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棉花

樵夫

    早上，零散地下了几滴小雨，雨滴砸在干涸的地面上，瞬间就不知踪影，偶尔划过肌肤的一丝清凉似曾谋面。我努力的回忆着，寻找一种感觉，寻找一种意境，寻找着内心深处的记忆，魂牵梦萦是一种感觉，想起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笑容，念起一份情，是热泪盈眶的感动。我把雨后各种心情的印记通通删除，发现在记忆的深处只有那段童年往事似曾相识。童年的雨天最泥泞，却是最干净的曾经。尤其是在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 ，沥沥小雨总是会想起“支农”时那长长的学生队伍，高亢的“革命歌曲”声和老农们无可奈何的脸色。

    那时的学校把“支农”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做一项政治任务，经常安排学生参加生产劳动。高年级的学生被安排去从事比较繁重、要使用生产工具的体力劳动，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学生则被派去做简单的农活，如摘棉花、扯秧草、捡谷穗、摘蓖麻等。多数情况下，老师会在前一天告知明天需要携带的工具，并根据路程的远近确定在校集合时间。每次出发前都要开动员会，由一名劳动能手表决心，当然少不了要打出一面鲜红的旗帜，什么“红小兵支农队”、“工农兵支农队”、“XXX突击队”等等政治色彩浓厚的红旗，举旗帜的人多数是老师喜欢的班干部。由于我对红色天生抵触，故而对旗手的印象也相当模糊，想必学校附近的同学、班干部当旗手的可能性，要比我这个多事的“捣蛋鬼”高的多。

沿途所唱的歌曲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革命歌曲，多半是“红星闪闪照前途，红星闪闪......跟着毛主席、跟着党......”或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等震撼性强、高音调曲目。那时没有扩音器、低音炮、电声乐器，可我们用那种近乎嘶声力竭的叫喊声和政治狂热心，硬是唱出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出校门和经过街道时大家都自觉地列队行进，出了场直机关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队列，像战争影片中撤退的老百姓，又像战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溃不成军。但不管怎样男女同学之间绝对不能说话或接触，否则就有“流氓”之嫌。沿途男同学们都会尽情地相互嬉戏、追逐打闹，你推我一下，我摸你一下，女生们则三五成群“叽叽喳喳”说着她们永远说不完也说不清的话题。走在队伍前面的是知道自己任务的生产队同学，中间是三三两两的女生群和老师，走在最后总是那几个不求上近的落后分子，还有几个身体单薄的小个子，包括鼻子下面搭着两条浓鼻涕的“鼻涕虫”也在后面“呼哧、呼哧”地跟着。

还有一位小同学是那种“欺软怕硬”角色，男女同学只要是打得赢就欺负，打不赢的人“死磨硬缠”非得有个说法不可，同学之间都戏称他“癞子”。另一个家境贫瘠的同学，为了躲避“癞子同学”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却常常与“犟驴”同学遭遇，两个人都住在一起，家庭关系也不怎么的，于是往往把各种矛盾显现在任何场所，有时两个人的眼神恰巧遇到一起，立马就翻白眼：不服？。没有老师在场说干仗就开打。依稀记得“犟驴”同学不管是打赢了还是吃了亏，总是歪着头、斜着眼看着癞子同学，永远都没有谁服谁的样子。                          

    坦白地说，干农活我还真的一窍不通，也不懂得什么政治需要，只要不坐在教室里上课，能在外面玩就行了。摘棉花时，把面上的几个“好花”摘了，就猫腰往前跑，四处寻找“野苦瓜”，把它们按不同的种类收藏，然后躲在田间女同学的必经之路上，看她们的棉花摘得差不多了就冲出来大声喊到：“好大一条蛇呀”，女孩子天生胆小对蛇的畏惧心理特别敏感，大多会吓得不知所措，趁女孩子惊魂未定时，抓一大把棉花塞进自己的布袋，采取这种不明不暗的偷窃方式，每次都能顺利的蒙混过关。相比那些明目张胆地“抢”女同学棉花的手段，略显高雅和智慧，不过这都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下三滥手段，无话可言。女性对男性的戒备心理是天性。时间长了女同学在捡棉花时，就会纠集在一起防范着什么，就连个头矮小站进棉花田里看不见入的女生，也时常从底下查看是否有男同学“干坏事”。识时务者为俊杰，偷、抢女同学的棉花是不可能了，我开始算计她们：女人不是喜欢野苦瓜、好玩吗？何不用苦瓜换棉花？。说干就干，一下田我就开始找苦瓜，把她们按形状、大小分类，什么“黄金瓜”、“小西瓜”等，再选几个辍、捏使皮和瓤分离，拿在手里软软的、滑滑的。集合、收工之前找几个女同学交换，每每总是得手。

时间冲散了我们的青春和激情，却带不走往日的真情！记忆中摘蓖麻时令人生畏、毛绒绒的“洋辣子”，生产队的“忆苦餐”和田间地头的劳动饭......当我们走过足够多的路，经历过足够多的事，才能对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有所理解。曾经，以为流行歌词不过是情绪泛滥，不痛不痒，当我们都触碰情感这道墙，才知道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偶尔脑海闪过童年里面的镜头……因为经历过，所以明白，也才能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