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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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了，真的走了。
尽管他活了98岁，走的时候也很安详，还和我们挥手告别，绝对潇洒地寿终正寝。但是，70岁的我，依然很脆弱。埋葬了父亲，我万念俱灰，仿佛把我余生的所有希望都掩埋掉了。所有的慰藉都无法解脱我的忧伤，我不能没有父亲，平生我最尊崇的人之离去，无以复加的伤感，穿透了我的身心，一百多天了，中元节即将来临之际，思念之情依然挥之不去，总也无法走出那个黑色的早晨——2023年4月15日8点50分。
我知道，父亲走了，走出了这个世界，却走进了我的心。自从记事，不知为何，就有一个奇怪的念头：有一天没了父亲怎么办？如今，这一天真的来了，我终于尝到了什么叫锥心之痛。天下所有的山崩塌了，也莫若我心中的这座山塌了的痛苦与无助，没有了父亲，我不知道，我的余生还有多少值得牵挂的？
父亲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是在付出。宽博的胸襟，善良的品性，勤勉的劳作，无私的奉献，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然而，所有这些，竟然与文化丝毫无关。
父亲一个字也不认识。确切一点说，是一天书没念过，一个字也没写过。
我们家从我父亲以上世代没有读书人。这倒不是我们一家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国农民的不幸。
当我，作为我们家的第一个男儿出世后，听母亲说，到了三岁上，父亲才给我取出名来。在我的名字上能带上一个“龙”字，足见父亲期盼我将来能出息的良苦用心。
时光荏苒，紫燕出巢，我们几个大的都相继离开了家。离开了哺育我们长大成人的土地，和为我们操劳了大半生的父母亲。父亲偶尔到城里卖点农副产品换点零花钱，每每到我这里来。父亲对我们的两个孩子非常钟爱，尤其看到孩子又写又画，他那满面的皱纹就舒展开来，嘴唇在微微颤动，目光中蕴涵着一种异样的欣喜。每当这时候，孩子就问他：“爷爷，为什么你不会写字呢？”听了这话，父亲就无声地叹息了。尔后，看了看我，又嘿嘿地乐了起来。这细微的感情变化，深深地潜在着一种东西，惟其有我，才能够洞察和理解得那样充分和透彻。而每当此时，我童年的记忆，就不可遏止地在我的头脑中奔涌开来。
“三九”天嘎巴嘎巴冷，父亲要替跟车的进城去送公粮。这就叫“打掌子”。每次父亲都很乐意去，因为可以得到八角钱的出差补助费的。天一黑，父亲就用一个木榔头垫着木墩子“吭吭”地砸靰鞡草，然后絮起靰鞡来。半夜十二点刚过，一阵狗咬，打更的来招呼套车了。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听母亲说：“死冷寒天的，给八角钱就吃两个大碗面吧。”父亲不吭声，紧了紧腰间扎的麻绳，往两个凉窝头眼里塞进几块咸菜，揣在怀里出去了。
晚上，隔老远，就能听见马车轧雪的声音。父亲该回来了。门开处，卷进一团冷气，满是白霜的狗皮帽子，散发出一股呛人的腥味。父亲解开腰间的麻绳，几本带着体温的小人书就传到了我的手上。喝完包米粥，在昏黄的油灯下，父亲又开始编草席子了。他极惬意地听我讲小人书。随着情节的发展，父亲时而眉飞色舞，时而皱紧眉头。看得出，他的情绪完全沉浸在了那动人的故事中。随着一次次地替别人“打掌子”，父亲一次次地挨饿受冻，换来了我的小人儿书的增多。从《岳飞出世》到《风波亭》，从《桃园结义》到《三国归晋》，从《九纹龙史进》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次，我的《枪挑小梁王》放在书桌里不慎被人偷走了，我放声地哭起来，这倒不是因为小书值个三角多钱，在我看来那是父亲的血汗。
父亲有极强的记忆力。凡我给他讲过的，或者是说书先生讲过的，他都能讲得出，连人名、地名、情节竟全然不差。而且父亲还能讲很多部书，甚至还能学着老说书先生的样子，道一段白，再用东北大鼓的腔调唱一段。因此，人们都管他叫“王先生”。至今想起来，父亲真是一位奇人，一个大字不识，竟然能说书讲古，脑袋里装着怎样的记忆密码？
冬天夜长，天一黑，屯西头我奶奶家就挤满了人。没有现成的书，就听父亲讲；有现成的书，就听我讲。一说就是大半夜。什么《罗通扫北》、《薛礼征东》，啥时候把我累得声音嘶哑了，父亲说不唱了，人们这才不情愿地踏着积雪回家去了。
那时节，父亲给我留下了一个爱书的习惯。
一年春天，我从学校偷偷地蹓到野外去打山雀，眼看“红马料”就要进扣网了，忽然身后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我一回头，见父亲正一脸忧郁不高兴地看着我。我顿时手足无措起来。只听父亲说：“咱家没有个识字的，你就出息去吧！”说完，“啪啪”两脚把两盘扣网踩得溜扁！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望着父亲的背影，心里反复琢磨着父亲抛下来的两句话，再看了看踩扁的扣网，不由得流下两行惭愧的泪来……
1972年初，我高中毕业了。那时不兴高考，扛着行李回了家。晚上，父亲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连连唉声叹气。我不知父亲为什么事犯愁。半夜里，听父亲和母亲说：“孩子十来年书白念了，明天就要下庄稼地了……”我这才恍然大悟，缩进被窝里低声地抽泣起来……
每逢铲地或是割地回来，我都要看书和写点什么，一直到深夜。每天早晨，上工前，劳动力都得到队里去喝一顿玉米粥，父亲不忍叫醒我，就把粥从队里端回来，眼看要上地了再叫醒我。在地里，一歇气我就看书，父亲就替我刮锄板儿，磨镰刀。在家里，每逢我要去挑水，父亲就抢过扁担说：“去看一会儿书吧。”说完，挑起水桶走了。
在我参加生产的三年中，父亲就是这样。在他看来他的付出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而子女们能多识一个字，多读一页书，都会使他满足。一切劳动，在他看来，都变成了一种享受。这，仅仅是用来形容中国农民的“勤劳”这个词汇所能包容得下的吗？
1974年秋，我接到了一张呼兰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些天，父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也见他经常唉声叹气。一天晚上，他把在西屋写作业的二妹妹叫过来了，说：“你哥念书缺钱，我去姜家窝棚借点去。你妈不在家，你们两个大的要好好地看家……”即将要上高中的二妹妹对父亲说：“爸爸，我有个想法，我不想念了，到生产队挣分去，多挣两个钱，好让哥哥好好念书，我是个女孩……”父亲听了，稍一沉吟，不由得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哽咽着说：“都怪爸爸没能耐，让你念不到头……”说到这，已经泣不成声。
要去报到那天早上，天上却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母亲说：“这天头公社不能通汽车，就求一趟队里的马车，送孩子到城里再坐火车走吧。”父亲想了想没同意，只是在行李外又包了一层塑料布，就背起来和我上路了。一路上，我们踏着泥泞，淋着雨艰难地走着。父亲宁可绕点远路也奔屯子走。每当碰上熟人，就故意和人家先打招呼，唠了几句见面的嗑儿，就指着我对人家说：“你不知道吧？我们的孩子考上大学了。”望着父亲那非常得意的面容，我的目光停留在父亲的头上。四十八岁的父亲，头上是一片灰白的岁月的云雾。顺着那云雾流下来的，是涔涔的汗水和雨水。我的心上不由得掠过一丝甜甜的安慰和淡淡的苦涩：父亲为我们操劳了大半生，难道，仅仅就是我们能多念几天书吗？行了约20多公里路，就到了这座三等小站——双城堡。月台上，父亲掏出一个塑料袋，颤抖着打开一层又一层，终于从里面拿出一沓钱。我一数，一共80元。父亲说，为了我的学费，他去了邻村姜家窝棚，挨家挨户求借，由本村的姑父做担保，而且还是十分利，一年满期得还人家160元。那天中午我们都没吃饭，因为舍不得花几块钱。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忍饥挨饿走完那几十里的路程，回到家的，我则登上了求学之路。就是这80元钱，我一直支持到两年后毕业，没再向家里要一分钱。而就是这80元钱，使我背了一生也还不完的情感之债。这80元钱，仿佛浸透了老父毕生的心血。
后来，我因为虽然教书，却经常有作品在报纸发表，便从农村中学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了。父亲那颗枯竭的心更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在他的心目中和乡邻们的赞许声中，感到我是有了“出息”了，是我们这个贫寒之家的骄傲。
村里人，有些时候也是乐于夸张的。有人和父亲说：“你儿子写一篇稿就能挣几百元的稿费，都快发财了！”父亲只是付之一笑：“没看他都累得又黑又瘦，胡子都快赶上我的长了。”仲春的一天，我午休回到家里。见屋里放着一麻袋土豆，一捆粉条和半面袋小米子。爱人告诉我这是父亲给带来的，我问父亲干什么去了，爱人说去电影院看《杨家将》去了。我问这些东西是怎么拿来的，爱人告诉我，是父亲借着送粮车拉到了北站，为了不麻烦马车，从火车站坐汽车，到十字街后一直扛来的。从十字街到南门里我的家，足有二里多路，我设想不出来，将近六十的老人是如何将这一麻袋土豆和粉条、小米扛到我这儿的。
爱人告诉我，父亲说，大苦春头子没菜吃，我又爱吃粉条，粮店领的小米子都是陈的……
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爱人还告诉我，问父亲拿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去县里单位找我，父亲说他穿得很不好，怕别人笑话，听到这里，我的心像变成了一块沉重的铅块，胸膛里发堵。我对父亲的一种负债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沉重。尽管，我曾用菲薄的工资为父亲买过衣服，买过肉和菜，可是，若想报答完父亲的恩情是永远也做不到的。因为他给我的是全部，而我给他的则是一点点。在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天平上，我，永远也无法投诸一颗使其平衡的砝码。
父亲走后，爱人跟我说，父亲给我们送土豆时，可能是腰扭了，不然怎么老用拳头捶腰呢？后来，我回家才知道，父亲来我家之前往地里送粪马毛了，空马车从父亲的腰上轧了过去。可是，父亲，您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呢？
哦，父亲给我的是心，我给了父亲什么？
父亲年事已高，无情的岁月风霜，染得他一头白发，刻得满面皱纹，高大的身躯开始佝偻了。挑着生活的重担，他步履蹒跚地走过了几十年。尽管身体每况愈下，整天喊腰疼，但仍然在承包田里不辍地劳作，顶着烈日耕锄，冒着寒风送粮。这倒不是仅仅因为他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因为，除了我们六个大的都读满了初、高中远走高飞了，还有四个小的正读着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这，不允许他卸掉压在肩上的沉重的生活担子。
我常常为不能替父亲分担重负而愧疚。比方说我丢不下功名利禄而到父亲的承包田里去帮着薅一把草。但，我相信，父亲是不会同意我这样做的，相反，正是父亲，用他的全部心血哺育他的儿子——一个风雨中的跋涉者。
父亲八十多岁的时候，终于停止了田里的劳作，对告别田野多有不舍，常常在院子里的小园儿里种些蔬菜，一边锻炼身子骨，一边填补家用。我们就会尽量抽时间回去看望父母。记得，那年天下的第一片叶子落了，我们又该回家了。因为天快冷了，要帮着家里送煤，准备过冬。车一到村口的拐角处，在成熟的玉米田边站着两位老人，一位是白发苍苍的父亲，一位是白发苍苍的母亲。秋风吹来，多像两株萧瑟的老树。一年的光景，母亲的脸颊更加黑了，且如刀刻般又多了数不清的沟壑；父亲的满头白发也愈加稀疏，牙齿也只剩了六颗，腮也显得更瘪了。我把双手放在母亲瘦削的双肩上，额头贴在母亲的白发上。自从半个世纪前离开这个小村，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贴近亲娘……从打记事，母亲就有一个愿意唠叨的毛病，常常引得孩子们的不快。如今，就让她痛痛快快地唠叨吧！八十多岁的人还能唠叨多少年呢？以往回家，爹总是撵我们早点走；可听娘说，现在一到节日，爹就到屯子东头去蹲着，望着我们的来路，迟迟地不肯离去。我问爹可是当真——因为娘常常愿意夸张，爹嗫嚅地说：“唉……老了，老了，哪个都想，晚上总也睡不着觉……”说这些时，眼角便流下了混浊的泪水……
父亲九十岁的时候，我们回家越来越勤了。我们心里明白，父母年事已高，而且身体每况愈下，看一眼就会少一眼。2020年正月廿七，适逢父亲95岁诞辰，趁着子女都在场，父亲向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向子女提要求：第一，要离开住了一辈子的老屯，到大山深处的妹妹家去住；第二，他去世了谁都不要悲痛，不许子孙们奠酒；第三，要买一副上好的料子把他埋了。我知道父亲在安排后事。为什么要离开住了一辈子的老屯，离开儿子的身边到深山老林的女儿家去住，是为了过世不折腾儿孙们，更主要的是为了躲那把火。老人认为火烧遗体，有悖千年传习。妹妹家的大山里，可以选个山头埋葬。过了几天，我们租了个商务车，把父母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妹妹家。我知道，父亲此去再也不会回来了，而且去探望也不像以前那样方便了。内心不免五味杂陈，为父亲的离乡备感牵念。此后，我们多次到千里之外的大山深处探望年迈的双亲，父亲多次问及老屯的那些故人还健在与否，偶尔忆及陈年旧事，多是体现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我知道，父亲也不愿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屯——小西荒村，那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落。只是，为了一个坚守，内心充满了故土难离的失落与无奈。
去年冬天，突然传来疫情解封的消息，我们都准备不足，很快就“阳”了。我突然意识到， 此次疫情对父亲的生命威胁。电话询问时，父亲很平静，只是说浑身疼，并不是很严重。我知道，父亲一定是非常痛苦，是不想让儿子着急、牵挂，他的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当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大山深处，来到父亲的身边时，刚强的父亲第一次当着我们的面落泪了。父亲一辈子别说没有进过医院，就是连肌肉针儿都没有打过。而在夜里的昏睡中，大声的呻吟，让我们感受到父亲被病痛折磨的程度，是何其难以忍受。
春节临近，我建议我们都去父母身边，和父母过一个春节，因为父亲的身体实在支持不多久了。我和父亲视频商量，父亲不同意，理由是太折腾，天气太冷，花销太大。我说：“爹，你就让我们去吧，你不想我呀？”父亲说：“不想，好好在家过年……”
正月初四，我们所有子女赶到父亲身边时，父亲羸弱的身体告诉我们要丢掉所有的幻想，打了十几针“白蛋白”之后，父亲的脸上有了红润，也能简单的对话了，而且思路清晰。住了几天，父亲说他没事了，让我们回来。夜晚归乡，牵挂父亲的安危，望着漫天星斗，为父亲祈福，草成短诗一首《归途》：
星，整夜未眠
闪着忧郁的眼神
倾听我的叹息
快睡吧
尽管辜负了黄昏的托付
尽管要目睹死亡
尽管要抱着苍山落泪
儿时的油灯
时明时灭
摇摇晃晃照着前程
展开的黄卷
为逃离找到了出口
远方，长满老茧的大手
把未来高高托起
一旦山峰倒下
刚毅被衰弱统治
从未低下的头
深陷在屈辱中
凄凉的料峭
透进如柴的臂骨
夜，是否把呻吟
洒在归乡的途中
父亲走了，永远走出了尘世，永远走进了我的心里。还有多少余生，就有多少思念。父亲生前知道我当记者、是作家，对我的最大期望就是“多写好人”。回顾前尘，在我的新闻与文学生涯中，唯一能告慰父亲的是，我以父亲给我的这支笔，去抒写那无尽的人性之爱，去戳痛这爱之外的虞诈与邪恶。没有人知道，我的所有成就都是父亲给的。当别人问起我的父亲是谁时，我会毫不掩饰地告诉他，父亲不识一个大字，没有什么革命资格，更没有显赫的经历，就像路边的一棵草，田里的一块土一样平凡而敦厚。而正是这些平凡而又平凡的人，在支撑着整个社会。
当我平生笔下写了无数个人物之后，今天，距离癸卯中元节还有五天，我为父亲作传，把我的心里话说给大山深处、九泉之下的父亲听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