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帽子伙伴”

新冠疫情渐消，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便到百里外的家乡看望亲人，小住了两日。闲时到村里走走，在T字路口，不经意间遇到了儿时的“帽子伙伴”柱子，——还是那个小个子，只是背有点驼，黑红脸上堆着明显的纹路，走路一颠一颠的。“老了，都老了，你这个原来的小柱子都成了老柱子了！”我握着他显见粗糙的手，不住地慨叹着。可他不容分说，拉我直行二百多米，唠着嗑，又左拐几十米，就走进了他家的二层小楼。立于二楼的窗前，我看到一楼的对面是一处凹型房子，设有库房、车间，分明是一个工厂。不一会儿，一辆皮卡车突突地开进来，司机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女性，身着工作服。车停了，副驾驶座位上跳下一个同样是三十几岁年龄的男子，他招呼着几个人在卸着什么东西。

“那是我儿子儿媳。”柱子递过烟，端来茶。我接过茶，婉拒了烟，正想问，却见他喜滋滋地说开了，“儿子不争气，不愿意上学，十八岁那年就外出打工，四年后回来就把原有的住宅改建了，开办了涂料厂。你可能记得，这个房子以前是一个起脊的草房，”他用脚点点我们所在的这栋二层楼，“后来就拆掉了，盖了这两层楼房。儿子儿媳和我一样，都没啥文化，倒是比我能干。一开始就他俩干活，我打打杂，后来就雇了几个人。还别说，这涂料市场挺大，县内外不少盖大楼的都用这个。说不定你家楼房的墙体就是用的我家的涂料呢。”看到儿时的“帽子伙伴”满脸喜色，我既欣喜，又感慨。我说起了过去那些不堪的事，诸如“地、富、反、坏、右”这顶“帽子”的高压，是如何左右着我们的生活……

“是呀是呀，唉，那阵子的日子就别提了……一晃几十年了，都变了，我们也变老了。”柱子说着，忙招呼老伴儿，“你快去吉祥饭店定个位子，老唐来了，中午我们好好喝两盅。”我赶忙阻拦：“饭店坚决不去，就在家吃，这样我感到亲切！”柱子想了想，答应了，还开玩笑说，“这样还省钱呢！——话说回来，我可是不差钱啊。呵呵。”是啊，由穷到富，由被人为束缚到个性解放，这是多么生动的记忆，多么鲜活的故事啊。

我和柱子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属猪，他属狗，可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在我们的少儿时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把我们国家推向了“左”的轨道——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了一些社会渣滓打击报复、要好人命的“政治运动”。我和柱子等一大批人正是在这场畸形运动下度过了极不平常的青少年时期——

我的祖父早年做点小买卖，他从打烧饼起家，由偏远山乡发展到天津、北京。我的父亲成人后曾在北京大学读书，后肄业到天津一家企业工作……生活的相对优裕与“越穷越革命”的政治环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的祖父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我的父亲被定位“历史不清”而双双进了监狱。那年因我母亲出身是下中农，我小学毕业后直接上了初中，可就在这两年中，我因祖父和父亲的影响，无法当上让人羡慕不已的红卫兵和共青团员；又是因祖父辈头顶上的“帽子”，使我连读高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到了18岁，一心想当兵的我斗胆找生产大队的民兵连长，找公社的武装部长，决心要做一名“见义勇为的解放军战士”。但因我祖父和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我连续4年的“当兵努力”都化作了泡影。那时我还甚至想过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

而柱子比我还艰难，他父亲出身地主家庭，母亲早逝，一顶“地主子女”的“帽子”似乎更加沉重。他父亲经常被造反派们招去，与地富反坏右们站在一起陪斗。他则十多岁就扛起了做饭、喂猪、缝缝补补等家务。由于生活的压力，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融进了每天挣工分的农民大军里。他的父亲又因身染多种疾病，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离世了，抛下了年仅十五岁的他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哑巴哥哥……

没想到会这么快——改革开放，使我和“帽子伙伴”柱子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唯成分论”从此退出了我们国家的政治舞台，注重个人表现及其价值成了社会的主流，我和柱子以及和我们同样的人也都由此成了一个个大写的人。尽管我超过了年龄无法补救参军梦，但我在宽松的政治气氛中坚持学习，函授完成中文大专学业，并走上了县广播电台新闻编辑的工作岗位，后又到其他单位任职，成了一个受表奖、有贡献、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柱子——我儿时的“帽子伙伴”，已然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一个富有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从事做豆腐生意，再加上承包农田，一年下来收入不少，及至早早加入到了“万元户”的“准小康”行列。无疑，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家园的建设者。

席间，一提起旧事，柱子不停地摇头；而一说起当下，他就一个劲地点头，赞许现在的形势太好了，连老弱病残国家都管。他还特意提到自己的胞兄，今年六十七岁了，因为是孤身且又残疾，现在被政府收到养老院，吃喝不愁，有病还给治。难得的是，柱子每年不仅为残疾的哑巴哥哥补贴零用，还坚持为养老院送去米面、花生油。良善和爱心使他成了我们和谐家园的一根支柱，一个实实在在的柱子。

“说真心话，现在谁要是再说社会不好，那可真是没良心了。”柱子发自内心地说。“就说这个……这个新冠肺病吧，这家伙多厉害呀，要不是国家强大，那得死多少人啊！”我接过话头，赞许地说，“说得对！你看国外疫情发展起来了，百姓可遭殃了。可见，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多么优越。外国人也得服气！”“就是就是！”柱子不停地劝酒，吃菜，口里总是喃喃着，“人呀，得讲良心，更不能忘本。”

我想，这个“忘本”大概就是指珍惜当下和谐的社会，莫要忘记过往的坎坷和贫穷吧。显然，我的“帽子伙伴”是个有良知、良心的人。适逢盛世，我们都应该有良心，不仅如此，还应该有作为……

对了，我的“帽子伙伴”柱子，姓于，名国友，乃内蒙古宁城县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