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风骨

在一个盛产文人的时代，在一个凋零文人的时代，解读王兴其人其文，都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文人，必须有文人的风骨。

文人，不是有文化的人；不是写了多少篇文章的人；不是在文化圈子里晃荡的人；不是自称为文人却在官场趋炎附势的人。

文人，是一个热爱生活、活出自我、崇拜文学而又不向强权低头的人。

如果你注意王兴，发现他仰天走路的时候很多，尤其是面对卑微、浅薄而无聊的小吏，他的鼻孔朝前，随时准备一“嗤”。他的倨傲很高贵，尤其是在贫穷潦倒却又不肯妥协的时候。在他身上，活脱透出了一股凛然正气。对那些江湖宵小，对那些势利小人，他冷眼鄙睨，“常常用显微镜看他们”。并非是他仇官仇富，而是一介贫儒的清风铁骨和世俗的曲意逢迎交了战火。

认识王兴很幸运，因为他可以成为一生的学范。在尊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老先生的时候，能够真正摆脱名缰利锁的，到底能有几人？在当了多年电台记者、县委干部之后，在县里领导极力挽留却飘然而去，离开县衙到劳动服务公司屈就，无非是因为妹妹们找不到工作，又依靠不上这位在农村人眼中的“当官的”。于是，他毅然选择了一处现实的近水楼台。如此近似颠狂的举动是那样地惊世骇俗，惋惜与浩叹宣告着文人的消失是那样地无足轻重。告别“文化”是痛苦的，但是他却像“那些身背伤痕自甘劳损的蚌们，正在水底磨砺着已经孕含的珠宝（王兴《珍珠的回忆》）”。而为了守护法律这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又毅然选择了律师这一行当，而和市司法局打了五年官司，终于让他的顶头上司败诉出丑，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与个人的权益。新华社为此发表消息，称之为“律师告倒司法局的全国第一人”。

45多年前前，两个年轻人坐在一个0.75屋子里（把三间房子分成四份）的炕桌边，端着一两的白瓷盅子干着火辣辣的高粱烧。阴暗潮湿狭隘的屋子，并没有阴郁他们的酒兴与心境，生活的苦酒点燃了他们追求生活与文学的热望，爽朗的笑声安抚着两颗不甘沉沦的心灵。他们谈诗论赋，点染着未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画卷。那两个年轻人，一个是25岁的我，一个是30岁的王兴。当我因为在省报的一篇杂文《先拦吉普车》而被遣返原籍时（当时借调在县委宣传部，因为得罪了某杂志社，被退回乡里教学），王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除了他是我的表叔之外，更主要的是我们有相同的志趣与桀骜不驯的心性。

当我回家继续教了半年书后，一日王兴突然急如星火般找我，撺掇我报考县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总觉得我在农村教书是“瞎”了这块材料，再说，人不可以沉沦。而我的配合除了因为他是我的表叔之外，纯属被他的诚心所动。为了替我保密，他竟然骑着自行车跑了上百里路，和我躲在一个偏僻乡镇的广播站里，帮我录制峻青的散文《秋色赋》。就是这一盒录音带里熟悉的声音，让领导者又想起了“发配”边关一个有着新闻与文学天赋的青年。于是，我被再次调回城里，继续当着县里的“御用记者”以至今天的百姓记者。如果当年不是王兴，或许我还在那个乡村的小学继续当着孩子王；如果不是他那种刚直不阿、永不言败的性格感染，或许就会多了一位逆来顺受的弱者；如果不是他那种唯才是举的宽阔胸襟，或许就会少了一位优秀的记者和一位蹩脚的作家。从这一点上，他于我有知遇之恩，于社会亦算一个不小的馈赠吧？

王兴的文笔与他的人一样，有着一种冷峻的美。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流淌出的文字竟然缱绻着无尽的柔情，皆是一种悲壮的美。无论是《塔头沟情思》，还是《珍珠的回忆》，抑或是《套兔》，都充盈了对生活的挚爱与流连，连同对自然界生存机遇缺失的吟咏与惋叹。在他的作品中，嘻笑怒骂皆然关乎于情，在他看来，无病呻吟是文学的堕落；图解政治是文学的卖身；枯燥的诉说是文学的死灭。一段没有灵魂的文字，再华丽也不可称之为文学。散文就是阳春白雪，尤其今天，人心浮躁，很难形成读者群，所以刊刻，无非是孤芳自赏而已。他的那篇《套兔》被转载于网上，一位弟子是诗刊编辑的老教师，读后留言：“领教了，领教了，如此美文。”这十个字让他兴奋得彻夜无眠。这并非作家的自我陶醉，亦非敝帚自珍，而是对于文学的虔诚祈祷，亦是对于自己多年苦心孤诣追求文学境界的深深慰藉与感喟。在一个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仍然对文学情有独钟，仍然守望着一片荒芜的文化田园，仍然如王兴那样的一群痴者，在文学的暗夜里苦苦期盼那即将来临的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