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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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再次踏上了梅村的土地。
六月了，天空还飘着朦朦胧胧的细雨，就像四月梅雨天，乡村笼罩在压抑的氛围里。
阮叔院子门前挑起两条土白色幡布，门楹贴张无字的白纸，这是当地办丧的习俗，告诉人们逝者还不到该去的年龄。我身体都软了，扶着门框的手，缓缓往下滑，跪到了地上。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杨梅了。
阮叔失神地看着我，眼睛像池塘里牛儿打滚过的浑水，几十天不见，人都苍老了。大半晌，声音沙哑道：“杨梅告诉我，你有事离开梅村几天就回来，几天过去后，她就病倒了。我日也盼，夜也盼，盼你回来她就冇得事。唉，现你再也听不到了，她白天黑夜里不停喊你‘哥’。”
我双拳狠砸自己头，哭声里，发出绝望的吼叫。阮叔伸手拢住我双肩，说：“娃，别把你身体也伤了。这是她的命，三伯婶说，她是被后院杨梅树精迷失了心智，临走前，还藏着躲着绣那杨梅花。杨梅花能绣吗？自古以来谁不知，谁见杨梅开花谁倒霉，她偏偏犯下了忌讳。”
“绣的花呢？”我哽咽着问。
阮叔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到厅堂坐下后，这才说：“在她坟前烧去了，后院几棵杨梅树我也砍倒了，不想让它去再害人。她屋里东西都没有动，我怕她有什么要留给你，等你走前到她屋里看一看。”
“爹，我不走，留下陪你作个伴。”我由衷地道：“留下来，每年清明到杨梅坟前点上两根蜡烛一柱香，让她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惦记着乡里有个女孩叫杨梅。”
“这声爹，俺就厚着老脸应允了，俺心里也早就把你当作女婿待，女婿也算半个儿。”阮叔端起袖口揉揉眼，眼睛已经没有泪：“杨梅说得对，梅村不是你呆的，乡里人土头土脸混不了出息。歇几天，待到心平再走吧。杨梅刚去那两天，我陪她身边也死去好几回。但活着的人还是要活呀，咱们不好好过，杨梅在下面也会过不好。”
阮叔拐进天井旁的正厢房，他曾说，这间要留给杨梅结婚做新房。阮叔磨蹭了大半天，才从屋里走出来，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封面写着我的名，内疚说：“梅村有电后，公社知道你会鼓捣水电站，就跟大队来要人，是我顶住了，说你没有改造好，还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革委会的李主任，打土匪时，我曾救过他家老少的命，他也拿我没办法。上个月，公社又在问，你有冇改造好。你说不去美国了，那就到公社水利工作站吃公家饭。杨梅说得对，这人呀，好歹也得往高处走。别怪爹私心，我嘴不说，心里可明白你和杨梅好着哩，当时我只想咱家三口在一起热热闹闹过日子。”
下午我独自到杨梅闺房呆了好一会。几年来，我头一回迈进这间小屋子，窗户面对后院的菜园，几棵杨梅树不见了，青菜长成杂草似的，园子荒芜了，放眼望去满目的萧条。床上被褥整整齐齐地码着，枕边摆着我送给她的北京布鞋和柠檬香的抹头油。靠里墙，一方方小手绢叠起来有书厚，她曾经一张张拿给我看过，这些都是她空闲时绣的花。我静静站在小屋里，注视着每一样物件，不忍伸手去触碰，生怕惊动了杨梅远去的灵魂。只是苦了我，从此后，再也听不到她叽叽喳喳的声音。
晚饭时，没忘记在杨梅坐的位子前，摆上一付碗和筷。我和阮叔白天把话都说完，两人对视一眼开始抿起杨梅酒。接下来，我喝多了，端起碗来往杨梅的碗边碰一下，“叮当”响一声，扬头喝一口，阮叔也迷迷糊糊在学我。“叮当，叮当，叮叮当”，清脆的声音，在寂静夜晚是那么的响亮。
我做梦了，梦到杨梅树开了花，梦到杨梅在杨梅树茂密的绿叶间，探出月亮般干净的脸盘。她露出那颗俏皮可爱的小虎牙，两口小酒窝，三分浅笑带着七分甜。
二
梅村村口有棵老榕树，伸出来的粗枝上吊着一节短铁轨，铁棍一敲起，“当当当”地飞上了天空，落入山谷后，又传来“嗡嗡嗡”的回响。响声中，村里狗儿先赶到，它们聚在榕树下，这只亲热舔舔那只头，那只轻轻咬咬这只尾，或是撒娇似在地下打着滚，或是绕着榕树转。几只凑热闹的公鸡和母鸡，混在狗堆里。它们张牙咧齿，一惊一吓地，扑闪着翅膀，这边飞，那边跳。
渐渐地，榕树下围满人，他们是梅村能挣工分的劳动力。阮叔是生产队的小队长，这时他就是大领导。他人不高，人可精神着，为了让大家都能瞅见他，每次讲话都是站在盘出地面的树根上，这一来，比乡里人自然高出一个头。他左手拿着笔记本，右手食指头探到唇边沾口水，翻看着。昨晚油灯下，本子里，他已经安排好生产队今天做的活。
村里懂得写字的没几个，阮叔是其中的一个。年青时，他是梅村的民兵，白天配合解放军进山去剿匪，晚上还要来回几十里地走夜路，参加夜校扫盲班。提起这段经历来，他老摇头，说识字比在山里、田间、地头干活还要累。后来我翻看过他的小本本，十个字里倒有一半错别字，只有他才明白写的是什么。比如耙田的“耙”，写成了“八”，开渠的“渠”，写成了“区”，蓖麻油的“蓖”，直接写上“屁”。
阮叔干咳了几声，一双不大的小眼睛，犀利地在四周扫一遍，人群安静了下来：“谷子灌浆了，田里还得施次肥，催催它。仓库化肥不多了，每组安排两人随杨梅到大队挑尿素。”
阮叔嘴里说着的杨梅，站在我身旁，几天前才认识她。
大前天，大队通信员领着我，沿着崎岖山路绕着山岗转。衣裳都被汗水浸透了，喉咙火烧火燎干渴着。晌午后，走进了梅村，在路边一道围墙下歇下来。这是一户人家的后院，主人种了几棵杨梅树。那果儿，一粒粒，红彤彤，绒球似的，闪着亮晶晶的芒刺，一簇簇坠在枝叶间。
通信员干咽着空气中的杨梅味，喉节上上下下地滚动。他放下了行李，蹲在墙根下，拍拍黝黑宽厚的肩膀，对我说：“来，你身轻，摘几枝果子解解渴。”
我迟疑：“可以吗，主人你认得？”
通信员大咧咧道：“哎，乡里乡亲，晓不晓得没有关系，采几个果儿不犯法。”
我也渴，听他这么讲，踩着他膀子爬上土墙头。冷不丁，围墙狗洞窜出一条大黑狗，吓得通信员蹦到路边一堆柴垛上。就刚才，还跟我显摆他在部队当过侦察兵，如何如何的英勇，一条狗，让他颜面突变吓怯胆。
那黑狗，仰起头，一会左，一会右，冲着我们“汪汪汪”叫。它的利爪深深抓入泥土里，往后屈着腿，鼓出一条条结实的肌肉，整个身子带着力量往前倾，随时准备要攻击。
菜园内，一位十七、八岁模样的少女，身穿水红色衬衣，肩上打的补丁有巴掌大。她左手臂弯挂着小提篮，右手举把小剪刀，弯腰朝紫蓝紫蓝的茄子蒂头剪下去，一根根落到竹篮里。听到狗在叫，她抬头，看到有人骑在土墙头，握紧剪刀贴胸前，脚下布鞋露出的趾头，下意识往草丛藏。也许是没见过这张生面孔，盯住我，转动一对乌黑的眼珠，目光警觉又疑惑。
这一天，我认识了梅村一位可爱的女孩，她有个好听好记的名字叫杨梅。杨梅她爹就是小队长，我是唯一分配到梅村的知青，一切自然由他去安排。乡村是个自然村，没有搭盖知青点。他把前院一间土坯房腾出来，顺口道：“一个大男人，煮饭不方便，俗话说，多个人，添饭不添菜，杨梅灶头不差你一口。吃多少，用多少，这账我会记着呢，到年底，分红时再按人头平均摊。”
阮叔合上笔记本，伸出食指冲着我比划道：“这农活，虽然粗，不比识字要容易。到地里，田埂恐怕你眼下都站不稳，教你现在还费功夫，你也随杨梅去挑肥。”
三
今天一大早，阮叔见我起床后，又是挤牙膏，又是拿雪白香皂往毛巾抹，瞪着双眼像看西洋镜。等我漱洗好，阮叔不屑地摇摇头，嘟嘟囔囔道：“城里人过日子，就是这么瞎折腾？”
“桂花香吧，乡里八月间也有这个味。”杨梅陶醉了，眼睛半闭轻轻地呼吸，脸上露出小酒窝，三分浅笑还带七分甜。
阮叔不满扫了杨梅一眼光：“这个香，那个香，有锅里蒸出的米饭香？还愣啥，出工了。”
话说完，取下宝贝似高高挂在木壁上一截乌黑发亮的铁棍，倒背手，出了门。看得出他对我有成见，两天前，送我来梅村的大队通信员，临走时也没忘记叮咛他：“大队书记吩咐了，他这知青成份不一般，所以才分到自然村，要好好监督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走吧，我爹敲钟了。”杨梅听到村里扬起“当，当，当”的响声，冲我伸出一截小舌头，扮了个鬼脸：“你别怕，他最凶就是这个相。”
昨晚我就听到他父女俩在嘀咕，原本是阮叔带人去挑化肥，杨梅说：“爹，我替你。天热了，顺便到合作社，剪几尺布料扯两件薄外套。家里没有见得人的衣裳，见了生人都害羞。”
她说完，还端起眼角瞄了我一眼。
杨梅知道她爹的分工，扁担替我带来了，两头扎着捆化肥的棕绳。她把一根两节多长的竹筒挎到我肩上，告诉我：“里头冲的是酸梅汤，口干了，拨开木塞倒着喝，很解渴，防中暑。”
几个妇女交头接耳在议论：“杨梅这丫头，见到外乡人，身上刺儿变软了。”
梅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姑娘也只有那么几十个，杨梅是其中最漂亮的姑娘。后来我才知道乡里人给她取个外号叫八角螺，意思是浑身长满刺。那螺生在水田里，是乡里人饭桌上常见的一道菜，要是浑身带着刺，谁还敢去碰，谁还敢去摸，更别提嘴儿对着嘴儿吸螺蛳。这个外号不很雅，但也让人明白她的脾气。乡里人没见过玫瑰花，不晓得拿带刺的花儿打比方。
杨梅不理会，当着没听见，大大方方地吆喝着我跟她走。
回来的路上，我出尽了洋相。在大队部，我跟杨梅抢着装四包尿素挑，她毫无商量地往我扁担一边捆上了一袋。开始还轻松，越走肩头越沉了。上坡时，双脚好像灌满铅，每抬一步都有千斤重。下山时，两腿打哆嗦，一个劲儿想往山下冲。杨梅见我踉踉跄跄喝醉似的，一路抿着嘴儿笑，叫我累了歇一歇。她的话还真不能听，越歇越想歇，被他们远远地甩身后。这可连累了杨梅，她走一程，放下担子回头帮我挑一程，我恨不得地下裂开一条缝，惭愧得没脸敢瞧她。
回到梅村天黑了，我那件白衬衫的肩上，血肉模糊成一片。阮叔见我这模样，想笑没笑出，撇撇嘴，摇摇头，很不满：“你看你，一个大男人，咋是这副脓包相。明儿不许再穿白衣衫，乡里人瞧在眼里不吉祥。哼，戴孝似的。”
“泡泡脚，会解乏，呆会拿针线把脚底水泡再穿透。”杨梅端着小木盆送来了温水，转身又取来从菜园子掰下的芦荟叶，上面插着一枚带着线头缝衣针，教我使用芦荟处理水泡的使法。她累一天，没埋怨，白了她爹一眼：“谁天生下来啥都会？人家可是城里的读书人。”
“闺女咋就偏心了，平日对爹也没这么去孝顺，女大不中留，胳膊儿尽是往外拐。”阮叔带着醋意说。看杨梅粉脸红起一大砣，觉得讲出这话过头了。他对这个女儿特别宠，生怕她使出什么小性子，摇着头又把话儿岔开了：“对，城里人，平日运动就是跑跑步，或是一大伙人汗流浃背抢个球，较起真来啥也不管用。”
然后到屋里拿出一瓶紫药水，帮我抹到肩头上，心疼道：“这瓶紫药水，两年前取回还没拨过塞，上次我手背划破化了脓，也没舍得用，今天倒是给你开了荤。”
四
大队挑肥回来后，我下田泼了几天的尿素。第一天，连人带桶从田埂摔到田里好几回，逗得乡里人笑得差些背过气。阮叔又好气，又好笑，不停摇着头，几乎把我当作废人瞧。正好村里放牛的老田头，患上严重关节炎，要住到嫁在山外的闺女家看病，杨梅央求他爹让我接过老田头的活，摇身一变我又成了放牛郎。
队里水牛有八头，还有两个出生不久的小牛犊。每天早晨钟敲响，我就自觉来到生产队的牛圈。刚开始，拉开木栏栅，任凭我咋吆喝，它们神态安然在牛圈散步似的，许久后，才慢慢吞吞走出来，那对圆圆的大眼睛，和阮叔那双小眼一个样，根本没把我装里头。
水牛一出栏，倒是它们领着我，慢悠悠地往村外那条小溪走。小溪绕着村庄蜿蜒曲折着，河畔长满扭着身腰的河柳，长长柳条疏密有致垂到水面上，两岸如挂起两道翡翠似的幕帘。小溪下游拐出村口处，水流开始有落差。村里人在这里造了一间臼米房，水车筑在小溪旁。水车不知在这转了多少年，木色乌黑乌黑地发亮，阳光下，鳞片似，一闪闪，折射出细如发丝的光茫。
臼米房下方是片烂滩涂，长满嫩嫩的青草，还有一窝窝芦苇丛。牛儿低头啃了大半晌，圆嘟嘟的肚子开始撑出油油润润的光滑。正午日头当空照，火辣辣照在大地上，牛儿趟到浅洼里，打着滚儿水花四方洒，然后眯起眼睛趴在水面似乎在打盹，脊背上抹满一层厚厚的稀泥，待到泥巴干了剥落下，又在水洼里翻去覆来地折腾。
看它们随性的模样，心想，做牛比做人简单和自在。我胡思乱想时，杨梅身穿裁缝昨天交给她的新衣裳，站在臼米房屋檐下，摇晃着小手跟我打招呼。
我从芦苇丛遮阳处爬起来，走到臼米房。她已经把篮子里的碗筷摆在石板上，一海碗红薯粥，几个蒸熟的红薯，还有两根她自个腌制的水萝卜。看我狼吞虎咽的吃相，她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笑出声，才开口：“慢慢吃，别噎着，没人跟你抢，明天我早些给你送。”
天刚麻麻亮，乡里人就到自留地里去忙活，种些红薯或其它的粗食，平日搭配大米当口粮。八点半，榕树上挂着的铁轨一敲响，吃完早饭再去出工，就已经九点钟。午饭大多是在地头吃，一直忙到了天黑才回家。晚饭吃过之后，为了省几块煤油钱，便早早吹灯上床睡觉了。
“冇要紧，冇要紧，你忙完事再给我送。”我也学着乡里人讲土话，放下粥碗拿手背试试嘴，这动作也是跟阮叔学会的，口袋里手帕不好意思掏出使，没话找话：“你爹给你取的名字真好听。”
杨梅还是抿着嘴，露出两口小酒窝，三分浅笑带着七分甜：“我爹没文化，是下乡干部帮取的，我出生时，后院里的杨梅正熟呢。”
“你娘呢？”说出口收不回，我觉得这话不该问。
“娘生下我，没几天，就死了。”她淡淡地说。
“我也没有爹。”这么说，只是想冲淡她那一点点的伤感。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医官，四八年随国民党一支部队登上军舰到了台湾岛。那时母亲怀有我，没跟去，从此一家人再也没聚齐。提起父亲，我心情和杨梅一个样，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没有跟他一起生活过，只是看到别人有父亲，心里有些遗憾和惆怅。
五
梅村家家户户院前院后都种果树，那些果儿没人挑到山外卖，只留给自家解解馋。果树容易招蚊虫，一入夏，到傍晚，走在乡村的路上，一大群蚊虫，追你叮、追你咬。屋里闹得还更凶，整夜飞机似嗡嗡叫。
刚来头几天，我快要被蚊子逼疯了，它们“嗡嗡”叫，我两只巴掌拍得“啪啪”响，把自己脸儿也打麻。闹到大半夜，斗不过它，昏昏沉沉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脸上、脖子上、手上、脚上隆起无数带红点点的小包包。
阮叔看我这副捅了马蜂窝的模样，不停地摇头，那张像被乌烟熏过布满皱纹的老脸，如柿子裂开花，笑着说：“这城里人，长的可是唐僧肉。你看你，还一天到晚抹香皂，弄不好，哪天苍蝇也想在你身上做个巢。”
我也纳闷了，这蚊子咋就不咬他们呢。杨梅告诉我，乡里人都在屋里撒了“六六六”，难怪村里弥漫着浓郁的农药味。杨梅知道我对这味儿不喜欢，想出驱蚊的办法。她不知从哪抱来晒干的艾草，扎成一小束，教我睡觉前点着它，在屋里头床上、床下，墙边、墙角挨着熏。她说以前没“六六六”，村里人都是这么做。后来有了“六六六”，这药味儿虽然不好闻，倒省去了每天要熏艾草的功夫。
这一晚，熏完艾草带上门。我端把凳子坐在院子石榴树下，等那味儿淡了再进屋。
夏之夜，乡村宛如天然的舞台，编排一幕有色有声的大戏。远处望，黛青色的山峦，似一幅浓汁泼出的水墨画，墨汁仿佛还在缓缓地流淌；田野间，漫空飞舞的萤火虫，一闪闪，亮晶晶；天空上，明月正当中，无数星星若隐若现地眨着；而蛙声，这边才落下，那边又响起，那节奏，或轻或重地拍打着静谧的夜晚。
孤独地坐在这样的夜色中，最容易滋生心事了。
我想起了母亲，她在郊区农场过得怎么样，她从小就是富有人家的千金，除了读书教书外，她哪里懂得喂什么猪。
我想起了还没毕业就被勒令离开的校园，大前年，学院停课了，到处都是五颜六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搭起的都是批斗大会的舞台。我也撞上了枪口，成了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的小毒草，树立了典型，我被专政的铁扫帚毫不留情地扫出了校门。在家闲了一年后，通过一位远房亲戚的活动，响应了号召，加入老三届的队伍，跟随着上山下乡的鲜红旗帜，来到了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还想，呆在乡村将来的命运和归宿。
“依呀”一声响，杨梅端把竹椅在我不远处坐下来。她的房间在厅堂的阁楼上，晚上用完餐，我不再迈入厅堂的大门。皎洁月光下，杨梅左手端着篾片扎成的圆圈圈，上面套着一方雪白的手绢，右手捏着一枚穿了绿线的细针，翻过来覆过去，上下穿梭。
我凑上前，手绢上绣着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正在绣的是第三片荷叶，难怪她前几日对着大门前一口鱼塘直发呆，原来是看满池的荷叶与荷花。手绢上，几条比线粗些的留白，勾勒出片片荷花瓣，还有荷叶的脉络。那荷叶、花蕾好似张扬着看得见的生命力。只是荷花、荷叶颜色红的、绿的有些太夸张。这倒不怨杨梅对色彩选择有失误，来到乡下收鸡蛋、鸭蛋、鸡毛、鸭毛的货郎挑担上，摆放的线团匝匝数不出几个颜色来。
我禁不住由衷赞叹道：“想不到你手儿这么巧，若去学绘画，弄不准能做个大画家。”
“你这人干活不行说话行，那画家我可当不了，拿把扫帚在地下甩个一，那一字还像扭去弯来的蚯蚓。”杨梅听我说好话，很开心，抿着嘴，“扑哧”笑出声：“真的好看么？我屋里头床上席下，还塞着好多呢，你喜欢，我这就拿来给你瞧。”
没一会，她又“吱呀”一声轻轻带上厅堂门，手里捧着一叠大大小小的手绢。我接过来，对着月光一张张地欣赏。手绢上绣的是村里常见的山花、野花和果树花。虽然绣线颜色很单调，但那一簇簇映山红，那一朵朵如鹅黄似的梨花……还有那些粉红的桃花，维妙维肖、生动又活泼。我又翻一遍，问杨梅：“怎么不见杨梅花？”
“杨梅树开花，乡里人谁也没见过。”杨梅把又密又黑的长发拧成粗粗的一条，盘起绾到脑后勺，回答我。
她歪头开口说话时，我一怔，月光下，她左边唇角内，整齐洁白的齿，微微挤出一颗俏皮小虎牙，那可爱，仿佛触碰了我的心。她看我不知不觉地发呆了，也发现了我失态的缘由，脸一红，轻轻把两片薄薄嘴唇抿上了。
我拿话儿支开了，“生物学上说，那杨梅花只在夜间开，就像昙花似的，一现就不见。”
“杨梅夜里开花我知道，那昙花又是什么花？”杨梅不再正着脸儿面对我：“咋没听过呢。”
我正要给她讲“昙花一现”这句成语时，厅堂木门又是“吱呀”一声响，阮叔站在门坎外，抬头望着天空好一会，咳一声，朝院子一边茅厕走去了，仿佛没有看到我们。我和杨梅抬头瞧瞧越来越浓的夜色，两个人的脸儿一红一白的，换了好几次，最后悄然分开了。
别看阮叔对杨梅管不严、不在乎，其实那双小眼睛，就像他养的那条大黑狗，打着盹儿也没忘记睁着半只眼，何况我还是摸不出根底的外乡人。
六
杨梅说，今年雨水多，树上果儿都没有去年甜，水稻也晚熟。待到七月，连接十几天骄阳烈日，田里的稻穗突然变成黄灿灿、沉甸甸、金子似的，乐得稻竿弯下腰。
梅村到了一年最忙的时节，“双抢”开始了，能干活的都派上了用场。阮叔搞起生产还真有他的招，他把男女老少强强弱弱搭配成若干组，再划出若干块责任包干区，每个小组立下军令状，延误一天就从小组里抽出他们的工分，奖给其它支援他们的小组。
“双抢”时节，阮叔也用不着每天去敲那节挂在榕树上的铁轨，天见亮，乡里都是喊人起床的吆喝声。第一天，到田间，小组长裤管卷起下了田，挥舞手中的镰刀，顺着往一边倾斜的稻子开了镰，“刷刷刷”，没一会，腾出一块空地来。他指挥年青人，把几架脚踏甩谷机，抬到铺好塑料泡膜的田中央。大伙开始忙起来，割稻的割稻，脱谷的脱谷，还有人把脱落的谷子往篓筐装，装满一挑就朝村里晒谷坪里赶。晒谷坪里守候着妇女晒谷队，她们还要顾家务，算工分时只能算是半个劳动力。
小组长分工时，我和那些十四、五岁半大的孩子是一伙，尾随割稻的，抱着一捆捆割下的稻子，往脱谷机那边送。我不服，开始是抢着要上脱谷机，杨梅赶过来，满脸紧张道：“使不得，这家伙会欺生，滚起来，想让它停都停不下，弄不好，稻草带着双手往里拖，指头都要被打残。你想玩，等有空闲我教你。”
我一听，心头也打鼓，脸上一阵红过后，抢过她手中的镰刀，加入收割的队伍。一样还是出洋相，先是拽着一把稻竿在左手，镰刀还没碰到它身上，稻子连根带泥被我拔起来，整个人一屁股坐到水田里。人家已经转了几来回，我离田埂边却有好大的一截，还两次割破自己手。小组长瞧不下去了，走到身旁大声呵斥我，他也是把话甩给一旁的杨梅听：“什么时候了，想玩你们拿镰刀到山边割猪草，别拖了小组的后腿。”
他的话，理也直，气也壮，杨梅想回呛，找不到词，憋红一张脸。我把镰刀还给了杨梅，还是乖乖去抱稻子。中午歇息时，两只手火辣辣的，我走到水田旁的沟边想用清水凉一凉，杨梅过来制止道：“洗去泥，待会干活流了汗，手上就像撒上盐巴腌似的疼。”
二十多天过去，稻子收割后，田也犁过耙过了一番，秧苗抢着插下去，“双抢”告一段落。山坳里的平坝又变样，一块块水田，宛如一面面镜子，无论白天或夜晚，阳光月光还是星空下，泛起涟涟的光茫，那秧苗，有如蜻蜓点水般。
这个夏天过后我也变了样。
我陪杨梅提着洗衣桶来到小溪边，杨梅说：“黑了，再过一年和乡里人长得准没两个样，人家瞧了也不刺眼了。”
“我又不是八角螺，身上没棱没角没刺咋就刺人眼？”我调侃她。的确是，我身上皮肤变黑了，手掌脚掌也长出茧，两边手臂给稻草拉出一路路细痕，结了痂还没完全剥落掉。扁担磨去几层皮的肩膀，比抹上菜油还光滑。走在窄窄田埂上，身体不再左右晃。
“说话腔腔都变了调，跟他们一起不学好，你是城里来的读书人，听爹讲，还是状元公。”杨梅扬起柳叶眉，白了我一眼，前几天，在晒谷坪跟村里青年闹着耍，也学着说了几句他们平日挂在嘴边的脏话，杨梅当时就狠狠盯了我一眼。没想到，今天她还计较着。
溪边妇女越来越多了，整个梅村也只能见到我一个大男人在洗衣服。阮叔很有人情味，除了老人和小孩，每家留守一个妇女在家忙家务。那些女人们，做好锅台灶下的事，开始三三两两端着木盆到小溪边。
“杨梅，你们家井水就是不一般，同在一口锅吃饭，身上的味都变成一个样。”这位大婶说的是我们身上的香皂味，我背地里早就听到乡里人在议论。别看阮叔开始时鄙视我洗脸洗澡抹香皂，在我潜移默化下，他也擦起香皂来，洗完澡，还喜欢抬起手臂凑到鼻孔嗅，不过他可舍不得买。
乡下人和他一样舍不得花钱买香皂，抹脸搓澡用的都是洗衣裳的土肥皂。香皂、土肥皂和牙膏，在乡村都算奢侈品。洗衣裳，用的是窄茶油渣渣压出的茶籽饼。她们头天晚上把要洗的衣裳浸泡在木桶和木盆，再渗和捻碎了的茶籽饼。第二天，到溪边，把衣服一件一件取出来，摊在一块平坦光滑的石板上，挥起手臂粗的捣洗棒，轻轻地锤，慢慢捣。然后提着衣领或裤头，浸入小溪中，任凭流水去漂洗，漂到看不见泡沫才拧干。
七
山谷吹来的山风，挟带着寒意，老人开始穿上了夹袄。后院里几棵杨梅树叶子变了色，蝴蝶似的飞舞着，一片一片落到地面上。
又是一年秋收过去了，田里的水放干后，开始闲下来，只待来年春天灌水再开犁。以前听说还种些农作物，自从“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下达后，不再搞那些副业了。这时节，大队包队工作组的干部，偶尔也会来开开会，听说我这个知青，还是读过两年大学的大学生。于是，给我丢下一叠《人民日报》和省报，让我每天给社员们一张一张地照着读。
乡里人闲着时，我倒成了梅村的大忙人，白天要为每家每户统计一年到头挣下的工分，晚上还得在小队部煤油灯下为他们读报纸。第二天，洗脸时拿着毛巾的一角往鼻孔里塞，拉出来都是油黑的。
母亲来信了。母亲是师范学校的讲师，我离开家没多久，母亲也被学校下放到“五七”农场去劳动，这次来信是满怀悲伤告诉我，说是哥哥下海投敌被民兵打死了。哥哥比我大好几岁，是他带我长大的。他是省城齿轮厂的技术员，文革加入造反派，写下决心书，声明和反动家庭脱离了关系，满腔热血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后来，他们这一派又被另一派打倒了，但我怎么也没往那方面想，他会听信海峡上空飘来的传单，套上一条车胎跳下海，要到那座小岛找父亲。
这一天，我在溪边洗好衣服后，独自来到水车旁，躺在青石板上，仰头望，整个天空是湛蓝的，几朵白云被风儿越扯越薄越大片，像是给太阳蒙上了面纱。
青石板，透心地凉，倒让我那颗浮躁不安的心平静了许多。以前总以为眼睛能看到的世界太小了，现在觉得拥有身边的山和水，还有一片干净湛蓝的天空，心里已经非常地知足，觉得远离城市生活是庆幸的。若和省城比起来，乡村的确是套在老牛身上拖着走。乡里人眼光被山挡住看得不是那么远，但那颗心却是远离尘世纯净的，最大的事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至于谁要把谁踏到脚底下。
杨梅轻轻咳一声，不知啥时悄悄地蹲在我身旁。杨梅早已察觉到我郁郁寡欢的心情，以为我是累出病，前几天嚷着叫她爹爹放我几天工，让我到大队卫生所打几支葡萄糖补一补。后来看出我是有心事，她的话也少了。
看我把目光投向她，她舔舔嘴唇轻声细语道：“有心事你要说出来，不说给人听，就说给山听水听和树听，说出以后心里才宽松。”
“哪有什么心事呀。”我摇摇头，长大后，算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也不喜欢给人讲，事情已发生，人家听了，除发出一声同情的叹息，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来。
“你瞒我吧，别认为我不知道。”杨梅垂头歪到一边道：“是不是看到大队里几个知青参军的参军，上调的上调，你也想离开乡下了，所以心里不舒服。”
“没这事，如果骗你是小狗。”我对天对地发誓道，这些年，我们这些知青狂热后，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从内心说，我便不排斥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与当下疯了似喧嚣的省城相比较，眼下的梅村，就像世外桃源了。只是灰色的身份，让我心境有种充军发配似的惆怅和伤感。但我心里根本没有打算离开梅村的念头，参军政审过不了关，要回城，走后门排队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怎么也轮不到我身上。
杨梅听我这么说，开心一笑，不小心又露出她的那颗小虎牙：“谁要你来当小狗，我那爹心也忒狠，他算到过年都算不清的账，现在倒好了，抓你来当替死鬼。”
水车在“吱呀，吱呀”叫，杨梅见我开心话也“叽叽喳喳”多起来：“家里米缸快见底，下午你帮我到臼米房来碾米。上次的糠打得太粗了，小鸡都不肯吃，这回你可别偷懒。”
我望着水车溅起的水花，再望望绕着村庄走的小溪，拍拍脑袋，一激灵，心事活起来。我怎么忘了老人家还说过一句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呢。我在大学学的是水利系，眼前这条小溪流，水流量平稳，不受季节的影响，到了臼米房这一处，还有几米小落差，若是利用小水轮机组建个小型水力发电站，供应乡里几十户人家用电没问题。
“如果有电磨就好了，打成面粉也可以。”我随口说。
杨梅接过茬：“那电咱村甭去想，公社水电站太小了，供给大队的电，晚上也只有几个时辰在亮着。你来头一年，城里有个专家说要在咱们这当试点，推广乡村小水电站。乡里人忙了好一阵，小坝筑好了，机器也从山外抬来了，左盼右盼专家却没来，听爹说，他是苏联特务被抓了，那些烂铜烂铁，现在还躺在生产队仓库，蒙着塑料泡膜睡觉呢。”
八
一冬后，后院落尽叶子的杨梅树，又开始吐出雀舌似的小嫩芽。
乡里人被我折腾整整这一季，没有白辛苦，到夜里，家家户户亮着灯泡的光。发电那一晚，好多人家就像大年三十守岁似，瞅着灯泡久久不肯睡上床。
我还鼓动阮叔道：“转眼天气也热了，你开会时说几句，让乡里人鸡儿猪儿不要满地放，圈养在家里的后院头，苍蝇蚊子会少的。乡里人喜欢打赤脚，出门踩上鸡屎和猪粪也不舒服。报纸都说了，讲卫生，灭四害，这也是抓革命，促生产。”
我记得，我曾找来一些破罐罐，种上鸡冠花、仙人掌、芦荟、太阳花，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在前院屋檐下和墙根旁。阮叔和杨梅当时回到家，跨进门坎时，愣了愣，以为走错了家门。那天晚饭时，杨梅说：“院子里摆弄些花花和草草，真漂亮，城里花园是不是也这样？空闲时，我再上山寻些来，山里好看的野花可多了。”
“好什么好，缺了咱们乡下的人间烟火味。”阮叔扒着碗里的饭，也忘不了摇着他的头：“公社干部都说了，这叫小资产阶级的小思想，再往下发展社会主义就会变修的。”
阮叔态度有变化，我说什么他不再习惯性老摇头，他当着全村老少宣布，那座小水电站由我管，村里人的工分由我记，收支的账目也由我整，还多了一个名号，乡村卫生管理员。这一来，我成了村里唯一拿满工分，半脱产的社员。
到了农历二月二，年算过去了，生产队闲了一冬后，农忙又开始。队里那些肥沃的水田，被打成一条条的田垄，撒上新推广的杂交谷子种。在半弧竹片的支撑下，覆盖一层薄薄塑料膜，一眼望去，如波浪起伏的小湖泊。没多久，秧苗可以起床了，休闲一冬的水田，犁过后，水牛拖着耙，把它们细细梳理了一遍。接下来，田埂上站着挑秧的人，一捆一捆把秧苗往田里抛，有的故意抛向正在弯腰插秧的人身旁，泥水溅到他们的身上，变成花脸花衣裳的模样。田里插秧的也不显弱，笑骂着，时不时从水田里抓起一把烂稀泥，甩面团似的出了手，粘到埂上站着的人身上。
去年农业学大寨，乡村又开出了许多的梯田。杨梅和乡里人一样忙起来，她不肯当半个劳动力，早上和乡里人一起到田里去插秧，晌午还要回来管她爹和我的饭，稍有空闲时，抢着时间提着洗衣桶到溪边淘洗我们换下的脏衣裳。
我的衣服平日里都是自己动手洗，在溪边，没人时，也会跟她耍着玩，衣服甩过去，央求她帮我也捎上。她又顺手往我这边扔，她已经不再对我隐藏她那颗小虎牙，露出洁白如玉的齿，笑骂道：“你又不是我家什么人，凭啥要我帮你洗衣裳。”
农忙时，每次约她去溪边洗衣裳，她总是把我的衣裳从洗衣盆抓起来，塞到她的洗衣桶：“去去去，歇着吧，不差你几套衣裳的功夫。”
后来她告诉我，不是她不帮我洗衣裳，她说有我陪她说说话，干什么都觉得很轻松。
我的活是每天在溪边鼓捣抽水机，往田间小水利沟里灌溪水，村里有电了，乡里人再也不用起早摸黑到公社开出的水渠里，与邻村抢着放田水。有时为了放田水，急着争起来，两个村还会纠集人马打群架。
这天中午抽水机马达太烫了，我把插头拨下让它凉一会，心想乘这会，到家里把午餐解决了，免得杨梅累着送饭两头跑。
院子大门开着的，那瓦顶上的烟囱在日头下冒着一缕缕紫色的炊烟，袅袅地升腾，又淡淡地飘散。我刚抬脚迈进厨房的门坎，杨梅也正好端着脸盆从后院的柴门推进来。她满头浓密的乌发，湿淋淋地顺着双肩搭在前胸后背上，一条白练束着胸，鼓起来宛如乡村背山坚挺的小山峦。两人一愣一怔注视好一会，杨梅醒过神，手上端着的脸盆“砰当”一声落在了地上，如受惊吓的小白兔，尖叫一声，“咚咚咚”逃跑似上了阁楼，“依呀”关上门，“咔嚓”把门栓也拉上了。
这一晚，我和阮叔回家时，杨梅煮好饭菜摆在桌子上，她把自己关在阁楼的小屋里。阮叔叫了几声不见有回应，以为她身体不舒服，早早上床歇息了。我的心在“砰砰”跳，做贼似的，低着头，干扒碗里的白米饭。别说不敢正脸回应他东拉西扯的闲话，连伸筷夹菜也忘了。
杨梅开始变了，变得大姑娘般地腼腆，平日里我还取笑她，分明前世就是个男人，怎么投胎变成了女孩。如今真的像女孩，我倒反而不习惯，现在是我没话找话跟她讲，她也学会拿眼神来回答。那眼神，让我无缘无故地荡漾，又无缘无故地弄红自己一张脸。她双眸像小溪里的深潭，安静的灵气里带着清澈的明亮。
小水电站建成后，阮叔不再把我像贼似盯，有时我和杨梅在说话，他还会故意回避到一旁。他看杨梅最近少理我，以为我们拌嘴闹别扭，“嘿嘿嘿”笑着安慰我：“她从小没了娘，被我惯坏了。”
九
春天是百花开放的季节，我心血来潮，村里果树开花都见过，唯独没看到杨梅树开的花儿是啥样。这一夜，守到阮叔和杨梅都睡着，我抓起手电筒，悄悄推开厅堂的大门，穿过厨房来到后院的菜园子。第二天，我被阮叔和杨梅唤醒了，杨梅起床煮早饭，到井边打水时，惊讶地发现我躺在井台上，身边丢着手电简。
早春夜里寒气浓，花没见着，我却生了一场病。阮叔到大队卫生所，开来阿斯匹林吃了也不管用。乡里人说我是中了邪，给后院的杨梅精迷住魂，要不怎么会躺在水井台上睡一宿，没被妖怪索命已经是万幸。阮叔虽然是党员，这方面他也很迷信，他请来村里会念符驱邪的三伯婶，握着桃木剑，手里端着一盅散发出怪味的水，前院后院走，叨叨有词念。做完法事后，喂我喝下了她请来的圣水。也奇了，当夜捂着被子出身汗，高烧退下了。
杨梅私下悄悄问：“那晚咋回事，真的见到杨梅精？”
我悄悄地回答：“哪来什么杨梅精，我是想看杨梅花，在井台守着睡着了，那井台的青石条，冰凉透入骨，加上半夜里的寒气，才得了这场风寒病。”
说完还忘不了叮咛她：“别把看花的事儿说出去，乡里人听了会笑掉牙。”
听说我是为了看杨梅花，她更是急坏了：“你这人胆子贼腻大，还说这世上冇妖怪。幸好冇见到杨梅花儿开，要不今天你就不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了。你这人，好讨厌，就算你不怕死，也该想想会不会吓着别人家。”
接下来，她给我讲了一个祖传的故事。说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以前，本地县城一户人家有两个未出阁的闺女，每天躲在花楼里绣花，两姐妹女工精细得名扬四乡八里地。有一天，姐姐突然想，见过的花儿她都绣过了，唯独没绣过半夜开出的杨梅花。于是挑着灯笼在杨梅树下守了好几夜，终于看到杨梅蕊蕾上开出了花，花还没绣好，她人却死在杨梅树下。妹妹看到姐姐留下的绢布上，那没绣好的杨梅花真好看，也学着半夜去偷看杨梅开出的花，一样是花还没绣好，就死在了杨梅树下。从此后，四乡八里传开了，看到杨梅开花不吉祥，人们再也不去惦念那杨梅开不开花。
我笑道：“那是凑巧对上号，该那两个小姐要出事。听我生物老师说，他读大学时采过杨梅花儿做标本，那杨梅树还分雌性和雄性。雄的开的是暗红色的花，雌性开的是紫红色，总有一天也会让我看到它。”
杨梅见我不死心，还想看那杨梅花，急得泪珠子在眼眶里打转转，跺着脚：“你这人真是木头脑瓜子不通窍，好说歹说还心不死，你试试看，敢再去后院看那杨梅花，这一辈子都不理你。”
看她那含嗔带恼的模样，心里头禁不住又荡漾，答应她：“好吧，好吧，我不看就是了。”
乡里人纯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来，也不见哪个男女青年败坏了家风。我和杨梅的交往虽然他们闲时也唠着耍，但却没有胡思乱想的弄是非。我也经常听到有人问阮叔：“小队长，啥时把那城里人招入门，我们等着喝杨梅的喜酒呢。”
以前阮叔每逢有人这么问，他是这么说：“别乱嚼舌根，这娃成份不是咱们贫下中农家庭的，收留在家是革命的需要，你若看到他欺负咱家的杨梅，就替我敲断他的腿。”
现在若有人还这么问，阮叔变成这么一句话：“啥年代了，政府都在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咱这当爹的管不着。你问我，我问谁？”
有时我私底下也有古怪的念头，那省城，这一辈子是回不去，还不如娶了杨梅做老婆，守着这片山，守着这方田，守着村里的小水电站，守着杨梅和小队长，死心塌地守着乡村活一辈子。两人的事就像一张薄薄的纸，只是都没勇气去捅破它。
春节前我给大队写了请假条，下乡插队好几年，我们母子还没相聚过。几个月前母亲写信告诉我，她已经从“五七”干校解放回学校。那天杨梅不依不饶送我到公社汽车站，班车启动时，我看到她拿着衣袂在拭泪。
回到了省城，省城跟我离开时有些小变化，虽然墙上还写着朱红大字的标语，但没有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看到大街上的人们好像都累了，显示出一张张疲惫的脸，再也找不出激昂兴奋的表情。
见到我，母亲很意外：“怕你不回来，前天才给你寄封信，这么快就收到？”
母亲说明催我回来的原因，自从国家队那场乒乓球在日本打完后，中美两个敌对几十年的冤家握了手，我们成为政府统战的对象。原来父亲早在五十年代离开了小岛，迁移到美国去定居，现在是华盛顿一家医院著名的医生，听说美国总统都找他看过病。父亲给母亲来信了，还告诉母亲很想接我到美国去生活，以弥补他没做父亲的亏欠。我的思想与其说是复杂的，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思想，突然听说久违的父亲终于有下落，不知怎么回答母亲好。
在省城呆了十多天，好像已经不适应这座出生长大的城市。我告诉母亲我要回生产队，乡下的农忙就快开始了。
十
踏上梅村的土地，呼吸着那空气里飘着泥土、草木淡淡的清香，仿佛又变成了没肝没肺的人。杨梅看到我，头发、脸上、身上沾着灰黄的尘土，烧锅热水提到了后院，让我洗完澡，把衣服送到溪边来。她说完，带上后院的柴门，提着洗衣桶岀了门。
来到小溪畔，我从怀里掏出一双女式北京鞋，还有一瓶抹头油，递给她：“擦头发，油亮油亮的，是咱乡里闻不到的柠檬香。”
杨梅没有接，我路上想象的开心在她脸上找不到，问一句，她答一句，说了大半天，那颗虎牙也没见她露一回，脸上挂着些许的忧愁。我离开梅村没多久，刚才路上遇见收工回家的阮叔和乡里人，见面招呼也是好好的，没有看出有意外：“怎么了？瞧你不开心的模样。”
她把捣衣棒挥到半空停下了，泪珠无声无息落到小溪里，又无声无息随着溪水流走了。自从我那次无意撞到她出浴的场面，她的眼泪好像特别多：“你啥时走？”
我怔了怔：“走？我这不是刚回么。”
“城里人咋就不老实，什么都喜欢藏着掖着来。”捣衣捧无力地落在湿湿衣服上，发出沉闷一声响，她松开捣衣棒，在衣襟上擦干手，伸到口袋掏出一封信，封口被开启过，邮票不见了：“通信员说，不是他拆的，他只是顺便抽出看了看。”
是母亲写的信，我知道杨梅伤心的原因。
在此前，我真有扎根农村的打算，虽然不能确定是为了逃避现实还是为了她。但两人的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谁也没约谁，默契地走到这条感情的路上。可现在，我像迷路人，站到十字街头的路口。我肯定，出国念头占上风。人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经不起诱惑，那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又希望父亲的出现，只是夜间梦里出现的幻觉。这样，我就可以大声对杨梅说，“这辈子，我哪都不去了”，看她开开心心露出酒窝、小虎牙。
其实，我没往深处想，我已经把自己送上道德是非的审判台。如果不是为了填补在乡下内心的空虚，拿暧昧态度去迎逢杨梅不知不觉滋生的感情，俩人怎么也不可能往深处陷。这坑无论是谁挖的，明摆着，我就是那口可恶的陷阱。
杨梅看我拿着信封半晌不开腔，仿佛得到了答案，扎起裤管跳入冰冷的溪水里，抡起捣衣棒，打在青石板上像敲定心：“你走吧。”
后院杨梅树又吐出了嫩叶，乡里人开始忙春耕。杨梅一日三餐依旧照顾着我，那衣服也依旧端到溪边洗，只是不再让我跟她去，我最喜欢看她三分浅笑还v七分甜的模样，只有在别人面前看她勉强挤出来。待到种子播下去，大家都发现杨梅削瘦了，虽然别人都夸她越长越清秀，只有我看出她那干净的脸庞上，深藏着楚楚疼着人的悲苦。
阮叔那天到大队去开会，等到天黑他才回。平日里从来没看到他端着神色给人瞧，今天就像阴了天似的翻过脸。他闷声闷气坐在灶前不停地往竹烟斗里填烟丝，“吧哒，吧哒”地没个停，杨梅喊他几次吃饭了，半天也不肯上桌来。
我憋不住问：“发生什么事？”
“难怪我家杨梅瘦得没有个人样，原来她的心被狗吃了。”我话刚出口，就像点着火药桶，他站起身，走到饭桌边，从口袋里甩出依旧是一封没有了邮票被开启过的信封：“我眼神让鸡啄了，给家里招来害人精。”
我抽出纸张凑在灯光下看，原来是母亲来信告诉我，父亲定下五月份回国，帮我办理到去美国的手续。
我看到杨梅泪珠硬是在眼眶里噙着没滚下，她走到阮叔的身边，抢过他手上恨不得往我头上砸下的竹烟斗：“爹，你咋了？事不问明白乱发火。也怪我没告诉你，他这次去外国，跟我说过的，一个大男人，猫在山里有啥出息，等他安顿好会来接我的，到时只怕苦了你。”
阮叔听了杨梅的话，那本来不大的眼睛瞪得像牛眼，不敢相信两只耳朵是自己的：“啥？你也跟着他出国？”
杨梅看我欲言欲止想说话，央求地投向我一个可怜的眼神：“他哄你，你是我爹，我能哄你吗。先吃饭，这么大火气也不怕犯上心窝子疼的老毛病，没你叫杨梅今后怎么活。”
我亲眼见过阮叔犯过心绞疼，有一回还真的差点要了他的命，只好顺着杨梅机械地点点头。
阮叔没有看出我俩在演戏，也相信我这几年来的为人，还让杨梅给他倒上酒，又开始东拉西扯地跟我说起乡村大大小小的闲事。
杨梅坐在他旁边，脸色苍白的，牙齿咬得下唇都渗出血。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往阮叔碗里倒满酒，还没等他明白咋回事，一把端起扬头倒入喉咙间，抓起饭桌上的信封，撕成了碎片：“不走了，不走了，跟着你们一起过日子。”
杨梅一怔后，噙着的泪如断线的珍珠落下来，那酒窝，三分浅笑带着七分甜，又露出她那颗俏皮可爱的小虎牙，我看得出她是真心的欢喜：“尽说些没有男人气的话，你不走，我还瞧不上你，这辈子守着爹爹过日子。”
阮叔似乎喝晕了，说话舌头也大了：“傻、傻孩子，尽说些啥傻话，那样板戏里不是这、这么唱么，好男儿，志、志在四方。”
那晚后，杨梅反而没事似，再也没见她落下一滴泪，从来不喊我一声名字的她，不管有人或没人，左一声“哥”，右一声“哥”，把我那颗失去魂魄的心，叫得碎了似的疼，叫得透过背的酸。
十一
那一天，我和乡里人在秧田里抓稗草，杨梅出现在田头间，一路冲我大声叫：“哥，花开了，花开了。”
我爬上了田埂，她也不顾不上乡里人大眼瞪，小眼瞅，拉起我的手就往村里走。
到了家，院子石榴树下放着两只洗脸盆，盛着半盆水，水面漂浮着有如初绽的梅花蕾，一盆鲜红色，另一盆红里带着紫。她欢喜道：“这就是杨梅花，我好笨，昨夜才想起，只要有花开，一定也会有花落。昨晚我在杨梅树下，摆上两只洗脸盆。今早天没亮，只顾煮好早饭，忙着赶到阿花家帮她挑谷子去臼米房，回来才看到这些落在水面的花瓣。”
不知是不是兴奋得气紧了，紧咳一顿后，杨梅接着说：“我托人从供销社，剪来一尺雪白的确凉，等你离开那一天，我一定把杨梅花绣好让你带身上。”
瞧她眼圈青黑的，她肯定为这杨梅花费了不少的心思。我咽喉哽噎着，眼泪没有往外流，反而往肚子里灌，有苦有酸有甜有咸也有涩，像打翻五味罐。痴痴地望着两盆似乎还在绽放的杨梅花，想说的话却一句说不岀。
我和杨梅坐在石榴树下，杨梅花的模样她熟刻到脑海里。她低着头，上下挑着针和线，偶尔也会抬头瞟一眼，见我呆呆地瞅着她，露出二口小酒窝，三分浅笑带着七分甜：“瞧吧，瞧吧，我身上又不开杨梅花，有什么好瞧的。不过也好，免得你离开几天就把我忘记了，你可要记得哦，乡里有个女孩叫杨梅。”
“你比杨梅花还好看。”我还傻傻地说：“你说一句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
“我就喜欢听你会说甜甜的话。”杨梅边挑针线边回答：“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再啥不得也要让你走。你走的是好路，我真的很开心，以后想起我来，可别忘了我开心的模样。”
好几天，她才绣好一棵杨梅树，鲜活绿叶里藏着鹅黄的蕊蕾，蕊蕾上红色的花骨儿不满也不少，有些正在半空中飞舞。我问道：“你为啥要让花儿凋谢了？”
杨梅歪头露出俏皮的小虎牙：“你看天上的月儿，每天都是圆的吗？再说绣的这颗是雌杨梅，乡里女人都比男人老得快。”
杨梅接着说：“另一棵杨梅树，我不会让花儿落下的。”
清明时节下的雨，到五月初还没停，杨梅白天干着活，一到天黑就躲到阁楼里绣花，常常看到灯泡亮到鸡鸣三更后。我都不忍心看她了，一咳嗽，那憔悴的脸庞马上升起淡淡桃色的晕红。我求她别绣了，她说只是喉咙痒。她说她要赶工时，在我离开梅村之前绣好杨梅花。
我心想，多呆一天就是多造一天孽，如果走了，她的花也许就不会再绣了。不等母亲来信催，一咬牙，找个上大队办事的借口，孑然一身回到了省城。
五月底，父亲如约归来了，因为美国官方和我们外事部门早就招呼过，手续很快有人替我办好了，我讶异地问母亲：“怎么只办我的？那你呢？”
母亲说：“一个已经非常不容易，我等下一批的名额。”
要走那天，朱教授也来送我了，他是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从海外回归的学者。在大学，我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很多实验课题都是让我协助他完成。文革第一年，我被划为资本主义的“毒苗”，经常陪他这个反动的权威，站在台上接受革命群众的声讨。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学业有成，争取回来报效自己的国家。别忘了那一句俗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弃家穷。”
我和父亲进了检票口，父亲望着头发斑白的母亲，摘下眼镜在拭泪，我问：“爸，什么时候来接妈。”
“你妈没告诉你？”父亲很讶异，很坦诚，也很疚愧道：“六十年代我在美国又有了新家庭。”
难怪他在省城这些日子里，住在招待所不回家。而母亲，为了让我安心地跟着父亲走，却在刻意瞒着我。我看到母亲站在候车室，抬起告别的手是那么的沉重，仿佛被千丝万缕绊挂着，万般孤独和无助。心一酸，我又想起远在梅村的杨梅，这两个女人的命运虽不同，却相似。杨梅性格很倔犟，她敢在她爹和乡里人面前无所顾忌对我好，那是打定终身不再嫁人的主意。虽然我也自私地希望她这么做，等到条件成熟回来找她也不迟。可是命运这东西，有时不是个人意志可以把控的。
我没跟父亲走。
我坦诚告诉他，我心里，拥有乡村那一片土地，“子不嫌母丑，狗不弃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