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ukura Park的草坪

樵夫

Raukura Park是由两块绿草坪和英式橄榄球球场构成的公共区域，在国内顶多称之为“街心草场”，攀不上公园的称谓。许多老外们夸夸其谈的说它是广场，而我却不屑一顾，更不敢苟同。这种否认的态度，可能是基于个人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或是印象比较后的结论，总觉得它无法与国内的广场比肩。估且承认它是公园吧，毕竟公园有大有小，涵盖面更广一些。

天气允许的傍晚，附近的人都会陆续来到Raukura Park公园，散步，遛狗，踢球，但没有中国大妈跳街舞时撕心裂肺的大喇叭声，人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融入自然。人与人，老人和狗，海鸟与草地，孩童们尽情撒欢，情人依偎低语，中年人用推车推着老人，自得其乐。

Raukura Park所在的基督城已经很少有纯正的英国凯尔特人，这里的人大多是黄种人和白种人。也有宽阔的前额，皮肤比我这样的中国黄种人更黄更黑的东南亚人，棕黑色的印度人；当然也有带着黄种人特征的白人。不管如何，这些生活在Raukura Park周围的人，满脸都是愉悦。几个人站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偶尔谈及不能公开的内容时，他们会故意放低了声音，但没有故意躲着我这样一个外地人对道听途说的乐趣。于是我竖起耳朵听着他们的交谈，尽管我的英语听力水平差得一塌糊涂，只能勉强听懂几个单词，还是自认为猜到了一些事情。

他们像几只年迈的kiwi 鸟，上身穿着尼大衣，光秃秃的下肢裸露着，脚上屐着大皮靴，白皮肤被冻成肉红色，站在公园的一角聊着，不时发笑。从瓷杯与玻璃杯喝咖啡的味道不同，牛羊肉的烹饪技巧，聊到药品、酒和女人，药不一定非吃不可，酒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了它才能保持对女人的兴趣。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他们说话，不解地望着他们，向其中一个朝向我的老人点头致意。他也朝我欠了欠身子，米黄色的胡须向上翘着，看上去脏兮兮的，也并不难看。

刚到christchurch时，这里连绵阴雨，印度洋和太平洋带来的湿气阴冷潮湿。几天后，我渐渐适应了这里的天气、人和车辆。我不感到路的宽阔、心情的舒畅和离乡的空寂，也没有“外国的月亮比国内圆”的自卑感。在Raukura Park我吸着烟，迈着轻盈的脚步，看着别人的故事，新鲜，但又不至过于激动。走在环绕草坪的水泥路面上，呼吸着这里略带海腥味的空气，在这样的傍晚，尽管没有家乡朋友的热烈，我还是知足的认为Raukura Park的草坪给予了我心情的力量。

八点左右，下起了雨，路灯已经打开了，在夜色的映照下连成一片，草地是一片绿色的地毯，很别致。我沿着一条路往回走，路边一家人的院子里长满了各色各样的小花，柠檬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果实，一条狗在树边淋着雨，对着路过的陌生人大喊大叫。

雨就这样下着，直到我回到了家里仍没有停下来的征象，与我2月份离开Christchurch时的雨天大致相同。可能是我回国后忙于工作加上汉水流域多日干旱无雨，淡忘了这里的雨天，没想到几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坎特伯雷，在Raukura Park附近住了下来，慢慢从一个游客变成了熟人。像一个流浪汉流到了这里，时间长了我也会有熟人和朋友，适应这里的生活。

　 Raukura Park附近住着很多华人，路遇时都会相互问候一声“hello”，平添几分暖意。在公园的草坪上，就曾遇见过某地级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级干部。交换身份后，我们聊起了在国内不常谈及的话题，和那些似乎我们等不到的正确答案。他比我大3岁，年近六旬辞去了领导工作，在这里和儿子一起以炸油条卖豆浆为生计，因儿子的学业尚未完成，大多时候都是他一个人经营着一个店。他说：觉得现在过得很充实，很满足。以前是为一个强迫的信念而劳累，身体累心也累，现在是为自己操劳，只要遵守他国的法律，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纪律约束和政策限制。再也不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参与政治纷争，也不想“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而碌碌无为。他说得很累，在旁人看来他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太不值得。我却能理解他，尽管他没有和盘托出他的真实面目，但肯定有他的难言之痛。

“唉，人人都有一本难忘的账，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宽慰的附和着。

他站在草坪中间没有说话，没有回答，眼睛停在刚刚踩过的小草上。

“放下就放下了吧”他自言自语道。

“改天再聊吧”我不忍去撕扯人家疼痛的伤疤。短短的几分钟，感到双唇已经慢慢干燥、结痂，变得再也开不了口了。我看到他有些秃顶，顶上已然是大势已去，硬留着的几根长发盘旋在光洁的头皮上迎风招展，装饰得滑稽、勉强。我没有去安慰他，人生就是冷暖自知的过程，有些伤和痛只能自己承受，无法复制和转移。几天后他来找我喝酒，我们喝了不少酒，而没有说什么话，直到所有的人都离开了。

又过了几天我去看他，他在 Raukura Park草坪旁的门店里与往常一样，和儿子一起忙碌着自己的生意。

2017年8月4日 Christchu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