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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孔阳长篇小说《科学岛边的爱情》
作者：杨超
小说家的创作与时代息息相关，对于孔阳这一代作家，改革开放的思想浪潮和人道主义的启蒙话语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观念，童年青春期成年都处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欲望狂欢的都市化进程之中，期间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孔阳做为大学教师，知识体系丰富立体，理论修养扎实，具备较强的学者气息。由于工作原因及作家身份，她与知识分子群体，诸如大学学生、教授学者、媒体人、作家、艺术家接触较多，因而作品主要反映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及精神面貌倒也不足为奇，对社会热点和前沿话题始终保持着高度敏感。其小说可分为当代和历史两大题材，其中当代又多以高校知识分子作为叙事主体，聚焦他们在日益物化的时代下内心的挣扎、麻木、困惑、迷失，鞭辟入里地切入他们的道德困境，成功实现文学文本与当下现实之间的互文指涉，因多层面展示人性欲望而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新作也概莫能外，但有新的突破。
一
此篇小说的独特性在于，以陈夏和魏桃的个人命运轨迹为经，以其情感嬗变为纬，交杂并置，相互渗透，串连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等的群像，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人物世界及跌宕起伏的多变命运，艰辛的奋斗、身体的疲乏、精神的迷惘、婚姻的危机、事业的起伏、心灵的隔膜、理想与责任的缺失……折射着当今时代不同阶层的丝缕纠葛，意蕴丰赡。经济社会高度发展，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信息爆炸，价值多元，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有着自己的迷惘，他们拥有着也追寻着，对理想的奔赴本无可厚非，然而时代欣欣向荣的背后，却充斥着荒诞、势利、拜金、惶惑、焦虑和空虚，人们的精神陷入泥淖，不可自拔，“不诘曲以媚俗，不偃蹇而凌尊”早已不复现，票子车子房子蹇滞了梦想，金钱、性爱、虚荣等种种欲望啃噬着人性，也检验着人性。当单纯的梦想变成扭曲的欲望，城市越喧嚣，人心越寂寥。孔阳通过这篇小说揭示了时代的根本病灶，像一名杰出的外科手术医生，又像一名侦探，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把时代演进的纠葛、阵痛直截地暴露在读者面前，精准而又冷酷无情，小说容量和深度都妙到毫颠，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作家往往是温情的，比如擅长苦难叙事的余华，以剥离的姿态和戏谑的语言风格推进叙事，崇尚暴力美学，直面血淋淋的现实，但他的作品的感情基调是温情的，这种温情体现在人物在没有摆脱宿命意识下的苦中作乐、自我拯救。孔阳对光怪陆离的现实是悲观的，却不是失望的，经过风霜尘埃，十年传奇，魏桃历练成了一个富有现代意味的独立女性，这就像鲁迅在《药》结尾处留下的“花环”，象征着光明、希望。
二
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就是一个不断“祛魅”的时代，但实际上，现代生产“神话”、“偶像”的能力较前现代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可谓登峰造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人们对几乎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的“媚俗”的认同、崇拜。
媚俗（kitsch）这个词源自德文，指将人的情感公式化，使人只能按照“理所应当的”方式感知世界，或者说是一种自觉制造“思想中的公式”的冲动，这种现象来自于社会的压力（极权主义或者大众媒体），也来自于人内心的需要。孔阳通过小说观照现实，以艺术的眼光和方式展开对致使“人心不古”的媚俗的批驳，并展现了一股对媚俗进行反拨的力量。
魏桃绝对是小说中最具传奇性的人物，她大字不识几个，嫁给了远赴斯坦福留学的科学家，作为一个反传统的女性形象，她在事业上、爱情上与精神上取得的成就，都足以让人嫉妒，她也曾一度迷失自我，在初登场时，肚子里没什么文化墨水她随夫进城，近乎陈夏的附属品。进城后她成了家里的经济顶梁柱，这让她逐渐瞧不起“游手好闲”的陈夏，见过都市灯红酒绿的繁华，历经生活苦难，魏桃毅然决然地与“犬儒主义”式的丈夫陈夏分道扬镳，在物质丰厚的高知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却一度折戟沉沙，好在后来她迷途知返，不在依赖男人的力量生活，勇于对“媚俗”发起挑战，不卑不亢，气势凌云地单刀赴会，依靠自己取得物质保障，拥有了新的爱情与家庭。魏桃性格果断、精明世故，认为女人要靠自己，相反，作为一个男人，陈夏唯唯诺诺、优柔寡断，上学靠魏桃，找工作靠裙带关系，指望东亚土著李嫱及其家人实现阶层跃升，这与社会主流的性别观念相悖，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性别意识。在都市（小说里的“东亚”）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作为“零余者”在反抗、妥协、沉默中陷入无限的死循环，陈夏只是芸芸众生的一个代表罢了：他自认为才华横溢，但其实不过是个空谈哲学的书呆子，和温柔的李嫱能够一起谈“形而上学”获取对方的崇拜从而获得被崇拜的快感，比一天到晚罗里吧嗦、满口柴米油盐的魏桃更能给他精神上的对等和理想爱情的错觉，让他感到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一个男人的体面和尊严。然而，当他成功凭借李嫱的关系入职日报社，又觉得尊严和才华受到了贬低。
陈夏的变化值得玩味。婚姻爱情上，他与李嫱结婚后，与梁扣扣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不仅死不承认，甚至在李嫱姐姐李施过问时倒打一耙，因为对他来说，这段婚姻已经和他的身份地位捆绑了。现代社会阶层固化，陈夏过去寄希望于他的哲学硕士文凭帮助他实现阶层跨越，但是文凭跟不上时代的快轨，机缘巧合之下通过一场婚姻，他空手套白狼，现在让他失去，谈何容易？他认为：“虽然自己对梁扣扣有一点感情，但比起自己远大的前程，那只是沿途打湿鞋子的草叶上的露水。”他和李嫱的婚姻陷入冷战状态，像极了曾经的赵越和周诏然之间的关系，他不知维系，脆弱而又及其敏感的自尊心让他饱尝自行构思出来的上层人的鄙视。工作上，他不再兢兢业业、谨小慎微，极尽攀附之能事，送烟送酒巴结总编以求晋升，升迁无望后，自办杂志社赚取版面费，刚愎自用，最后杂志社关停。生活上，他一方面鄙视李嫱及其父母的人生哲学，一心往上爬，记恨岳丈没有为自己“仕途”发展上心、找关系，另一方面又有着农村出身的自卑感。陈夏的变化写出了这角色的“复杂”，让他的形象丰满、立得住，这一形象的塑造，也代表了孔阳对一类社会人群的文学发现。
书名为《科学岛边的爱情》，必然少不了对爱情的描写。先是陈夏和魏桃的爱情，他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在青春荷尔蒙的催化下步入婚姻殿堂，当他们从乡下迁徙至东亚城，观念上的冲突被逐渐拉大，产生巨大分野，最终形同陌路。其次是魏桃和周诏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各取所需，周因寂寞而需要情感慰藉，魏需要物质的和浮华，他们形成了短暂的以肉体及金钱为媒的同盟。至于陈夏和李嫱，他们构筑了“小布尔乔亚”式的爱情，在知识文化层面及精神上某种程度地“惺惺相惜”，但是对李嫱“半推半就”式的追求，可能陈夏自己都不知道是出于爱情、尊严抑或是对物质欲望的向往，譬如在父亲生病后他疲于应付诸多琐事，思及魏桃左右逢源的好，而后又有出轨的经历，加上后期自身工作不顺脾性愈发古怪，和李嫱的婚姻貌合神离，精神上双方价值观分歧的矛盾日益扩大，无法弥合。而陈夏和梁扣扣之间，梁扣扣涉世未深，情窦初开的女青年义无反顾爱上了成熟而又富有魅力的陈夏，陈夏则更多的只是通过与她的交往释放生活压力、精神压抑以及获取成就感，将其作为个人的情感调剂，或许有真感情，但这感情在世俗婚姻伦理的框架下，是何等的脆弱，梁扣扣痴傻后陈夏“始乱终弃”，拒不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嘲讽梁扣扣是“底层人”，后当他在工作受挫被边缘化而“仕途”无望时，甚至恨梁扣扣给他带来了“猥亵女性的拘留记录”，想“一刀把她捅死”。还有许多爱情，不一一列举。当我们以陈夏为视角，能够发现，魏桃和李嫱构成了他的双面人格：魏桃代表着精打细算、人间烟火，李嫱代表着罗曼蒂克、浮华势利，他于两者之间踌躇徘徊，魏桃带给他的是困窘和精神寂寞，李嫱带给他的是虚荣和身份自卑。
陈夏变得自私自利、利欲熏心、愤世嫉俗，比如看不得魏桃好，当察觉到魏桃和范士本有恋爱的苗头后，不给魏桃接触范士本的机会，当发现他们在一起后，他“莫名其妙的不舒服，莫名地对范士本恨之入骨”，他愤然自嘲道：“魏桃竟然能找一个比他帅，比他有身份地位的男人。”去了魏桃的新家，又觉得自己“引狼入室”，让范士本做了男主人，明明“命里该是他的”。在得知梁扣扣结婚了，工作家庭安好，他“虚弱、慌乱、自惭形秽”。岳丈关心他办刊物不走正途，他却觉得岳丈“伪善和虚荣”、“寡廉鲜耻”，实际上是他自己不再有当年的清纯心态和辉煌理想。明明不想离婚，却为了可笑的自尊心和能够在财产分割获得优势而表现出果敢和无所谓的态度，耍无赖拖着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疑神疑鬼，甚至怀疑李嫱见异思迁，厚颜无耻地说自己是负责的好男人，把自己放置在道德制高点上，做婊子立牌坊。
贫贱夫妻魏桃和陈夏一起奔赴东亚，两人在极具进取心方面十分相似，这体现在他们对科学岛的向往，科学岛已然成了他们理想的隐喻。所谓和而不同，魏桃和陈夏也是两个对立的隐喻——陈夏代表着“媚俗化”，原本一个自诩清高的学生，依靠婚姻改变阶层，熟练运用职场生存法则，长袖善舞，变得虚伪自私、世故虚荣、恬不知耻，为了向上爬，不断打破自己的原则、底线，却不知不觉迷失了自我，变成了一个靠溜须拍马吃饭的寄生虫和物化的都市怪物；魏桃则代表着反媚俗的力量，出狱后她对自己的“历史”有着清醒的反思，对那段岁月和苦难带来的宝贵财富充满感激，不像陈夏对自己的拘留史那般讳莫如深，虽然一度感到耻辱，但更多的是感恩，这可以体现在她热情帮助狱友白妹踏上新的人生。她雷厉风行，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事业蒸蒸日上。经济宽裕后不改初衷，虽然没有文化，但始终向往文化，“上嫁个上等博士，初衷不能改，魏桃自小就想嫁个文化人，仿佛要和命运较劲”，最终嫁给中科院博士范士本并陪其飘洋过海赴美留学，众人艳羡。魏桃和陈夏的对立，可从魏桃的一段思考中窥斑知豹：“相比较陈夏，扎在人堆里求荣，范士本做的才是正经事。”魏桃有点小心机，功利，是个人精，却也有着骨子里的善良，这与陈夏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相当难能可贵的是，孔阳有意识的通过城乡差异化描写及农村发展的变迁来展现“媚俗”，在都市叙事和底层叙事之间来去自如地穿插，最典型的莫过于陈夏这个人物形象，他有着上层人的光鲜和底层人的自卑，更有着由上层再度掉回底层的恐惧。父亲病时，七大姑八大姨前来看望，陈夏感慨以前怎么没有发现有这么多亲戚？他对李嫱说：“他们不是来看父亲，是为了来看我们。”魏桃的堂兄在葬礼上找茬，李嫱说：“是因为魏桃坐了牢，他们才拿你出气的。说明他们爱护魏桃。”在她看来，农民的本性是善良，然而陈夏说：“他们并不爱魏桃，他们是为了维护自己乡村霸匪的威严。”对农村的表现不再是过去主流文学描写的那般淳朴、闭塞、田园牧歌，而是展现经济迅速发展与精神文化水平相对滞后的不协调在农村实实在在的案例，含蓄表达了孔阳对农村畸形城镇化的忧思——就像李嫱去乡下参加葬礼，感叹道“这偏远农村的生活条件和东亚郊区区别不大，村村通公路，路边立着太阳能路灯，随处可见标志着时代气息的广告牌。”这说明城乡的物质距离在缩小，但是，农村即使走上了城镇化的进程，与紧靠“科学岛”、以高新科技闻名的东亚城，依旧隔着一道天堑，无数人从那一边涌入这一边，趋之若鹜，不绝如缕。此外，小说中东亚的原型实为孔阳所在城市合肥，孔阳通过人物对话和对虚拟的东亚的风物描绘，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传达出她对城市及科技、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思考，通过陈夏做记者、办杂志的经历批判了“文化腐败”和一系列文化乱象，尤其是十分真实地再现了自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致使纸媒萧条的时代文化现象并表达了思考，这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小说的人物刻画十分丰满真实。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的性格观念随着经历和时间不断变化。这在陈夏的形象塑造上得到了较好的体现：陈夏在城市里摸爬滚打，历经几段婚姻爱情，曲折跌宕，性情大变，面目全非。二是，一个人的性格有多个侧面。比如魏桃，相比陈夏发达后极力和底层人划开界限，魏桃并没有这么做，她并不是很排斥底层人，但她在南湖游玩时，看着扎堆的底层市民，觉得晦气，觉得俗气，开始在意体面、身份。她觉得赵越瞧不起她，鄙视她，视她为底层人，但出于感恩之心，还是去参加了赵越的追悼会。陈夏对梁扣扣的感情也是反反复复，这何尝不是他的良心和理性的较量？和李嫱离婚后，他很伤感，觉得孤独寂寞，即使离婚前他们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此外，人物性格在变化的同时，也有着始终不变之处因而尤显真实：魏桃的精明市侩、得理不饶人、勤劳贤惠、爱炫耀，陈夏的自私自利、刚愎自用、底层自卑等，贯穿了整部小说。如果说陈夏的自卑是阶层自卑，魏桃更多的则是文化自卑，譬如在打算出国以后她买了硕士文凭的假证，虽然最后并没有拿出来示人。
三
文学的文字叙写，不是对表面的物的简单罗列，而是用恰当的手法精准地构建一方自洽且自在的世界，符合生活和艺术的双重逻辑，呈现生存真实，这就对作家运用艺术功力捕捉、提炼、概括生活真实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孔阳的这篇小说，无论在微观的人物刻画还是宏观的故事框架的搭建与叙写上，都经得住考验。
小说真实而又详尽地叙写了陈夏、魏桃这对夫妻从乡下进城打拼因苦难而分道扬镳，走上各自既然不同的人生故事，尽显命运的无常与时代造化弄人，社会的日新月异，人生的庸庸碌碌、一地鸡毛。小说语言平实，人物性格鲜明，细节丰富生动，描写到的社会内容涉及到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层级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及文化领域，将社会学研究蕴于文学性书写之中，带有鲜明的现实介入感和批判精神，通过对人物命运轨迹的聚焦展现时代的衍变，深挖日常生活的内在本质维度，让读者唏嘘哀叹，百感交集，好似亲身经历，感同身受，读起来浑然天成，犹如听一曲命运的挽歌。
小说切入点小，时空转换却很大，具有历史的纵深感。马歇尔·伯曼在谈到现代时间和空间经验的改变时说：“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要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在小说中，面对这种“现代性”（抑或是说“媚俗”的力量），陈夏、魏桃来到东亚又离开东亚，有主动的选择，也有被动的离开。是人为创造时代，还是时代驱赶人们？这是个诡辩的话题。
小说具有较强的代入感，这得益于出神入化的人物塑造，同时，小说很少让作者的理念在文中直接现身说法，孔阳站在人性立场，带着温情的目光冷静而又克制地看着一切故事的发生、结束，就像一个老人缓缓讲述着过去的故事，造成一种疏离感，如同福楼拜的小说，作者变成了看客，这让她洞察时代而又凌驾于时代乱象之上，不被卷入。孔阳对充满烟火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语言轻盈细腻，小说通过对庸常的世俗的展现极大拉近了读者与小说世界的距离，但同时人物的经历又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引人入胜。小说还运用大量的语言和心理描写，让拥有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价值观的人众说纷纭、众口难调，真话假说，假话真说，构成话语狂欢，模糊化和消解了确定了的社会话语，这既是孔阳对时代媚俗进行反讽的叙事策略，更是她对当下社会、人性问题发出的平和而又最振聋发聩的声音。
此外，孔阳的这篇小说也代表着对当代小说主流的一次深度突进。当代的文学作品热衷于书写人性的幽暗复杂、生活的无聊卑琐，其本质是对当代社会生活诗情消解这一社会存在在社会意识层面的反映。改革开放后，当完成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中国人的主体性也完成了韩毓海先生所谓的“从政治主体到欲望主体”的转变，显然，经济社会是逐利的、实际的、世俗的、欲望的。在这种语境下，理想与精神不再被高扬，崇高与理想不再是文学的表现主题，其代表便是消解日常诗情的刘震云、池莉和方方等作家的创作，被理论家们归结为“新写实主义”。
综上所述，这篇小说可谓孔阳当代题材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有延续，有突破，代表着她创作的新高峰。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的时代语境之下，孔阳的此类型小说聚焦展现都市的欲望化、媚俗化。《科学岛边的爱情》以举重若轻的讲述刻写“入城一代”的“无力感”讨论其身份认同问题，契合时弊，回答时代之问。孔阳的批判力度是深的，情感态度是否定的，但她的批判和否定没有站在创作者上位者的角度对人物进行定性审判，而是常常将人物复杂幽秘的欲望、媚俗心理及其导致的行为置于一定的叙事情境中勘察，跳出了小说人物形象理念化的窠臼，让人物可怜可叹，揭示出人扭曲的欲望是时代媚俗表征的折射，批判的锋芒直指社会的上层建筑而非个体的人，突出小说叙事社会功用的同时也最大化地保持了其艺术品格。
长篇小说《科学岛边的爱情》孔阳/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74262 号
ISBN 978-7-5650-54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