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 幸

那年我刚刚完成新兵集训，被分配到了陆军某部高炮营。在一次集团军工作组检查时，我认识了荣凡诗。他是军务处副处长，也是这个工作组的带队。当时我只是一个新兵，可以说排长都是我首长，处长在我心中自然是个很大很大的官。

新兵，是老兵嘴里的“新兵蛋子”，对部队的规矩不大懂，我有自知之明，在检查时自然是敬而远之，但终究没能躲过去。他看见我就问：“小同志，过来过来。刚下连队适应不适应呀？”我答非所问的来一句，“首长好！”同时，生硬地举起了右手，他还了礼。“我们是老乡吧，我是郓城的，你是哪的？”“报告首长，我也是郓城人！”四目相对的瞬间，我的目光便溜了号，即便是那威严里透着和蔼。“小老乡，好好干，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我说。”我答应着，“是！是！”心里却琢磨，“自己说的普通话虽然不标准，不过也就几个字，他是怎么听出了乡音的……”直到他伸过来手，我才回过了神，急忙伸出双手。

后来我知道，军务处重要的一项职责是管兵，经常与兵打交道，研究兵情、兵心，自然是知兵、懂兵，对各地方言的判断可以说一张口便知个八九不离十，更何况是老乡。

我们的再次相见是五年后。那时我已经军校毕业，在集团军宣传处学习。一次与战友小韩聊天，才知荣处长是其舅舅，已调到干休所，升任所长，我们约定一起拜访。

不过，那次拜访搞得我十分狼狈，荣所长盛情款待，满桌子属小韩我们俩年龄最小、职务最低，虽然酒量不咋地，但年少气盛，结果是一塌糊涂。二十多年过去，至今还记得这人生中第一次大醉的体验，我坐在酒店外面凉亭的石凳上呕吐不止，一旁的修全头枕着胳膊趴在石桌上念念有词，“喝多了，喝多了”。我想，当时仍在那里推杯换盏的大枷们是不是在暗自笑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你们还嫩得很”。后来还是荣所长跑前跑后，收拾残局，找地方让我们住下来休息。

与荣老熟络起来是在十几年前，他退休之后，说要出本书，想让我帮忙运作。围绕出书和写作的话题我们开始了频繁接触，听他讲一篇篇文章的写作背景，那浓浓的乡音里流露出对乡情、亲情、战友情的感怀，对人生的彻悟，情真意切，文采飞扬。荣老三十年的军旅生涯，其实从来没当过“以写为主”的政工干部。可他在操枪弄炮履行组织管理职能之余，却从未停下过手中的笔，这不得不让我这个一直干政工的心生敬佩，也些许汗颜。

这部散文集名为《悲喜岁月》。他在自序中说，学写文章，始于一份“入团志愿书”。当年部队还编制有骑兵，他一入伍就分在了驭手班，一次他与团小组长刘唐忠抬着马粪筐晃悠悠地走着，无意间有了如下对话：“你想入团吗？”“想。”“那得写份入团志愿书。”“好。”

入团志愿书交到了连里后，他的指导员崔友基大悦，一激动竟在全连大会上全文“播发”。这下全连官兵都知道驭手班有个“会写”文章的新兵。“之后，连队又推荐我参加了团里组织的新闻报道学习班。至此，我开始边工作，边学习，与书为伴，与笔为伍。”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他三十年笔耕不辍，时有文章见之报刊，就是这样积累起来这三十多万的文字。

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宿寒。任何一点小小进步的背后，都是满满地努力。荣老的经历我感同身受。直抒胸臆，笔写我心，是精神的慰藉，拥有这份追求即是幸福，追求的过程，甚至比成功的结果还要美妙。正如莫言谈写作的“痛快”，痛苦并快乐着。

荣老对写作心有执念，曾感慨“人终成灰土，书终能传世”。他在退休之后，请人镌刻在书橱上这样一幅自撰联：“康则寿，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锻炼，健康长寿；恒则成，以执着不变的心志，坚持习作，有恒则成。”他说，“这像我身上长着的两条‘腿’，以此走好退休生活的每一步，过好每一天。发愿‘生命不息，写作不止’，力争早日到达文学之河的边沿，最好能到里面畅游一番。”

“命运注定我要劳碌一生，过不惯那种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闲散生活，所以至今一时一刻也消停不下来。”八年之后，荣老第二部散文集《峥嵘岁月》付梓，又是三十万字。他自谦道：“文章体裁不一，参差不齐，水平有限。但‘父不嫌子丑’，自己仍不揣浅陋，草就了这本小书。”

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的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的那么坏。几年前，荣老曾患过一次重病，一度陷入了绝望之境，是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给了他生命的第二春。他自此解脱沧桑缠绕的年轮，放开疾病羁绊的思绪，在尽心竭力护养孙辈之余，与纸笔相依相伴，走过了一个个孤寂和落寞的日子，攒下了这些富有温度的文字。“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人生的列车不能循着意想的轨迹奔驰。我且行且珍惜当下美好时光，怕走向另一个世界时来不及，所以急就成册，了确心中的期盼和希冀。”这就是荣老所谓“草就成书”的原因。

自谦，是荣老一贯的风格，不论是当年位高权重在任之时，还是华发满头退休生活。这些年他与我这个忘年交从短信到微信的交流，总是“您长您短”，通话或者见面聊天，更是以平辈相称，这让我着实不能承受。我与他家的几位晚辈，年龄相仿，又都是称兄道弟的好战友，我又怎敢称大啊。

荣老性格开朗，说话风趣，不仅自谦，还常常自潮。书中《余生余言》一文是他大病之后写下的“预嘱”，洋洋洒洒万余言，分为与己说、与妻说、与子说、与孙说、最后说共“五说”。开篇中调侃：“我，不病则已，一病惊人，说好听是敲响了警钟，讲难听是敲响了丧钟。这正是：年过六旬步古稀，四月差点命归西……”他说要坚持凡事早办，争取主动，写下此文，称这是自己的“死亡观”，也是对后人的“死亡教育”，读来令人动容。这让我想起了启功先生在六十六岁时写给自己的墓志铭，两者的意境可谓异曲同工。

“只要身体许可，我还是喜欢用‘写作’这种方式来解除胸中的心结，诠释福至的心灵，自我陶醉在所写的文字里，记录我的心路历程，释放我的激情感慨……”那一个个字符，好似一粒粒沙砾，铺就在他业余创作之路上；那一段段文字，犹如深秋山堰的棘子枣，在绚丽缤纷的秋天里，点缀出晶莹的红色。

有道是“题好文一半”，可一篇文章的好题目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有时候绞尽脑汁也是白费，但不经意间的灵光一闪，也就有了，这也许是写作者都有过的体验吧。此文酝酿已久，可就是因没有个让自己满意的题目而迟迟动不了笔。“荣幸”，是前几天晚上散步时蹦出来，这虽然不能让人眼前一亮，或许存有几分俗气，却字短意长。荣老半个多世纪笔耕不辍，幸运于他对文字的不离不弃，也正因为有无数像荣老一样以笔为旗的人，一笔笔绘就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齐放。

荣处、荣所、荣老，相交几十载，结下文字缘。感恩幸运的遇见，这些人、这些事，这些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

又到八一，感怀过往，是为念。

                                        (此文首发于《烟台日报》2022年7月29日文学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