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纱巾

桂花从红木箱里慢慢拿出红色长方形木盒，端量了半天才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一条红纱巾。

红纱巾是老郑送给桂花的。那时候，红纱巾挺贵，经常作为年轻人订婚的信物。这还是老郑在市里转了半天才买到的，这样的纱巾县城不好买。这条。可桂花一直没红纱巾代表老郑的一颗心有戴。正因为是老郑送的，桂花打心里不愿戴。

早些年，桂花家里成分高，老郑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又红又专”；老郑弟兄们多，什么时候也不受气。但桂花，正儿八经师范毕业的中专生看不上老郑。老郑本来长得就黑，再加上常年在地下与煤打交道，额头上的几道皱纹里常年带着碳末似的，永远洗不掉。白白胖胖的桂花跟老郑站在一块，看上去不般配。赶上那个年代，桂花在外面低人半截，能找上一个吃商品粮的长期工算是烧了高香。但桂花倔强的性格似乎又不认输。

年轻的时候，老郑每个月从矿上回来一次，每月四天假集中歇。三四百里地回来一回不容易，为的是见见两个几岁大的孩子，好好跟桂花团聚团聚。

回来以后，最让老郑头疼的是洗澡。那时候，乡下的条件不比城里，没有洗澡堂。只好关了门，在洗衣服的大盆里，烧开了水将就着洗一洗。有的时候要洗上几遍，头呀脚呀手呀。桂花说，把你地下的“污垢”好好洗一洗，别把阴气附了俺的身子。有时，老郑不耐烦就犟两句，俺在矿上每天都洗澡，临来的时候，俺又洗了一遍，不洗了。好，你赌气不是？赌气自己就在沙发上睡，没人管你。这样一来，不想睡沙发，就乖乖听话。哼，还有你赌气的份儿吗？时间久了，老郑来了就是不洗，在沙发上睡几宿走人。

到后来，老郑慢慢上了岁数，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半年才回来一次。再后来，老郑能不回来就不回来了，甚至春节以挣高工资为由也不回来了。

桂花心里话，你不回来拉倒，那些年孩子小，俺一手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最难的时候你都没管。如今孩子也都上了学，更用不着你，省的回来怄气。

光阴似箭，转眼三十年过去了。

按着矿上的规定，老郑五十岁就办了退休手续，总算一家团聚。现在，两个孩子已经出嫁，隔三差五回来看看。剩下的时间就是老郑和桂花的“两人世界”了，但多年的“疏远”带来的是“默默无语”。

因为桂花还有几年才退休，老郑回来后闲着无事，学校正缺个门卫，老郑又“上了岗”。为了方便，桂花的办公室兼住处搬到了收发室，收发室挺大，算是照顾一下“双职工”。那时候，乡下的教师大都住校，每人分一间平房，办公吃住都有了。

回来之后，总务处主任刘德照常有事没事过来坐坐，嘘寒问暖。桂花对老郑说，老郑啊，这些年你不在家，多亏了刘主任的照顾。这句话，在老郑的脑子里都灌满了。每天早晨桂花与刘德，有时还有管工老秦，照常外出遛弯。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十几年了，雷打不动。

现在每天早晨老郑也雷打不动：早早起床，打开大门让走读的学生放进来，然后，捅开炉子坐上锅准备做饭。接着，一件件从沙发上拿了衣服递给桂花。等桂花穿戴整齐，走出大门，站在那里目送桂花，直到桂花在岔道口与刘德、老秦他们会合，才折回身来。

春天的时候，老郑都愿意拿出那条红纱巾让桂花戴，可桂花一撇嘴说，都什么年代了，早过时了，谁戴这个？如此几次，老郑就把放纱巾的盒子压在箱子底儿。

又过了几年，桂花也退了。两人搬进镇上的平房，红木箱带着红木盒，红木盒带着红纱巾从学校搬进平房，之后，又从平房搬进了单元楼。这一年，老郑和桂花都已年过古稀，也算享受上城市的一点高雅生活。

……

今天是老郑“走”的第二天。桂花独自像过电影一样，回忆着与老郑的这些年。

老郑在新居住了半年就病倒了，肺癌晚期。老郑临死，一句话也没说。老郑两眼木然，左手拉住桂花的手，右手指了指那红木箱。

桂花双手抖开红纱巾，对着镜子给自己披戴上，看着镜子里俨然是个新媳妇，两眼的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