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二）

永乐大典

一直以为，《永乐大典》是有点类似于四库全书的书集，只是书本的简单聚集。读罢《典籍里的中国》，才知道，永乐大典是一部多么值得关注的传奇。

首先，永乐大典是各种书本的聚集，但又不是简单的聚集，而是类书。所谓类书，就是分类收藏的书籍。永乐大典的分类不是简单的按照经史子集分类，而是为了方便检索，使用了因韵以考字，因字以求事的编排方式。因韵考字，实际上就是和我们现代的按汉语拼音排列所有的字是一样的，因字求事也类似于我们现代的词典，在每一个字下面都有着若干词条。区别的是，其浩瀚繁杂程度，远不是我们哪怕最齐全的词典所想象的，因为在他的每个词条下面，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解释，而是一部典籍作为附录。这种编纂方式，是最方便学习的，你只需一个字一个字往下看，就能学习好很多相关的典籍；更是最方便查询的，当你需要查询哪一个知识点时，很容易就能查到相关的典籍。在我们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检索太不算什么的，但在几百年前古代，知识可能只是凭记忆而去查找，那么，寻找一种检索的方法，就是有利于天下读书人的大好之事了。

这种编书，当然只有盛世奇人才能完成。当世界出于动乱纷争时，没有谁有闲心编写这种大书，所以陈济的老师虽有其心，但处于乱世，只能徒唤奈何。当永乐盛世来临时，编写这部大书的责任，历史性的落在了陈济身上。他简直就是为编书而生——被称为两脚书橱，对知识的掌握太惊人了，几乎过目不忘，任何知识点都存在于脑海中；但他对书籍的理解运用可能并不咋的，所以最终并没有功名，只是布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陈济在现实中是有缺陷的，他的两脚书橱可能并不是美称，而有着书呆子之意，就像他自己所说，自己是两啃，一啃书，二啃老。这样的人，学不能致用，并不值得人效仿，也并非一个真正学有所成的读书人，但机缘凑巧，他却成了最好的编书人——每当有人咨询哪个知识点时，他几乎能毫不迟疑的说出该知识点的由来和相关知识，赢得了所有编书人的尊敬。所以，陈济是幸运的，大明王朝也是幸运的，更为幸运的是繁盛的大明找到了陈济编写永乐大典。试想下，如果大明没有陈济，总有解缙姚广孝等人，纵然会完成大典，要多花费多少的时间和人力？而如果陈济没有参与该工作，他可能更会成为书呆子的代名词，成为社会的反面教材吧？盛世，奇人，就这样奇妙的结合在一起，铸就了这样一部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有两万多卷，光目录就六十卷，书籍一万多册。这么多的书，都是靠读书人一笔一划的写成，一幅一幅的画成，所以，最终只会有一部。随着历史的沧桑，这样的一部大书，几乎不可能传留至今。先不说火灾，仅就朝代变迁时的乱世，就有谁能保留这样一部大书？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时候，越大的书，越容易流失。更不要说民国乱世，中国多少珍宝流传国外，这部大典能保得住吗？确实也是，历史也没有特别眷顾这部大书，这部书还是散佚了。当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强盛的国家对那些流散在国外的国之瑰宝们，都想方设法让他们回归故国，洗刷曾经的耻辱。永乐大典也是，“珠还合浦，历劫重光”之愿望永远不变，这项工作也永远在做。目前留存于国家图书馆的一百余册大典，每一册都是镇馆之宝，而我相信，他们会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等待着自己越来越多的兄弟们过来会合，重现中国历史文明之光。

汉书

汉书虽然和史记并称，但毕竟没有无韵之离骚之誉，所以向来只被视为史学之典籍。

司马迁的《史记》洋洋洒洒，从三皇五帝开始，一直写到自己生活的时代，那是何等的汪洋恣睢。提及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不作第二人想。所以，史记一出，后来的编史者无不接续史记。所以，我以前还有点奇怪，班固的汉书不是应该从汉武帝开始吗，他写了整个西汉，不是和史记有重合了吗？

现在我明白了，《汉书》之所以被写成断代史，绝不仅仅是因为是史记的补充，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的。史书是一面镜子，断代史就是描写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的兴盛、灭亡，从中可以得出很多结论的。所以，断代史的体例，是更容易让统治者从上个朝代的兴亡中得到借鉴，而不是只是单纯的维护正史的延续。这是汉书的伟大功绩，也是班固的伟大功绩。从这个层面上讲，断代史和通史只是两个选择，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班固自有自己的创新，也有不及司马迁的地方，或者说，两人的观点有不同。就像他在艺文志中把小说家放到了重要位置，而司马迁没有提及。当然，司马迁把项羽列为本纪，但班固则简单列传，而且都不是单人传记，可见两人对项羽的态度。

汉书主要是班固完成，但始于其父班彪，终于其妹班昭。令人想象不到的是，班家不是修史的书生，班固兄弟都热心政治，而且参与了政治生活，并都有着不错的功绩。班超平定西域不消说了，班昭后来俨然通过自己的学生掌握了政权，班固相对差一点，但也曾征战边疆获得战功。进而为政，退而著史，虽说他们后来的名声是史学家，但他们的政治能力是不弱的。这，才是顶级的史学家——读史使人明智，而史学知识丰富的班家人在政治上太过拉胯的话，确实说不过去。

唯一让人诟病的是，从班固开始，个人修史变成了官修。班固本来延续了个人修史的传统，但被抓了。这时候，班超主动找到了汉明帝，献上了班固修的史书，皇帝看了比较满意，从而把班固加官进爵，让他从个人修史变成了官修。当然，这时候的修史毕竟还是个人，只是依附于皇帝的威权，还不是后来直接由皇帝成立一个机构专门修史。有了皇帝的支持，修史当然方便很多，查资料，采访，一切均没有了后顾之忧，史学家可以全身心投入，但终究缺少了独立的人格，用语结论等绝不敢违背皇帝的意思的。当然，前四史还好些，毕竟班固和后来的陈寿范晔还有着史学良知，后来皇帝设立的机构修史，则更是直接体现出了皇帝的意志了，这正是中国官修正史让人诟病的地方。

礼记

礼记有多重要，只要看看礼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就知道了。

在儒家的经典代表人物中，相对来说，孔子求仁，孟子取义，荀子守礼，也就是说，礼是荀子整个思想的核心。当然，这只是相对来说，因为孔子实际上也是很看重礼的，他终其一生，都只是为在世上能够恢复周礼的礼制，他对仁的定义，有一个就是“克己复礼”。

为什么礼如此重要？很简单，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义等等都是内在的思想价值取向，只有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一个人是不是仁人义士，平时不一定看得出，只有到了利益纠葛时的取舍才可以看出。而一个人是不是守礼，却是一举一动就可以看出的。而且，仁义可以作假，一个人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居心叵测是可能的，但守不守礼是无法作假的。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要一举一动都遵守礼仪的规范，这个人必然会将外在的礼仪内化为内心的道德规范，从而成为君子。而世界上每个人都能遵守礼仪的规范，自然人人成为君子，从而实现世界大同。所以，孔子开始就十分注重礼仪。

礼仪，反映了一种等级制度，这也是儒家文化特别强调的。儒家的仁爱本身就是有等级的，所以，儒家从来没有博爱思想，这点是符合封建文化规范的。所以，孔子看到“八佾舞于庭”，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即便到现在，中国的等级制度还是有的，哪一级的干部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都是很明确的，你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敢随意享用单位上的公车是要查处的，但到了某一级干部，单位是可以为你配一部专车的。这只是个比方，说明中国的礼制等级是深入人心的，就像谁也不会觉得高官享受一些福利有什么不公平。

当然，从孔子的求仁，到孟子的取义，再到荀子的守礼，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越来越受到的挑战。孔子求仁，成功了吗？没有。所以孟子不再求仁，而只是在求义。可惜，孟子同样没有成功，所以到了荀子时代，只是在求礼，而且荀子认为人生本恶，必须要用礼来规范。可荀子也没有成功，于是他的学生背离了儒家思想，开始用外在的法强行规范世人的行为。很奇怪，儒家孕育了法家代表人物，这其中，礼制就是重要一环。当礼制不能规范社会生活时，很容易就会想到法制。

儒家的礼制虽然很容易会孕育出法制，但从根本上还是与法制相背离的。原因很简单，礼虽然是行为规范，但是内在要求，并不是强制的，一个人不遵守礼，只会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不会受到法律的制约。所以，儒家特别强调教化，强调德行。这也是中国的德治传统。从人性本恶的角度上来讲，德治是落后的，社会要实行法治，这几乎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德治思想就真的一无是处吗？从西方的哲学王思想，到中国新时代强调的共产党员行为规范，德治思想其实从未离开过我们生活。精华也罢，糟粕也罢，礼制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不会改变，就像《礼记》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永远也不会改变。

诗经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起点，已经成为公认。

诗经，是来自民间的诗歌总集。当然，也有官方颂词。但其成就最高者，还是那些被称为“风”的民间歌词。诗歌，特别是严格格律以后，逐渐远离了普通人，成了文人间显示才情的一种方式，但诗歌的起源，其实很亲民，就是老百姓在生活中编的一些朗朗上口方便传唱的顺口溜。当然，这些顺口溜，免不了不上台面的荤段子，所以经过了大贤孔子的整理删改，十中留一，成了儒家文化的经典，更成了中国文学的起点。更让人感动的是，古代这些民间诗歌之所以能够流传，是因为统治者的重视，专门设立了采诗官。而这些统治者重视这些民间诗歌，绝不是我们现代采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纯为了流传和保护，而是统治者想从这些歌谣中，侦知民情民意，从而获得民心。仅此一举，就足以让后世者深思。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里的思无邪什么意思？毛亨认为，思无邪，就是所思所想都可以示人，没什么可隐瞒的。所以，诗三百，就是反映普通百姓的所思所想，不管是对爱情的希冀，不管是对官吏的痛恨，不管是劳作的埋怨，不管是战争的悲叹，都是真实可以示人的。唯其真实，所以感人。当世界进化到了两千年以后，我们的科技水平，思维能力，说话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同样的中国人，现代人和当时的人语言根本不通的，但人的情感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也是古人的诗歌还能感动现代人的原因。我们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不是为了多知道点唐诗宋词，多知道几个李白苏轼，而是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感受到了情感的共鸣，感到了他们说出了我们想说但说不出来的思想感触，这种共情，才是文学作品的魅力。

诗三百，是上古到先秦的诗歌总集。那个时代，虽有儒家崇尚的尧舜禹及周公盛世，实际上是物质能力低下，民众衣食困顿的时代，还有春秋时战争频仍，民众朝不虑夕的时代。所以，安居足食成为人们最迫切最直接的希冀。我们从诗歌中也可以看到，民众对指导百姓农作的后稷等圣贤的景仰，对安定生活的期盼。我们以前一直有一个观点，认为文化的繁荣必然在社会的繁荣之后，就像“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实际上，文化的大繁荣也存在于乱世，就像中国历史上两次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大繁荣，一次是先秦，一次是中华民国时期，都是乱世。实际上，劳者歌其事，我们无需把文学想象的多么高大上，百姓们在生活中、劳作中的随口编出的话，反映出真实思想情感的语言，就是文学的种子，就能够直达人心引起共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创作，技巧远没有真实的情感重要。

我们现在看来佶屈聱牙的诗经，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汉语和现代语言的隔阂，当时的诗经就是百姓随口吟唱的，几乎平白如话的语言。当然，诗经中开创了一唱三叹的反复强化的方式，这也是现代歌曲经常使用的方式。诗经作为中国文化的起点，它开创了中国文化中丰富的联想，细腻的感触，类比的思索，这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学，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直至后来辜鸿铭教授分析中外人格差异时，总强调中国人是温柔的，敏感的，而西方人是直接的。想想也确实是，西方神话中宙斯喜欢上某个女子，就是想方设法得到，然后生了一个半神人，哪有中国文学中温婉反侧的情感。文化的源头决定了民族的性格差异，这无法做好坏的评价，但我们身为中国人，当为中国人的文化情感而自豪，更为中国文化之源的精彩而喝彩。

越绝书

越绝书是地方志。地方志总觉得不登大雅之堂，因为总觉得地方志嘛，地方上的人编纂的，一没有大局眼光，二总有点歌功颂德，三编纂的人能力有限，所以无论从艺术性或学术性上来讲，都不及正史。其实，好的地方志并不比正史差的，因为着眼于地方，对史料更熟悉，论述更详备。

看了《越绝书》，心中暗愧。总以为自己很喜欢勾践灭吴的故事，也知道勾践的越国就是以会稽为中心，而会稽就是现在的绍兴，当年到绍兴旅游时也曾寻访勾践遗迹，但看了越绝书，才知道自己终究了解了皮毛，连会稽山都不知道。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次造访会稽山，体会下勾践负隅顽抗不得不忍辱投降的那段历史。

越国是大禹的后代，勾践是大禹的后代，而会稽山也是大禹陵所在地。总觉得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就是指黄河流域，以致于后来孔子时代的周游列国，转来转去都在如今的河南境内。所以，当时的会稽应该是蛮荒之地，是东夷所在，没想到竟然是大禹陵所在地。不过，按照史书的说法，当时的会稽隶属于扬州，也确实是蛮荒之地，是中华文明之边界，但大禹之所以重视这个边界，正说明禹皇的高瞻远瞩——越是边界越要重视，越不能丢。任何事物要破损，都是从边界开始，所以，中华文明之流传，中华民族的兴盛，都不能忽视文明的边界。这是真正有道理有眼光的观点。想想满清王朝放弃新疆放弃西藏的观点，他们应该好好在禹王陵前静静地反思。

吴越之间的争霸，是越国最为人熟知的大事，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中华的史书都不会忽略。而《越绝书》，更是描述的详尽备至。整个故事，让我们可以反思的点太多了。

一、伍子胥，该如何评价？伍奢无辜被擒，楚王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你们过来乖乖投案，这样我就放了你父亲，接到这样的通牒，我们会怎么做？明知回来是死，明知楚王不一定讲信用，但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回来代父而死是孝，所以，伍子胥的哥哥毫不犹豫的回来了，死了，被称为仁勇；而伍子胥却没有乖乖束手就擒，他回来了，见势不妙就立即逃跑了，被称为智勇。说明他们兄弟俩做的都没错，至少史官是这样认为的。伍子胥逃跑过程中，百姓怜其孤勇，私放了他，而他反复提及不要泄露他的行踪，导致百姓的自杀，按书中所说还不止一起，这说明百姓感到受到了侮辱。伍员到吴国后，肯定时刻想到复仇，难得的是，他没有急于一时，甚至劝阻吴王攻楚的意见，他是真正为吴国着想，有了必胜的把握后才对楚国动手，这点颇为难得。掘墓鞭尸，各人有各人的评价。最后，伍员忠心为吴，却不受吴王信任，最终自杀于胥门。我不否认伍员的忠心，但凭着自己的忠心不讲进谏的方法，也未必能有好的结果。当年刘璋迎刘备入西川，很多忠臣都看出了这是引狼入室，王累以极端的方式进谏，阻挡在城门，如果刘璋不听就自杀，他固然是忠臣，但这种方式是进谏吗？这明明是逼宫啊，哪个君王肯听？伍子胥刚到吴国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份，后来官越做越大，位置越来越重要，也和吴王越来越亲密，殊不知物极必反，他忘记了自己终究是臣的身份，不再注意进谏方式了，最终引起了吴王的反感，他虽然是忠臣，但他的死是个悲剧，就没有他自己的责任吗？

二、勾践，该怎么评价？我们很多史书中都是提到了勾践的隐忍，坚毅，最终卧薪尝胆大功告成，但那只是两个巨头或者说是两个军阀之间的斗争，他的胜利值得人们赞赏，但阴谋诡计的胜利，总觉得也没多大价值。但是，这部书把勾践的胜利看成了道义的胜利。历史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宁愿相信这部书的说法。所以，勾践的休养生息不是单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越国在危难中重生，最终灭吴也只是为了破除高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勾践灭吴不是有了实力就急于求成，而是有了充足的物资保障，甚至准备好了给吴国子民的物资，又有了机会才灭吴国的。灭吴国后，他对吴国子民一视同仁，赢得了吴越两国子民的共同爱戴，从此吴越一家。如果勾践真是这样的人，那他是做不出给吴国炒熟的粮食做种子，让吴国饥荒的事情来的。所以，越绝书上确实没有这样的史料。

三、子贡也是一绝。子贡搅合进吴越争霸纯是偶然，是因为齐国要进攻鲁国，而鲁国是孔子的故国，孔子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父母之邦被灭国，所以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出面救国。这时候，什么学习最好的颜回，没有用；什么最勇敢的子路，没有用；而这个纵横捭阖的子贡，派上了用场。这家伙真是绝了，完全凭借对人性的洞察，将所有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中，居然还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我们看他的操作——1、找到齐国的权臣，告诉他不应该打鲁国，而应该打吴国，不应该打胜仗而应该打败仗。奇葩吧？对权臣而言，确实败仗更有利，齐国败了，君王才更侧重他，胜了，君王会骄横，将军们地位会上升，这些都不利于权臣。厉害吧？白起这样一个军事天才不就死于帝王心术吗？2、找到吴国，告诉吴王有了争霸的机会，齐国伐鲁不义，只要出兵战胜齐国就可以赢下霸权，让吴王心痒痒的；3、告诉晋国，吴王败齐之后，必然会想一鼓作气击败晋国争夺霸权，所以晋国应以逸待劳，必然打败吴国；4、告诉勾践，吴王出征之时，就是越国灭吴之时。当然，其中还有些细节，但总体思路就是如此。最终，一切按他的料想发生了，于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不费一兵一卒，仅仅凭口舌之能，存鲁，弱齐，强晋，灭吴，霸越，一个人搅动了五国，甚至影响了整个华夏诸国的战略形势。这，比起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也不遑多让吧？

《越绝书》，让我们知道，一部好的地方史志，同样可以成为经典。

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成为经典是历史的必然。中国以农为本，没有农书作为经典才是咄咄怪事。

齐民要术，贾思勰著。贾思勰，史上无传，没人知道他的情况，只有他的一本书留于后人，还有他在书上自称的高阳太守。但是，足矣。我们可以想象，古时的农业为鄙事，为君子所不齿，已经进入官僚体系的贾思勰，其康庄大道应该是沿袭儒家经典，搞好社会关系，从而一步步进入官场上层。但是，这位太守就是热衷于鄙事，劝课农桑，甚至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就只为百姓能够过得好一些，这才是真正的循吏。

贾思勰的功绩，并不在于他在任时的父母官。我们可以相信，将自己的精力不是花在逢迎往来上，而是劝课农桑上的官吏，肯定会造福一方。但是，他的齐民要术，不仅仅泽被他为太守的一地苍生，而是泽及全国各地，甚至子孙万代。直至现代，我们仍然知道齐民要术，知道贾思勰，而同时代位置比他高的官宦，我们还记得谁？

在中国，立德立功立言是所有知识分子的理想。所以，一些颇有建树的官宦，都喜欢著书立说，哪怕其实空洞无物。出书，是成名的捷径，直至今日皆然。当然，现代的评价标准，有论文，有专著，成为专家学者或者官僚的立身之本。至于这些著作，能不能对社会有所帮助，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自己很有帮助，可以名利双收。所以，中国的研究成果满天飞，但真正泽被苍生的绝无仅有，更多的是官员学者们加官进爵的敲门砖。当然，这不怪我们的读书人，而是社会评价体系的问题，社会上充斥着急功近利之风，充斥着争名夺利之举，真正能沉下心来，板凳要做十年冷，从而形成一部真正的著作，真正可以济世救民的著作，绝无仅有。从这个利益上来讲，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中国官员的典范。

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相对比，可以看到，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官员们，终究有着出书的捷径。无论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还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能够刊行于世，都是源于幸运，有贵人扶持。但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根本没有这样的担心，作为一方官僚，有职有权，出一本书自然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我们的官僚们，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真正能沉下心来为民著述的又有几人！

齐民要术，是贾思勰博采众长所作，难得的是，他继承了中国谨严的学术传统，没有人云亦云，对任何一个能够列入书中的技术，都要先行实验一遍。这是贾思勰，是李时珍，是宋应星，是中国科技学者的光辉传统。难能可贵的是，贾思勰还记载了自己失败的实验，而失败，是成功之母，他把他失败的经验享之于众，从而避免了农人的弯路，这是极富价值的。很简单，他经得起失败，但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可能不一定经得起失败。

农书的集大成者，有趣的是，他不仅著述了农业科技，著述了怎样使农林牧副渔的高产，他还著述了产品的效用，以致于吃货们都热爱这部书，因为他描述了这些产品的消费，如炒鸡蛋等等。种，收，用，不仅仅是农人，可能世上每一个人都会从中受益，这才是集大成者。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贾思勰非常看重天时地利，因为农业的需求。他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雄心，而是延续客观规律，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种植什么样的作物才好，才会得到最大的受益。这，其实也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中国科学典籍中体现出来的哲学，宋应星是，贾思勰也是。

水经注

在中国，历来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山的巍峨和从容，可以承载一切，正是厚德载物的反映。而水的灵动，正是智者因时而变，顺应万物的反映。老子《道德经》中曾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老子看来，水是最聪明的，总是顺应外在的形状，随遇而安；但水又是最善于把握机会的，一旦形成洪流，那就会浩浩荡荡，荡涤一切。这完美的阐述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智慧。

我相信，郦道元是非常喜爱水的，要不然也不会写下鸿篇巨著《水经注》。可以想见，为了这部作品，他要花多少时间去看水，花多少时间去研究古往今来对水道的记载。可是，他却没有水的智慧，或者说，他只看到了水浩浩荡荡荡涤一切的勇气，而没有看到水委曲求全以待时机的智慧。他的一生非常刚强，政绩卓著，但也得罪了不少权贵，最终被权贵们借刀杀人，死于叛贼之手。

郦道元的人生是个悲剧。在他初入官场时，当时的皇帝是北魏孝文帝，那可是个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明君，忠臣明君风云际会，本来他可以有一番作为的，可惜的是，孝文帝死的太早了，宏图伟业还来不及施展就中道崩殂。他遗留下来的北魏朝政，各方势力潮流涌动，一个孤高刚强的郦道元，焉能成为这些政治势力的对手，只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有幸的是，他留下了一部足以照耀千古的奇书——水经注。这虽然是给水经做的注，但实际上，体量远远超过了水经，以致于后世均将其看成一部独立的作品。郦道元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查访水道，从而真正掌握水道，控制水患，换来天下大治。在农耕时代的中国，水患肯定是中国百姓的大敌，历来有作为的君王，都会把治理水患放在生产的首要位置。为此，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将中国的水系几乎囊括在自己的作品中，关键是，他不是简单的陈述水道，而是以艺术的笔法，描写了水道沿岸的风土人情甚至神话传说，完全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游记。所以，这部作品达到了实用和艺术的双高峰。

在他的作品中，有段话很能表明他的主旨：“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看得出，他既有治水的雄心，更有以水为榜样，润泽一切泽被苍生的雄心。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失败了，因为中国的水患远不是这一部详尽的水系作品所能涵盖，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相融合的产物，能不能解决水患，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难题而是社会难题。但是，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他成功了，他的作品让世人受益匪浅，懂技术的人，可以作为治理水患的参考，喜爱文学的人，可以看做优美的文学作品加以吟诵，爱旅游的人，更可以作为旅游指南，在游历中看看水经注，能够知道更多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传说故事等知识，旅游也会更有趣。所以，这部书成了经典，但是不是符合郦先生的本意，那已经不重要了。事实上，中国的经典很多时候都是有心开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作者本想这样，最终却在另一方面影响了世人，这也是经典的魅力所在吧。

茶经

在中国，茶文化是个不得不提的文化现象。

中国的茶，上至达官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人不爱。由此雅俗共赏的，在中国，恐怕也只有酒可以和之媲美了。不过，茶相对可能更亲民些，因为百姓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似乎成了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了，而酒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所以，这里的茶，在我看来，应该是像北京大碗茶之类的茶，是百姓渴了可以直接大口大口喝了解渴的茶，是贵族名媛们斥之为牛饮的茶。那些贵族们，是另有一种茶的，从茶叶、水、器皿都极具讲究，我们可以看看《红楼名》中妙玉请宝黛钗喝的体己茶。即便到现代，茶道还是中国文化之一，穿着古朴的女性，以一系列极富仪式感的程序烧茶，让你在静心诚意中感受茶的芬芳。

也许可能我本质上就是平民吧，我是不喜欢茶道的，认为那是有闲阶级附庸风雅之举。喝茶就是为了解渴，茶叶冲泡出来的茶，比白开水喝了解渴有味，仅此而已。当然，茶叶有高下之分，坦率说，我是不懂的，正像对名烟名酒，我很大程度上分不清他们价格之高是高在何处，因为分不出好坏。好的茶叶比差的茶叶，喝起来香气扑鼻，诚然，但我不会刻意去追求好的茶叶。现实生活中，我有好多朋友，不喝酒只喝茶，而且他们对茶是讲究的，都自己带上茶杯，泡好茶叶，不去喝别人的茶的，因为觉得自己的茶叶好。对这样的习性，我是尊重的，虽然我做不到。

不管怎样的茶，我还是觉得冲泡好，方便。最不济简单煮下。只要看到茶艺中一大套的工具器皿，我就回觉得头疼，更别说那一整套极具仪式感的规范动作了。那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百姓需要的开门七件事之一。当然了，有人肯定会认为我是小白，正如速溶咖啡没有咖啡豆磨煮出来的咖啡纯正，我喝的茶不如茶艺有意境，我承认。但正如我喜欢速溶咖啡一样，我就是喜欢直接冲泡的茶，简单易行。而且，我坚定的认为，茶能够流传四方，流传千古，靠的绝不是茶艺，而是方便的冲泡方式。世间无论什么事物，至简才能大行其道，至简才能影响深远。

所以，作为茶文化经典的《茶经》，作为茶文化的集大成者，更是一本制茶工艺的教科书，他指导茶的种植生产、烹饪制作，各种茶的差异习性，唯独没有纷繁复杂的茶艺流程。

当然，我们喝的茶，并不是直接从茶树上采下就可以，还要烘焙、炮制，以前参观过茶文化博物馆，中国不同种类的茶，烹制的方法很不一样，如白茶、红茶、绿茶等等，都大不同，所以也很为感慨，茶农的艰辛，烹制的辛苦。茶经在这方面，肯定是对茶叶的生产繁荣起了指导作用的，这就是经典的价值。事实上，正是由于茶农的辛苦，我们才能省事，喝到简单冲泡就香气扑鼻的好茶，这样的茶也才能够畅销。如果每一种茶，都需要普通消费者繁复的蒸煮才能享用，我相信，茶绝对不会成为普通百姓必备的事物，也不会影响如此深远。

茶经的茶文化，还是以茶论茶为好。至于君子从茶中反思的君子之道，那是君子的格物致知，君子可以从任何事物中反思自己的君子之道，不必过于深究。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茶中的文化意味，以茶艺作为茶文化的正统，最终只会让茶文化越来越小众，从而无法流传。文化嘛，还是越简单越能普及。事实上，正如陆羽在《茶经》中所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所谓精行俭德，是致力于内在的修为，而对外物不过分贪念，所以，像妙玉的体己茶，那是达官显贵的炫耀，与茶文化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说文解字

提及《说文解字》，总感觉就是一部字典，没什么了不起。

看了《典籍里的中国》，才明白许慎的了不起。首先，中国的汉字是有演变的，从上古如图画般的象形文字，到后来规范统一的隶书，直到现在的简化汉字。当年钱玄同破天荒的提出废除汉字，被骂数典忘祖，不冤，事实上即便新文化阵营中支持他这个观点的可能也没有。但知道汉字的流变以后，我倒是能理解他的拳拳之心了。中国汉字最早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便于阅读，看字就能知道大致意思，问题是难于书写，一个字就想一幅画一样，这样的文字是不会流传的。大道至简，越简单的文字越能够流传，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都失去了象形的功能，而只是字母的排列组合。后来我们的汉字越来越进化，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原来象形的内涵，而是作为部首笔画的排列组合。直至建国后我们实施了汉字简化，更使汉字失去了很多的文化内涵，但更便于流传发展。最方便的语言，当然是字母的排列组合，这就是钱先生废除汉字的初衷。但是，可惜的是，如果这样，就完全失去了中国汉字的文化传承，这当然是国人无法接受的，那些保守派更是群起而攻之，即便陈独秀先生也不敢为他说话。扯远了。在许慎时代，汉字正是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过程中，是从象形到规范汉字演变的过程中，这正是文化的传承和流失的关键时期，许慎敏锐地感到了这一点，觉得应该让后人明白原初汉字的形态和本义，明白古人造字的原由，仅凭这一点，他就足以列为先贤，他的作品就足以列入典籍。其次，他严谨治学的作风。许慎，字叔重，汉代人的名和字是有联系的，他的名字加起来就是慎重，他也始终牢记着自己的名字，以十分慎重的态度治学，每一字都言之有据，否则宁可缺失。这种严谨的作风，让他对字的理解，可以作为今人的范本。据说，中国很多古文字学家，正是通过这部说文解字，认出了很多甲骨文和古器具铭文。还有，是他开创的文字整理的体例。在他之前，中国的文字是没有部首的概念的，正是他的开创，让中国汉字得以分类，部首分类法不但是后世所有字典的规范分类法，是我们汉字简化的基本规则，更是汉字输入法的根本。中国的五笔汉字输入法，至今仍是中国优秀专业打字员必备技能。

我们现代人说中国的文字，意义是不分的，但在许慎看来，文和字是不一样的。文，就是描述自然，实际上就是象形文字。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个人的文和纹是通假的，纹理就是文，就是描述事物的表面，甚至可以引申为掩饰，例如文过饰非。而字，实际上是文的组合，是部首组合成的多体字。所以，许慎的书名叫做说文解字，因为文只能解释，而字却需要分解。

说文解字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许慎写这本书的初心。许慎在书的序言中明确了作者的初心：“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也就是说，文字是学习知识的本原，是后人能够汲取前人的知识，能够上下通达管理社会的本原。说实话，中国的每一部典籍，作者无不是有大志向的人，他们写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垂千古，而是希望作用于万民，能够对社会、对历史有所贡献，所以他们往往能够排除千难万险，殚精竭虑甚至穷其一生精力，甚至放弃荣华富贵，成就了一部某方面的专著。仅仅是为了沽名钓誉，是成就不了经典的，这也正是我们现代学术的考评体系，逼着教授学者们短时间内出成果，结果论文数量是有了，质量只能说不敢恭维。许慎亦然。许慎的初衷，就是让后人认识每一个字，能够从每一个具体的字中读懂经典，而绝非显摆自己的学问。正是有了宏伟的志向，人才能有皓首穷经的决心，坐冷板凳，求真学问。这，应该是所有学者的初心。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刘勰文艺评论的著作。

文心雕龙能不能够指导人们写作？戏剧中认为是可以的，同时赋予刘勰创作作品的伟大动机——指导天下人做出好文章。理论上讲，文艺评论确实对文学创作有指导作用，因为他告诉了人们，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写作有什么样的技巧。

按照这个进行推理，文艺评论家应该是最会写文章的人。可事实上，文艺评论家同时也是作家的虽然有，却少之又少，包括刘勰本人，也没有像样的文学作品流传于世。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学者分析，说奇怪也不奇怪，搞文学创作的人，往往头脑中无拘无束，老子天下第一，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尝试，这种深刻到骨子里的自信，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素质。而文学评论，却需要卑躬屈膝，绝不敢妄自尊大，对优秀文学作品要顶礼膜拜。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作品，可自己想往好的作品创作的时候，头脑中不知不觉的就出现了经典，从而觉得自己无法企及这个高度，从而不敢落笔下文。这种奇怪的现象，其实也是文学作品的特色——好的文学作品，绝非技巧的堆砌，更多的是性情，才华，真情流露甚至就是天赋。

那么，文艺创作就只是天赋而无法学习了？当然也不是，作为顶级作家需要天赋，其实何止文学创作，任何行业到了顶级高手，往往都需要天赋的，光勤奋往往到不了顶级。这当然不是贬低勤奋的价值，作为普通人，只要持之以恒的勤奋，往往也能达到很高的高度，甚至是普通人只能仰望的高度，是一些有天赋但不学习的人无法达到的高度。世事皆如此，文艺创作也然。文学创作的学习，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经典。古人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道香菱学诗，也是通过大量阅读好诗来提高自己。熟读经典的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同时增强自己对作品、对生活的感悟，这是一个人能成为作家的不二法门。

那么，文学评论的价值何在？就只是对别人说三道四？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说李白好，我偏认为杜甫强，文学作品由于流派众多，特色各异，往往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学武之人很简单，无论什么流派，打一架，赢的人就是第一，而文学作品不一样，你写一篇文章，我写一篇文章，有的人认为你的好，有的人认为我的好，这是常事。就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评价标准，其实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后世的评论家随着个人喜好和社会风气的不同，又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文学评论就没用了吗？不然，文学评论最大的作用就是文艺导向，一部好的文学评论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可以直接改变社会风气，其对作品的评价，往往是时人乃至后人创作的标杆。

刘勰本是平民，在那个崇尚门阀的时代，他的才华是无处施展的，看看左思就知道。他写成了作品，无人问津，想出书流传后世更是天方夜谭。历史没有埋没他，他有幸认识了当时文坛领袖沈约，得到了赞赏；更有幸认识了昭明太子萧统，并在太子府中任职，两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刘勰和萧统的组合，是珠联璧合，两个人的遇见，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其影响甚至超出李白和杜甫的遇见。两人惺惺相惜，互相欣赏，观点相近，天作之合。刘勰的文艺评论思想深得萧统赞赏，而萧统以此思想作为指导，对当时的文章进行了筛选，选出了心目中的优秀作品组成文集，史称《昭明文选》。而文选的普及，对时人及后人的文艺创作有了极具深远的影响。“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的影响如此之大，简直成了一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从而又将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学术观点深入人心，并对后世起了深远的影响。

备急千金要方

中国古代有个好笑的现象：写出《本草纲目》的李时珍，是医学代表人物，可与医圣比肩，可本草却是药物大典；而写出《备急千金要方》的孙思邈，被称为药王，可千金方却是医书。当然了，说奇怪也不奇怪，古时医药不分家的，不懂药何以医？医药分类监管是现代分工细化，特别是西医将医学细分后的结果，而中医是不太细分的，即便到了现代，很多中医大家，虽有自己擅长领域和科室，但他们基本是全科的，对非自己科室领域的疾病治疗也是有一定造诣的，对中药的了解更是了如指掌。

孙思邈出身贫寒，由于自己在医学上的造诣，得到唐太宗皇帝的赏识，从而登堂入室，成为太医署的老师，名利都有了，出本书就容易了，所以千金方的出版流传毫不费力，甚至孙思邈以书未能在太宗皇帝驾崩前写成，未能进献给太宗皇帝为憾。相比李时珍，他是幸运的。不过，位高权重也正看出了他不计名利的高贵——他出身贫寒但是个学习神童，在整个家族都在指望他学而优则仕的时候，他却选择了济世救人的医学；在他在太医署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却急流勇退，放弃了职位，走访民间，一方面行医救人，一方面搜集药方，一生的精力没有放在争名逐利上，而是出于济世救人的目的，写出了一部让普通人一看就能掌握疾病治疗的备急药方。回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笑话，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治好了他爸爸一辈子都没治好的病人，向他爸爸炫耀，他爸爸却告诉他：“你知道吗，这个病人的诊金扶持你上了小学、中学、大学，你却断了财路。”这是个笑话，但现实中，有多少医院名义上喊着治病救人，实际上却在算计着钱财，追逐着利益？孙思邈正是出于真正的悲悯情怀，他希望芸芸众生不要受疾病的困扰，能够在疾病到来时知道怎么应对，而从不考虑医生个人的收益，这才是真正的医家圣人！他甚至还考虑到药物精贵，于是指导鼓励百姓自己种植药物，从而将药物的价格降下来，惠及民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被老百姓称作“药王”吧。所以，只有他，才有资格提大医精诚，才有资格提医德至上，因为他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以前知道千金方，总以为书名的意义是说自己的方子好，价值千金，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意思，也希望读者重视，也算正常的营销手段吧。真正读到千金方，才发现自己肤浅了，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人家的意思是：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就是说，人命重于千金，医方救命意义重于千金。仅此误解，我就要对药王致以深深的敬意。千金方以为人命至贵，而人命中又以妇孺为贵，所以先妇人病，后儿童病，然后才是其他诸多疾病，这种对妇女儿童的敬重，不是为了显示个人的绅士，而是出自内心的对生命的敬重——妇人能孕育生命，儿童是生命的长成。这远比弱者至上的强者思维更为高贵得多。

我们所说的大医精诚，有很多医院和药店也会将这四个字挂在堂上，可谁仔细深思过，何为大医精诚，自己做到了吗？大医精诚是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所提，他有资格说，因为他做到了。他甚至用一个章节专门说大医精诚，说医生的医德。让我们重温他的文字吧，他比任何人说得都好：“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可贵可爱可敬的药王啊，若后世的习医者真能传承你的精神，患者对医生感激保护还来不及，何来的医患纠纷！

其实，中国很多技艺的传承，首先是匠人精神的传承，是悲悯情怀的传承。当我们缺少了悲悯和匠人精神，技艺的高超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会达到古人的高度，更何来传承和发扬光大。这才是《备急千金要方》给我们真正应该深思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