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秧歌

腊月里和正月里的秧歌，把乡村的大年点染得热闹非凡，让人时不时地想起被人斥之为“穷欢乐”来。穷，也不能少了欢乐。生活中少了欢乐，才是真正的贫穷。

一进腊月门子，被冻僵的乡村就沸腾起来。不管大姑娘小媳妇，还是小伙子老爷们，压抑了一年的心便开始活泛起来。而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这是堂而皇之相会的绝佳机会。等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人们就踩着“咚咚锵”的锣鼓点儿，随着高亢悦耳的喇叭牌子，尽情地扭，尽情地浪。扭融了残冰与积雪，浪出了生活的原味。扭秧歌，是春的标志，是希冀的升腾。

小时候年前的腊月异常寒冷，但是孩子们的心是热的。一进腊月，就掰着手指一天一天地算，一天一天地盼，还有多少天过大年。现在回忆一下，当时盼过年的境况，无非是为了吃点好的，穿点好的，有好玩儿的。最好的吃是吃年猪肉，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最好的穿戴是女孩儿做件花衣裳，扎上彩绫子。男孩穿不穿无所谓，只要有鞭炮、灯笼、蜡烛就行。都说欲望是无止境的，穷人家的孩子，怎么会敢有奢望？天天都吃好的，谁还盼过年？那时节，总觉得“朱门酒肉臭”的诗句太也夸张，现在想来作为豪富之家，区区酒肉又算得了什么？

过年的标志从撒年糕、蒸豆包开始，一进腊月，家家的房门里都飘出大黄米的甜香。哪怕再困难的人家，也得淘黄米。那时乡村有大黄米和小黄米之分。大黄米是糜子的脱粒，小黄米是粘谷子的脱粒。大黄米磨面无论是撒年糕还是蒸豆包，都是又粘又香又甜。豆是芸豆或是花脸豆，油黄的年糕一层层的红豆，一看就满嘴生津。大芸豆的豆包馅攥得紧乎乎的，吃起来咯噔咯噔的，口感妙极了。再蘸着白糖，那暂时的香甜，浑然忘却了久远的困窘。

解放前农村秧歌又扭又唱，又叫唱秧歌；农村秧歌游屯串村，又叫“跑秧歌”；城镇秧歌光扭不唱，又叫“扭秧歌”。我们家乡的就是扭秧歌，都是以扭为主。前边指挥的叫“拉衫儿的”；一男一女叫“一帮股儿”，女的叫“包头的”，如果女子不够，就由男人包头，冒充女人。在屯子名声不怎么好的，不论男女，是不能进秧歌队的。然而，老陆却例外。老陆那时都五十多岁了，不论大人孩子问他“几岁了”，他都会笑着回答：“六岁！”听说老陆是六岁时从窗台摔到了地上，把脑袋摔坏了，所以六岁以后的事就记得不怎么扎实。别看老陆脑子有了问题，可是却有一手绝活：鼓敲得好，不但敲得响，而且花点多。原来老陆是抬鼓手，或许是抬的年头多，或许听的年头多，或者是有敲鼓的天赋，却练就了如此超越常人的绝技。即便闭着眼睛，也能分辨出老陆的鼓声。穷困对于老陆似乎根本就没有反应，看着他张着大嘴、摇头晃脑地击打着大鼓，当时真的挺羡慕老陆——一个视富贵与贫贱皆如浮云的人。而随着老陆的鼓点，人们忘情地扭呀浪呀，仿佛把贫穷全都抛诸脑后。

大年三十一过，秧歌队便挨家挨户地拜年，无论是穷家还是富户，都得放鞭燃炮，献上彩头。有的是几包烟，有的是几毛钱，表示着对登门拜年的回敬。当然，在村上有头有脸的人家，是要多扭一会儿的。

现在老屯的秧歌已经难以组织了，听乡亲说已经好多年不扭了。据说现在的小青年都出去打工，春节回来只休息几天，正月十五以后就得回去上班了，没有那时间。再者，现在有的村扭秧歌就得花钱雇人，一种原始的娱乐方式也被沾满了铜锈气。原生态的秧歌一旦商品化了，就失却了本来的面目，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显得是那样地生硬而市侩。唉，家乡的秧歌，彻底变味了。而那位一辈子都是“六岁”而且孑然一身的老陆，前几年也突然失踪，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听不到老陆的鼓点声，那些富有的大年，一年一年的也便索然无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