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草帽上,有两个记号:一个是黑叉叉,还有一个也是黑叉叉。
草帽陪伴着母亲走过了漫长的蹉跎岁月,也追随着我成长的记忆,滋生出众多缠绵而圣洁的母子情缘。
草帽是大队以“劳动积极分子”的名义,奖励给母亲的礼物。母亲为了将草帽与他人的草帽区别开来,当天就用乡下传统的办法,用棍子蘸着黑黑的锅灰搅桐油,在帽檐下努力地描画着两个一撇一捺:一个大叉叉,一个小叉叉。两个叉叉一浓一淡,一高一低,既形成了独特的文字符号,又能够巧妙地体现出与他人截然不同的创意,这与以后母亲能准确地认识自己草帽上的标记提供了方便。和母亲同一个年代的乡下妇女,几乎簸箕大的字都不认识一两个,在草帽上做记号,便成了一种迫不得已且自然而然的习惯,更是朴素的乡村生活日积月累下来的一种文化标签。
母亲视草帽如宝贝,终日形影不离。无论春夏秋冬在外劳作,还是回家做家务,草帽都成了母亲遮避日晒风雨和享受一种闲情逸致的护身物。晚上歇息时,母亲才把草帽取下来,草帽便悄悄地躺在母亲的枕头旁边,摆了个稳当的姿势,优哉游哉起来。那根透着汗味和泥土气息的黑色草帽绳子,也跟着母亲有节奏的鼾声,一起一伏地拍打着轻快的催眠曲。月光从梅花形的石窗钻进来,照在母亲酱紫色的脸上,伴随着隐隐的山风,屋里屋外便显示出乡下那种特有的宁静和安祥。
母亲的草帽,也为我的一路成长作了活鲜的人生标记。我上小学的一年冬天,母亲带着我去云梯山捉野兔。一路上,山风呼啸,雪花劲舞,我气喘吁吁的,几乎用尽所有的力气,怎么都爬不到山顶,母亲见势不妙,眼睛一闪,就闪出了鲜为人知的一招:将一根长长的麻绳子绑在山顶的一颗大树上,然后在山顶挥舞着草帽,大声重复地撕裂着嗓子“向上爬,加油……”,激励着我向上攀登。听着母亲那熟悉的沙哑声,看着山顶那熟悉的草帽,一霎那,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喷发出来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勇气,居然缠着一身厚厚的积雪,成功地爬上了海拔一千多米的山顶。母亲将我搂在怀里,特别的自豪,不停地挥舞着那两个标有叉叉记号的草帽,为我欢呼鼓舞。仿佛第一次,我感受到了母亲那柔弱纤体温度竟暖暖地覆盖着我身心,流淌在全身的每一个部位。我的鼻子发酸发胀,视线也不禁模糊起来,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母亲原来是那样的睿智,那样的神奇,传递给了我人生莫大的智慧和欣慰。
元宵节一过,也就到了我去高中报名读书的时候。母亲挑一担我的日用品和粮食,从弯弯的的乡间小路出发,送我上学。从乡下初中考到镇上高中的3年里,母亲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为我送东西,一走就是二十里的山路,几乎走尽了人世间的沧海桑田。我出生在鄂南的大山里,通往镇上的山路崎岖不平,坡陡路窄,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甚至掉进山谷,还经常在羊肠小道上遇到狐狸和狼。这对于经常走山路的母亲来说,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母亲一路上教导我,遇到狐狸和狼千万不要怕,把身子蹬下去装作捡石头的样子就会解脱。开始我还胆战心惊的,之后照着母亲的说法去做,果真见效,渐渐地走山路就不怕了,同时也被母亲思维中蕴含的乡土哲学所折服、敬畏。
母亲常常对家人说:“再苦也要把我小儿子送出山外去!”
母亲还是戴着那头顶开了花的草帽,边走边唱着跑了调的提琴戏,在山路上健步如飞,我紧紧地跟在她的后面。蓦地,我看清了母亲脊梁的轮廓,在艰苦岁月中,母亲原硬郎的身板,如今已扭曲成了一把似乎弱不禁风的弯弓,两鬓花白的头发,在呼呼的山风里飞舞着,如同一面面凝重的旗帜,飘扬在我的生命中。
母亲离开我五年了,我最不能忘记的,还是她那顶有叉叉标记的草帽,草帽已成为一个永不磨灭的的标志和励志符号,浓缩在我的记忆和灵魂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