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掠过元通,走进安仁古镇,划过被山洪浸泡过的平乐,还没有熟悉那里的人文地貌,就大败于蚊叮虫咬。形如芝麻粒的黑色蚊虫,异常凶猛、狠毒,轮番攻击身体的裸露皮肤,瞬间就变成了一个个凸起的皮丘,奇痒、灼痛感,苦不堪言。
即便如此,我仍对元通古镇充满了敬意。虽然它的构建比国内一些古镇的布局繁琐,但在那里,我看见了“文昌阁”、“文风塔”,民族文化教育的魂魄;我看到了罗家庄园里,一个睿智、聪慧的女人,怎样拯救家族命运的壮举,并由此产生敬佩之情;黄家霸气的将军府,虽由民国风情的建筑组合,但缺少了文化底蕴的衬托,其人其事多少有些腥风血雨的猜忌,自然会沉寂于记忆。走在平乐的石板路上,感觉古镇很小,街道很短,被山洪冲毁的断桥,浸泡的民居、商铺,外来人渐渐变得稀有。即便站在建于1862年的“和善”石拱桥上,仍不能洞悉这里的历史和人物,至于其间的人和事,似乎也被洪水冲刷过,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安仁古镇里,一对慢节奏的衣食男女,性情如同这里的气候,不阴不晴,不徐不疾。走在古道的砖石路上,亲昵地拥在一起,男人把手搭在女人的肩背上,低头凑近女人的面颊。女人没有躲闪,娇小的身躯努力平衡着男人的负重,表情温和,浅笑,黑色短发,方格衬衣,手腕上的表盘白皙透亮。他们走得很慢,步态并不协调,须在几步后调节各自的身体和步履,才能勉强凑合一起。生活的经验,还需要岁月的磨砺才能变得默契。遗憾的是,我没看见女人的脸,不知道她的脸上是否有了两片羞耻的绯红,还是多了一抹幸福的色彩。而相隔不远的刘府,却泛着惨淡的幽光,很少有年轻人去探寻、去思考,哪里曾发生过什么?什么人写进了文史。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年代,课本上的大地主、恶霸刘文彩,恐怖的词汇和面目狰狞,至今仍或深或浅地留存于记忆的底层。时至今日,历史才展露出它丑陋的一角,冷月英撕心裂肺的痛诉和咬牙切齿的恨,是受人指使的谎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描述的“水牢”、“刑具室”、“行刑室”,和许多恐怖性记忆与联想,都是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禁不住感慨:如果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事实一致,意味着什么?记忆和思想都具备一样的灵魂吗?被压抑和被扭曲的记忆,会让人自责而承担历史责任吗?反过来,通过用事实取代虚假、用真相替代谎言,一个民族或其互相争斗的各部分是否能与过去和解?民族是否可以从他们过去的噩梦中“觉醒”?现代史需要隔代人的评判和书写。可悲的是,有人却急不可待地把现代史放进了现代社会的课本里,最后居然还实现了各自的政治愿望。残酷的历史,正如“中国无史,盖谓三代直道,业荡然无存。后儒矫揉,只能为媚上之文章,而不得为史笔之传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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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意新风的巴蜀古镇,依山而建,择水而居。也许再过几百年,又会成为先祖的成就和美誉,享受后世的膜拜。古镇在变、人在变,就像川剧的唱腔和变脸技艺在民俗中演艺,也在剧本中变化。不变的是巴蜀文化的遗风、遗俗和麻辣豪情,以及“龙门阵”里“摆”不完的人和事。
2020年9月24日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