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父亲

闲暇时随手翻翻收藏的“报摘”，便不由记起父亲与报纸相关的一些事来。
    父亲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学生，因祖父经商，家里小有积蓄，好学的父亲因之超越了生他养他的那个山乡，考上了北京大学，成了“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后来，或因祖父那种商人生活的习惯的影响？，抑或原本聪明的父亲本就热衷于商行，并且在北大学习期间还多次随祖父奔走京、津、沪之间从事一些生意，大概因此吧，父亲在北大肆业，之后步入了商界。那时，父亲英气勃发，登堂入室，见多识广，很是风光。到六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调整，父亲因帮人购买了一些车胎而被定为“投机倒把分子”，且由“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祖父的生意也受到限制，至此，小有兴盛的家业转为家道中落，父亲被迁送回乡，接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改造。这期间，渐渐懂事的我注意到父亲手头从来不离报纸、书籍，他看的书比较杂，凡是能找的，他都看。他穿着考究，注重仪表，说话也是一派的知识分子腔儿。
    大约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父亲在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挤出点钱来，订了一份《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个人订阅这种报纸，这在我们那个村里是没有过的。连邮电局的人都觉得父亲是个“挺特别的人”。
    父亲订的这两份报纸，一直持续了七八年，而且他也都一直保留着。得益于这样的条件，十几岁的我与报纸结了缘，常常是一天的报纸翻过来、调过去不断地琢磨，久了也动笔写些皮毛文章。大概是在1980年吧，《人民日报》搞了一次征文活动，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寄去一篇，没想到十多天后我收到了来自人民日报社的信件，内有一张贺年卡，上面写有感谢、祝贺之类的文字。这使我颇感惊喜。后来我参加了一次由《内蒙古日报》社举办的“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征文活动，并又意外地获赠了一本《名人名言》的书。不久我写的一篇小故事发表在《昭乌达报》上。
      至此，我被一种热情鼓荡着，同时也感到自己是个可以做点事的人，而写稿，也完全是可以无师自通的，只要肯自学。我不能完全断言我以后走上文化工作岗位是否是父亲订阅报纸起的作用，但我确实感觉到，父亲关心政治、读书看报的习惯影响了我，也引发了我对书报的兴趣。
    因了这一种浓厚的兴趣，我与父亲发生了一次不算小的矛盾，其原因即是出自报纸之故。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限于生活条件，父亲将积存的一大摞报纸卖给了供销社收购站，换了几包烟丝钱。那天我回到家后就找报纸，一听说父亲已经卖掉，我顿时恼火起来，埋怨父亲太“不考虑我的爱好了”，随即我找邻居借了几块钱到收购站又赎回了那些报纸。为了便于收藏，我从报纸上剪下了自己偏爱的文章，装订成册；而有些警句，格言，精彩的章节，则抄写下来，再加上自己写的“读报随感”，弄成厚厚的一大本。一年后，父亲去世了，之后我家也随之中断了报纸的订阅。但那厚厚的文摘，却伴我走过三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直到现在。偶有时间，信手翻阅，仍感受益匪浅。所以我想，我虽然收存的仅仅是一些报纸，但又仿佛看到了那个年代发生的一些事，仿佛又看到了父亲……

    生活之于人，永远有着不尽的冷峻和热烈。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路之后，我自然是感慨良多，感触有加。记忆中难忘的事情很多很多，但父亲与报纸给我留下的印象，又别有一种深刻的意味。感谢父亲抑或母亲，远不是一事一议能感谢得了的。但由父亲与报纸这件小事上，倒启发了我，并使我生发了这样一个愿望：设若我愚钝的大脑能随着阅历的增多而变得聪明一些的话，如果我粗通的笔墨能随着自己某种程度的勤奋转为“大通”的话，我将构筑一部书写父母亲生活的“著作工程”，为我，为人，为子孙……