事的开端，我们又何必去追求幸福呢？
其实，这个故事是典型的谬论，以一件小概率事件得出了结论，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诡辩。塞翁失了马，是祸事，可是马又带着一匹马回来了。两匹马回来，绝对是小概率事件，在一般情况下，你的马丢了就丢了，指望它自己再带匹马回来，比守株待兔的概率还低，我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祸兮福所伏的结论。同样，塞翁儿子骑马摔伤了，这其实和马回来没关系，他如果喜欢骑马，就算马不回来，他还是会借马骑或者再买一匹马骑，还是会摔伤，也得不出福兮祸所依的结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双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下。福祸当然也可以转化，但是，也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某个人中了五百万大奖，当然是福，但如果他从此挥霍无度，反而会是祸事，因为坐吃山空，再多的钱也不够人挥霍的。同样，一个社会最低层的人，由于饱受苦难，所以有了磨炼后机缘巧合能够进入上层，会爱民如子施以仁政，会使得国家繁荣富强。这些都是福和祸的转化。但是，这些转化都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或者说是机缘，比如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如果没有机缘，可能就会永远在社会最底层，而中了大奖的人，如果运营得当，会越来越富，至少可以衣食无忧。西方人早就认识到了马太效应，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完全背离了塞翁失马。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道理。但是，这只能是勉励自己的心灵鸡汤。如果万事都以此为圭臬，你会发现，事物会完全不是那回事。
从另一方面来说，古往今来好心办坏事的事例，数不胜数，其实不也是一种塞翁失马吗？空想社会主义者理想中的婚姻制度，没有了财产和孩子的束缚，向往着让爱做主，是多少有情人的期盼！只有这种制度下，才会有真正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否则总会有不得不分手的惨剧。但是，这是理想，现实中的爱情没有那么美好，生活层次不相当的人发生了爱情，就算勉强在一起了，爱会长久吗？更何况，婚姻制度是一种财产制度，它保护了婚姻，但不保护爱情，有很多没有爱情的家庭，就是在婚姻制度的保护下完成了白首偕老。因财产的制约而让婚姻没有让爱做主，固然是对自由、人性的限制，所以空想社会主义者不遗余力的进行批驳，可是，如果真如那些思想家们所言，对人性不加限制，让浮士德式的欲望肆意泛滥，人类可能真会走向共产共妻了。
爱情是美好的，可是，相爱的人白首一生却很难，为什么？很多时候，恋爱时的美好蒙蔽了理智，不能正确看待对方，是最大的问题。于是，得到了爱人，得到了马，但相守的过程中却发现，爱人并不是自己想象，甚至和自己格格不入，正如在故事中摔断了腿，为爱情饱受伤害。同样的，没得到爱人，失恋了，当然很痛苦，但也许，上天是有意让你远离伤害，让你下一次遇到你满意的人，马丢了，但你可能会遇到更好的马。
塞翁失马，不胜枚举。
忍辱负重
提及忍辱负重， 最为典型的就是司马迁。司马迁接受了宫刑，受到了身体上、心理上的极大耻辱，但他忍辱偷生，完成了《史记》这部光耀千秋的经典之作。在《报任安书中》，他真实地袒露了心声，他不愿意轻如鸿毛的死，而是坚信自己可以实践自己的理想。
在中国古代，舍生取义是主导思想。而这里的“义”，是不是值得用生命去争取，没法比较。反正，英雄末路时，慷慨成仁是常态，像项羽一样乌江自刎是很多英雄的选择，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当然，这是值得宣扬的，特别是像抗日战争这种民族危亡的时候，壮烈牺牲成了中华民族的自觉选择。
但是，在慷慨成仁之余，有没有别的选择呢？有的，忍辱偷生。当然了，偷生是种屈辱，所以司马迁自己也很矛盾。当然，他为自己找寻了生活下去的理由——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在《季布列传》中，借评价季布，说出了自己的观念。季布是英雄，英雄本应赴死，但徒死无益，所以他苟且偷生，因为他相信，他有才干，要做大事。是的，这和韩信胯下之辱如出一辙。在司马迁的心里，他和季布韩信是一样的，之所以屈辱偷生，是因为自己有才能，要在以后完好地展示自己的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他确实成功了，韩信也成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了“忍辱负重”这样一个成语。同时，我们在劝慰一些走投无路想不通的人时，也用这个成语，劝说他重新振作，徒死无益。
然而，司马迁、韩信，毕竟是历史上的少数，他们拥有着杰出的才能，可以干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更多的人，芸芸众生，生不为世界增色，死不为鸿宇减光，他们受到屈辱后，要么像杨志杀刘二一样拼死一搏，要么就是屈辱地活着。他们只能算是忍辱偷生，苟活于世。他们也想负重，但重任与他们无关，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机会负重。对于这样的人生，司马迁是无语的，如果他不能完成《史记》，他不是为了这个理想，他是不愿意苟活的。
当存在主义思潮走入中国以后，中国以余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也在反思：活着，是为了什么？特别是忍辱地活着，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壮烈的目标，值得吗？他们思考的结果是：活着，最重要。存在，就是存在的价值。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个重担，就是忍辱负重，偷生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所以，生命如草芥，如小草般顽强的苟活，本就是生命力的体现，是生命的价值。
当然，“活着，最重要”这句话并不完全对，当民族的危亡，国家的荣辱摆在面前，正义和生命发生冲突时，活着成了反正义的事项，还是应该提倡舍生取义。否则，为了活着，可以偷盗，可以抢劫，可以无所不为，可以认贼作父，这种忍辱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郎才女貌
郎才女貌到如今成了郎财女貌，颇令我们这些普通无财且自命清高的人无奈的。中国自古就有孔夫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但到了今天，直接君子向小人靠拢甚至不如小人了，是孔夫子错了还是当今错了？
郎才女貌本是人们常用的夸奖一对夫妻的褒义词，也是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正如全社会都赞扬一个人为君子时，说明君子还是在全社会赢得首肯的，是社会的价值取向。那么，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什么会变？真的就是社会沦落了吗？
女貌亘古未变，其实我们从历史上就可以看出，杰出的、成功的女性能够在政治上取得巅峰，无不借助着妃子、太后的身份。事实上，当上皇帝的妃子，没有美丽的容颜是不可能的，即使当上了妃子，没有皇帝的宠信，生不出孩子，同样不可能在残酷的后宫竞争中取得成功。反之，只要有了绝代的容颜，哪怕只是宫女，在偶然间被皇帝看到了，宠信了，有了男儿，将来说不定就会有出头之日——芈月、窦太后等均是如此。即使不是这些政治女强人，普通有才情的女子，也是靠着男性的传播艳名而名闻天下，男性对这些女性的赞美欣赏，固然有这些女子出众的才华，但更有的是出众的美丽，如鱼玄机、秦淮八艳等等。总之，中国历史上女性都是依附于男性存在的，而男性最看重的是女性的容颜，这点古今未变。而且，古代是多妾制，很多命运不济出身小户人家的女子，只能做妾，妾是不能独享一个丈夫的，只能以姿色取媚丈夫，当年老色衰后，往往会有更年轻的妾出现。对丈夫来说，妾只是财产，并不是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所以才能并不是必要的，而姿色是可以令自己欢愉的。即使到了现在，美女还是稀缺资源，能够占有稀缺资源，自然是能力的体现，社会还是充斥着对稀缺资源的追求，所以女貌还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只有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的已婚者，也许才会明白，现在的夫妻关系早已不是过去的隶属关系，而是共同经营共同维护休戚相关，所以容貌其实真不重要。
而郎才，在古代确实重要。古代士农工商，工商业在社会上并不重要，所以即使有商人很有钱，但在地位上是远不如士绅的。所以古代出身地下的普通人，一般是务农，在务农之余勤奋读书，努力赶考，期盼着鲤鱼跳龙门，期盼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期盼着从农民晋为士绅，而从《儒林外史》中也可以看出，一个读书人只要考入进士，有了身份地位，钱财什么的都不在话下了。古代的郎才，其才就是读书，可以通过考试进入社会上层，即使最后不能当官也可以为师，从事着在社会上为人尊重的职业。而商人，即使是富甲天下的豪商巨贾，其实也并不是有太多地位的，见了官吏还是要点头哈腰的，甚至穿了士人才能穿的服装便会获罪。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一个女子，看重是是郎才还是郎财，傻瓜也会选择。
当郎才变成郎财，说明才贬值了，缺少了上升的通道。社会平等了，读书人不再高人一等，而且科举取消了，读书并不是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所以读书无用了，这就是社会上盛传的“读书无用论”。虽然官方一再宣称，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质变，但确实，读书不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而商品经济，钱成了一般等价物，社会上的一切都在以钱为衡量，钱多者可以当官，可以有势，可以花天酒地，可以作威作福，至少可以生活奢靡享受。有钱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女性通过婚姻追求钱财，又有什么可以非议？我相信，也有的女性会看重才，但这里的才，也同样变成了没有宝贝的“财”，即有赚钱能力只是尚未能赚到钱而已。一个不知道经济事务的书呆子，哪怕再有才情和思想，连生活都过不下去，会有女孩喜欢吗？很多青年、北漂，生活艰苦，在好不容易有了女友后，最常说的也就是，自己将来肯定会有钱，自己还是有赚钱的本事和能力的，他们绝不会说，我有才华，虽然不会赚钱，你应该喜欢我。
郎才女貌到郎财女貌，绝对是社会的问题。这说明，知识之才贬值，价值追求异位，社会必然缺少了正能量。而这些，紧靠舆论宣传引导是没有用的，国家必须有切实的措施，让才重于财，让知识胜于金钱，社会才会有向才之心。一个社会，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造茶叶蛋的，这绝对是社会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更是社会分配体系出了问题。
鸡鸣狗盗
鸡鸣狗盗来自孟尝君。孟尝君的两个门客，是鸡鸣狗盗之徒，实际上就是偷鸡摸狗之辈，干的是小偷的工作，专门偷鸡和狗。当然，小偷是技术工种，这两人也有本领，能够学鸡叫学狗叫，学得惟妙惟肖，连真正的鸡和狗都分辨不出。而且，这两人后来在孟尝君落难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救了孟尝君。
针对这一事件，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鸡鸣狗盗也有用处，可以养；另一种意见以王安石为代表，认为有了鸡鸣狗盗之徒，真正的贤士是不屑与之为伍的，所以养他们会冷了真正贤士之心，不该养。令人遗憾的是，自以为重贤任能的王安石，偏偏在识人上犯了大错误，他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任用的官吏借新法之名克扣百姓，使得百姓反对新法。
在孟尝君那个时代，没有纸质的书，只有简册，携带流通都不便，所以那时候读书人不多，有限的读书人都可以称为“士”。这些人中，无论有无真本领，都是受到各国礼遇的，因为真正的人才肯定在这些人中。这种礼遇，既激发了读书人心怀天下的雄心，也激发了他们睥睨他人的傲气。他们并不以被养为意，因为养士是当时社会通则，你不养别国会养，只要是士，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在各国都可以衣食无忧。所以才有了冯谖的“长鋏归来兮，食无鱼出无车”之叹。冯谖所为，在今人是不可理解的，你吃人家的，嘴还不短，还要更好的，但在当时，吃人家的纯属正常，冯谖当然不会嘴短，所以后来孟尝君给了他很高的待遇，才成为了美谈。
而鸡鸣狗盗之徒，显然不是读书人，不是真正的士，不可能真正帮助孟尝君经纬天下，这就是王安石所诟病的。然而，真正的政治家要有容人之量，自命清高的士，永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以，安石多虑了，反而也说明了安石并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宰相。其实，鸡鸣狗盗者的口技，是一项技能，该技能用于偷鸡摸狗，显然不对，因为偷盗既违法也违背道德，但如果鸡鸣狗盗者在孟尝君处痛改前非，不再行偷盗之事，那为何不能留下？孟尝养客三千，其中有没有真正的大才不知道，但肯定有很多滥竽充数的，多两三个又有何不可。
孟尝君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成就大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既要团结真正的“士”，也要团结鸡鸣狗盗之徒，是对的，王安石宰相的心胸显然狭小了。作为真正的士，你可以看不惯这些人，不与其交往便是，其实，三千食客中，不如这些鸡鸣狗盗之人者多矣，看不惯的人和事也多矣，要离开，早就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